屈原：魂兮归来(梅洁 善清)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5月11日15:31 来源：《中国作家》 梅洁 善清

　　引言

　　汉江，屈原生于斯，长于斯，仕于斯，疏于斯，放于斯，逝于斯。却魂魄离散，漂浮于外。

　　上帝对巫阳说：“有人在下界，我想要帮助他。但他的魂魄已经离散，你占卦将灵魂还给他。”

　　巫阳回答说：“掌梦！上帝的命令实在难以遵从。”

　　掌梦？谁是掌梦？为谁掌梦？《楚辞·招魂》隐藏的千年谶语困扰着人们！直到1957年的一天，一个节符在安徽寿春出现，人们才知道与屈原同时代的楚国鄂君才是掌梦。由于节符的失落，鄂君早已魂飘魄散，怎能为屈子招魂？

　　近一个甲子年过去，考古学家们试图破解这个被命名为《鄂君启舟节》的神秘节符，可他们的研究始终陷入了《鄂君启舟节》的地理迷宫。

　　迷宫，一个繁复神秘的逻辑迷宫！

　　世界上真有解不开的迷宫？一位汉江边的学者站了出来，他反其道而行之，居然用高等数学的数论探路，通过上万次缜密的逻辑运算，用近20年的实地考察，终于破析了神秘的《鄂君启舟节》，找到了湘、沅、澧、洞庭等一系列古代地名的实际位置，最终解开了困惑人们2000多年的地理密码，让中华文化的一曲耀世经典《楚辞》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华，让中国文学的灵魂之父屈原----“魂兮归来！”

　　第一章：  千年“侧闻”

　　公元前三世纪伊始，楚国汉北走来一位窘迫的落寞者，他神思飘忽，心绪烦乱，边走边吟诵“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是他从沧浪水边的渔父那儿听来的歌。

　　他叫屈原，颛顼帝的直系后裔，楚国王族，以先祖屈瑕的封地“屈”为氏。此前他是“出则接遇宾客，入则与王议图国事”的楚国左徒，此刻他已去职为三闾大夫，来到周南(今陕南商洛一带)管理王室昭、景、屈三大姓氏并培育其后代，他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做得卓有成效；“滋兰九畹”“树蕙百亩”，培养了一批王室宗亲的青年才俊，为实现美政理想奠定了基础。

　　千夫之诺诺，何如一士之谔谔？如此贤臣，不仅没被称誉，却招致了群小的嫉妒：“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哀郢》)

　　苦痛，孤独，心绪沉重，他径自来到了汉江中上游之北。然而，当他步入这祖居之地，悲情就不期然地化为歌声了。汤汤沔水，苍苍幽谷，无数先贤的脚步在前，遗风宛在，举步可观先辈们的足迹；在这“周南”“召南”之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人心开化，处处歌吟；遍地的《诗经》吟唱吹开他心中的千千结，他深深沉浸于这古风飒飒的诗歌原乡，在诗的梦寐中思考着，诉说着。汉北啊，大楚祖先建国立业的出发之地，筚路蓝缕拓荒的第一䦆头落下之地！先祖们从无国无家的南行中寻觅的家园，何以在秦的威逼下苟延残喘？    

　　痛苦纠结的屈原可以出走到周边的韩赵魏齐等任何一国也都是受欢迎的，毕竟他“屈大夫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是治国能手啊！而且当时的世情是可以自由选择国家的，这不，刚从楚国出走的赵国人荀卿不是仕齐又仕楚、在楚感觉不爽了又仕赵，哪里形势不好就立马拍屁股走人。荀卿在楚培育的杰出人才李斯，楚国诞生，眼见故国无望，不是跑到秦国效力去了？可是屈原做不到啊，“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连飞禽走兽都有那份对故土的衷心眷顾，何况我这有思想有贞操之人？人是有情有义的万物之灵，国就是家，与国同命是生之底线，我屈原铁了心也要守在自己的故国！

　　然而国是日非。自怀王始，楚就江河日下，至顷襄王，更无雄楚气象，“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面对国破家亡，一代忠魂屈原遂抱石怀沙，纵身汉江，去“从彭咸之所居”，结束其“皎然泥而不滓”的一生。

　　浩瀚苍穹中一颗星辰陨落了！

　　这一天是五月初五。乡民争相呼唤，驾起轻舟赴救，丢下食物诱开鱼龙。然而，逝者长已矣，眼泪唤不回江底英灵，国人痛兮悲兮，情牵梦萦，他们抱定屈原沉江这个不寻常的日子在心头供奉。日后每年这个日子，他们都以奋不顾身的竞舟方式，争跃江上，把酒酹滔，抛粽江流，苦苦召唤。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人们把无尽的缅怀过成了代代以袭的民俗，心酸的泪水定格成一个特殊的节庆，沿袭千年。

　　乱世无序，官方没人为这位可歌可泣的为国尽忠者留下几笔，他出生于何方？投江于何处？丧生于何时？都没有史家作准确的记载，倒是民间传闻留下了种种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怎么传到文人士大夫普遍关注、举世皆知的程度？这得要感谢晚屈原百年出生的那位境遇与屈原几近相似的汉初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汉文帝的年轻博士贾谊，是他的动情宣泄让人们对屈原产生了别样的关切，终于有了从民间到官方一致的致敬。

　　公元前170年，贾谊被贬到长沙王处做太傅经湘江，听人们说屈原抱石投江的传闻，便由彼及己，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情顿时漫漶心头，不禁联想到自己的不幸仕途：治国良策遭受杯葛，那帮重臣欲将其逐出朝门而后快，这境遇不就是屈子当年那遭遇么？“骥垂两耳”，“章甫荐履”，骏马垂着两耳拉盐车，头上的帽子被垫鞋底随便作践，有才者大多就是这样的命啊。遂含泪笔墨，倚马而就，写下《吊屈原赋》。赋文中“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的“侧闻”，即是听民间传说。不曾想，贾谊一赋，“侧闻”遂成千年。

　　名人的眼泪是金，贾谊一番哭祭，大气磅礴的大汉王朝被感动了！ 

　　一统天下的大汉王朝，不禁将目光投向这位前朝人杰：哦，屈原原来不是只能以香草美人编制华丽空文博君主一时之欢的“花瓶人才”，是经世致用的国器啊。其精美的文字即是杰出的治国之策，文思经纶，一字一句都有思想的分量；他那铺张扬厉的大别于“雅颂”的辞赋奇葩，他的忠君报国的民族大义，他空前无双的人格操守，都不胜称誉；他的价值观、审美观、人生观不正好是当朝用来教化世人的最好教材？它所蕴含的忠臣遭嫉的悲情和不因嫉妒而变节的爱国情操不正是大汉王朝巩固政权所需要光大的精神财富？这些楚地诞生的精神产物，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很能切合出生在楚地的刘汉王族以及占天下四分之一的楚国遗民的心境，一种属于崭新时代的崭新文体——汉赋，华丽诞生。

　　汉赋，大汉顿时拥有了凝聚人心、吟咏性灵的洞箫。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在汉赋花朵盛开的时代，人们依然把屈赋高高举起，让爱国精神彪炳寰宇。不久，贾谊因所服侍的梁怀王坠马而逝，伤心自责，始终沉浸在抑郁寡欢中无法解脱而终，和屈原一样怀才而去。  

　　西汉初年刘邦的侄子、镇守江东的吴王刘濞是推广屈赋的先行者，他召集天下娱游子弟，一起研究整理，效仿创作，使楚辞在汉文景时期就受到追捧。至汉武帝时期，武帝亲自抓楚辞的整理与推行，直接安排淮南王刘安编辑《离骚经章句》，使其“大义粲然”，阅读人众。这是《离骚》首次被推崇到“经”的高度，成为国人膜拜的精神产品。

　　英雄相惜，境遇相匹，在贾谊逝去30多年后，又有一个懂屈原爱屈原的大才问世，即汉武帝时代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他同样敬佩屈原的才气和骨气，为他的悲壮行为而落泪，尤其是研读了屈原《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后，他万分的感慨。在庞大繁复的《史记》创作体例中，要写的古今人才灿如星辰，写不胜写，何以有一点闲余考虑安插一个历史落寞者的地位？  

　　但司马先生见识非凡，是打造“绝唱”的巨匠，在他眼里，屈原是他史书需要的一座山峰，不可或缺。有些王侯将相也许非写不可，但那是历史纲目的体例使然，并非自己所敬爱，屈原才是笔端下的可意人物。所以，他决定以自己的见识为屈原立一传，使之不缺席史位。他不顾时代的间隔和差异，将贾谊与之并写，一个战国一个汉朝，两个不同朝代的人物，合立一传，同品同质，让后人比并而读，心灵震撼。

　　他为写好这二位文杰，不惜田野考察来到长沙，希望一脚踏进两位先人的脚印，既张望到屈子行吟泽畔的背影，也观瞻到贾生悼屈子的行迹。可惜他一无所获，所到之处毫无屈子遗风遗迹，山似乎不是屈赋中的那些山，河也不似《楚辞》中的那些河，涓涓汨罗默默流淌，荡荡原野寂然空旷，司马心里不禁发问：这就是屈子沉江处么？这就是贾生悼屈子处么？从屈原作品看屈原经历，这地方似乎不是屈原生活过的地方啊！

　　史学家怅然！   

　　历史的典籍没给史学家留下什么，所见环境又大相径庭，唯一的史证就是屈原的作品及贾谊的“侧闻”了。那就姑且以此作传吧，从作品中可以捕捉到他的心路历程，“侧闻”也许可以引来历史的真相，就这样执笔：“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他姑且认可了贾谊的“侧闻”。这应该是历史上首次关于屈原投江地的记载，但属于“侧闻”，属于传说。

　　司马迁之后，有刘向系统整理屈原作品，他是皇室宗亲，是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又在楚国最后的都城安徽寿春生活日久，他有足够的资料和文学助手，协助他考订编辑屈赋、楚辞，成全一桩承前启后的文化功德。但由于贾谊、司马迁两位大师的说法在先，刘向也顺其自然，称屈原自投湘水汨罗而死。“侧闻”也就这么成为“正史”被世人接受，流传千年。

　　到东汉，一位自称与屈原“同土共国”的著名楚辞学家、文学家王逸，同乡之情又加之才学独到，对屈赋的理解别有心衷，他把刘向编订的屈原25篇作品逐字逐句作注，以经求理。对杨雄、班固等的不当评价从根本上加以纠正。他是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屈赋注解者，屈原的创作初衷他应该是理解得精准到位的，但他距屈原“沉江”业已四百年了，一切都物换星移，他也难以对屈原作品事实上作于何处、写的何人、成于何对给出准确的答案。比如对《招魂》的理解，他就认为是屈原学生宋玉写给屈原的，显然错误。

　　但在《楚辞章句》中他特意提到屈原与他“同土共国”：“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由于是同乡，对屈原的哀伤悲悼就与他人不一样。那么“同土”同哪里之土？“共国”共哪个国？同土显然是同故土，故土在哪里？《后汉书》载：“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原来他们同是宜城人，即今湖北襄阳宜城市，也就是《楚居》上称的楸郢。“共国”就是共楚国，王逸时代的宜城是先秦时期的楚都楸郢，楸郢也写作湫郢，是楚国顺汉江而下发展建都的十几个都城之一。这就给后人留下了屈原出生地的基本信息----屈原生于湖北襄阳宜城。从屈原《涉江》中的“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两句，也可看出“长楸”于屈原不同寻常的感情。大诗人李白在《拟恨赋》中写屈原“心死旧楚，魂飞长楸。”是说屈原最后彻底对故国失去了信心，他心如死灰，亡魂从故乡楸郢飘散。看来，李白显然也认可这个关于屈原出生地的说法。

　　这里说说楸树在楚国人心中的特别位置，他们认为“楸”谐音“久”，所以在国都及邻近区域广植，称其为国树，迄今汉江郧阳五峰乡仍存有二千年的大楸树沟、小楸树沟遗址，那都是早年楚国的胜迹。

　　到了北魏时期，地理学家、文学家郦道元作《水经注》，郦先生极善于引用民间说法、民间故事来解析当地山川风貌之所以如此的缘由。在《水经注·湘水》篇中，郦道元引用罗君章《湘中记》中的一段话对屈原的投江地进行了描述： “汨水又西为屈潭，即汨罗渊也。屈原怀沙自沉于此，故渊潭以屈为名。昔贾谊、史迁皆尝经此，弭楫江波，投吊于渊。渊北有屈原庙，庙前有碑，又有江南太守程坚碑，寄在原庙。”(《水经注·卷38“湘水”》郦道元)

　　这里出现了“屈潭”，即屈原自沉的地方，“屈原庙”、庙内寄存的江南太守程坚碑。有这么一些纪念性的地上建筑，认定屈原投江地就在这里应该没说的。不过，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些证明屈原自沉于此的物证都是在贾谊、司马迁去后才出现的，显然是附会之作。

　　当写到屈原出生地时，郦道元不管王逸的说法，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予以举证，所引用的是东晋末“博学有文章”的袁山松《宜都山川记》一文的相关说法：“(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屈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须庙，捣衣石犹存。”还写道：“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翼其见从，因名曰秭归。”这是屈原逝后近700年首次有人十分肯定的指出他的出生地，比王逸表达得绝对得多也详尽得多，完全坐实了屈原出生地在秭归。然而，如此言之凿凿，极善于实地考察的大史学家司马迁能将此漏掉？怎么就没予以记载？

　　郦道元也大致感觉到了袁的说法有值得质疑的地方，所以他前面引罢该文随之就发出异议：“余谓山松此言可谓因事而立论……”郦道元十分谨慎的疑义是有道理的，可是后世人并未留心于他的置疑，倒是盯住了他引述的袁山松的说法：秭归就是屈原的生地。

　　在唐代还有很离奇的传说，据沈亚之《屈原外传》记载，说屈原放逐中边吟诵《离骚》边耕耘，情绪失控时常常依耒号泣于天。时楚大荒，田地干裂，寸草不生，而屈原落泪的地方却长出青葱茂密的稻禾，秋收后白米如玉，收成甚丰。又说他的《山鬼》篇写成之时，四面群山呼啸，啾啾若涕，声闻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而《天问》创作中，触动九天神邸，致使天惨地愁，白昼如夜者三日。屈原先是在祖地见了先王庙及公卿祠堂，那墙壁上画的天地山川神灵琦玮璚佹，古圣贤怪栩栩如生，遂遐思飘飘，挥笔于壁，呵而问之，即成《天问》：写《远游》时他采柏实和桂膏，托游仙以自适。屈原至晚年情绪益加愤懑，以至于后来披蓁茹草，混同鸟兽，不交世物……

　　说到楚地普遍于端午食粽子的风俗来历时，其传闻显得更为离奇。说在东汉建武年间，端午这天，长沙有人在一个大白天忽然看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给乡民说：你们每年祭奠我，这样很好，可是你们每每用竹筒贮米投于江中，米都被蛟龙所窃，我根本见不着。以后你们可以用楝树叶将米包裹再用五色线扎缚，做成粽子，蛟龙所惮此物，你们用心投祭的食物也就不会被抢食了。众人记其言，此后端午就依其言行事，屈子得其所愿，不再现身。于是乡民年年如此，遂成民间包粽子的风俗。

　　东晋咸安年间还有一个传闻，说有位吴地人叫颜珏，停舟汨罗，夜深月明，闻有人边走边吟屈原的作品《哀郢》中的诗句：“曾不知夏之为丘兮，熟两东门之可芜？”珏上前探问：你是三闾大夫吗？未及问罢，那人忽然就不见了。该位过路君子不禁叹道：千古骚魂抑郁而未散啊，时隔至今仍时时显形于江潭泽畔、蒹葭白露中耳。身殁而魂萦，灵显而神守！苏轼读到前面这些轶闻，遂作《屈原塔》以表达心中的慨叹：“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精魂飘何在，父老空哽咽。至今沧江上，投饭救饥渴。遗风成竞渡，哀叫楚山裂。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

　　一个忠肝义胆的民族之魂，一杆空前绝后的文华大纛，关于他逝后可能有的故事，人们怎么创编都不过分，因为对他太爱了，爱得难以释怀。

　　汉代而下，对屈子的研究是逐代倍增，几乎所有文坛名流非名流，专事屈子研究或非研究者，乃至政坛领袖，都加入了研究的行列，大谈阔论，以谈屈原而增进学养和品质素养。对屈原及其作品可谓举世同爱，普世同尊。民间一条线、学界一条线，各有各的崇敬礼拜方式，其归结一处，都是为一种人格操守、境界理想和人生价值观，都是为了家国情怀、政治抱负。拥抱屈原，我们方知道做人该有什么样的标高，什么样的底线；拥抱屈原就拥抱住了精神之柱，是非颠倒，沧海横流，肉体不存，精神永驻！

　　大唐是诗的时代，当然也是屈原大放光芒的时代。无数的诗人谈屈原、赞屈原、学屈原，以屈原为宗师，拿着屈原这位前辈的旧船票登上写诗的客船。唐朝盛世君主李世民也在这个潮流中，他虽作诗不多，但对众人的诗歌偶像屈原是非常崇敬的，他从气节上对屈原颂赞道：“孑身而执节，孤直而自毁，屈原是也！”(《金镜》李世民)。这简单朴素的两句话，特色鲜明的突显了屈原极其非凡的“这一个”。唐代音乐人陈康士从民众对屈原的喜爱之情出发，走音乐大众化的路子，将屈原代表作《离骚》的古谱重新谱为曲子传唱，让诗回到音乐中，通过激越的旋律感受屈赋的深刻内涵。今人李焕之进一步将《离骚》曲创编为古筝协奏曲《汨罗江幻想曲》，糅合诗的悲怆和诗人自沉的旷世苍凉，深化了屈原的千古遗恨和忧国感怀的不朽形象。

　　宋元明清及现当代，屈原一直是文坛上的男神，他的文章占尽风头，无人不顶礼膜拜。大文豪苏轼睥睨天下诸多文人而独对屈原敬慕得五体投地，他很感慨地说：“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唯屈子一人耳。”(苏轼《苏轼评楚辞》)这貌似谦虚实属夸口的一句话，一般人是说不出口的，只有他这样的大腕巨擘才能有如此的不傲慢的傲慢，情不自禁的源自心底的拜倒，才会放出那等大话。大儒朱熹是搞理学的，但也醉心屈赋，他著《楚辞集注》，这是王逸之后颇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尽管多半重复前人之说，无有新意，但正是他这份辛苦，进一步擦亮了《楚辞》、特别是屈赋在文坛上的光鲜靓丽的形象，让世人瞩目所及的是“皎皎屈原，玉莹冰鲜，舒采翡林，摛光纠川。”

　　宋文学家晁补之、洪兴祖，金朝文论专家王若虚，元朝文人方回，明代诗学家胡应麟、文学家李梦阳、王世贞，清代著名学者、号称天地大儒的王夫之，著名楚辞研究家蒋骥、戴震，近现代鲁迅、郭沫若、钱穆、王国维、游国恩等大师，构成了一个相当庞大高端的研究队列。

　　“千古独绝之忠！”(王夫之之语)

　　“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屈子之忠，万古人臣之极！”(清龚景瀚《离骚笺》)....。。

　　研究者们不惜使用极端的语言将对屈原的敬慕赞誉心情表达到极致。

　　千百年来，民族魂屈原，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在，尽管真正的生地死处没有确考，只是早先那个“侧闻”带来的认可而已，但这不影响他举世的魅力。屈原的形象始终在世人心中高高供奉，不曾蒙尘。所谓的秭归、所谓的汨罗，那是不是屈子生来死去的原初之地，人们早已习惯了，不是也是。

　　大家依赖着“侧闻”接受前人所说很以为然，以秭归、汨罗为基准阅读屈原作品，也成为研究屈学的基本方式。每朝每代在研究中又不断增加其对既成观点的认可度，致使后来者把对屈原的感情都重重的投放在屈子的人生两个端点出生地与沉江处，悉心经营，顶礼膜拜，崇信倍增。

　　如今回首看看“侧闻”的秭归和汨罗，在代代的倾心营建中是何等的壮观！汉武帝、唐玄宗、唐宪宗、宋光宗等皇帝都曾颁令敕造屈子纪念地，至后来，或官方或民间，或整修或增补，累累不辍。

　　在当代，文化名人及其生卒之地成为最诱人的旅游产业，最好的名胜，整修恢复他们的纪念景点，便成为各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屈原的生处与死处就在前代基础上建设得更加堂皇壮观。秭归的屈原祠以及相关景物始建于汉代，有袁山松、郦道元等前朝大人物的书证，这里完全有足够的资本称自己是屈子出生地，特别是1965年10月25日，屈原研究的当代大师郭沫若前来观瞻，又亲题“屈原故里”这四个至关重要的大字，将过去的久远传说进一步坐实于此，许多争屈原出生地的地方就只能望秭兴叹了。

　　汨罗江边的屈子祠，初建于汉代，山墙花岗石上，阴刻苏东坡撰联“诗笔离骚亦时用，文章尔雅称吾宗”；中庭置屈原镀金像，两旁金柱上悬挂着郭沫若夫人于立群手书的郭沫若所撰对联“集芙蓉以为裳，又树蕙之百亩，率云霓而来舆，将往观乎四方”；亭前有现代文学宿将茅盾和著名书法家、佛学家赵朴初题写的“独醒亭”匾额。

　　这一切都增进了名胜的无尽分量和真实性，叠加了它的历史造化和强大说服力，名流一字一句就是一种认定，权威性就是可信性。如此一来，就不可避免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名胜的存在变得有些霸道，它的历史真伪容不得谁有所说法，听不得谁发一点不同的声音抑或杂音。秭归和汨罗在某种程度上是天下人共同守候的精神家园，在学界、在普遍国人的心理定式中那是不能颠覆的历史，谁冒大不韪提出质疑，发表一点不同声音弄不好会带来天下大哗。首先从民俗感情上就过不去，从学术感情上更是过不了关。

　　屈原的奇文《天问》，问天地离分、阴阳变化、日月星辰；问神话传说、圣贤凶顽、战乱兴衰、自然成因，这些存在属天经地义，已不可问不必问，但这位天之骄子因心中块垒无可排解，他不得不向天发难了：“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屈子一问，问得苍天失色。

　　这是屈子给我们留下的胆识和精神。

　　历史在艰难跌宕中进入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我们在世纪的进程中，依然听到了一个又一个受屈子灵魂之托的人们发出的质疑真音――

　　屈原真的生于秭归、投于湖南之汨罗么？

　　屈原真的曾流放于今日之湘沅么？

　　《哀郢》《怀沙》《抽思》……是作于江南湖湘么？

　　《湘君》《湘夫人》《山鬼》是在写神话、传说么？

　　光艳千古的中华文学经典《楚辞》就这样被千年误读、还将千年地误读下去么？

　　第二章：不朽的辩疑

　　这里，我们先说说受屈原灵魂之托而发出真音的王夫之。

　　王夫之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湖南衡阳，是湖湘大地上首个怀疑屈原作品创作于湖湘的学者，他以无私无畏的精神，对一些传统见解进行颠覆，为屈原研究拨开一新生面。

　　王夫之晚年隐居衡阳金兰乡石船山附近，因而又称船山先生。他乃非常之人，在大清狂飙飓风直灭晚明一豆灯火的历史大毁灭、大更替之际，他一个文弱书生居然加入到拯救大厦倾圮的行列，大义凌然，不畏不惧。像吴三桂这样反复无常之辈投清又反清称帝、逼他写劝进表，他断然拒绝，儒家的忠君爱国正统思想在他心里深固蒂固。后半生隐居石船山，沉于学术著述，病疴缠身，穷无粒米，著述连纸笔都要朋友周济，仍日日不息，以至腕不胜砚，指不胜笔。清廷官员来访，赠吃穿日用，拒不见，拒不受。身贫而骨硬，一腔屈原之骨之性。《楚辞通释》也就是在这等窘境中写成的，他“攻坚透曲，刮璞通珠，啸谷凌虚，抟风揭日，才与性俱全于天。”(《楚辞通释。序》张仕可)

　　他以非常之艰辛、非常之气概、非常之才气著成这一震古烁今、直抒己见的著作，成为屈赋研究的集大成者。

　　应该说此时，屈原及《楚辞》的研究已硕果累累，屈原这座黄金山峰边边角角凡所值得发现的东西，都已被前朝文人们打着灯笼找了个遍，该有所获的都已获取了，再在这方面用力不是枉费其力？王夫之，这位船山石一般的孤绝硬汉，其治学广博骇人，哲学、政治、法律、军事、历史、文学、教育、伦理、文字、天文、历算、佛学等等，无所不及，几乎做尽了天下学问，《周易外传》《张子正蒙》《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诗广传》等卷帙堆砌如山，七十余种、三百多卷的浩繁文著，已经令世人瞠目结舌，还缺那一部《楚辞通释》增其学术之峰？难道你确实有所见识、在屈学上有话要说？

　　是的，确实有话要说！前人研究屈学至今已近两千年，从王逸《楚辞章句》到朱熹《楚辞集注》，大师云集，见解多多，但在屈原及其《楚辞》研究的路上，仍有一些人不敢开新路，举新证，出新说。前人多泥滞于再前之人之所见，研究之路被一代一代前人踩得板滞。“昧于斯旨，疑误千载，不揆固陋，希达屈子之情，尚不迷于所往乎！”(《楚辞通释·序》王夫之)基于如此之心衷而坚意动笔。

　　作为湖湘人，王夫之生活在前人传闻的屈子流放地、投江地、作品创作地，深知这些有关屈原思想、屈赋文化现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时异世异，汉北沅湘之地异，旧时解释者或不审，或已具知而又相刺谬，其瞀乱有如此者....。。”屈原研究以闻传闻不审真假，汉北、沅湘相异之远，即使有真见也被侮为谬言，研究走到今天这个样子，我为何不站出来敞明己见？

　　首先，历来对屈原“忠君”与“爱国”精神的认识与评价就不够，屈子之忠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而非忠君主一人而已的“千古独绝之忠”，这种忠在治乱之际、家国之痛之时，更有无上的意义。其次，屈赋注解中的许多传统观点务必纠正。因为在他的通释中发现，屈原有些被指作于湖南的作品，其地理位置、气候条件、风土人情与湖南大相径庭，倒是与汉江以北地区相像，但却长期被误读，需还其本来面目。在《离骚》“评语”时他指出：“原初去位，隐居汉北。”“原虽被谗见疏，而犹未窜斥，原引身自退于汉北，避群小之愠，以观时待变，而冀君之悟。”他是说屈原最初离开国都，一不是放逐，二不是到了湖湘，而是去了“汉北”；而在《九章》前言评注中他又重复这一看法：“原以王不见听，退居汉北，犹有望焉，故其词曲折低回，虽有彭咸之志，固未有决也。”在释《九章·抽思》时再次强调：“此追述怀王不用时事。时楚尚都郢在汉南，原不用而去国，退居汉北。”

　　由此我们看到，他对过去学者们普遍认为屈原流放均在江南、所有作品或作于郢都或作于湖南的习惯说法给予了否定。作为湖湘人，从地域情感出发，他应该根本维护传统说法，让家乡湖南独自拥有这一历史名人及其衍生的文化资源，但尊重历史事实是作为学者的基本准则，不惟故乡而固守误说，他无畏无惧，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是学者的良知。

　　王夫之之前，非湖湘人氏黄文焕在他的《楚辞听直》里阐释《思美人》《抽思》时，也提出该作品是屈原在怀王时作于汉北，与湖南无关。两位古代知识分子，怀着良知，在明末清初，几乎同时发出真声。

　　随之，呼应他们学说的学者接踵而来，同为明末清初的家学渊源的文学家施润章在他的《蠖斋诗话·苏诗》分析《楚辞》的时写道：“荇菜、芣苢、江永，汉广之类是也。”这即是说这些表述事物性的词语与《诗经。汉广》用词用语是一个类型，也就是说屈原这些作品语言受到了汉江流域诗歌的影响，具有汉江一带的诗风。这是首次从作品语言风格的角度指出屈赋的非湖南色彩。

　　清朝还有一位楚辞研究专家叫夏大霖，他曾著书《屈骚心印。发凡》，他很肯定地说“《思美人》作于汉北无疑。”连《抽思》篇他也认为是屈原写罢《思美人》之后，接着又在汉北写的另一篇作品。

　　清初学者林云铭作《楚辞灯》，对屈原生活在汉北的历史事实作了细致的探讨――

　　“今读是篇《抽思》，明明道出汉北不能南归一大段，则当年怀王之迁原于远，疑在此地。....。。汉北与上庸接壤，汉水出嶓冢山，在汉中宁强县，上庸即石泉县，怀王十七年为秦所取，而汉北犹属楚，嗣秦会楚黄棘，复与楚上庸，至顷襄十九年，楚为秦败，割上庸、汉北与秦，故《思美人》篇亦云‘指嶓冢之西隈’，以身在汉北。”

　　林云铭仔细的推究了《抽思》《思美人》创作的地点是汉北，不是长江以南的湖南，尽管刘向、司马迁都不曾提到屈原流放汉北的事儿，但作品内容的具体所指再明确不过。这是继王夫之以来对屈原作品创作于汉北、屈原曾生活于汉北的论述更为充分的一位。

　　清初还有位颇有影响力的注解《楚辞》的人物叫蒋骥，他的《山带阁注楚辞》与王夫之《楚辞通释》、戴震《屈原赋注》被誉为清代“鼎足而三”的楚辞研究成果，他的见识令我们多有心得，他根据自己的深度阅读，从屈原作品创作的先后顺序中判断三篇诗作《抽思》《思美人》《卜居》属于汉北作品。在《山带阁注楚辞》中还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屈原到过“郧襄之地”，把“汉北”的笼统范围具体化了。    

　　清朝是个屈原热的朝代，研究队伍盛况空前，大大小小的文人参与其中，包括皇帝，令人眼花缭乱。我们可以拉出一个近百人的长长的名单，人员的广泛几乎普及到稍有一点文化学养的人群。

　　民国时期楚辞研究的学者、大师、巨匠也一个接一个，王国维、梁启超、郭沫若、钱穆等都有创建性，他们除了凭借其开阔的思想、崭新的方法，在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卓越成就，他们还一度站到了王夫之的新观点一边，支持对传统观点的颠覆，尤其是钱穆。

　　钱穆受王夫之的启发，经胡适先生点拨，遍考先秦诸子对屈子及《楚辞》的研究。他从地理变迁中研究屈原是否流放、屈原人生的重要阶段、屈原作品所涉及的地名等前人不敢也不曾推倒重来的楚辞学关键问题，大胆而极富颠覆性的朝前迈了旷古一步。

　　钱穆诞生于清末，逝于20世纪90年代末，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变迁，学养和胆识都无人企及。学界赠他“新儒家一代宗师”“最后一个国学大师”“有情怀的史家”。“东南财富地，江浙文人薮。”这话大约就是用来说出生在无锡的钱穆吧。

　　《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屈原居汉北为三闾大夫考》是钱穆屈原研究中重磅炸弹式的一个学术爆料，反对者视其为寇仇，拥戴者惊叹其千古之不朽。这篇论文到底写了些什么？这里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他首先从屈原年谱中发现屈原有十二年生活于汉北，这十二年从怀王十八年屈原出使齐国返回至怀王三十年，他认为在汉北，屈原属自我放逐。据此他得出结论：屈原大部分作品作于汉北，而不是湖南。他说《九章》及《九歌》中的部分作品就创作于这时期，从《九章》之一的《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望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唯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等诗句，很明显的是写屈原由汉南涉汉江已达汉北的土地上，同时还不时回头张望南方的郢都，显然，此间屈原居汉北。

　　从《思美人》中的“嶓冢山”“南人”所指，也可以看出此作作于汉北，“指皤冢之西隈兮，与纁黄以为期。吾且儃佪以娱忧兮，观南人之变态。”“皤冢山”，位于今陕西秦岭，汉水发源地，屈原所居汉北距离汉水源头较近；“南人”指哪里人？楚人，楚国都城人。屈原在汉北，相对而言，汉南楚都的人就是南人。

　　《悲回风》同样是汉北的作品：“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屠之抗迹。”浮长江过淮水向东入海， 追随伍子胥自求适意。 眺望大河中的沙洲水渚， 悲伤申徒狄的高尚事迹。这里所写的江淮、大河等水域，只有居汉北才距之较近，要在长江以南的湖南怎么理解？

　　《国殇》也是屈原居汉北的作品，汉北是秦楚交兵频繁之地，楚兵的几次大败仗就在这一带。屈原触景伤怀，故有此作。篇中“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轂兮短兵接。严杀尽兮弃原壄，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等等，全部写陆地之战，皆写的丹阳北方战事，根本就不是写南方战事，南方战事应有水战。       

　　《渔父》更是写于汉水无疑，“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饮其酾？”

　　“哺其糟而饮其酾”是汉江一带做黄酒饮黄酒的习惯，即酒糟与米酒汁一起饮掉。至于文中渔父唱到的歌谣，这是距屈原来汉北三百多年前孔子来到汉水边就听到过的《孺子歌》。在汉水名曰沧浪这一江岸，几乎是每一老少皆会此歌。所以，与屈原接近于同时代的孟子听到早年孔子所听的这首民谣很是在意，特地在《离娄上》写了进去。

　　他还认为《九歌》也创作于汉水流域，是汉中与汝南风俗的写照，他判断《九歌》是《诗经》“周南”“召南”的遗风影响的结果。他认为，湖南“湘域在两汉时，尚为蛮陬荒区，岂得先秦之世已有此美妙典则之民歌哉？”

　　进而，钱穆推测屈原投江不在湖南而在汉水。先从河流看：“罗之与湘，地望同近鄢郢，襄阳风俗，盖有由来，安见屈原之死必在大江之南、长沙之外也哉？”《汉书·地理志》就有关于汉水流域罗河与湘水地望接近鄢郢的记载，湘水就是罗水归入的主流河道，屈原投江应该就是投的这个“罗”水，而不是湖湘之汨罗。历史上还有相关的史料证明汉水流域有罗水，比如《春秋》的记录：“楚屈瑕渡鄢伐罗。”杜预在作注时指出：“襄阳宜城县西二十里罗川城乃罗故国。”这就说明屈原时代汉江一带确有一条罗水。

　　这些地名为什么会在战国末期到汉朝这短短一百多年间发生变化？钱穆先生认为是朝代大更替、人员大迁徙中出现的历史变迁现象。在秦灭楚残酷之战中，楚人纷纷南逃，逃到蛮夷荒芜的江南，把家乡的山川地名同时带到新地。

　　由于钱穆先生观点的提出，使得对于屈原生平的争论，变成了对“湘、资、沅、澧”四水在战国时期在湖南还是在汉江流域的争论。

　　十分不幸的是，钱穆先生的这一发现，被一件“出土文物”彻底否定。钱穆先生自此失声，原来支持钱穆先生观点的学者也纷纷转向，结果使屈原和《楚辞》的研究回到了传统的老路上。

　　就在学者们对钱穆先生口诛笔伐之时，一个学者站出来了，这就是著名的地理学家石泉先生。

　　石泉，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他也不是突发灵感要在古代荆楚地理研究上有所作为，帮钱先生一把，恰恰是他读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表》包括《屈原居汉北为三闾大夫考》等开人视野的全新学术建树后，对其中非凡的胆识而感佩，进而确立了古代荆楚地理的研究之志。在发表了数篇研究论文成果后，结集出版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论文集。

　　石泉先生利用他娴熟的地理知识对《水经注》中关于“湘、资、沅、澧”四水的记载进行了剖析。认为《水经注》中记载的发生在这几条河流上的事件实际上是发生在汉江上的事件，《水经注》记载的四水流向与湖南的四水流向不符，而记载的一些地名可在汉水流域找到。因此，石泉先生得出结论，战国时期的四水在汉江流域，秦以后，一直存在汉水流域与湖南共存“湘、资、沅、澧”四水称呼的局面，直到汉以后，“湘、资、沅、澧”四水才成为湖南专属的河流。

　　石泉先生的这一观点，不但没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反过来有许多学者认为石泉先生是一个固执的老头，甚至将其观点当成学术界的笑柄。

　　以上我们展开了自清朝至民国、新中国关于屈原研究的泱泱大观，尤其王夫之、钱穆两位大师突破“侧闻”，颠覆常言，创立新说，是这时期最有价值的惊世之论。这是一个非常之好的拐点，屈原研究自此开始了从之前上千年的紧扣“侧闻”而谈，转向了对历史本源的拨乱反正，从迷雾猜想中的湘水之滨走到了万里晴空下的汉北江岸，屈原研究陡转，豁然步入一个敞亮的境地。

　　这里我们再提及一位当代青年学人黄守愚，他是三湘大地上的一个自由文化人，又一个王船山式的学界猛士。

　　他认为屈原可能根本就没有来过湖南，自从汉代以下流传屈原流放湖南和汨罗江自杀一事，大约是个美丽的“谬论”。所谓《九歌》是在湖湘民歌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说法也难以成立。在《楚辞》中，有许多中原文化的成分，当时的湖南地区尚处在文化蛮荒时代，是不可能“侵入”如此成熟的中原文化的。

　　黄守愚说，今日三湘四水中的“资水”(益水)在《楚辞》中并没有提到，而传说屈原在资水上游创作《天问》之类的见解，纯属无稽之谈。如果屈原流放湖南，他从沅水逆行，抵达今天的湘西，再从湖南中部渡过资水，再赴湘水，那么他必定也提及资水。可是，《楚辞》通篇没有提及，这是什么问题？说明屈原没到过这一带。汉水流域有湘山，据史料，南阳和武关之间有古道，由此溯汉水而上，可抵达湘山。《后汉书·延笃传》记载最早的屈原庙在南阳，南阳还有屈原冈及屈原的传说，南阳就在汉北。屈原在《离骚》中提及南去九嶷山向舜帝陈述牢骚，讨个公道，许多人认为是当今湖南的九嶷山，其实不然，那时的九嶷山在汉水流域。汉水有湘妃庙，唐人罗隐有写湘妃庙的诗足证。

　　关于“溆浦”， 就是水边或江河交汇处，“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屈原坐船坐久了，深感困倦，就把船驾到水边或河汊叹气去了。今日湖南“溆浦”之“溆水”，古称“序水”。“溆浦”置县是唐武德五年，并非屈原时代就有一个湖南“溆浦”县。

　　黄守愚同意钱穆关于汉北地名为什么出现在湖南的理由：“屈原原本流放汉北而讹变为湖南的原因，是因为北方人南迁，把旧地名带到了湖南，以纪念其故土，古人喜欢带着地名迁徙。”

　　黄守愚2007年11月24日在新浪博客里写道：“事实上，尧帝、舜帝也根本没有来过湖南，湖南九嶷山的舜帝庙是后人附会历史虚构的。目前为止，根本没有先秦文献和考古证据证明尧帝、舜帝来过湖南。”

　　无论是王夫之还是钱穆，也无论是石泉还是黄守愚，还是一代代学者仁人，为了还一个中华文化脊梁的端直，为了传承一部中国文化的精粹，他们坚定地站在文化良知的峰巅，发出自己的声音。

　　然而，千年的“侧闻”、千年的习惯，已形成认知的固守铁壁，不是研究者的声音所能洞穿。争论，质疑，苛责，怒骂……

　　“屈子，归来吧！”苍天、汉水呼唤了千年！然而，屈子，你还须等待！等待地下那个千年“节符”的召唤……

　　第三章：  神秘的“节符”

　　1957年4月，安徽寿县八公山乡一位农民发现四块铜制如竹节般的物件，由此使得考古工作者对该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掘考古，发现该处原是战国末期的楚国都城，，而这些节状物就是楚国当时陆路和水路运输的通关文书。因为该文书是公元前323年楚怀王颁发给其子鄂君启的，所以叫《鄂君启节》。其中水路运输通关文书被命名为《鄂君启舟节》，陆路运输通关文书被命名为《鄂君启车节》。

　　《鄂君启节》共出土5件，舟节2件，车节3件，合在一起则呈圆筒状。节面文字错金，其中《鄂君启舟节》长31厘米，宽7.2厘米，厚0.7厘米，弧宽8厘米。从形制上看，一共有铭文9列，每列都是18字，计162字。但实际字数为165字。

　　《鄂君启节》用铜铸成，因形似劈开的竹节，故名“节”。这种“节”迄今为止仅此一见，因而极为珍贵。《鄂君启节》在制作时为防奸杜伪，在镶嵌工艺的基础上进行了“错金银”再创作，故又称《错金鄂君启金节》。其方法是在青铜器铸造时铸出腰槽，将金银片、丝放入槽内，锤打后错实磨平。这一工艺产生于春秋时期的楚国，应用至今。

　　《鄂君启节》铭文挺拔秀丽，圆润秀劲，庄严肃穆，是错金铭文中的精品，是中华古老文明的呈现。《舟节》上出现了许多屈原《楚辞》上的地名，如鄂、湘、沅、澧、江，等等，因古老的金文难以辨认，留下了一些有争议的字，比如“资”是“之”还是“滔”或别的什么？但专家们还是隐约读出了《舟节》上远离我们2300多年前楚国的一幅水陆图景。船队经过的河流、停靠的河埠，可以免税的项目等等，镶错在两千多年前的官牒上，而今依然栩栩如生。我们从中可以想象鄂君持舟节率领船队经过条条江流、水道的情景以及广袤的楚地上水陆繁忙的景象。

　　纷乱的战国尽管战火时起，合纵连横兵争国斗，但战国的商业十分繁荣，史家称那时是中国商人的春天，诸侯与商人、权力与资本，在那个时期很好的粘连在一起，相互配合着，支撑着，商人的个性得到极大的张扬。鄂君启就是个大商家，他的大队车船借助怀王的恩准，水陆并行，在夹缝中大发其财。

　　《鄂君启舟节》的出现，轰动了学界。1958年1月初，在开罗访问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接到华东师大教授李平心先生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正是介绍寿县出土的这四枚“金节”。李平心先生在信中报告了这一“值得兴奋的好消息”，郭沫若看完这封信后很振奋，回国后即通过文化部文物局的协助，调看了四枚“金节”的照片和铭文的摹本，郭院长感叹：“真是如获至宝！”遂亲自加入了研究行列。

　　1958年秋天，新建成的安徽省博物馆首次展出《鄂君启舟节》，毛泽东主席来安徽省博物馆视察，他仔细端详，对《舟节》赞叹不已。

　　在《鄂君启舟节》出土前，学术界对《楚辞》研究的诸多分歧，导致了学者在研究楚国历史乃至中国历史时的重大分歧。《鄂君启舟节》的出土，为解决《楚辞》研究中出现的分歧提供了可能。因为《舟节》是与屈原同年代的文物，且载有“湘”“沅”“澧”等河流名称，因此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如郭沫若、谭其骧、商承祚、黄盛璋、殷涤非等都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使得《鄂君启舟节》成了研究人数最多、研究规格最高、研究目标最明确的单件文物。

　　一篇接一篇的研究论文接踵发表，实乃泱泱大观。仅网上研究《鄂君启舟节》论文就有600多篇，有的是从军事的角度进行研究，有的是从税收的角度进行研究，有的是从交通的角度进行研究，有的是从节符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更多的是从地理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这些研究者中几乎包括所有中国历史考古大家。但这些文章正如石泉先生所说，都基本上是以千年习惯认定的湖南湘、资、沅、澧、鄂、江为基准地址来分析，加之对节符上表明船只航行方向的古老的动词理解不同，推导出的结论要么悖谬，要么掉入一片“混乱”的陷阱，为此有人甚至怀疑是《鄂君启舟节》中的逻辑表述紊乱。

　　对舟节的研究如同《楚辞》研究，存在着“湖南说”和“湖北说”两个对立的阵营，显然钱穆、石泉等的研究是站在“湖北说”的学术立场上，所得结论吻合屈赋汉北学说。郭沫若认同其观点，试图将钱穆先生所定的“湘”“资”“沅”“澧”作为基准地址对《鄂君启舟节》进行解读。但是，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解读出来的鄂君启船队的航线之间的矛盾，远大于按现“湘、资、沅、澧” 作为基准地解读出来的矛盾。

　　这是一条神秘的航线！

　　还有一些学者将《鄂君启舟节》上出现的“爰陵”与屈原《哀郢》中的“陵阳”联系起来，编制了一条新的屈原流放路线。认为：屈原从郢都(湖北江陵县)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湖北沙市东南)、遥望龙门(郢都的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湖北汉口)，最后到了陵阳(据说是今安徽青阳县南)。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屈原到达陵阳后，经过江西一带，翻过罗霄山脉，到达湖南，然后沿沅水到达贵州。并长期流浪沅湘流域。后因楚国的政治更加腐败，首都郢亦为秦兵攻破，他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汨罗江而死。

　　更有一些学者根据屈原《楚辞》中的一些章句，臆断屈原甚至到过日本和朝鲜，还有些人认为《楚辞》的作者不是屈原，有的学者干脆认为屈原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

　　学术界出现了屈原研究的乱象。

　　最终的结果，专家们将《鄂君启舟节》中鄂君启船队的航线确定为：“鄂君启的船队从今湖北的鄂城出发，可以航行于湖北境内的汉水流域，湖北、安徽境内的长江段，湖南至广西境内的湘、资、沅、澧流域。”

　　随着研究结论的固定，郭沫若等专家立场的转向，大多数学者甚至不约而同地开始怀疑《山海经》等著作对“湘”“沅”“澧”“洞庭”记载的真实性，转而采用现有的湖南同名河流作为基准地址来研究《鄂君启舟节》中的地名，“湖南说”重新占了主流。

　　值此，钱穆、石泉等铮铮之音，在人们对神秘文物《鄂君启舟节》的朗朗误读声中渐渐消失了。

　　汉水滔滔漾漾，屈子的灵魂依然忧伤。他原本以为那个在祖地出现的神秘的“节符”，是上苍冥冥的旨意。人们发现了节符、解读了节符，他就可以回到他亲爱的原乡；他寄情千年的辞赋，也从此不再被人误读、误伤。

　　然而，他没有看到预想的结果，苍茫大宇中，感伤了两千年的屈子依然感伤，盼望了两千年的屈子依然在盼望……

　　第四章：“石破天惊”的启示

　　“屈子，归来吧！”苍天、汉水呼喚了千年！然而，屈子，你还须等待！等待那个解读“节符”秘笈的人出现……

　　历史的巧合似乎是要把屈原研究这个还历史真相的任务继续赋予具有挑战精神、没有乡土之狭的湖南才子们，他们可以带着对本土文化的熟悉去比照本土以外的风土人情，最有资格说哪里接近屈赋文化之根，哪里远离了屈赋研究的本源。

　　自2004年以来，在汉江河畔生活了30多年的湖南岳阳才子凌智民，就是这么一位诞生于湖湘、带着湖湘文化滋润的生命情结和自己十余年的汉江田野考察、文献研究、文物考证的崭新成果，步入了屈原研究的领域，并一步跨入该领域的前沿。

　　凌智民从《鄂君启舟节》这一地下新材料入手，破析并证明了战国时的湘、资、沅、澧四水确实在汉北，洞庭在汉北，屈赋中相关的地望在汉北。总之一句，屈原没到过湖湘；《楚辞》中被认为是神话想象的浪漫诗，其实都是纪行诗，人物、地点、事件全部与真实吻合；钱穆、石泉等前辈大师当年的说法是科学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凌智民的出现，使中国屈原研究迎来历史性的新生面。

　　凌智民，1982年湖南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高才生，悟性超群，学养丰厚，计算机这门现代科技成果为这个天分极高的才子插上了一双翅膀，他可以在其中纵情翱翔。

　　他曾在汉江之滨的大型国企——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担任工程师，所干工作无不领先，他曾率团参加湖北省计算机运用比赛，轻松斩获头名；在没有运用或很少运用计算机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运用计算机编程技术使二汽的汽车销量一举领先，进而获得国家大奖；在二汽工作期间，多个成果先后获得国家计算机应用成果一等奖，湖北省企业管理成果二等奖，东风汽车公司十大科技成果奖，被破格晋升为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家津贴；以凌智民为首的七人工程技术人员赴新加坡学习，其间因发明一项技术成果而获奖，被外方看中挽留，但遭到了凌智民的婉拒。

　　这个在计算机技术领域有极深造诣、有超强能力的工程技术人员，原本与社会科学，尤其是屈原研究丝毫搭不上边，何以在此爆出令无数专业人士都为之瞠目、为之惊羡的成果？

　　是屈子魂魄的千年呼唤？

　　是上苍冥冥的旨意？

　　还是他来到这个世间原本携带的使命？

　　当笔者一天天了解到他生命的履历和他锲而不舍地探寻“节符”密码的全过程之后，想说的第一个想法是：原本工程师的凌智民赫然成为社会学炙手可热的专家，要感谢汉江岸边岩崖上那块“石破天惊”的石头，石头的“从天而降”、石头砸下的悲剧、石头带给一个知识心灵的启示，应该说从石头飞落的那一刻起，就引领着凌智民走向破解《鄂君启舟节》密码的路上了。

　　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1996年，就在凌智民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决定辞职下海，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他用机算机技术在十堰创办了一家现代网络的科贸公司，公司很快成为十堰地区科技龙头企业。接着，他走向汉江，开始了统一郧阳汉江砂石行业的工作。

　　移民城市十堰、郧阳的建筑用河砂全部来自郧阳汉江段，汉江沿岸广袤的沙滩、优质的河砂，是天然建材也是大把金钱。在汉江150多公里的河道上，从业船只多达两百多条，从业人员2000多人。大家各自为阵，为了争夺金砂资源，治安事件不断，成为政府的心病。政府几次试图统一，许多老板也做过尝试，结果无功而返。许多好心人劝凌智民不要去捅这个马蜂窝，可是凌智民硬是凭着他的智慧、能力和威信，把郧阳汉江段所有从事砂产业的人员组织到了一起，创造了被国土资源部在全国推广的“金沙模式”，并被《人民日报》、《湖北日报》、《中国矿业报》多次整版予以报道。

　　在十余年“经砂”生涯中，凌智民几乎走遍了郧县汉江边的村村落落，甚至几个月几个月地住在的老百姓家中，与汉江边的老百姓真正交上了朋友。他为韩家洲岛上房屋失火的老人免费盖房，为一个又一个考上大学的困难学子助学，帮助村里盖学校，帮助南水北调移民盖房，慰问孤寡老人，慰问老党员、老干部，捐助汉江边的贫困户，捐助受灾群众……不完全统计，凌智民帮助穷困百姓的义款多达2700多万元！每年向国家缴纳税费过千万元。汉江两岸百姓与凌智民结下不解之缘，有时，邻里发生矛盾、甚至一家人吵架，也要叫凌智民来评理。以至于2010年郧县处于南水北调移民搬迁工作最艰难时期，韩家洲移民誓死不愿离开祖祖辈辈生息的土地，县领导不得不电话请邀凌智民前往做工作。凌智民了解到移民的诉求，与政府及时沟通解决，问题迎刃而解，岛上400多移民全部安然迁徙。

　　有些人认为汉江边的老百姓是刁民，但凌智民发现，汉江边的老百姓不但热情好客，而且诚实和蔼。这里每一个村落的老人，都会讲民间故事，都会唱山歌，都会玩凤凰灯，都会划龙舟。他们讲的民间故事，从天地玄黄、盘古、三皇五帝，应有尽有，而且与史书记载大不相同，很多故事可以说是闻所未闻。

　　尤其是关于屈原的故事让他惊诧不已，他们告诉凌智民：在郧阳、郧西交界处有两条河，东边的叫屈原河，西边的叫归乡河。他们认定屈原河就是屈原的封地，沉子河就是屈原沉江的地方，奠子河就是屈原的归葬地，大楸树沟、小楸树沟就是屈原种树的地方；

　　说汉江中的韩家洲下游原来住着两条鲤鱼精，当年屈原在沉子河投江，母鲤鱼精托着屈原的尸体想送回家，结果被一只鲇鱼精一口吞了。屈原的尸体被留在了沙滩上，人们发现后将其葬在了附近的山冈，埋葬屈原的地方叫奠子河。说母鲤鱼精后来变成了鲤鱼洲，鲇鱼精变成了韩家洲，说韩家洲是一个要拜的地方；又说要在汉江站住脚跟，一定要去拜汉江边娥皇和女英的庙，如果船经过这个地方不祭拜，对面山上就会刮来一阵风，船就会被风打翻。说当年秦始皇经过这里，就是因为没有祭拜，他的船差点被掀翻，秦始皇一怒之下，派人把娥皇、女英的庙拆了，把舜的坟也挖了，并且在河的对岸立下了一块镇风的石头，叫令牌石。但秦始皇不但没有禁住风，反过来没多久就死了……

　　凌智民公司的职工，全部都来自汉江河边，他们知道“凌总爱搜集汉江边上的民间故事”后，就都自动地当上了义务的民间故事收集员。

　　在他们为凌智民收集的民间故事中，有屈原金鸡蓼救刘秀的故事，屈原招魂的故事，屈原与山鬼的故事，屈原种花的故事，多不胜数。

　　尽管童年就在故乡湖南岳阳乡下放牛的凌智民早已听说屈原在岳阳、在湘江、在汨罗的故事，但是，这个内心对平民百姓充满平等意识、对传统文化极其喜好并尊重的知识分子，对汉水边如此众多的传说一点儿也不排斥，瞬间的质疑后便是虚心静听、思考、记录……

　　就在凌智民游走于汉江两岸，沉湎于青山绿水、万古传说的心驰神往中时，突然，一颗巨石砸了下来——

　　2003年端午节，汉江之滨的郧阳隆重举办龙舟节，大批沙船集中到汉江一桥北端郧阳镇河剑山崖下，为河道腾出空间。就在此期间，镇河剑古崖突然崩落，“轰隆”一声巨响，小轿车大小的一块巨石不偏不倚落到了凌智民公司停在江崖下的一只沙船上，沙船顿时被砸沉，刹那间江河两岸的人潮都被震惊了。凌智民闻讯来到现场，立即组织人打捞，处理完一死一伤的重大事故后，凌智民登上了镇河剑山崖。

　　仔细端详这赭红的山崖及其整个断崖层面，他若有所思：这岩石色泽像是火烧过的，火烧岩石，显然是攻克山脉所为，古人没有炸药，破开岩石的唯一方法只能是火攻，也就是将石烧裂，再行开掘。难道这里往古不是河道？现今的此岸与彼岸中间有山脉连接？古人在这里开通过一个河道？放眼望去，郧阳柳陂一马平川，难道柳陂是原来的汉江古道？旁边有老人立即告诉他，古代大禹在这里治过水……

　　为解除困惑，凌智民将岩石取样送往湖北地质科研部们检验，检验结果，果然是四千多年前的火烧石。这使他判断，此处可能就是传说的大禹治水时代留下的遗痕。

　　这一发现让他饶有兴致，他找到较早的《郧县志》、《武当县志》、《水经注》《太平御览》《路史》等典籍文献，他企望从古人的记载中找到关于这段河道的变迁记录。《水经注·二十八·沔水》记载：“(武当)县西北四十里，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县西北四十里，汉水中有洲？这不正说的是这座水中山丘么？从这里望柳陂这个河道环绕的山丘，正好在武当县西北，水路里程四十里左右，和《水经注》所说一致。而《太平御览》竟具体讲到沧浪洲方圆“阔13里，宽4里”，柳陂岛面积正好与此一致。由此他基本判定原初的沧浪洲即现在柳陂的环河孤山，上下这段河流则为沧浪水，也就是《水经注》上记载的：“导漾水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这个判断通过文献检索，居然与清代著名学者杨守敬的《水经注疏》和石泉先生的《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标注一致。

　　这么明显的记载为什么被忽略了呢？原来是人们不知道在公元20年到公元451年间，武当县有400多年的迁徙史。

　　有了沧浪洲，就必定有沧浪水，凌智民来到郧阳堵河入汉水交界处，这里自古就有一种奇观：两条交汇的河因其江中横阻的一个大洲(即韩家洲)而使汉江涨水向东流、堵河涨水向西流。涨水时节，泾渭分明。这不就是沧浪水吗？凌智民通过文献检索，沧浪水的位置居然与《禹贡》的叙述一致。

　　哦，沧浪之水原在汉江郧阳段，多少年来罔顾了！他为这个发现欣喜不已。为确证起见，他将郧阳沧浪水和全国135个名曰“沧浪”的地方进行了必要条件的论证，这些必要条件是：有无沧浪水，有无环水洲，孔子是否来此听过歌，屈原是否来此听过歌，文献是否有过记载。结果大部分地方不符合这些条件，唯有郧阳完全符合这些要素。

　　凌智民花三年时间，由“沧浪洲”而“沧浪水”而“沧浪文化”，稽古索今，追根索源，遂著成《沧浪文化探源》一书。带着这个成果，他到湖北省社科院拜访了副院长刘玉堂先生，请教指导。刘玉堂质疑：一个搞企业的人怎能搞这种专门学者研究的古奥文化？好在刘玉堂不以职业取人，他很认真地接过凌智民的书，细细翻阅了一遍，感到很有价值，不禁为之叫好。他立即把这个信息告知武汉、北京的研究沧浪文化的专家们。一个月后，刘玉堂又把专家们召集到华中师范大学进行座谈，专家们审读了凌智民的学术资料、听罢他的讲述后，一直认定这个新发现有价值，它不仅丰富了传说甚多的沧浪文化，重要的是对沧浪文化本源的研究更接近了一步，《湖北日报》对此作了大篇幅的报道。

　　在沧浪文化的研究中，凌智民可谓旗开得胜，他确证了一个洲，弄清了一段河。接下来，他视野大开，一个更重要的文化发现从沧浪文化研究中牵出藤蔓来：数千年来，沧浪水由自然之水升华为人文之水，这里面有两个重要历史人物与之分不开，一个是孔子与沧浪水的关系，一个是屈原与沧浪水的关系。孔子毫无疑问来过名曰沧浪的这段汉水，这被记录在《孟子·离娄上》。而屈原听《沧浪歌》被记载在屈原的作品《渔父》之中。相隔200多年的两位古代圣人都听到了同一首歌，照此推理，屈原作《渔父》应是在汉江流域而不在湖南，文中提及的“湘流”也应该在屈原听歌处附近而不应在湖南。难道“此湘流”非“彼湘流”？凌智民带着这个问题请教有关方面专家，大家也认为凌智民的这个推理是有道理。

　　对凌智民来说考察全国的沧浪是忙里偷闲，因为从2004年起，凌智民在创办了金砂公司的基础上，又看准了新型建材行业的商机，在十堰市投资兴建了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新型建筑材料厂。事业上的成功使得凌智民更加忙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凌智民还是按计划到全国有名的沧浪文化名胜地实地进行考察。

　　至此，对屈原研究的强烈质疑走进了一个一向“做事严谨”“凡事必探究竟”的知识分子心中：屈原流放地到底是湖南还是汉北？屈原经历过的湘、资、沅、澧、鄂渚、江皋等河流江景，包括《楚辞》的注释，现今都标注在湖南，为什么还有一些著名专家王夫之、钱穆等不以为然，认为在汉水流域？屈原投江地到底是汨罗还是汉水？现在弄清沧浪水在郧阳，渔夫歌当然也在郧阳，屈原也不消说在过郧阳。难道这只能是猜想是感觉而不是真实？

　　朝霞万朵，为绵绵青山披上晨妆；清流千里，倒影两岸香花芳草；纤绳越过，江岸锯齿般的古老岩痕历历分明；鸥鹭长鸣，可是屈大夫当初长留的歌吟？随着一船又一船河沙上岸，凌智民一天又一天地陷入深深地沉思。岩石、河沙、汉水，千年又千年，沧桑更沧桑，“长濑湍流”“轸石崴嵬，”屈原《抽思》大笔写下的这等景象不就是眼前汉江里的情形？“上高岩之峭岸兮，处雌霓之标题。据青冥而摅虹兮，遂倏忽而扪天，吸湛露之浮源兮，漱凝霜之雰雰”。登上岩石高高的陡峭河岸，矗立于霓虹幻彩的高巅。依凭着青天舒展一道彩虹，伸手可以触摸到高高的苍天。将浓浓成团的露水吸饮，用纷纷凝结的寒霜漱口，我的高洁世人不可比肩。《悲回风》中这些环境一直被研究者视为想象，可在苍岩危岸的汉江边都是可以随时见到的啊，尤其春秋时节随时可逢；《招魂》所使用的动态语言，具有很强的模拟性，那声声呼唤的“魂兮归来”，就是汉江沿岸的母亲们为生病、有灾的儿女招魂的事景啊....。。

　　在汉江上走得越久，越发觉《楚辞》与这条河血脉相连，有着不可分割的原生关系。但是，古来研究者都以湖南为屈赋原产地，以湖南带有屈子色彩的地望为铁的证据，尽管有王夫之、钱穆、石泉先生的新观点，但缺少确切的强有力证据支撑，怀疑得多么有理都难以取得学界的认同，毕竟即成观点已流行千年，且生成了文化遗存和不可动摇的文化实景。在普世接受的情况下，谁冒出来一个想法能被固有的理念所接受？尤其湘资沅澧这四水它实实在在就在湖南摆着，你要把它说到汉水来，这不是生来硬扯、强为之说？连钱穆、石泉都遭呛声，况我等一般常人？

　　对屈原汉北说的研究探索遇到障碍，这个障碍也是钱穆、黄守愚他们早已遇上的，他们的猜想加部分文献论证，均不足以把南方的四水搬到北方来。哪里是突破点？凌智民想到了在学界被纷纭解读并争议不休的出土文物《鄂君启舟节》……

　　至此，我们可不可以向江一问：汉江边滚落的那块4000年前的巨石，对一个智慧生命的惊醒、以及将要出现的一个惊世解读，难道不是上苍赋予世间的一个不得已的手段？难道不是屈子之魂在千万里缥泊、徘徊后对一个要为其“招魂”之人的选择？

　　第五章：   惊世解读

　　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庄严宏伟，《鄂君启舟节》这个承载着2000多年前地理密码的神秘文物就安放在里面，躺在它身旁的是与他一起出土的另一枚《鄂君启车节》。

　　2005年7月的一天，一个神秘的参观者来到了它的面前，他拿着相机从各个角度对它拍照，他用眼部紧贴展柜似乎要把它看穿。他站在它面前久久不能离去，他围着展柜转了一圈又一圈。

　　这个人就是凌智民。他从十堰来到北京，为的就是一睹《鄂君启舟节》的风采，获得《鄂君启舟节》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一个用铜铸成、形似劈开的竹节一样的物件，这个物件上的每一个字都用金丝镶嵌而成，错金的铭文闪着悠悠的光亮，深绿的铜锈已淹没了两千年前鄂君启操持的手迹。

　　凌智民将《鄂君启舟节》原件进行了仔细的拍照，回到十堰家里，他开始用电脑对翻拍的文字进行认真的加工，得到了完整的原文。

　　面对眼前这165个远古文字，凌智民兴奋也惊愕。尽管这些文字还是秦始皇尚未统一前的楚国文字，犹如甲骨文那般诡谲奇奧，酷似天书般难懂；尽管几十年来已有无数的专家对其予以解读过；尽管自己对古文字没有特深的造诣，但他仍满怀信心地决定重新解读，他相信这里面会有屈原研究最需要的铁证。

　　凌智民解读节符之前，先认真阅读半个世纪来各路专家同行的解读，他从网上下载了600多篇有关文字，细致比较各方对节符文字的理解，发现一种现象：节符上与地名无关的文字各家翻译意见较一致，与地名有关的文字中“鄂、湘、沅、澧”翻译一致，理解也一致，均指湖南；节符上“爰陵、彭逆、松阳、浍江”几个字翻译差距较小，但理解一致；而其他15个地名或辨认，或理解分歧都较大。凌智民认为这些分歧很多并不是对字形理解的误差所造成，完全是方法的错误或思想偏颇所致。如一些专家将《鄂君启舟节》中第七列第四行“之”字译为“耒”，就是一种比照湖南水系的想当然注译，因为湖南的湘水上有一条叫耒的支流；将第七列第八行“之”字又译为“资”，这分明是一种臆想，只因为该字位于“湘”和“沅”两字中间，就想当然的译为湖南资水的“资”。而当凌智民将这个字单独列出来请文字专家辨认时，专家的思维因脱离了一种定向思维，没有一个专家将这个字辨认为“资”，大部分专家认为这个字应该读“滔”，只有一个专家认为这个字也可能是“淊”。也就是说，《鄂君启舟节》中记载的不是“湘”“资”“沅”“澧”，而是“湘”“滔”“沅”“澧”，或“湘”“淊”“沅”“澧”。出现这种研究倾向就是将《鄂君启舟节》中出现的地名尽量往现在湖南的“江”“鄂”“湘”“沅”“澧”地名上靠，企望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地理上的逻辑关系。《舟节》中还有许多字存在类似情况。

　　通过认真的梳理，凌智民取各家之长，加入自己的思考，将《鄂君启舟节》的文字翻译工作整理完毕。

　　凌智民发现，有的学者甚至根据《鄂君启舟节》的地名绘出了屈原的流放路线，以进一步证实屈原的流放地和投江地在湖南而不是汉水流域。但这些文章正如石泉先生所云，都基本上是以现在湖南湘、资、沅、澧、鄂、江为基准地址来分析其他地址，但是，由于其使用的基准地名不基准，所以从《鄂君启舟节》中解读出的内容悖谬多多，常常不能自圆其说。凌智民还发现，由于专家对表明船只航行方向的动词理解不同，推导出的其他地址也不尽相同。于是，学者们甚至认为《鄂君启舟节》中的逻辑表述紊乱。

　　学界对《鄂君启舟节》研究的不同看法和相左的结论，使凌智民更加感觉到《鄂君启舟节》的研究还没有终结。

　　对《鄂君启舟节》的文字翻译只是完成了工作的第一步，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定出鄂君启船队的航行线路。为了能进行有效的分析，凌智民将《鄂君启舟节》中的文字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为与鄂君启船队航行有关的文字，另一部分则是与鄂君启船队无关的文字，凌智民将精力集中在与船队有关的文字上。

　　凌智民发现这些用来表述鄂君启船队航线的文字很有规律：对于指明航线的文字，一定都是由一个指明航向的动词加上河流名称组成。凌智民将这种指明方向的动词称为舟行动词。他认为，在《鄂君启舟节》中，这些舟行动词不是像诸家所说的逻辑混乱，而是逻辑非常清晰明了。例如“逾”一定表示船只在河流中顺流而下，“徙”一定表示船只在河流中逆流而上，“内”一定表示船只进入支流后在其水道中往返。《鄂君启舟节》的这些与航行路线有关的文字，不但逻辑严密，而且有可能构成一道逻辑数学题，这些水道名称就是这道数学题中的已知数和未知数，而这些舟行动词就是这道数学题中的运算符。要解开这道数学题，就得列出运算式，进行运算和求解。

　　凌智民通过对诸家的考证进行分析，发现诸家也在试图通过一种逻辑关系来求《鄂君启舟节》的解，但总认为无论什么运算，总是要有已知数，如果没有已知数，其他未知数是求不出来的，所以大家都试图从《鄂君启舟节》中找到已知数。在《鄂君启舟节》中，似乎只有“鄂、江、湘、资、沅、澧”这些地名现在还存在，可以当成已知数。而其他地名除现在不存在外，历史书籍上也找不到。所以诸家不得不以这些已知地名作为参考地址以求出其他地名。但是求出的地名又无法符合《鄂君启舟节》中对这些河流之间的关系的表述，所以诸家只好认为《鄂君启舟节》的逻辑表述混乱。

　　为什么要把“鄂、湘、资、沅、澧”这些地名当成已知数呢？能不能把他们只看成一种符号，当成未知数来看待？如果把他们都当成未知数，那岂不是《鄂君启舟节》中就没有了已知的地名，那《舟节》是不是就无法破解了呢？针对这些问题，凌智民想到了奥数和趣味数学中的一些算题，这些算题往往只有数字之间的关系，没有已知数。人们可以通过对这些数字间关系的分析，最终得到唯一正确的答案。

　　对于《鄂君启舟节》这一古老的地理谜题，我们能不能把其所载的所有地名都当成未知地址，而利用这些未知地名之间的逻辑关系来找这些地名的真正位置所在呢？凌智民想到了在大学时期学到的二叉树。

　　二叉树是计算机科学中的一种数据结构，属于离散数学分支，因为这种结构就像一棵倒长的树，所以就以“树”来命名这种结构。

　　凌智民认为，《鄂君启舟节》所航行的水道一定是长江水道。对于这一水道，虽然水系纵横，水网发达，但总是由主流和支流构成的。这就好像自然界中的一棵树，是由根、颈、叶构成的。长江的入海口就像树的根，长江的主航道就像树的杆，常见的支流就是树的枝叶。而鄂君启的船队就像在这颗树上爬行的蚂蚁，他可以在这颗树上自由的爬行。

　　这位数学加计算机专家认为：在离散数学中，无论多么复杂的树形结构都可以转换成二叉树，而鄂君启船队的这些航行动作就可以转换成二叉树中的遍历操作。在这样的操作中，当鄂君启船队这群蚂蚁从枝干爬向主干时，就是《鄂君启舟节》中的“逾”，当这群蚂蚁从主干爬向枝干时，就是《鄂君启舟节》中的“徙”，而这群蚂蚁在枝干上来回爬动时就是“内”。

　　有了以上这些想法，凌智民开始绘制鄂君启船队的航行路线逻辑图。在这张逻辑图中，河道被分成了主河道、支河道、分支河道和细支河道四类。因为这张图表述的是河道的逻辑关系，还不是高等数学中的“树”。要把这种逻辑图转换成离散数学中的二叉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就是要定义“左子树”和“右子树”，为了统一概念，凌智民将逻辑图中的主流定为左子树，将支流定为右子树。这样，一张鄂君启船队航行水道的逻辑图就被画了出来……

　　也许，对于非理工学科出身的专家来说，对古老的《舟节》做这种研究、解读，无疑是“天方夜谭”抑或无稽之谈。但是，凌智民却进入了他的世界，在他的这个数学王国里，他画出了“江”的二叉树图，从而判断出《鄂君启舟节》中所说的“江”是楚人祖先生活过的丹江流经的河道。

　　2006年，凌智民的金砂公司因业务的扩展，需要添置一条大型吸砂船，他结合长江河沙禁采这一契机，认为购买长江流域现成设备比购买新设备不但要省钱，还能趁机对长江流域进行沙石行业及水道的考察。

　　凌智民制定了一条考察路线，首先沿汉江而上到达广元，然后沿嘉陵江而下到达重庆，再沿长江而下到达荆州，从荆州驱车到达常德，从常德沿沅水到达岳阳，从岳阳沿湘水而上到达衡阳，从衡阳驱车经炎帝陵、井冈山到达吉安，从吉安沿赣江到达九江，再从九江溯长江而上转汉江，最后溯汉江而回十堰。这次考察，可谓千万里迢迢，虽然花费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但却使他加深了对长江航道的认识，对完成长江水系的绘制起到了决定性帮助。特别是汉江段，因为凌智民是坐自己购买的吸砂船回十堰的，所以对这一段的了解更加详细。

　　这次考察，为他绘制长江水道的二叉树奠定了基础。

　　完成了“江”的逻辑水道的绘制，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进行长江水道与鄂君启船队的航道的逻辑对比。鄂君启船队二叉树与“江”二叉树的出现，为《鄂君启舟节》的解读创造了条件，其最简洁的求解办法就是将诸家对《鄂君启舟节》的解读与鄂君启船队二叉树进行逻辑比对，以找出符合逻辑的解读，但是通过对所有解读结果的比对，诸家对《鄂君启舟节》的解读正如石泉先生所说，全部都不符合《鄂君启舟节》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诸家对《鄂君启舟节》的解读肯定都是错误的……

　　写到这里，笔者遭遇了书写的极大困难：无论我们怎样努力，也无论凌智民怎样一次又一次向我们讲解，我们的表述都无法抵达他神奇、繁复的计算机演算程序中。但我们最终知道，在他成千上万次的对二叉树的遍历演算之后，《鄂君启舟节》中河流与河流之间的逻辑关系明晰了起来，“湘”被框定在了丹江口以上的汉江段，“滩”这条河流被框定在汉水段的唐白河、南河之上。

　　在《鄂君启舟节》中，除了有河流之间的逻辑关系外，还有河流与关邑之间的逻辑关系。比如“滩”是一条河流，沽是“滩”的支流，“厉”、“芑阳”、“邺”、“鄂”均是在“滩”这一河流沿岸的关邑，他们之间构成一个集合；“湘”是另一条河流，“灅”是这条河流上的支流，“郧阳”、“牒”、“鄙”是这一河流沿岸的关邑，他们之间构成又一个集合；而 “滔”、“沅”、“澧”、“暿”河流与关邑“木关”、“郢”构成另外一种集合。

　　对于“滩”集合，我们只要知道其中“厉”“芑阳”“邺”“鄂”地址之一，就能确定河流“滩”的具体位置。凌智民认为，根据《鄂君启舟节》的逻辑关系，“鄂”这个地点只可能在今南阳的南河流域或襄阳的唐白河流域，不可能是今长江以南的湖北鄂州。因此凌智民开始查阅南阳、新野、唐县等地的地方志，但没有发现相关的记载，在网上搜索只有鄂姓起源于南阳的条目。而《辞海》对“鄂”的解释则是引用过去研究《鄂君启舟节》的结果。凌智民相信自己的逻辑判断：“鄂”一定在南阳地区。

　　2012年6月从南阳传来消息，在南阳夏饷铺村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工地发现大片贵族墓地，出土上万件文物。凌智民意识到这有可能与古鄂国有关。他随即赶到发掘现场，现场的考古工作者告诉凌智民，可能是鄂侯墓葬群，但年代还要等待鉴定。考古人员的话，给了凌智民期待。凌智民根据这一消息，初步确定《舟节》上的“邺”应位于襄阳以北的唐白河边，“厉”应位于新野县境内的白河边，“芑阳”应位于今社旗县或唐河县境内。

　　对于“湘”这一地址集合，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地理标志就是“郧阳”。在过去的《鄂君启舟节》译文中，绝大多数学者将其翻译成“兆阳”，认为是湖南湘江流域的兆阳，只有极少数的学者根据字的形状，将这两个字译为郧阳，但均将地址定在湖北安陆市一带地区。因为诸家认为汉江上游的郧阳是在汉朝以后才有的地名。但直觉告诉凌智民，这两个字翻译成郧阳是对的，并且就是指现在的郧阳地区。《水经注》就提到过郧乡李奇以为郧子国一事，郧乡就是现在的郧阳，而郧子国的称谓是秦之前，而不是在汉之后。

　　汉江的上游就是《鄂君启舟节》中的“湘”是不是还有其他证据呢？凌智民想起了在郧阳汉江边五峰乡一带流传的秦始皇烧湘君庙的故事。这个故事与《水经注》中所述何其相似。

　　在《水经注》湘水篇中有：“(君山)，湘君之所游处，故曰君山矣。昔秦始皇遭风于此，而问其故。博士曰：湘君入则多风。秦王乃赭其山。”

　　凌智民查阅史料，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找到了出处：“(自彭城)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之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关还。”这段文字是对秦始皇第三次东巡的记载。时在公元前219年。

　　对于秦始皇第三次出巡所经之地，史学界多有争论。多数学者根据《水经注》的记载，文中有“湘”，就认为秦始皇到达了湖南，但是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其理不通，文中之“湘”应指汉江。湘山祠当在汉水之滨。

　　凌智民带着问题再次来到传说中秦始皇烧湘君庙的地方进行调查。这个地方从郧阳城江边乘船沿汉江而上，大约只有60公里的距离，但是要从陆路到达，就非常艰难。

　　首先挡住凌智民前行道路的是一座叫火炬岭的高峰。这一带曾发现过石器时代人类居住过的山洞及头骨，据说姜子牙就在这座山上烧死了闻太师，现在闻太师墓犹在。由于这一带是郧阳到郧西的必经之地，所以有一条盘山公路从岭间山峡中通过。登上山顶，极目远望，隐约还有几座更高的山峰耸立在远方，当地人将附近几座高峰合称为九嶷，传说舜葬于此。顺着这座高峰往南下山，在一处小溪的源头，有一块红色的石壁，这就是当年秦始皇赭湘山后挖断龙脉的地方，传说石壁是被龙血染红的。

　　这条小溪就是归乡河的源头，顺河流行20余里，西面是大楸树沟和小楸树沟，当地人传说屈原曾在这个地方种下楸树。东面叫大夫山，传说屈原大夫曾在这座山上对天长叹，山背面的峡谷就是屈原的封地。

　　过了长长的大楸树沟，就到了归乡河口。这里四面环山，归乡河在南面的山缝中挤进了汉江，盘旋出一个太极图式的河道口。从东面嵌入河道口的垭子虽然不大，但他却是郧阳和郧西县的界山余脉。传说中的湘山祠就在河道中的垭子上，不过祠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了一个叫双庙垭的地名。

　　《水经注》载：“汉水又东历姚方，盖舜后枝居是处，故地留姚称也。”说的就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舜的后人要居住于此，肯定与湘山祠和舜的埋葬地有关。

　　此地西北高达海拔1832米，东南低至157米，而这个最低点就在沟口附近。这里无风三尺浪，稍有微风，就飘风暴雨。所以这一带叫风沟口，江对面的沟口叫过风楼，过风楼的东面叫令牌石。这里就是传说中秦始皇立碑镇风的地方，所立石碑已不在，但高大的碑座还耸立在江边。秦始皇在这里遇到大风，不知道是地理环境所致，认为是湘君与其作对，才做出了粗暴的举动。

　　凌智民根据这一线索，细心地梳理了秦始皇巡视所经路线。凌智民认为：秦始皇自彭城(在今徐州市)西南行，大概在今淮南、寿县渡过淮水，先后到达湖北的东北部(衡山郡)、南阳、襄阳一带(南郡)。之后，溯汉江而上，到达湘山祠，转入支流金钱河，在今郧西县上津关上岸，通过漫川关，由武关回咸阳。“上津”关的地名即由此沿用两千多年至今。

　　凌智民通过对秦始皇东巡路线的分析，不但为汉江上游就是“湘”找到了佐证，也将湘君与汉江联系了起来。

　　凌智民查阅史料，发现秦始皇不止一次经过这里。实际上，秦始皇于公元前210年再次来到汉江，在湘山祠处望祀虞舜，向湘君谢罪。其起因只因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毁湘君庙时落入江中的一块玉璧重现于关东华阴，持璧者自称水神，言：“今年祖龙死。”“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是，秦始皇再次出游至此。虽然秦始皇已经谢罪，但为时已晚，不到一个月，秦始皇死于游徙途中。秦始皇的这一经历，为汉水上游就是湘水找到了证据。

　　凌智民继续细心研读湮灭千古的历史。

　　他发现《战国策·楚策》记载了庄辛与楚襄王的一段对话：“庄辛谓楚襄王曰：蔡圣侯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饮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鱼。左抱幼妾，右拥嬖女，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这一段话，是庄辛对顷襄王的警示之词。

　　这个里面的蔡圣侯就是蔡侯献舞。因息、蔡、楚国君之间的美人之争，楚文王于公元前685年囚蔡侯献舞，于公元前680年灭息国，所囚蔡侯于公元前675年死于楚国。至于文中提及的湘波、茹溪，居多学者认为指湖南的湘水和湖南澧水上的茹溪。《水经注》的记载也是如此。其解释是楚文王虏蔡圣侯后，将其放逐到了湖南。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在楚文王时期，湖南还不属于楚国的领地，楚文王不可能将其放逐于湖南。再者即使放逐在湖南，他也不可能同时饮茹溪之水食湘波之鱼。因为北面没有巫山，南面也没有高陂，更不能驰骋乎高蔡之中。最合理的解释是，楚文王将蔡圣侯囚禁在了郢都附近，而湘波、茹溪、巫山、高陂就在郢都附近。

　　根据《楚居》所载，楚文王那时在今湖北襄阳宜城已建立了新都，即楸郢，但最终还是迁回了大郢，即现在的河南省淅川龙城一带。所以将蔡圣侯掳入郢，其生活地点应在汉水一带，而决非湖南。

　　1999年在丹江口以上30公里左右的汉水之滨出土了一个墓葬。直到2012年，专家才鉴定出该墓的主人所配之剑铭文为“蔡侯鳱”。据分析，“蔡侯鳱”就是蔡圣侯。在古代国君的佩剑跟人是分不开的，生佩死葬，因此可以认定墓主人就是蔡圣侯。根据古代的葬制，蔡圣侯如果被囚在湖南，死后是绝对不会葬在丹江口的。其合理的解释是，楚文王将蔡圣侯囚于丹江上游的汉水之滨，死后就地埋葬。凌智民认定，庄辛所说的“湘波”就是汉水的上游。

　　证明了“湘”就是汉水丹江口以上的上游，那么舟节上位于“湘”上的一条支流“灅”又在哪里呢？汉水的上游，能通航的河流众多，均符合鄂君启船队二叉树逻辑关系，因此用二叉树逻辑来判断是多解的。曾水、泗水、堵河、白河(不是流入唐河的白河，是今陕南的白河)、天河、金钱河都是“灅”的备选。这些河流中，哪一条是“灅”呢？这就需要寻找逻辑以外的证据。在“灅”这条河流上，有一个叫“鄙”的关邑，对“灅”的定位非常重要。

　　《史记•秦本纪》载：“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在教科书上释“鄙人”为“乡下人”，也就是说，百里奚从秦国的咸阳逃往楚国的宛城(今南阳市宛城区)，被楚国的乡下人抓住了。但从《鄂君启舟节》上看，鄙是战国时楚国的一个重要关口，所谓鄙人，是指鄙这个地方的人，鄙这个地方一定在咸阳到南阳的必经之道上。而不可能是诸家解释的在湖南的郴州。

　　《史记·六国年表》载：“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上洛”即今陕南“商洛”。根据这两处记载分析，“鄙”一定在汉江的北面。这就排除了曾水、泗水、堵河、白河是“灅”的可能性。剩下的可能为“灅”的河道即为流经今郧西的天河和金钱河，从百里奚走宛的路线看，百里奚要到达宛，必须先经过金钱河，所以，“鄙”应在金钱河上。

　　在现在的金钱河旁有两个大型古关邑遗址，这两个遗址现在还保留完整，且名称两千年未变，在历史书籍上也有记载，一个是郧西的上津关，一个是商南的漫川关。上津关因秦始皇泛江在此上下船而得名，因此“鄙”就是漫川关的可能性很大。随着“鄙”的确定，“灅”也随之确定，今郧西境内的金钱河就是“灅”。随着“郧阳”、“鄙”、“灅”的确定，“湘”的位置就能唯一确定，春秋战国时的“湘”就是今丹江口以上到旬阳的汉水。

　　在《鄂君启舟节》中，紧跟在“湘”后面的字为“滔”，自“湘”沿“江”右岸上溯，今流经陕西、湖北、河南的滔河就成了选择对象，该河流与舟节中的“滔”同名(诸多专家都曾把“滔”译为“资”)。从“滩”溯“江”而上，左岸的第一条可以通航的河流是淅水(又名老灌河，今河南淅川县境内)，淅水是楚国一条重要的河流，因为可以达晋，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条河流就是舟节中的“沅”。再沿“江”上溯，左岸可以通航的河流有淇河和武关河，淇河认定为“澧”，武关河认定为“暿”。船队溯“滩”沿“江”而上，要在两个关邑登记，根据逻辑判断，舟节上的“木关”和“郢”是其登记的关邑，“木关”即现在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界的荆紫关，当代作家贾平凹曾在此完成了多部作品。“郢”乃今淅川县境内的龙城，春秋时为楚国的始都。

　　通过以上的分析《鄂君启舟节》所载地名就清晰了起来：“江”就是丹江流入大海所经的河道，不包含长江汉口以上段。“鄂”在今河南南阳市，而不是诸家所释的湖北鄂州或武昌。“滩”是汉江支流唐白河(流经今南阳、襄阳)的主流，而不是诸家所释的武汉。“沽”是汇入唐白河的白河，而不是诸家所释的汉口到鄂城间的某一湖泊。“厉”是河南新野县境内的古关邑，诸家对此无定论。“芑阳”是河南唐河县境内的古关邑，而不是以往的猜测襄阳、棘阳、旬阳等地之一。“邺”是湖北襄阳以北的古关邑，而不是以往诸家所释的天门附近的西黄。“夏”是湖北襄阳到汉口间的汉江段，而不是以往解释的襄阳以下的某一条汉水的支流。“邗”是襄阳到汉口间的汉江支流，诸家认为是涢水，虽然符合《鄂君启舟节》的逻辑关系，但是凌智民认为蛮河的可能性更大。

　　“彭逆”是江西省彭泽县境内的古关邑，诸家意见较一致； “松阳”是安徽宿松县境内的古关邑，诸家意见较一致；“浍江”是安徽境内的青弋江，诸家意见较一致；“爰陵”是安徽宣城县境内的古关邑，诸家意见较一致。

　　“湘”是自旬阳县到丹江口的汉江段，不是千年误读的湖南湘江；“郧阳”是郧县境内的古关邑，而不是千年误读的湖南郴州；“碟”是郧阳境内的古关邑，而不是长沙以北；“灅”是汉江支流金钱河，不是诸家所释湘江支流耒水；“鄙”是陕西山阳县境内古关邑，不是诸家所释在湖南郴州一带；“滔”是丹江支流滔河(今河南省淅川县境内)，不是千年误读的湖南的资水；“沅”是丹江支流淅水，不是千年读的湖南沅水；“澧”是丹江支流淇河，不是千年误读的湖南澧水；“暿”可能是丹江支流武关河，诸家对此无定论；“木关”是今淅川境内的荆紫关，不是荆州境内的古关邑；“郢”在淅川县境内的仓房一带，不是纪南城。

　　舟节上镌刻的二十四个地名与其他学者研究结果对照，结果只有四个地名符合《鄂君启舟节》逻辑关系。

　　一个惊世的颠覆！

　　凌智民经过以上地望的确证，遂对千古“舟节”的内容解读如下：

　　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公元前323年)夏辰之月乙亥之日，楚怀王在茂郢游宫召大攻尹雎以怀王之命，命召集尹◎◎及尹逆及令◎为鄂君启府赐以铸金之节：令置办三舟合为一组的方船50组，在一年之内建造完毕。

　　船只从南阳出发，沿白河顺流而下转向沿唐河逆流而上，在厉关和芑阳关进行登记。沿唐河，唐白河顺流而下，在邺关登记。从襄阳顺汉江到武汉，可进入府河，自武汉顺长江而下，在彭逆关和松阳关登记。往返于青弋江，在爰陵关登记。船只在襄阳以上的丹水流过的河道上航行，往返于丹江口以上的汉水，在碟关，郧阳关登记。往返于金钱河，在漫川关登记。往返于滔河、淅水、淇河、武关河，溯丹水而上，在荆紫关和郢关登记。

　　各关见到该金节不得征收税赋，不得免费提供食宿。如未见到该金节则应收税，如载马牛羊出入关，则由大府征收税费，关上不得征收。

　　凌智民对一个淹埋了两千多年神秘节符的重新解读，洞开了一个千年历史的秘籍，一把神奇的钥匙从天而降，它将轰然打开一扇怎样的历史、文化之“天门”？

　　第六章：《水经注》引发的田园调查

　　凡是读过屈原《楚辞》的人都知道，在屈原的作品中，洞庭、西澨、北渚、枉渚、鄂渚、“湘”、“沅”、“澧”、“江”等地名频频出现。汉江沿线人把河中间的小块沙洲称为“渚”，河边、水边称为“澨”，千年如此。《楚辞》中充满着这些地名，因为对这些地名的混淆多解，一部中华文化的经典《楚辞》已经被误读了两千年！如果不把这些地名在先秦时的位置弄清楚，那我们还会将这部经典千年的误读下去！

　　通过《鄂君启舟节》的解读，湘、沅、澧、江都是汉江上的河流名。那么洞庭、西澨、北渚、枉渚、鄂渚等地名是不是也是汉江上的地名呢？

　　于是，凌智民开始了历史的穿越和寻找。

　　古代地理名著《水经注》中记载了这些地名。《水经注·湘水》载：“冯水带约众流，浑成一川，谓之北渚。”这一记载将湖南省永州市境内的冯水记为北渚。“湘水左则澧水注之，世谓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名之五渚。《战国策》曰：秦与荆战，大破之，取洞庭五渚者也。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这里将湘、沅、澧入洞庭湖处及洞庭湖入长江处记为五渚。

　　《水经注》接下来记写：“《山海经》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沅、澧之风，交潇、湘之浦，出入多飘风暴雨。湖中有君山、编山。君山有石穴，潜通吴之包山，郭景纯所谓巴陵地道者也。是山，湘君之所游处，故曰君山矣。昔秦始皇遭风于此，而问其故。博士曰：湘君出入则多风。秦王乃赭其山。”

　　无疑， 郦老先生将《山海经》中记载的洞庭山与洞庭湖和君山画上了等号。《水经注·沅水》篇载：“辰水又迳其县北，旧治在辰水之阳，故即名焉。《楚辞》所谓夕宿辰阳者也。”认为辰阳在湖南怀化的辰溪县。又载“沅水又东历小湾，谓之枉渚。渚东里许，便得枉人山。”认为枉陼在湖南常德的武陵区。

　　这些地址的定位，显然给了《楚辞》研究定位的基准，但也成为《楚辞》研究中的诟病，即使后来的研究者陷入迷雾而不能自拔，也成为部分学者质疑湘、沅、澧水古代不在湖南的起因。

　　关于洞庭、三澨、五渚，比《水经注》更古老的书籍上均有记载，而这些记载很多都被《水经注》所引用。例如，洞庭，郦道元引用的就是《山海经》，但我们只要仔细阅读《山海经》，就不难发现洞庭是山而不是水，洞庭山是一个山系的总称，洞庭山系最西面的第一座大山叫篇遇山，此后一系列山系基本上是东南走向，经过六个大山，510里，才是洞庭山系的主山洞庭山。此后，又东南走向，再经过八座大山，到达洞庭山之尾荣余之山，洞庭山系共有十五座大山，跨度为二千八百里。可见洞庭山与洞庭湖是没有任何甘系的。

　　洞庭山不但与现在的洞庭湖没有关系，也和洞庭湖周边区域没有关系。现在的洞庭湖区是著名的湖乡平原。君山是洞庭湖中的一个孤岛，与《山海经》中的“洞庭之山”无法相比。如将范围扩大，洞庭湖的北面是江汉平原，无山；其他三面分列的山系皆为东北——西南走向，与《山海经》所记洞庭诸山走向全然不合。这说明《山海经》所记洞庭山与洞庭湖周围山系没有关系，而与汉水流域的湘、沅、澧水有关系。

　　又如《水经注》中提到的五渚，引用的是《战国策》中的一处文字。须不知，《战国策》中多次提到了三澨、五渚。而通过对《战国策》中多处文字的综合分析，不难得出《战国策》中提到的三澨、五渚在汉江流域。

　　洞庭、三澨、五渚在汉江流域，其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呢？为了确定这些地址的具体位置，凌智民展开了为期多年的田园调查。

　　凌智民根据《山海经》“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的描述，认定洞庭山一定与今名为汉水、丹水、淅水、淇河的河流有关系。根据《山海经》对山的走向的描述，认定这一山系为东南走向，凌智民的调查重点指向了十堰地区与南阳地区的界山。

　　关于五渚，凌智民通过对《战国策》的分析，计算出其大概位置应在丹江口区域。根据《索隐》的记载，确定五渚就是五个大沙洲。根据孟浩然《送辛大之鄂渚不及》记载，五渚所在的河道可以经过樊邓通向嵩汝，因此凌智民将调查的对象指向了丹水和唐白河。而此刻，五渚的名称也清晰了起来，应是北渚、湍渚、中渚、枉渚、鄂渚。

　　关于三澨，凌智民通过对《禹贡》的分析，认为地点应在郧县的沧浪洲以下的汉江段。根据《左传》的记载，三澨应该在宜城以上的汉江段，因此三澨的区间应位于宜城到郧县的汉江段。关于三澨的名字，有句澨、雍澨、薳澨之称，也有西澨、北澨、南澨之称。

　　搞清了这些基本信息，凌智民开始了田园调查，首先考察的地方，是洞庭山和五渚最可能存在的地方，这一带，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南阳平原，西面是高耸入云的秦巴山脉，丹水从峡谷中奔流而出，在平原与高山的边缘向南滑过，由于丹江口水库的修建，原来的河道被淹没在无际的大水中。

　　凌智民经过老乡的指引，登上了丹水西面的高峰，这座山峰名叫玉皇顶，海拔1086米，傲立在群峰之上。极目远眺，群峰连绵，东西来朝，汉水、丹水、滔水、淇河四水盘龙汇聚。这不正是《山海经》所描绘的“沅澧之风交潇湘之渊”吗？老乡告诉凌智民，这个山上还有保存完好的楚长城，山的东面就是楚国最早的国都，现在被淹在了丹江口水库之中。在山脚下，有几千座楚墓，河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王子午鼎就是在这一带出土的。

　　凌智民的这一次调查，是利用工作闲余间陆续展开的，范围包括丹江、淅川、西峡、商南、郧西、郧阳。虽然没有找到洞庭三澨五渚的具体位置，但找到了北渚和西澨的位置。

　　北渚是从一位在丹江采砂的老船工那里了解到的。凌智民分析，既然北渚在淅水与丹水的交界处，那么其他四个渚就应该在北渚的南面，也就是在现在淹没的丹江口水库之中。

　　一次偶然的机会，凌智民与汉江集团的一位退休职工谈及此事时，这位老职工帮凌智民找到了一张丹江口大坝工程施工前的实测丹江河道图，在这张图中，果然五个沙洲标示清楚，与船工所说的相互印证。

　　凌智民通过分析，认为五渚从北到南的排列顺序应是北渚、湍渚、中渚、枉渚、鄂渚。

　　西澨是十堰市政协文史委主任潘彦文发现的。当年在对十堰市的地名进行普查时，偶然发现了地方志对西澨的记载，原来西澨就是汉江上的关门崖。由于自陕西汉中到襄阳宜城这一段汉江基本是东西流向的，所以其他两个澨应该在西澨的下游。凌智民通过对西澨的地理特征的分析，认为南澨就是南河与汉江的交汇处，北澨就是唐白河与汉江的交汇处。

　　凌智民不但找出了《水经注》所记洞庭、五渚的错误，还对《水经注》错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生活的年代(约公元470年出生，公元527年逝世)正是中国分裂为南北朝的时代，政权更迭频繁。郦道元是河北涿州人，在北魏为官。

　　郦道元虽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志于地理学的研究。他充分利用在各地做官的机会进行实地考察，其足迹只涉及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安徽、江苏、内蒙古等地区。对于广大的南朝地区则无缘考察。

　　根据郦道元自述，《水经注》是以《水经》、《尚书》、《地理志》为蓝本，辅以《山海经》、《本纪》、《职方》，参考各地传说而成。由于“绵古茫昧，华戎代袭，郭邑空倾，川流戕改，殊名异目，世乃不同。”(引自《水经注·原序》)所以“书策落次，难以缉缀，后人假合，多差远意。” 我们由此也看到郦老先生对山水注解并不全部准确表示的无奈与歉意。

　　郦道元在编撰《水经注》时，为了尊重历史，对所引用的著作所载只注不改。其著作是历代各种地理著作和传说的叠加，这一点在《水经注·湘水》篇、《水经注·沅水》篇、《水经注·澧水》篇中均可以找到证据。在《水经注》的其他篇目中亦可找到证据。也就是说《水经注》如果有错，也只是对前人错误的记录，这并不是郦道元本人而为之。

　　凌智民认为《水经注》错记湘、沅、澧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我们并不需要通过《水经注》来理解河流的现在的情况。我们需要的是，通过《水经注》了解河流的变化及河流上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而《水经注》的某些错误恰恰为我们了解河流的变迁以及遗失了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凌智民把《水经注》比作一个河流档案馆，郦道元就是这个档案馆的归档员。他的任务就是按照他那个年代对河流的称呼将对应的河流资料装进档案袋中。当然，带有湘、沅、澧标记的档案就被装进了相应的档案袋中。

　　为了弄清楚这些河流档案，我们就必须弄清楚《水经注》中这些河流档案的来源。具体到对湘、沅、澧的记载，引用的书籍有《水经》、《汉书·地理志》、《山海经》、《史纪》、《战国策》等，多达二十多种。

　　在这些书籍中，《尚书》、《山海经》、《禹贡》、《楚辞》为秦以前著作，《水经》为秦初之作，《汉书·地理志》、《战国策》、《史纪》为汉代作品。其他年代不详。

　　湘、沅、澧水在秦以前，在汉江流域，并且是楚国的发源之地。秦统一中国以后，楚国贵族迁徙到了湖南，他们以故地命名其统治的区域就不足为奇，这在《水经注·湘水》篇中就有内证，“秦灭楚，立长沙郡，即青阳之地也。秦始皇二十六年，令曰：荆王献青阳以西。”秦始皇二十六年，是秦统一中国元年，也是秦灭楚的第3年。这时的楚国贵族还名正言顺的存在于湖南，并被称为荆王。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再来看古籍对湘、沅、澧的记载。秦以前或秦代的书籍中与湘、沅、澧有关的记载，均为对汉水流域的湘、沅、澧；秦以后书籍对湘、沅、澧有关的记载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引用秦以前书籍的引文或人物对话，涉及湘、沅、澧的，一定是对汉水流域湘、沅、澧相关区域描述。一种是记载秦以前发生在湘、沅、澧区域的事件，那一定是发生在汉水流域湘、沅、澧上的事件。

　　对于这一点，不但郦道元不知道，就是汉代学者也不知道。所以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湘、资、沅、澧四水时，不自觉地将记载汉江流域湘、沅、澧上发生的事件与湖南湘、资、沅、澧四水上发生的事件叠加到了一起，归档时统统归到了湖南湘、资、沅、澧四水这个档案里面。

　　根据这一判断，凌智民对归并在湖南湘、资、沅、澧四水这个档案袋里面的文件进行重新分类。

　　第一类：秦以前发生在湘、沅、澧水上的事件，这些事件一定发生在汉江流域。这些事件有舜归葬处、商均归葬处、二妃从征、帝女居君山、秦王遇风；禹治洪水、祝融冢、盘瓠负女；香茅缩酒、楚灵王得图处、文王迁罗、司马错伐楚、庄辛说楚襄王；屈原沉江、屈原夕宿辰阳等。

　　第二类：秦以前就有的与湘、沅、澧有关的地名，这些地名一定是汉江流域的地名。这些地名有洞庭、五渚、北渚、枉渚、辰阳；茹水、微水、丹水；苍梧、嶷山；罗子国、糜；三苗国、黔中郡；

　　第三类：与实际位置不符的地名，走向不符的河流。

　　湘、沅、澧水间的汇入关系混乱，湖南下隽县与湘、沅、澧的关系不符；湘水下游描述混乱与实际不符；沅水支流无水流向不符；沅水支流辰水流向不符；沅水整体流向与实际流向不符；澧水各段流向不符等等。

　　凌智民针对以上问题，再次对汉江流域展开了田园调查，通过这次调查，凌智民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对于凌智民，这两次实地考察，是其重大的文化之旅，也是21世纪的郦道元之行。凌智民，一个并不在编的自由学者对中国重大文化疑题，无私、执着地投入，其精神境地该给我们怎样的启示？他全身心与民众在一起不耻下问，以及千万里田园实地调查的研究风范，在从资料到资料、从书本到书本、从楼阁到宅居的泱泱学者中有几人能及？

　　第七章：  重读《楚辞》

　　“五渚”“三澨”“北姑”“洞庭”“湘”“沅”“澧”“江”....。。汉北所涉及的屈赋的地名逐渐成了体系，构成了凌智民屈原学说的词汇系统。毫无疑问，他拥有了通释屈赋的坚实基础，拥有了合理解读屈原作品的话语权。

　　以上这些结论，凌智民是用被研究对象的作品研究被研究对象，这是内证法，属于文化人类学范畴。这种方法与二重证据法结合，学术界称之为“三重证据法”，是一种最可靠的史学研究方法，对破解屈原研究中的疑难死结非常有效。

　　在屈原作品中，《湘君》和《湘夫人》是最富生活情趣的爱情故事。过去学者们将作品中的背景地址湘、沅定在湖南，因为地理的错位，在解读作品时，不但作品中的人物存在很大的争议，作品中的人物也不知什么原因，总是爱而无因，见而不得，只能互相幻想着对方，无望地追寻、失望。在他们之间，永恒地隔着迷惘的水域。因此只能将其解释为：屈原所写为浪漫的爱情神话。

　　凌智民认为，之所以人们对两篇作品有如此的认识，是人们对作品的人物所处的地点的错误认识所造成的。凌智民开始重读《楚辞》。

　　在《湘君》篇中有“朝骋骛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之句，意思是湘君很早起来在江皋这个地方乘船，很晚才到达北渚，是一天的行程。在《湘夫人》篇中有“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之句，意思是湘夫人早上从江皋这个地方乘马出发，黄昏时到达西澨。按照《水经注》的记载，北渚是湖南省永州市境内的冯水，西澨在湖北襄阳宜城上游的汉江边，不管江皋在什么地方，在古代一天之内要到达北渚或西澨，必是不能，除非行者能腾云驾雾。所以诸多学者在解释这两句时，只能将江皋解释为水边的某个高地。

　　又在《湘君》中有“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之句，这一句是写湘君在去北渚的途中驾着一种叫飞龙的轻舟绕过洞庭向北而行。如果湘君的出发地江皋在湖南永州湘江的上游，那么她可以“驾飞龙兮北征”到达湖南永州境内的北渚，但她没有必要跑到洞庭湖来再背道而驰。如果湘君的出发地在永州以北的湘江下游，她只有南行才能到达永州的北渚。在《湘君》中有“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按照原来诸家的说法，涔阳在湖南澧县境内，那么在湘君即将到达永州北渚时怎么又能看到几百公里外的涔阳呢？在《湘夫人》中有“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既然湘夫人到达了汉江宜城以上的西澨，怎么又会有湖南九嶷山的人来迎接她呢？凡此种种，不能自圆其说。

　　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湘君》是湘水男神，《湘夫人》是湘水女神，《湘君》《湘夫人》是湘水男神和湘水女神互相表达思慕之情的咏唱；有的学者认为湘君是水神，湘夫人是舜之二妃；有的学者认为湘夫人是娥皇女英，湘君是舜帝；有的学者认为，湘君是娥皇，湘夫人是女英，《湘君》《湘夫人》是写舜南巡死于苍梧，娥皇女英南下洞庭寻夫，灵魂相会的神话故事……

　　争论持续千年。

　　如果将湘、沅、澧、洞庭、三澨、五渚定位在了汉江流域，这两篇作品解读出来又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古往今来，楚辞解读著述近百部，凌智民认为过去学者对《湘君》、《湘夫人》的解读都是错误的。作品既不是男神与女神的对咏，也不是娥皇、女英与舜的灵魂相会，而是写的娥皇、女英迎接舜回家的真实爱情故事。作品中的湘君就是娥皇，湘夫人就是女英，“夫君”是娥皇对舜的称呼，“公子”是女英对舜的称呼，“帝子”和“君”均指舜。

　　作品中出现的江，不是长江，而是丹水流过的河道；作品中出现的湘，不是湖南的湘水，而是汉江丹江口以上的河道；作品中出现的沅不是湖南的沅水，而是丹江的支流淅水；作品中出现的澧，不是湖南的澧水，而是丹江的支流淇河；作品中出现的洞庭不是湖南的洞庭湖，而是丹水右岸的洞庭山；作品中出现的“中洲”不是水中的一个沙滩，而是尧的帝都；作品中出现的北渚不是湖南永州境内的冯水，而是淅水汇入丹水处的河口；作品中出现的西澨是汉水上游古均洲境内的关门崖；作品中出现的江皋不是泛指水边的高地，而是指汉江郧阳与郧西交界的区域姚方。

　　《湘君》写的是娥皇迎舜回家的故事。娥皇住在汉江边的姚方，又到了舜要回到姚方的家的日子，娥皇在家计算着舜的预定行程。“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我的夫君啊你是否已在回家的途中，有谁能够将你留在国都？这就是屈原《湘君》中的开篇词，完全是娥皇的口气，也许舜上次因国事繁忙而失约，所以娥皇表示出了隐隐的担心。这种开场为以后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伏笔。虽然娥皇隐隐感到夫君有失约的可能，但是娥皇并没有迟疑，而是赶紧梳妆打扮准备迎接夫君。紧接着，辞中就出现了“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之句。这里的桂舟，一定不是一般的交通工具，而是一种豪华的船只。这既能体现湘君的身份，又能体现迎接仪式的隆重，还有一层意思是舜亦将从水路回家。

　　舜要回家，其出发地一定是山西临汾的都城(中洲)，而目的地一定是姚方(江皋)。所以舜必过黄河，至卢氏，再由淅水(沅水)乘船到达丹江(江)的交汇处(北渚)。然后顺丹江(江)而下，转过洞庭山至汉水与丹江交汇处转入汉水(湘水)逆流而上，到达姚方(江皋)的家。所以娥皇向上天祈祷：“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湘、江、沅组成了一条从江皋通向山西的水道，娥皇希望这一次舜回家的水道上风平浪静。可见娥皇对舜的一往情深和殷切期盼。

　　娥皇的船队在迎着舜回家的水道汉江(湘)顺流而下，娥皇也在想象着舜的船队从北渚出发，正在沿着丹水(江)顺流而下。这时，凌智民根据《战国策•秦策》推算出古代船只一般情况下在汉水中的航行速度，方船顺水每小时16公里，逆水每小时7公里；轻舟顺水每小时21公里，逆水每小时12公里。因为娥皇和舜乘坐的都是方船级的船只，假设他们在同一时间相向而行，那么娥皇的船队与舜的船队就可能在7个半小时内相遇，相遇的地点在今丹江口以上31公里处的汉江上。但是娥皇的船只到达应该相会的地方后，却不见舜的船队，娥皇“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吹起了思君曲，令船只继续沿着汉水下行。

　　又过了2个小时，娥皇的船队已经到了丹江口，可是还是不见舜的船队，娥皇没有气馁，决心要沿着丹水北上。这时的娥皇已经意识到，要么舜没有按期返回，要么舜经过丹朱的封地时在丹朱处逗留。娥皇的船队已经过了近10小时的航行，即使是早上6点出发，现在也是下午4点了，要赶到北渚还有49公里的路程。所以娥皇决定由桂舟改为飞龙，即由方船改为轻舟：“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娥皇的轻舟继续北上，感觉在飞一样的前进。“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一会儿船就绕过了洞庭山，“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涔阳就在眼前，娥皇也思绪纷飞。是不是舜变心了呢？是不是舜找借口不回来了呢？天也渐渐地黑了下来，娥皇由思念变成了伤心：“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旁边的侍女也为之叹息：“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娥皇明明知道继续前行不可能见到舜，但娥皇还是决定一探究竟：“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 表达了娥皇对舜的埋怨。

　　到达北渚时已经很晚了：“朝骋骛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一大清早从江皋出发，至少经过了十四个小时的航行，(在古湘水中航行十小时，在丹水中乘轻舟航行四个小时，再加上耽误的时间)最早也是晚上九点了，这时“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鸟儿已在屋檐之上栖息，水周已摆设在了堂中。显然这是娥皇熟悉的地方，这个地方不是丹朱的家，就是一个驿站。

　　娥皇本来是希望在这里见到舜的，但是舜没在这里出现。娥皇感到十分失望：“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采芳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把佩饰留在水畔，将玉环抛向了江中，将准备送给舜的杜若花留给了女伴。娥皇深感时光对自己的捉弄，久久地徘徊在沙洲之中。这就是《湘君》给我们讲述的故事。从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娥皇虽然对舜一往情深，可是舜却由于国事繁忙失约了，这虽说不是一个爱情的悲剧，但多少有些遗憾。

　　为了这千古以来最爽心最通达的解读，我们还是将《湘君》原文和凌式译文写出，望读者分享我们心中的快乐与崇敬。

　　《湘君》原文：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

　　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

　　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

　　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

　　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

　　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

　　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

　　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

　　桂棹兮兰枻，斫冰兮积雪。

　　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

　　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

　　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

　　朝骋骛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

　　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

　　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

　　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

　　凌式译文：

　　夫君啊你是否已踏上回家的路途。

　　有谁能够将你留在中洲？

　　我已早早地为你打扮，

　　并乘上了迎接你的桂舟。

　　但愿沅、湘波涛不涌，

　　江水呀你也要风平浪静。

　　夫君啊为何还不见你的踪影，

　　吹起箫乐为谁钟情？

　　驾起轻舟飞速往北而行，

　　辗转间已经绕过洞庭。

　　用薜荔作帘蕙草作帐，

　　用香荪为桨木兰为旌。

　　眺望涔阳遥远的水边，

　　江水也阻隔不住飞扬的心灵。

　　飞扬的心灵无法安止，

　　多情的侍女也为我发出叹息。

　　眼泪纵横滚滚而下，

　　想起你啊悱恻伤神。

　　玉桂的长桨木兰的短楫，

　　划开水波似凿冰堆雪。

　　水中怎能采到薜荔，

　　树上哪有荷花采摘。

　　心不相悦媒人空劳，

　　相爱不深容易断情。

　　清流现出浅浅的石滩，

　　飞舟轻盈地在上飘过。

　　相交不忠诚自然怨长，

　　约会不守期却告诉我说没空儿。

　　天没亮我就从江皋出发，

　　到北渚已披上了满天星辰。

　　鸟儿已在屋檐之上栖息，

　　水周已摆设在了堂下。

　　把我的玉环抛向江中，

　　把我的佩饰留在水畔。

　　把要送给心上人的鲜花杜若，

　　留给了陪侍我的下人。

　　时光流逝只能等待下次，

　　暂且放慢步子松弛心神。

　　看得出以上解读，凌智明是怎样颠覆了一个两千年的误读！但由于是还原了文中的真实地址，一个千年文化的真相便扯下了面纱，真切而动人地出现在今天的世界！

　　再读《湘夫人》――

　　又是一个约会的日子，这次出现的女主人不是湘君而是湘夫人。湘夫人将有什么样的境遇呢？这就是屈原《湘夫人》要讲述的女英的故事。

　　《湘夫人》的开篇与《湘君》完全不一样，《湘君》的开篇是 “君不行兮犹夷”，不知舜启程没有，所有的事情都是预期。而《湘夫人》的开篇则是，“帝子降兮北渚”，也就是说湘君和湘夫人在家里已确切知道舜(帝子)到了北渚。娥皇和女英在家里盼望着舜的归来：“目眇眇兮愁予。”这时已是秋冬交替的季节，“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在秋风的吹拂下，洞庭山的树叶纷纷飘落(若是洞庭湖，水渺无际，何有树叶飘零？)。

　　这一次女英并没有像娥皇一样，驾桂舟去迎接，而是在家中和娥皇一起静静地期盼，并准备着欢迎宴会：“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

　　这时，“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女英啊，你既思念公子，你又何必待在家里苦等呢？“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山林中的麋鹿难道会被关在庭院之中，深渊里的蛟龙难道会搁浅水边？难道你思念夫君，就只能坐在家里苦等？于是女英骑上一匹快马，从陆路直奔夫君必经之地西澨而来：“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

　　西澨在什么地方？西澨就在今丹江口市(古均洲)的关门崖镇，这个地方是舜的船队回江皋的必经之地。为什么女英会直奔西澨呢？女英走的是陆路，舜走的是水路，她就不怕错过舜吗？其实女英胸有成竹。

　　舜的船队从北渚出发，回到江皋，顺丹水(江)航行49公里，需要3个小时到达丹江口，再逆水航行60公里到达西澨，需11个多小时。

　　女英从江皋骑马到西澨，可行的路线是汉水的北面。因为在古代湘水的南面山峦叠嶂，无法通行，而湘水的北面，是由低丘组成的谷地，可以通行。但路途蜿蜒曲折，距离有约200公里。女英骑马到西澨需近8个小时的时间。也就是说，即使女英比舜迟出发3个小时，他们也能在西澨相遇。

　　女英到了西澨，果然见到了夫君舜的船队，当女英看到舜的船队时，大约已经是晚上6点多钟，因为已是深秋季节(洞庭波兮木叶下)，夜幕即将降临。女英在西澨岸边高声呼唤舜的名字，舜听到了女英的呼唤，亲自驱舟相迎，并和女英一起乘船消失在夜幕之中：“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

　　这是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船只在古湘水(汉水)中继续朝着江皋前行。女英静静地躺在舜的怀中，充满美好的憧憬：在水中建座别致的宫室，上面用荷叶覆盖遮掩。太阳出来了，美丽的憧憬变成了现实，女英和舜一起回到了家中。这时家里早已用香荪抹墙紫贝装饰中庭，厅堂上早已撒遍香椒粉。用玉桂作梁木兰为椽，辛夷制成门楣白芷点缀房间。编织好薜荔做成了帐子，蕙草已挂上了屋檐。白玉镇压着座席，石兰香绕四椽。白芷修葺的荷叶屋顶，有杜衡草缠绕周边。汇集百草摆满整个庭院，门廊之间香气弥漫。

　　九嶷山的神人前来迎接，家里已聚满了宾客。这与《湘君》中的“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是宾客盈门，一个是冷冷清清。这里的九嶷山，并不是湖南的九嶷山，而是指姚方以北的山脉。

　　接下来，忙碌了一天的女英把夹袄投入湘水之中，把单衣留在水边。在江水中尽情地洗浴。然后在江中的绿洲采来杜若，要把它敬献在远到的爱人面前。这又与娥皇将“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采芳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形成鲜明的对比。

　　最后，女英掩饰不住愉悦的心情，勇敢地投入了舜的怀抱。“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这是一个完美的没有遗憾的爱情故事。

　　现在，我们依然将屈子原文和凌式译文写出，以其献给世人。

　　《湘夫人》原文：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

　　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

　　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

　　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

　　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

　　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

　　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

　　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

　　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

　　罔薜荔兮为帷，擗蕙櫋兮既张。

　　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

　　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

　　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

　　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醴浦。

　　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

　　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

　　凌式译文：

　　夫君已经到了北渚，

　　我已忧愁满怀望眼欲穿。

　　凉爽的秋风阵阵吹来，

　　洞庭山的落叶像波浪飘旋。

　　登上长着白薠的高地远望，

　　连夜准备着团聚的喜宴。

　　小鸟儿不能老躲在苹中张望，

　　渔网为何要总挂树颠？

　　沅自有白芷澧自有幽兰，

　　为何眷念着夫君却不敢明言。

　　我心情恍惚紧盯着远方，

　　见到的只是流水潺湲。

　　麋鹿怎肯饲养在庭院，

　　蛟龙难道会搁浅水边？

　　我清早就策马离开江皋，

　　傍晚我来到了西澨的水边。

　　夫君听到了我的呼唤，

　　接我上了在夜幕中航行的龙船。

　　在水中建座别致的宫室，

　　上面用荷叶覆盖遮掩。

　　用香荪抹墙紫贝装饰中庭，

　　厅堂上把香椒粉撒遍。

　　用玉桂作梁木兰为椽，

　　辛夷制成门楣白芷点缀房间。

　　编织好薜荔做个帐子，

　　再把蕙草张挂在屋檐。

　　拿来白玉镇压座席，

　　摆开石兰香绕四缘。

　　白芷修葺的荷叶屋顶，

　　有杜衡草缠绕周边。

　　汇集百草摆满整个庭院，

　　让门廊之间香气弥漫。

　　九嶷山的神人前来迎接，

　　闻讯而至的宾客多如云烟。

　　把我的夹袄投入湘江之中，

　　把我的单衣留在水边。

　　在水中的绿洲采来杜若，

　　要把它敬献在远到的爱人面前。

　　欢乐的时光瞬间就要来到，

　　天涯共此时莫要徘徊不前。

　　从凌智民颠覆性地解读，我们不难看出，《湘君》和《湘夫人》原本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神话，而是一个发生在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人物身上的真实的爱情故事。过去人们把《湘君》和《湘夫人》当成神话故事来看待，其主要原因是诸家对故事发生的地点和人物没有搞清楚，误把现在位于湖南境内的湘、沅、澧水当成了古代所指的湘、沅、澧四水，辞中的故事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物，便造成了时空上的扭曲，理解上的错误，进而误读千年。

　　在解读《湘君》、《湘夫人》两篇作品时，凌智民给出了作品中人物的具体住址，这又有什么依据呢？

　　前面已经说到，凌智民在解读《鄂君启舟节》时已找到了湘山祠的位置。既然湘山祠在汉江边的归仙河口，那么湘君生前是不是就住在附近呢？凌智民开始查阅大量的资料。

　　《山海经》记载帝之二女住在洞庭之山，而《水经注》记载舜的住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姚墟，即现在的安康一带；一个是姚方，即现在淅川县令牌石的对面。对于这三个似乎矛盾的地点，凌智民作了如下诠释——

　　洞庭山在丹江流域，丹朱的封地在丹水，娥皇和女英是尧的女儿，丹朱的妹妹，娥皇、女英住洞庭山是没有问题的，这应该是未嫁给舜之前的事。娥皇和女英嫁给舜以后，他们起初的住地应该在姚墟，受封以后住到了姚方。根据故事所述行程，故事发生时湘君的住地江皋就是姚方。

　　至于舜，当娥皇、女英住在姚方的时候，舜是尧的股肱大臣，他的工作地一定在都城。尧都在什么地方？凌智民根据《禹贡》等古籍推测，尧都应该在山西的汾河流域。2015年6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举行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位于山西临汾市的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临汾陶寺是最早的中国都城。这一遗址发掘证明了凌智民的推测。

　　2015年12月5日，凌智民带笔者一起到山西临汾尧都参观，再次用我们的脚步践行、用我们的心去体会尧舜以及娥皇、女英当年从北方到汉水的生活圈。在尧舜的都城看莽莽华夏、遙想尧天舜日，再回想屈原对尧舜的膜拜，感觉《楚辞》屈赋是何等生动可感！我们也再次感受到凌先生这人真是非常之人，他把天地门道看得既清又澈，钦佩之心油然而生。

　　《书·舜典》载：“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但后人由于对“陟”的歧义，认为“陟方”是天子外出巡视或谓帝王之死。这一记载被理解为舜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苍梧之野而葬，进而演化成舜死于苍梧。二妃从征，溺于湘江。最后演化成舜夺尧位，禹夺舜位，舜无立身之地，带领家眷逃到了湖南。

　　凌智民解析，其实“陟”有登程、上路的意思，而“方”有居住地的意思，两者合在一起就是登上回家的路程，即回家省亲。“陟方乃死”是指舜回家省亲时逝世。在古代，在朝为官是不能带家属的，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周朝，家属都在自己的采邑，所以有大禹三顾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在朝的官员都有固定的回家探亲的假期，当然舜也不例外。另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也记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所谓南河，就是黄河自今潼关以下由西向东流的一段，而南河之南就是秦岭及伏牛山以南，及今湖北十堰一带。

　　舜从山西回到姚方省亲，其路线必定是从都城到达黄河之南，然后逆洛河而上到达卢氏，然后，顺淅水(或陆路沿淇水)而下，到达丹水。因为北渚在丹水与淅水的交汇处，不管舜走那条路线，舜都要经过北渚。

　　在《湘君》中提到的“中洲”，并不是学者们解释的沙洲，而是舜的都城。因为在禹之前，天下分为16洲，其中中洲就是尧、舜的都城所在地。大禹治水之后，将天下分为九州，所以有禹定九州之说。

　　通过对《湘君》和《湘夫人》的正确的译读，不但为古湘、沅、澧水在今湖北十堰和河南南阳提供了相互印证的证据，也为娥皇、女英死于江湘之间，成为汉水之神、尧帝家族墓葬、舜帝家族墓葬的地点在十堰地区提供了间接证据。对《湘君》和《湘夫人》两文，作为神话来翻译和理解与作为写实来翻译和理解，两者竟有天壤之别！

　　千年来我们是不是一直在误读？

　　《涉江》是屈原的一首纪行诗，也是一首抒情诗。过去的研究者认为屈原在流放途中，渡过长江，登上鄂渚，穿过洞庭，行走到沅水上游。在行径辰阳、进入淑浦之后，写下了这首诗。但诗中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时空关系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作品中有“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兮”之句，按照传统误读的说法，江指长江，湘指湖南的湘水，鄂渚指现在湖北鄂州，“济乎江湘”就是到达了湘水与长江的汇合处，也就是现在的岳阳一带。屈原既然是“乘舲船余上沅”，即要到湖南的沅水，安有到达岳阳一带后再行200多公里背道而驰返回鄂州之理？作品中有“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之句，按照《水经注》所载，枉陼在湖南常德的武陵区，辰阳在湖南怀化的辰溪县，两者间的水路有近300公里，在“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的情况下是如何一天之内到达的？腾空而飞吗？作品中有“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之句。《水经注》中定位溆浦就是现怀化市下辖的溆浦县，该县地处湘西中低山丘陵区，县境四周高中间低，进入溆水后两岸基本是平原，根本就没有“山峻高以蔽日”、“霰雪纷其无垠”，更无“深林杳以冥冥，猿狖之所居”之景象。

　　凌智民认为对这篇作品的理解，一定要与作者所处的地理位置紧密联系。通过对《鄂君启舟节》地理密码的破译，凌智民发现，原来屈原的《涉江》，是沿着舜与娥皇、女英会面的路线，从娥皇、女英的居住地江皋出发，陆路乘车到达丹江口，再骑马沿丹江北上经过现南水北调取水口附近的鄂渚、方林，再到达今淅川县仓房镇附近的枉渚，再乘船溯淅水而上。这条路线，与诗中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时空关系完全一致。屈原的这次旅行并不是流放的行程，而是为了探寻舜的足迹。

　　作者首先讲述了自己为了这次旅行所做的准备：“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屈原穿上了自己从小就喜欢的衣帽、服饰、装佩。

　　屈原为什么要进行这次旅行？“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世道混浊而不让我知道，我只得四处周游将世事置之度外。屈原的旅游路线和目的也很明确：“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我要与重华一起到天国一游，企望达到“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的目的。所谓重华，就是舜，屈原对其非常崇拜，虽舜与屈原相距1800多年，肯定是不能同游，但是可以神游。舜的主要活动地是山西和江皋，因为山西是舜工作的地方，而江皋是舜的家，是娥皇和女英居住的地方。舜回家的路线水路只有一条，但有一种变化就是当舜的船只到达鄂渚后，可以乘快马回家，也就是走洞庭山南麓，穿过今湖北郧阳的安阳峡谷到达江皋，这样在涨洪水的季节可以缩短一天的行程。在《湘夫人》中女英就是走这条路迎接舜的，因此屈原决定采用水陆兼而有之的方式来体验。

　　首先，屈原坐上了马车“驾青虬兮骖白螭”，开始了自己的旅程，“旦余济乎江湘。”一大清早就来到了湘水与“江”汇合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丹江与汉江的汇合地丹江口。屈原的这一段行程，在民间留下了恨陡坡的故事。

　　屈原来到江湘之间，再沿丹江北上，第一个到达的地点就是鄂渚，鄂渚就是五渚中最南面的一个渚。当屈原到达鄂渚时，才感到了秋天的凉意。然后屈原“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这里的山皋不是地名，而是指江边的山路。屈原牵着马在山丘间前行，直到抵达方林。在这里，“邸”有停的意思，是不是应该理解为屈原将车马寄放在方林这个地方？因为屈原的下一步是坐船，肯定是不能带车马的。屈原下一步要去哪里？“乘舲船余上沅兮”，原来屈原是要乘船进入沅水。所谓沅水就是现在的淅水，也就是舜回家必经之水道。至于舲船是不是《鄂君启舟节》中所指的大船，不得而知，但从“齐吴榜以击汰”来看，这种船绝不是轻舟，虽然有很多人划桨，但是“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所以导致“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也就是屈原早上从枉渚上船，到晚上才到辰阳。枉渚是什么地方？所谓枉渚，位于五渚的中部，应位于楚故都附近的河道中。所谓辰阳，也叫涔阳，就是《湘君》“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句中的涔阳，这是北渚北岸的一个关邑，应在旧淅川县城附近。枉渚到辰阳的水路距离约40公里。这段河道，正是《湘夫人》中“邅吾道兮洞庭”之河段，弯多水急。

　　第一天的航行就遇到了挫折，但是屈原沿着舜走过的路线前进的决心非常坚定。所以路途再艰险也无妨，“入溆浦余儃徊兮”--船只进入了溆浦，河道越来越迂回曲折。溆浦就是现在的南阳市西峡县，淅水从丹江到西峡，河道基本是南北向，过了西峡，进入熊耳山腹地，河流的流向为东南向。这里森林茂密，山高水急，是猿猴出没的地方，所以屈原见景生情，借景抒怀。

　　凌智民译文：“山岭高大遮住了太阳啊，山下阴沉沉的并且多雨。雪花纷纷飘落一望无际啊，浓云密布好像压着屋檐。可叹我的一生毫无快乐，寂寞孤独地住在山里。”

　　屈原到了西峡，可能小住了一段时间，因为屈原从江皋动身时还是秋天，“欸秋冬之绪风”，但是进入熊耳山腹地后描写的却是冬天的景象，说明中间有一段时差。因此，南阳西峡留下了许多屈原的传说就不足为怪。

　　虽然屈原出发时申明不关心世事，但此情此境，不由得屈原不为世事而感叹。我不能改变志向去顺从世俗，当然难免愁苦终身不得志。“接舆剪去头发啊，桑扈裸体走路。忠臣不一定被任用啊，贤者不一定被推荐。伍子胥遭到灾祸啊，比干被剁成肉泥。”

　　通过与古人的对比，屈原悟出了人生的道理：“世道就是这个样子，我有何理埋怨当今的人？我将毫不犹豫地走自己的道路，即使我要落魄终身。”

　　屈原从江皋出发时还是深秋，但在途中天上已飘起了雪花，这显然屈原还在一直往北走，因为屈原一心要寻找舜的足迹，所以到山西是有可能的。

　　《哀郢》是屈原的重要诗篇，也是后世歧解最多的作品。对《哀郢》的解读与理解，即对作品创作时间、创作地址、创作意图的考证阐述，均涉及对屈原生平思想的考证与评价，所以长期以来是楚辞研究中的一大热点。

　　二千多年来，学术界对《哀郢》的研究观点颇多，主要体现在对屈原流放路线和的时间的研究上。这些观点虽歧义纷纭，但体现了学术传承、广泛参与、不断深化的研究特征。

　　对于《哀郢》的解读，有很多版本。有的学者甚至根据对《哀郢》解读的各种版本的分析将屈原流放路线整合为：屈原从郢都(湖北江陵县)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湖北沙市东南)、遥望龙门(郢都的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湖北汉口)，最后到了陵阳(据说是今安徽青阳县南)。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屈原到达陵阳后，经过江西一带，翻过罗霄山脉，到达湖南，然后沿沅水到达贵州，并长期流浪沅湘流域。后因楚国的政治更加腐败，首都郢亦为秦兵攻破，他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汨罗江而死。

　　凌智民认为，要消除人们对作品理解的歧义，依然是要解决作品中出现的地名问题。

　　过去学者在解读《哀郢》时，因汉江多处为楚之郢都，对屈原所哀为郢分歧较大，后来将屈原所哀之郢统一到了白起所拔之郢后分歧有所缩小。但白起所拔之郢是纪南城还是其他郢仍有争议。因为大多数学者认为，楚国的国都就是纪南城，而非他处，这是误读历史或不读历史所致。

　　其实，纪南城绝非楚国唯一的国都，从楚武王开始称王到楚国灭亡，楚国曾多次迁都。这一点被清华大学收藏的“清华简”所证实。

　　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被称为“清华简”。经碳14测定证实，清华简是战国中晚期文物，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的，简的数量一共约有2388枚(包括少数残断简)，在迄今发现的战国竹简中为数较多。清华简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未经“焚书坑儒”影响，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研究它们有助于了解中华文化的初期面貌和发展脉络。

　　清华大学的学者仔细地对这一批竹简进行了认真整理，一共整理出了63篇文章，《楚居》就是其中的一篇文章。《楚居》共14支简，原无篇题。所谓《楚居》就是对楚国各时期的居住地的记载。

　　在《哀郢》中，屈原有“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之句。这里的长楸并不是指高大的楸树，而是指楚国的都城楸郢，至于楸郢的来历是不是与楸树有关则有待考证。通过对《楚居》的解读，楸郢就是今襄阳市宜城的楚皇城。据有关专家对宜城楚皇城遗址的遥感勘测，楚皇城呈不规则长方形，城墙周长6420米，其中西城墙长1840米，南城墙长1500米，北城墙长1080米，东城墙最长，为2000米。城墙系用土筑，经夯实而成。至今仍高出地面2-3米不等。在城东除正规的东门外，在东城墙的北段，有一条由汉江故道通往城内的河道构成水门。所以在屈原的辞中有“孰两东门之可芜？”之句。

　　公元前290年，秦昭王命白起率军攻楚，白起率军进入楚境，顺汉水直下，直抵楚国国都楸郢。楚顷襄王集中了楚国数十万大军在楸郢和秦军展开了决战，秦军久攻不克。白起便在楸郢上游四十里处的蛮河今武安镇(武安镇地名源于白起拔郢后秦王封白起为武安君为名至今)一带筑坝蓄水，待水满掘坝，滚滚洪流从城西灌到城东，楸郢内外顿为泽国，军民淹死者数十万，尸体腐烂，臭气冲天。未死者，争先恐后由东门逃窜。死于城东者数万，城东皆臭，其陂为“臭池”，现楚皇城西南的“下捞尸湖”、“上捞尸湖”地名也是指于此捞尸，以上这些不祥地名能流传至今，可见当时楸郢之战之惨烈。

　　秦歼灭楸郢楚军后，楚顷襄王匆匆东逃，迁都于寿春(今安徽寿春)。秦遂在新得楚地置南郡，封白起为武安君，“南郡”名由此始。楸郢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战役之一，也是典型的一次以少胜多的战争。白起率秦军7万余对楚军35万，而楚军城毁人亡。白起在今武安镇筑坝灌楸时曾经修过的一段引水渠，被后人连接成一道农田灌溉渠，名“白起渠”，这条长渠西起襄阳南漳县谢家台，东至宜城市郑集镇，蜿蜒49公里，号称“百里长渠”，至今仍灌溉着宜城平原30多万亩良田。

　　《哀郢》中有“发郢都而去闾兮”之句，过去的翻译均将“去闾”翻译成“离开旧居”。为什么要这样翻译，主要是对“闾”无法解释。如果将“闾”解释为郢都以外的任何地点，那么“发郢都”是屈原的出发地，“去闾”是屈原的目的地。如果将“闾”理解为目的地，那么这个目的地应与百姓逃亡路线一致，在长江的下游陵阳和南渡一带。如果不一致，那么屈原就没有和老百姓一起逃亡。面对这种两难，只好解释为“离开旧居”就最为妥当。

　　关于闾，钱穆先生指出，三闾为邑名。“楚有三户，盖即三闾也”。王逸云：“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景、屈、昭。”《水经注》载：“丹水又经丹水县故城南，县有密阳乡，古商密之地，楚申息之师戍也。春秋之三户矣。”凌智民根据以上线索，认为三闾就是屈原在《哀郢》中提及的“终古之所居”，也就是《楚居》中酓(熊)绎所居之地夷屯，这个地方就是现在陕西省的商南县过风楼一带。在南水北调文物普查中在此地出土的文物表明，春秋时期楚式器具，在过风楼类型文化中找到了源头。过风楼类型文化就是西周时期的楚文化，它在商代末年到西周早期崛起于狭小的陕鄂豫交界山地，西周中晚期时向东南扩展，占据了整个丹江库区西侧的三省交会地带，通过不断地吸收和整合周文化，显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至春秋早期，进一步发展到襄宜平原和沮漳河流域，逐渐形成了东周时期独树一帜的楚文化系统。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闾”就是今天陕南过风楼一带，《哀郢》中的“发郢都而去闾兮”就是从郢都出发到闾地去。

　　在屈原的作品中，有“夏首”一地名，其实夏首就是汉江与唐白河的交界处，龙门就是现在襄阳市的岘山，当地的老百姓至今还称岘山为龙门山。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再来看《哀郢》，他并不是写屈原和老百姓一起逃亡的经历，而是用一种对比手法，用自己离开国都的心情对比老百姓逃离国都时的心情。

　　老百姓流亡的路线是从楸郢出发，沿着汉江顺水而下(凌智民在破解《鄂君启舟节》地理密码时，已知前秦时的“夏水”即是指襄阳至汉口的那段汉水)，一直流亡到南渡(江西北部)至陵阳(安徽南部)一带，其目的是为了躲避战乱。而屈原所写的离开国都是到闾赴任，担当三闾大夫一职。

　　厘清了闾的位置，屈原的行程就清晰了起来，屈原计划行进路线是从楸郢出发，经过夏首绕过龙门山，沿汉水到丹江口，再转入丹水而上，直达过风楼。

　　《哀郢》一开始用“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来描写郢都被攻陷前老百姓流离失所的悲惨情境。“天道不专反复无常啊，为何使老百姓在动乱中遭殃？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正当仲春二月迁往东方。”

　　屈原在哀叹百姓流离失所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第一次离开郢都时的心情：“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离开了自己的国门，有谁会不留恋呢，就像我在甲之朝离开国门一样。凌智民根据郭沫若推算屈原出生的方法，推算屈原第一次离开郢都为三闾大夫是公元前306年。

　　显然老百姓离开国门是为了逃难，而屈原离开国门又是为什么呢？紧接着屈原对自己离开国门的原因作了叙述：“发郢都而去闾兮。”原来屈原是从郢都去向闾地。屈原要到闾地干什么？从屈原为三闾大夫看，屈原应该是外放到闾地任职，也就是屈原赴闾任三闾大夫。

　　屈原自郢都去闾，其方向刚好与老百姓逃离的方向相反。老百姓是“方仲春而东迁……遵江夏以流亡。”屈原则是“过夏首而西浮”。也就是说老百姓是沿夏水顺流而下，屈原是沿夏水溯流而上。可见郢都应在夏水的岸边，这也进一步说明《哀郢》中的郢都不是纪南城，而是今宜城一带的楚皇城，即楸郢。屈原离开楸郢，逆汉水而上，航行20余公里，就到了汉水与唐白河的交汇处，这里就是夏首。在这里，汉水右岸就是龙门山，过了龙门山，汉水的流向变成了自西向东的流向。所以在《哀郢》中出现了“过夏首而西浮”之句。

　　屈原坐在船上，心情是相当复杂的，这在屈原的作品中有充分的体现：“怊荒忽其焉极？”“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 “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跖。”屈原表面上是在写自己离开郢都时的心情，实际上是在写老百姓离开郢都时的心情，屈原将心比心，揣摩老百姓背井离乡时的心情。

　　屈原的船只在“江”中逆水而行时遇到了洪水泛滥，“凌阳侯之汜滥兮，忽翱翔之焉薄。”船只行驶越来越慢。屈原遇到江水泛滥的地方在哪里呢？可以断定在丹江与汉江的交界处，并且是丹水泛滥。当屈原的船只在汉水中行进时，由于只有丹水泛滥，汉水虽然有影响，但还是可以行船的，一旦进入丹水流域，船只就不能再行了。屈原本该在丹江与汉江的交汇处转入丹江再沿丹水继续前行到达闾的，但是丹江洪水暴涨，消退无期，船只不能继续按既定的路线航行。由于屈原使命在身，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到任，所以屈原只好“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安排载运自己行李物品的船只继续在水中慢行，自己则改由陆路沿洞庭山赶赴今陕南的闾上任。

　　前文我们研究过屈原任三闾大夫的地点，屈原要从弃船的地点汉水与丹水的交界处经过陆路到达自己的赴任地，可以说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在汉水与丹水的交界处上岸，沿着丹江右岸的谷地前进一段路程，然后西北向翻过洞庭山，到达丹江与滔河的入口处附近的“江”边谷地，再沿丹江峡谷到达“终古之所居”的闾。这条陆路是一条进入商洛之地的古道，所以屈原在《哀郢》中写道“上洞庭而下江。”指的就是沿着这条古道行进。

　　屈原上洞庭而下江的这段路程在《抽思》中有具体的描述，那就是：“长濑湍流，溯江潭兮。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轸石崴嵬，蹇吾愿兮。超回志度，行隐进兮。低徊夷犹，宿北姑兮。”

　　所谓“长濑湍流，溯江潭兮”与《湘君》中“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指的均是同一河段，即丹水中的湍渚，这一渚位于北渚和中渚之间。屈原从丹江口到湍渚这一路线与湘君“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的路线相同，也与《涉江》中 “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所经过的路线相同，只是在《哀郢》中，屈原一直沿着江的右岸行进到达闾。

　　在《涉江》中屈原先沿着江的右岸前进，到达鄂渚后渡过丹水，再沿着丹江的左岸到达枉渚，再在枉渚乘船在江中行进，经过中渚、湍渚、北渚进入淅水。《湘君》中娥皇则是驾船在江中行进，由于从丹江口到湍渚，整个路程都是南北向，所以在《湘君》中有“驾飞龙兮北征”之句，而《抽思》中有“狂顾南行”之句，狂顾南行是回望南方，意即向北而行。过了湍渚前面就是洞庭山余脉，将丹水挤压成了弓背型河道，对于水中行走的船只要逆流而上必须绕过洞庭山这个弓背，对于路上的行人就必须翻过洞庭山走弓玄再回到江边，所以《湘君》中有“邅吾道兮洞庭”之句，而《哀郢》中有“上洞庭而下江”之句，《涉江》中有“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之句。

　　矗屹于丹江的洞庭山非常奇特，那就是《抽思》中所说的“轸石崴嵬”。因为这座山是一种石灰岩结构，山上寸草不生，全是一块块巨大的石头。翻过洞庭山，就是淅川县的盛湾镇和滔河乡及郧县刘洞乡和白浪镇，这一区域是一片低矮的丘陵区，北面是丹江，南面是洞庭山。这是屈原到达闾的必经之路，所以屈原在《抽思》中用“超回志度，行隐进兮。低徊夷犹。”来描写这一段行程是恰如其分的。

　　从丹江口陆路到闾 ，大约有210公里，屈原行走一天是到不了的，要在途中住宿一夜，所以在《抽思》中有“宿北姑兮”之句。北姑这个地名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就位于“澧水”的对岸，也就是现在淇河入丹水处的对岸，即现在郧县刘洞乡鹁鸪村。这个地方是屈原上洞庭而下江的必经之地，也是屈原从江湘的交汇处到闾的半程之处。从江湘的交汇处到鹁鸪的山路约110华里，行程约一整天。所以屈原从江湘之间到闾，必须在鹁鸪歇上一晚，第二天再走一天才能到闾。

　　从北姑到荆紫关这一段丹江的岸边，是一段比较平坦的区域，但小的河汊比较多，所以屈原用“低徊夷犹”来形容这一段行程。但过了荆紫关，就进入了峡谷地带，所以屈原用“烦冤瞀容，实沛徂兮。”来描写这一段路程恰如其分。

　　屈原翻过洞庭山后行进路线基本上是向西而行，所以作品中写道：“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

　　过去诸家将这几句解释为“离开自古以来的住所啊，如今漂泊来到东方。我的灵魂时时都想着归去啊，哪会片刻忘记返回故乡？背向夏水边而思念郢都啊，故都日渐遥远真叫人悲伤！”而凌智民读出这是屈原在路途中的感慨：去祖先居住的地方，从容地从东方走来，灵魂终将回到故土，何须顷刻间忘了返回。离开夏水到思念的地方(即闾地)，离故都越来越远。这与屈原在《抽思》中所写的“愁叹苦神，灵遥思兮。”的意境是一致的。

　　屈原到达闾以后，常常 “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

　　屈原在讲述完自己离开国都的心情后，开始生发感慨：“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 可叹和平安乐的故土，沿江两岸淳朴的民风。凌阳怎能与之相比？茫茫的南渡又当如何？屈原通过对故土与百姓流亡地的比较，衬托出了老百姓遭遇的悲惨。

　　老百姓命运之惨，实际上是一种国破之惨。现在国都又怎样了呢？“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原来我还不知国都已经变成了废墟，两个繁华的东门也已经荒芜？

　　屈原的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平添无限忧愁惆怅：“唯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正因为如此，屈原也有多年的时间没有回过郢都了，“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悲惨忧郁心情不得舒畅啊，怅然失意满怀悲伤。

　　很多人认为“至今九年而不复。”是写虚，表示屈原多年未回郢都，实际上屈原在这里是写实。屈原自令放为的时间有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中，屈原只回过一次郢都，这在屈原的作品《卜居》中有记载“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即屈原自令放为后，第三年回过一次郢都，以后直到投江殉国，没有再回过郢都，正好是九年的时间。

　　在辞的后半部，屈原从正面抒情转而揭出造成国家危难的根源：“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忠湛湛而愿进兮，妒被离而障之。”过去诸家对此的理解是“群小顺承楚王的欢心表面上美好啊，实际上内心虚弱没有坚定操守。有人忠心耿耿愿被重用为国效力啊，却遭到众多嫉妒者的障蔽。”而凌智民认为文中的“汋”应是湖北的方言读“勺”是愚蠢的意思。公元前292年，也就是顷襄王七年，楚顷襄王从秦国迎娶新妇，秦楚两国再次和解，再次订立盟约。屈原认为，这是讨好秦国的愚蠢条约，国家衰弱是难以维持的。因此屈原忠心耿耿力谏顷襄王，但是顷襄王听信谗言而不予采纳。

　　诚如屈原在《涉江》中所说：“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自古以来，小人的谣诼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尧、舜这么崇高品德的人，都有小人污蔑他们。“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可见，关于舜夺尧位，禹夺舜位的说法在先秦时就有谣传。

　　既然顷襄王讨厌那些不善言辞的忠贤之臣，却喜欢听那些小人表面上的激昂慷慨：“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又怎能不导致小人奔走钻营而日益显进，贤臣却越来越被疏远，“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最后的结果是郢都的失落。

　　最后，屈原放眼四下观望，希望什么时候能返回郢都一趟：鸟儿高飞终要返回旧巢啊，狐狸死时头一定向着狐穴所在的方向。我相信不是因为有过错而遭到抛弃啊，日日夜夜我哪里能忘记的故乡！

　　过去学者在欣赏《哀郢》时，基于对《哀郢》中所述地点的错读，认为屈原是和老百姓一起逃亡到了南渡和陵阳。现在，凌智民对《哀郢》所涉及的地点进行重新定位后，就会发现，屈原并未和老百姓一起逃亡。屈原是在以倒叙形式将自己被贬去闾时的心情与老百姓流离失所时的心情进行对比，将故国的繁华与老百姓东迁之地的荒凉相比，更加衬托了国破之恨，家亡之苦。

　　在解析《抽思》时，凌智民点出了一个地名“北姑”。为了寻找北姑这个地名，凌智民可谓费了一番周折，由于有些学者认为北姑即百濮，也有的学者认为北姑即布谷或鹁鸪。因此凌智民对这些地名十分留意。有一天，凌智民在公路上看到一辆汽车居然标有“鹁鸪峪”地名，他立即想起了“北姑”这一地名。后来经过调查和聆听当地人的发声，证实了“北姑”、“鹁鸪”是对地名发音的不同。至于百濮，凌智民对濮地进行了仔细的考证，认为北姑不是百濮。但是通过对濮地的研究他又有了新的发现——

　　凌智民在郧阳一部古老的史书中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周幽王被犬戎兵杀死于骊山之下，西周灭亡。楚国趁乱占领偌国，后占领焚地(今陕西丹凤县)，其君号焚冒。焚冒娶邻国郧(现郧阳)公之妹，生酓(熊)鹿和酓(熊)伯比。酓鹿继而夺取霄地(今河南西峡县)号霄敖，并迁居于霄地，酓伯比则随母寄养在舅父郧公之处。

　　霄敖在位6年(公元前763年—公元前758年在位)，被自己的大儿子酓眴杀死，酓眴自立为王(后谥为楚厉王，意为暴虐之君)。酓眴之弟酓大(后为楚武王)，眼看自身难保，则经濮地(现郧西县及郧阳西部)逃往郧国(今郧阳)，投靠其祖母处。三年后(公元前755年)，酓大在酓伯比的帮助下潜回霄地，杀酓眴而自立为武王。武王娶邓侯(今陕南山阳县)女邓曼为妻，生子酓瑕(屈瑕)、酓赀(楚文王)。

　　后酓瑕与酓伯比合谋攻打濮国，初开濮地，酓伯比回到楚国辅佐武王。但酓伯比在郧国期间，与郧公之女产生了爱情，至酓伯比回楚之时，郧公之女已有身孕。

　　当时这种未婚先孕是有辱门风的，所以在郧公女生产时，郧夫人悄悄将所产之子弃入了梦泽之中。

　　一日，郧公于梦泽田猎，见虎方抱一婴儿，喂之以乳，见人亦不畏避，郧公以为神物，回来后与郧夫人提及此事。

　　郧夫人只得将真相告诉郧公，郧公不但没有生气，反过来叫郧夫人和女儿将虎和小孩带回。因为楚国人称“乳”为“谷”，称“虎”为“于菟”，故将该子取名叫斗谷于菟。

　　郧公之女在离开酓伯比的这些日子里，天天都登高盼望，希望能与酓伯比见面，那只哺育过斗谷于菟的老虎也时时相伴左右。郧公之女一直将斗谷于菟抚养到九岁，郧公才送其女于楚，与斗伯比成亲。后来斗谷于菟成为楚国著名的莫敖，此人就是斗子文。

　　这个流传于郧阳的爱情故事让挚爱《楚辞》的凌智民立即想到了屈原的作品《山鬼》。《山鬼》是《九歌》中最优美的作品，过去学者们一直认为《山鬼》是一首祭祀歌，祭祀的是一个瑰丽而又离奇的鬼魂。凌智民认为，《山鬼》向我们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

　　凌智民这样解读《山鬼》——

　　作品的第一节主要描绘郧公之女的美貌，“若有人”一词，准确地传达出郧公之女在山谷中若隐若现的身影。这显然是一种远景描述。突然镜头拉近，近距离的描写“被薜荔兮带女罗”以及下文中的“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等都是写郧公之女的装束，这种装束可以说是当时贵族女子的典型装束。既活画出郧公之女这样一种青春形象，又暗示了她外表和内心的美好。这也是屈原善于以香草比美好品德的手法体现。“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这应是斗伯比对郧公之女的夸耀，这比任何赞美都来得重要。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郧公之女在去高山之巅遥念斗伯比时，想起爱人对自己的赞誉，不禁满心欢喜，此时更恨不得马上与爱人见面。为了与爱人见面，她还特意准备了礼物：“折芳馨兮遗所思。”在这一段中出现了“乘赤豹兮从文狸。”之句，也就是这一句，使历代《楚辞》研究者将作品与神怪联系了起来，认为只有神怪才有这种本事。因凌智民对郧地民间文化、传说的细心考察，认定郧公之女与虎豹的这一层关系，屈原是在写实，而不是写神怪。

　　第二节写郧公之女在山之高处焦急盼望斗伯比的情景，体现出了她温柔、痴情的性格。天色变了，下起雨来，由于还没见着爱人，郧公之女并不甘心就此回家：“岁既晏兮孰华予”一句，写出了郧公之女等待的时间，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自己的青春随着时光在流逝。在年复一年的等待中，郧公之女不免要揣想，斗伯比他到底因为什么不来娶我呢？“君思我兮不得闲”，既是为爱人开脱，也是自我宽解之词吧。但这也是事实，因为斗伯比长期跟随楚武王开疆拓土，哪里顾得上这些儿女之情呢？

　　第三节写总也不见爱人到来，郧公之女也心生疑惧，随着希望彻底落空，郧公之女对爱人不禁有所怨言：“山之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阴松柏”，你难道就是那山间的草木，不食人间烟火，你说你爱我是否是一种敷衍？“君思我兮然疑作”，承上“君思我兮不得闲”而来。至此时，郧公之女的忍耐已到了极点，她不由自主地要往坏的方面想。天黑了，雷声隆隆，雨大起来了，猿狖也凄厉地鸣叫起来，风飒飒地吹过树林，这一切，让郧公之女倍感孤独、凄凉，她怎能不抱怨呢：“思念你只会徒然地让我饱尝忧愁啊！”

　　这首辞情感线索清晰，与此相应的是，诗人善于借助景物描写来烘托、渲染女主人公的情感变化，这在第二、三节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第二节中，看到爱人并没有前来，郧公之女愉快的心情蒙上了阴影，而天气也是“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第三节，在爱人终于不至，郧公之女无限伤心、哀怨之时，风雨也更猛烈起来，并夹杂着猿狖的哀鸣。展现了一幅极为凄凉的山林夜景。诗人在此处似乎运用了反衬手法，他愈是渲染雷鸣啼猿之夜声，便愈加显得郧公之女所处山林的幽深和静寂。正是在这凄风苦雨的无边静寂中，郧公之女在这高山之巅等了一年又一年。诗人的收笔则是一句突然迸发的哀切呼告之语：“思公子兮徒离忧！”这是发自郧公之女内心的哀怨。她曾那样喜悦地拈着花枝，乘着赤豹，沿着曲曲山隈走来，至此，却带着多少哀怨和愁思，在风雨中凄凄离去，终于隐没在一片雷鸣和猿啼声中。

　　实际上，郧公之女知道，每天在这高山之巅是盼不到斗伯比的到来的。但是他必须在此等候，因为她深深地爱着斗伯比。由于郧公之女的一片深情，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九年后，郧公之女与斗伯比结为夫妻。

　　《山鬼》一篇，凌智民给了我们另类的解读，但这解读多么美丽！多么合情合理！多么符合逻辑！

　　除了以上作品外，凌智民还对屈原的所有作品进行了截然不同于过去学者的解读。

　　例如在解读《招魂》时，凌智民认为这是楚怀王客死秦国在遗体回到楚国边境时的招魂词；而《大招》是在为楚怀王举行葬礼时的招魂词。而过去有人认为这些作品不是屈原的，是宋玉写给老师屈原的。 

　　对于中华千古文化奇葩《楚辞》，凌智民都有决然超凡、另类的理解，且推理十分严密，合情合理。难怪清华大学著名学者廖名春教授在看了凌智民的《楚辞》研究后说：“过去我以为《楚辞》研究已经到头了，看了凌先生的研究，我感到《楚辞》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第八章：还原真实的屈原

　　屈原，这个中华文明的标志性人物，任何史籍都没有对其生平的记载。凌智民通过对《楚辞》的研究，不但颠覆了过去对《楚辞》的理解，还找到了屈原人生的重要节点。古往今来，研究屈原的著作近千部，今天，凌智民根据楚国的历史和屈原作品中透露的信息对屈原的生平进行了重新推测和分析，这也是诸多学者推测屈原生平的方法。

　　屈原是高阳帝颛顼的苗裔，楚之同姓，屈原的得姓先祖是楚武王的儿子屈瑕，因屈瑕的封地在今十堰地区(原郧阳地区)，屈原的祖籍应视为湖北十堰。屈原的先祖有多位历任楚国的莫敖，有一位近祖曾任庸国君主(庸国即今十堰市竹山县)。

　　屈原公元前340年正月出生于楚都楸郢(今襄阳宜城)，从小在沧浪洲(郧阳汉江中的一个洲，孔子曾到此拜访老子)从师于老莱子(老子)的后代沧浪翁，并与老师一起游历山水，拜访孟子，鬼谷子等名人，留下了石洞读书和激辩惠施等传说。

　　屈原20岁时受沧浪翁推荐以一首《橘颂》留在怀王左右听召，后升为左徒(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并出使齐、魏、赵、韩、燕等国促成六国联盟。

　　屈原受怀王之命造《为宪令》而遭到了上官大夫的诬陷而被疏，屈原作《惜诵》以明志。

　　秦张仪在屈原被疏期间，以归还楚国六百里地为诱饵，骗楚国与齐国绝交。引发公元前312年的秦楚申息之战，8万楚军战死沙场，秦军占领楚国的汉中。

　　楚怀王不甘失败，再举全国之兵攻秦。战前，屈原创作《国殇》。楚军受这首英雄主义赞歌鼓舞，从武关杀出，攻下秦国黔中郡，有直取秦都之势。但由于没有联盟，腹背受敌，再次失败。

　　两次失败，怀王有所清醒，召见屈原，官复原职，令其再建六国联盟。秦国见楚怀王重新启用屈原，并让其出使六国，于是派遣一个使者到楚国，要求楚国用黔中地与秦国交换汉中之地。但怀王只要求用黔中地换张仪而杀之解恨。而张仪却主动来到楚国准备以命换地，这本来是楚国的机会，可受了张仪贿赂的靳尚和南后，竟然说服楚王把张仪放了，屈原回郢听说后追之不及。

　　张仪回到秦国，秦国反诬楚国不守信用，出兵攻下黔中，连楚国的上庸之地也收入了秦国的囊中。

　　由于屈原促成了六国联盟，秦楚之间几年无战事。秦王眼见楚国可能再次强大，于秦不利，于是再施陷害屈原之计。

　　公元前306年，秦国特使秘密进入楚国，拜访靳尚，提出无条件将秦国公主下嫁楚国，并以上庸之地作为陪嫁，特使与靳尚进行了密谋。屈原认为这是圈套而力劝怀王，怀王则认为屈原因索贿不成而以私误国，将屈原贬为三闾大夫。

　　屈原被贬后，秦国确实给了楚国一些小便宜，但却又一次成功地拆散了六国联盟，并等待时机削弱楚国。

　　公元前302年，质押在秦国的太子横因决斗而杀死秦国大夫并逃回楚国，这给秦国攻打楚国找到了借口。

　　公元前302年到公元前300年两年间，秦国以相同的理由两次攻打楚国。楚怀王无计可施，只好硬着头皮将太子作为人质请求齐国帮忙。

　　秦国一看楚国跟齐国联合，于是就改变了对付楚国的策略。公元前299年，秦昭王写信给楚怀王，愿意两国讲和，约在武关会盟。

　　时任三闾大夫的屈原，履职地在夷屯，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商南县过风楼，掌管的是今郧县、郧西、商南、淅川、西峡地区的祭祀和教育工作，在此时期写下了《抽思》《离骚》《云中君》《湘君》《湘夫人》《河伯》等作品。

　　在屈原为三闾大夫的第六年，屈原正在霄山(今西峡县东50里)的学校督学，看到了楚怀王带领人马前去武关与秦会盟，屈原感到事情不妙，于是策马追赶100多里地拦劝怀王。这就是屈原扣马劝怀王的故事，现在的西峡县还有遗迹尚存。

　　楚怀王没有听从屈原的劝告，到武关果然被秦国扣为人质。在此期间，屈原完成了《思美人》的创作。

　　公元前298年，昭雎从闾地召回屈原，屈原入齐将太子从齐国接回来立为王，是为顷襄王。王以昭睢为令尹，屈原仍为左徒。

　　秦国一看要挟楚国不成，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淅十五城而去。

　　顷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怀王死于秦国，当怀王的灵柩进入楚国时，屈原作《招魂》以祭。当为怀王举行隆重的国葬仪式时，屈原作《大招》以祭。之后，顷襄王以昭睢令尹，靳尚为左徒，屈原为太傅。

　　顷襄王五年，昭雎病故，子兰为令尹。

　　顷襄王既好斗又好色，没有政治头脑，也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而子兰是个花花公子，又是一个佞臣，这二人的政治组合，决定楚国的命运和屈原的命运。不到两年的时光，楚国的一些贤明的人才要么被贬被疏，要么主动离去。

　　屈原屡劝顷襄王，反遭顷襄王和子兰等人的怨恨，屈原作《天问》一篇，以暗劝顷襄王，无果。

　　公元前290年，屈原向顷襄王请辞，自令放为，回到了封地郧阳青曲(楚辞中的“江皋”)一带。这里既是屈原的祖地，也是古代舜帝、娥皇、女英住的地方。

　　屈原在沧浪洲边上的江潭和沼泽边徘徊行吟，写下了《渔父》和《山鬼》。

　　屈原受沧浪翁邀请带领学生游学，整整花了三年的时间，行程、路线、和感受都记载在了作品《远游》之中。

　　公元前287年，屈原远游后回到郢都(楸郢)，顷襄王召见并挽留屈原，屈原去留两难，于是找太卜郑詹尹请教，受到郑詹尹的启发，屈原婉拒了顷襄王，并写下了《卜居》。屈原收唐勒、景差为徒，重回封地继承沧浪翁的遗愿从事教育事业。

　　公元前280年秦将司马错伐楚，占领了楚黔中，进而攻打楚邓城，楚被迫割上庸、汉北之地给秦国，屈原的封地也在割让之列，屈原的学校也被迫解散。

　　屈原不愿回到郢都，也不愿意在秦统治下生活，于是开始《涉江》，一直追随舜的足迹到山西，最后在西峡地区过起了隐居生活。

　　顷襄王虽然割地妥协，但没有换来真正的和平。次年，白起再次带兵直攻湫郢(即楸郢)，并引西山长谷水(蛮河)淹城，顷襄王撤离到纪郢(纪南战)进行抵抗。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白起攻入纪郢，并烧毁夷陵，顷襄王九死一生，只身逃往陈地(今安徽寿春)。

　　屈原在西峡隐居时听到了楸郢失守的消息，屈原急于回国效力，但是通往郢都的关邑早已关闭，屈原回到原封地以图回国。

　　不久楚国纪郢失守，秦国宣布楚国灭亡。屈原听到这一消息，决定以身殉国。屈原来到他与渔父对话的汉水沧浪洲，留下《怀沙》一词，便投入了滔滔的汉水之中。这一天是公元前278年的五月初五。

　　江边老百姓闻讯，纷纷加入打捞的队伍。老百姓为了保全屈原的遗体，不断地向江中撒米去喂饱鱼虾，不断地敲击船帮以惊吓水怪，直到5月15日发现屈原的遗体。

　　人们为了纪念屈原，将屈原投江的地方叫沉子河，而屈原尸体打捞出水的地方就叫奠子河，把经过屈原封地的河流叫屈原河。

　　顷襄王遥知屈原沉江殉国之事，深为内疚，顷襄王为屈原举行了遥祭。顷襄王的这一行动很快就使楚国人恢复了信心，不到三年的时间，顷襄王就收复失地，成为楚国先昏后明的君主。

　　顷襄王收复失地后，亲自到屈原的投江地进行祭奠，并且将五月五日定为楚国的节日，在屈原的封地划出屈原田，以供四时祭祀和举办龙舟赛祭祀，并令宋玉等人将屈原的部分作品编入楚国的教材。

　　秦统一六国，废除了纪念屈原的节日。秦始皇第三次东巡来到汉水，发现当地还保留了湘君庙和屈原庙，令人将其捣毁。只有屈原投江地的龙舟节被悄悄地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保留至今。秦始皇焚书坑儒，楚国的书籍几乎灭迹，屈原的作品也不例外。

　　汉初，刘邦请屈原的学生商山四皓担任太子之师，商山四皓凭记忆整理屈原作品作为太子及皇家学堂的教材，使屈原的作品得以流传，民间也恢复龙舟节。

　　后有刘向、贾谊、王逸等人，为《楚辞》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关于屈原的祖籍，凌智民的主要依据是屈原的作品《离骚》，凌智民认为，作品中的“朕皇考曰伯庸”并不是说屈原的父亲叫伯庸，而是指屈原的一位先祖是庸国的首领。许多书籍载，屈原是屈瑕的后代，但是在《清华简》的《楚居》一篇中，与酓绎(熊绎)一起来到夷屯的还有屈紃。也就是说屈姓并非自屈瑕起，而是自屈紃起，二者皆为楚之同姓。如果屈原的远祖是屈紃，屈原的祖籍应该是夷屯，今陕南商洛。如果屈原的远祖是屈瑕，则屈原的祖籍在湖北郧阳青曲，而屈原的那位曾任庸国首领的先祖，则可能是屈紃或屈瑕的后代，因此也可以认为屈原的祖籍地在湖北竹山。但是有一条，祖籍地不一定是出生地，根据有关文献分析，屈原的出生地之所以为丹阳，是因为屈原的出生地是当时的楚国都，所以就有屈原出生于秭归说、荆州说、宜城说、西峡说。这几说的根据就是大家认为这里都曾经是楚国的国都。实际上《楚居》一文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迷。在《楚居》中，根本没有丹阳一词，从熊(酓)绎到武王熊(酓)大，其居住地均在丹江以北，所以统称丹阳。而在屈原出生时，楚国的国都已经多次迁徙，届时己迁址今天襄阳的宜城，名为楸郢。因此屈原的出生地为宜城是接近事实的。另外，汉代，在屈原“夜宿北姑”北面的下寺曾经设立过丹阳县，是否与此有关。但屈原的出生地与现在的秭归丝毫挨不上边。

　　至于屈原的流放问题，凌智民认为屈原根本就没有流放，屈原的仕途经历了三次波折，第一次是被疏，也就是说屈原继续留在朝中，但没有被重用。第二次是外放，也就是说屈原被外放到闾为三闾大夫。第三次是自令放为，也就是自己不干了。至于屈原外放和自令放为到了什么地方，历代学者根据屈原的作品证明屈原流放在湖南沅湘一带，主要是因为所有学者都认为屈原作品中出现的湘、资、沅、澧四水都在湖南。而凌智民通过对《鄂君启舟节》的逻辑破析，证明在屈原生活的年代，湘、资、沅、澧是汉江上游的河流。屈原外放和自令放为的地点均在今天的商南、淅川和郧阳一带。

　　关于屈原的投江地，最早的史料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其原文是：“于是怀石遂自(投)〔沈〕汨罗以死。”至于汨罗在什么地方，由于有屈原的流放地在湖南一说，再加上屈原在《渔父》中有“宁赴湘流”之语。所以人们认为屈原的投江地的大范围在湖南，具体地点就是湖南的汨罗。但是在秦以前，湖南这一地名不存在，当时湖南叫青阳，在秦始皇时期名为长沙郡，而对于汨罗而言，在秦始皇26年才以罗水穿其境而命名为罗县。而将罗水改名为汨罗江是汉朝的事了。后来的研究者，因为《史记》记载屈原“自沉汨罗”，便将屈原的沉江地与湖南对应，将罗水与汨罗对应，自认最为贴近、简单。事实上，《史记》中的汨罗另有所指。

　　2009年，凌智民再次回到家乡湖南岳阳，到汨罗县参观屈原庙时，讲解员提到了汨罗的来历，“汨”是“麋国”的“麋”音变而来，而罗则是罗国简称。也就是说，汨罗就是糜国和罗国的合称。凌智民查阅有关资料，证明了讲解员的说法。

　　湖北郧阳古称麋国，考古证明古麋国址在今郧阳五峰乡。而罗国迁到湘的说法诸多文献均有记载，认为是楚文王灭罗后将其迁于“湘”。凌智民通过对《清华简·楚居》的解读，了解到楚文王时期，楚国的势力并没有发展到湖南一带，而且那时的“湘”并不在湖南而是汉江上游，因此罗子国迁湘应该是迁到了汉江的上游，而这里正是楚国控制的区域。

　　根据古籍记载：罗国所迁地与麋国为邻，并在闾的南岸建城。凌智民根据这一线索开始对汨罗进行定位。

　　2006年3月至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考古人员在汉江郧阳的五峰乡肖家河乔家院展开大规模抢救性发掘，发现这里就是古糜国的都城，而糜国古城的对岸就是屈子的放为地“三闾”。以此推测，古罗国迁湘的地点应该就在现在郧阳的柳陂镇一带。这与湖南汨罗县志介绍的糜国、罗国与闾的相对位置完全吻合。在这一带流传着的屈原的故事及堵河口的民间端午龙舟祭祀活动，为我们保留着屈原逝于此段河流的历史记忆。这就是说，《史记》中记载的屈原“自沉汨罗”并没有错，而是后人不知汨罗的真实位置而理解错了。

　　所谓汨罗，是指汉江段的古糜国和古罗国之间的区域，也就是现在的湖北郧阳五峰乡和柳陂镇一带的汉江河段。这一古湘水河道，是名副其实的“汨罗之间”。在这一“汨罗之间”，留下了密集的纪念屈原的地名和关于屈原的故事。

　　屈原河：现名曲远河，但在古代该河就叫屈原河。这一证据被记录在《敕建大岳太和山志》上。《敕建大岳太和山志》是明代第一部武当山山志，由明代太常寺丞任自垣编撰。其《括神区第三篇卷之第四》云：“屈源河，在均州西北。水出汉江”“沧浪洲，在屈源滩下”“屈源河口滩，在漓门滩上”。《辞源》云：“原又通作源。”故这儿的源就是原。屈原河的出口有一个大沙滩，现在这个沙滩就叫漓门，漓门顺汉江而下为五门，五门顺汉江而下为山门，而沧浪洲就在山门。可见《敕建大岳太和山志》所记屈源河、屈源滩、屈源河口与现在的地址吻合。据当地民间传说，屈原河一带为屈氏的封地。

　　归乡河：发源于十堰郧西县夹河镇，在屈原河口的汉江上游不到5公里的地方南汇汉江。当地村民认为归乡河是屈原姐姐居住的地方。归乡河的右岸有一条山沟叫大楸树沟，有一条山沟叫小楸树沟，当地传说是屈原在此种植楸树的地方。归乡河的左岸的一座山叫大夫山，传说屈原大夫曾在这座山上对天长叹，山背面就是屈原的封地屈原河……

　　韩家洲：也叫鲇鱼洲，位于汉江与堵河交汇处的汉江之中，在屈原河的下游10公里处。奠子河在韩家洲的北岸。沉子河在韩家洲的下游5公里处。鲤鱼洲，在沉子河下游1公里处。当地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屈原投江后，遗体顺流而下漂到了鲤鱼洲，鲤鱼洲住着两条鲤鱼精，它们对屈原非常崇拜，公鲤鱼精决定将屈原的遗体驮回老家，当鲤鱼精逆水而行到堵河口时，被住在韩家洲的鲇鱼精一口吞下，屈原的遗体被留在了沙滩上，当地老百姓发现屈原的遗体后，将其葬在了附近的山冈，埋葬屈原的地方被老百姓称为奠子河。屈原所骑白马在屈原埋葬地守候，最后变成了白马泉。屈原沉江的地方被老百姓称为沉子河。鲤鱼洲，看着不高，可水长它长，永远都淹不着。

　　凌智民的这一民间考察告诉我们：其实，上苍在冥冥中为汉江这一河段一直保存着一个神圣的历史记忆，这记忆不正是在呼唤屈原魂兮归来吗？

　　第九章：学界回声

　　凌智民的研究是伴着他的事业的成功默默地开展的，从1997年凌智民步入汉江，到2011年，凌智民的三本著作基本完成，这三本著作分别是《中华人文始祖纪元》、《沧浪文化探源》和《屈原生平考》。

　　凌智民将书籍样册印了几本散发给十堰当地文化学人请求批评指正，大家面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企业老板，没有几个人有时间、有兴趣系统通读，也就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了事。甚至还有几位，连凌智民的书都没有细看就批评说：郧县研究沧浪文化和屈原文化，是空穴来风，是在和别人抢文化，应该停止研究。

　　但毕竟支持凌智民研究的学者还是大多数，在这些学者中，有一位年近80，德高望重的老退休教授匡裕从，他看完凌智民的作品后，主动将凌智民请到了家里，激动地对凌智民说：“你的书我都看完了，很好，这是一种颠覆。”并主动担当起了《中华人文始祖纪元》一书的校对工作。匡老还向凌智民推荐了国内著名的楚学家刘玉堂，要凌智民将研究成果请刘教授鉴定。

　　凌智民在湖北省社科院见到了刘玉堂教授，见到时刘教授正收拾行李要到外地出差，但他还是耐心地接待了凌智民。凌智民简短地将沧浪文化的研究情况向刘教授做了汇报，刘教授收下了凌智民的文稿。

　　两个星期后，电话从武汉打到了十堰，刘教授要凌智民准备好十几套文稿，到武汉来一趟。当凌智民赶到刘教授的办公室时，刘教授向凌智民介绍了在座的专家，其中有华中师大副校长黄永林教授，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会傅光典会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导罗运环教授，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博导王玉德教授，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博导姚伟钧教授，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院文清教授，省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张硕教授。

　　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专家，凌智民的心情不免有些紧张，但凌智民还是将他的研究成果全面地向各位专家做了汇报，并精彩的回答了各位专家的提问。

　　专家们通过评审和交换意见，认为凌智民对沧浪文化的定义准确，对沧浪文化发源地的要素分析全面，对发源地的要素的论证证据可靠。专家一致认为：沧浪文化的发源地就在以郧阳为核心的汉江流域，并建议召开学术发布会。

　　2013年9月29日，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学院主办的沧浪文化发源地研究成果发布会在华中师范学院召开，湖北省有关文化单位、各研究机构及学院的学者、郧县有关领导、湖北省各大媒体参加了会议。在会上，凌智民发布了沧浪文化研究成果，湖北省各大媒体都做了大篇幅的报道。

　　会后，罗运环教授告诉凌智民：“我已经看过了你送给我的文章，你对《鄂君启舟节》的研究很有道理。”并且告诉凌智民，他最近受邀对南阳出土的鄂君墓进行了鉴定，可以证明鄂就在南阳。

　　凌智民一边整理《鄂君启舟节》研究成果，一边等待鄂王墓发现成果的公布。2014年3月26日，中央电视台在探索发现栏目播放了《迷雾中的古鄂国》。凌智民看到后欣喜若狂，立即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分别寄给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并静候回音。两个星期后，中国屈原学会的方铭会长给凌智民回信，向凌智民索要了电子稿件。

　　2014年4月，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会傅光典会长、屈原学会副会长黄震云教授、北京大学民俗研究专家陈连山教授来十堰调研。傅光典会长将凌智民介绍给了二位。陈连山教授通过与凌智民的夜谈，力荐凌智民找屈原学会鉴定成果。

　　5月6日，是方铭会长从国外讲学回国的日子，凌智民于5月5日就驾车从十堰动身，两千里迢迢赶往北京。6日一大早他就来到了北京语言大学方铭教授的办公楼前等候，这是凌智民大学毕业30多年来再次感受高等学府的气氛，他独自一人默默坐在办公楼前的台阶上，心潮澎湃。直到中午12点，方铭教授才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凌智民的眼前。

　　方铭告诉凌智民：“你的论文我已经发给几位教授看了，各种反映都有。但有很多人不同意你的观点。”凌智民一听就急了，连忙向方教授解释，介绍自己的研究经过，并急请方铭教授观看他拷贝的央视播放的《迷雾中的古鄂国》纪录片，这是记录2012年国家考古队在豫西南阳惊喜地发现了21座先秦的鄂国大墓，其墓中大鼎上的铭文说明先秦的“鄂国”就在汉北南阳，与《鄂君启节》中求证的“鄂”方位基本一致。方铭顿时感到屈原研究出现了新动向，必须予以重视！必须立即把这个信息扩散到屈原研究的高端领域！

　　之后，方铭请凌智民简单地吃过一碗兰州拉面；之后，交谈一直继续到下午5点……

　　2014年5月9日，即凌智民到京的第二天，一个高规格的学术评审会在北京西郊宾馆召开，这是方铭教授听了凌智民汇报后的一个临时决定。受邀参会的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字研究权威廖名春，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敏俐，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姚小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秘书长邓瑞全，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震云，《光明日报。国学》专版主编梁枢等学者。

　　凌智民带着亲自制作的PPT资料，边播放边讲解，他对上古历史、先秦文化、屈赋楚辞、古今地理变迁以及汉水流域风俗人情等无比的熟稔且有精深的理解，面对权威大家们，他没有丝毫的紧张和畏怯，找到了说话的高层讲台和听讲的高端对象，他只想一口气讲个够，竹筒倒豆子，把全部的系统成果倒出来，以听取权威作何反应。专家们非常专注，凝神谛听，并不时翻阅《屈原投江地考》，当凌智民讲到如何用数学方法研究《鄂君启舟节》时，专家们一阵阵惊叹，抑制不住的敬佩和激动。讲罢，专家们争相发言。

　　廖名春教授首先发言，开口便是：

　　过去我很少参加屈原学会的活动，其主要原因我觉得这一块已经做不出什么文章来了。包括今天所讲到的鄂君启节，我过去也对其进行过一些研究，我总觉得搞得太乱了。还有《楚辞》，那些地名乱得不得了，因为我也是湖南人，对湖南的地理比较熟悉。我自己就慢慢对这些东西失去了兴趣。今天我在这里听凌先生一讲，觉得大开眼界。鄂君启节也好，《楚辞》也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的，会还有得开。凌先生讲的这些，特别是对鄂君启节的地理研究，我是很佩服的。其实凌先生今天所讲的东西，从王夫之到钱穆到石泉先生都有相同的观点，但是他们只能是纸面上的东西，而没有现场的第一手材料，所以大家不认账。而凌先生的工作是基于一种田园考察。这跟凌先生的学术素质、观察和判断能力有关。可以说这是一种开创性的工作，是一种颠覆性的工作。

　　赵敏俐教授接着发表自己的意见，内里充满感慨：

　　凌先生的考证体现了理科作学术的精细。特别是对鄂君启节的一字一字的考证说服了我。鄂君启节是一个是很有文献价值的东西，他所提到的地名应该就是当时屈原那个时期的实实在在的地名，那么我们可以印证在屈原《楚辞》中所写的地名应该是最接近的，因此这个考证的学术价值非常高。这个对今后的《楚辞》研究是有颠覆性的，而且很难被突破。关于屈原投江地的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不能轻易推翻。当然，如果有确凿证据，颠覆了就是颠覆了，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我认为目前证据尚有不足。其实凌先生的论据中还暗藏玄机，那就是传说中的尧帝、舜帝等传说的地域问题，原来尧舜走遍全国，这在古代是不可能的。

　　听了凌智民先生的演讲，可以看出凌智民先生对屈原的作品非常熟悉，其《楚辞》学养非常深厚，对作品的翻译也非常好，运用的实地调查地名的方法应该说很符合学理，很有意义。运用电脑技术辅助研究很好，其思维、推理、判断方式非常新颖、独特，为楚文化的研究注入了活力。

　　邓瑞全教授深为这样高层云集、人人首肯的座谈会而惊叹，他说：

　　凌先生的这种观点我是能接受的，但在有些地方恐怕就有问题。我也看到过很多地名之争，因此凌先生要有思想准备，要找出《史记》中的反证，屈原与贾谊相差就100多年，但在《吊屈原赋》中使用的是“侧闻”，也就是说不是直接证据。另外太史公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将“宁赴湘流”写成“宁赴常流”，文字上是有嚼头的。所以还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文章，证明太史公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对。

　　我认为凌先生所说的非常在理，是一种符合现实的地理现象。特别是实地的考察，大量的利用屈原的作品，这叫以诗证史，以屈原自己的诗证实自己的历程。另外凌先生关于娥皇、女英的写法也比较新颖。

　　姚小鸥教授同样以无比佩服的心情讲了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过去我认为只有城邑会搬家，其实山水也会搬家。凌先生对这些地名的搬家是有依据的，一方面是王船山和钱穆先生的考证，一个方面就是历史地理资料，但最宝贵的是田野考证。凌先生能结合《史记》、《山海经》、《水经注》及当地的一些文献来对当地的地名进行考证，难能可贵。比方说，大家都认为洞庭是湖，而凌先生认为洞庭是山，凌先生的观点就是对的。刚才廖教授提到的《楚辞》那些地点放在湖南，就要时空穿越，而凌先生所说的这些地点，就能很好地连贯。还有一点是我非常佩服的，就是凌先生对“鄂”和“江”的定位，果然定位的地方就出土了文物。我建议凌先生应尽快将这些成果整理成书。

　　梁枢教授赞叹不已，给予了很高评价：

　　凌先生的大作确实非常好，昨天晚上我收到这个稿件，给方教授回了一个话，这功夫下得。凌先生的这些东西，在舟节这个层面上，在故里之争这个层面上你可能没有什么对手。你站到了一个逻辑高地，在此高地上没有人能与你匹敌，而越往下争议越多，越争议越证明你是对的。现在地方之争的推手就是那些地方政府和地域专家，但是他们在“舟节”这个层面上是无法跟你对话的，这是真功夫。

　　我对凌先生“鄂”的定位非常佩服，果不其然，那个地方就出土了证据。凌先生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消息，你提到的尧都，我的几个朋友就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考古，出土了不少文物，可以证明那个地方就是尧都。凌先生，我对你还是很佩服的，你一个人跑到北京来，居然有这么多顶尖的专家愿意为你的研究召开专门的学术研讨会，这是非常不易的。

　　方铭教授最后总结，他为屈原研究的崭新成就由衷高兴：

　　我刚才听凌先生的报告，也听了各位专家的意见，我非常受启发，也非常受教育。凌先生通过对鄂君启节进行研究，恢复了湘水、资水、沅水、澧水的本来地域，然后凌先生以资料考古、田野考古、传世文献、传说做支撑，进一步对屈原作品里《湘君》《湘夫人》《哀郢》《涉江》《抽思》里的地名信息进行分析，然后他进一步证明了屈原过去活动区域及他沉江的地方在十堰、南阳一带，这给我们前两年认为屈原南阳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我觉得凌先生要发布这些成果，将研究成果先发表出来，因为这是铁证。我相信你的观点从论据上是相说服力的，特别是南阳出土的鄂侯墓对你的考证形成了一种印证。廖教授是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方面的权威，又是湖南人，他也支持你的观点。

　　最后我要说一点个人的感受，刚才廖先生和姚教授都讲了，原本以为屈原与楚辞研究到了尽头了，这肯定是不对的。听了凌先生的研究成果，说明屈原的研究和楚辞的研究是没有尽头的，如果真的地名大搬家，楚国的历史可能都要改写。我听凌先生说，当时猜测屈原的投江地在十堰郧阳时，很多人都把他当成笑话。他在没有办法说服人家的时候，并不是选择放弃，而是找到了鄂君启节。凌先生本来是学工科的，没学过古文字，但他把一个被专家研究了50多年的鄂君启节，研究得这么透彻，非常值得钦佩。我觉得凌先生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术界尊重。当然，也希望凌先生进一步推进他的研究。

　　……

　　个个都是大家，而面对的是一个来自非学术战线的基层学术爱好者的兴趣研究，居然给予如此之高的肯定，凌智民做梦也没想到，他的研究成果会得到如此之高端的专家学者的肯定和赞赏，北京之行不枉，数年心血没费，他激动难安。

　　专家们感觉到，凌智民是一个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学者，他的研究是一个逻辑高地，研究成果是颠覆性的，如果可以成立的话，对楚辞学和楚国的地理，都将有重大意义。

　　专家们为屈原研究爆出如此惊人的新成就而由衷高兴，大家一致提议要到郧阳实地考察。

　　2014年7月23日，方铭教授率中国屈原学会的七位副会长和专家团队专程来到了郧阳。

　　学者们一到郧阳，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考察工作。沧浪洲、沧浪水、濮地、屈原河、沉子河、奠子河、归仙河、令牌石、湘山、湘山祠、五峰孤山、大楸树沟、小楸树沟。一个个地点，一个个故事，学者们流连忘返。在郧阳五峰乡大孤山，学者们情不自禁地朗诵起屈原的作品来，多么贴切的情景！千古一遇的实地呀！

　　本来一天的考察活动，在专家学者的要求下又延长了一天，即使这样，专家学者们仍意犹未尽。

　　专家们边考察边交流，深深感到郧阳历史积淀的深厚。他们不无自嘲地说，过去坐在学术楼阁里研究《楚辞》，对作品的写作背景，没有太多的感觉，而这次到汉江边实地一走，对屈原写作思想感情的理解竟如此真切生动！

　　2014年9月16日，光明日报国学版以《屈原与郧阳》为标题，以整版篇幅刊载了这次考察的成果。

　　光明日报曾经有一个《文学遗产》专版，是为国内顶尖学者开辟的一个学术园地。当年，毛泽东主席曾每期必看，后因种种原因停刊。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2015年《光明日报》复刊这个专版。1月29日，责任编辑梁枢教授选择了凌智明的《鄂君启舟节地理密码》一文，作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复刊后第一期论文。并请方铭教授特为之撰写了导言《鄂君启舟节是一把钥匙》。

　　凌智民的论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学界广泛的争鸣，不少学者肯定凌智民的研究方向，也有不少学者提出问题和质疑。

　　面对不同的声音，方铭会长告诉凌智民，这些人可能不知道你研究的全部，应该好好地跟他们沟通。于是，凌智民在博客上公布了自己近30万字、40余篇论文，企望与大家进行沟通。

　　有人阅读了凌智民的研究过程，开始与凌智民交上了朋友。

　　刘彬徽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是金文字典的编纂人，起初对凌智民敢于推翻金文字典的释字非常恼火，并撰写了文章准备批判，就在发言的前一天，刘先生遇到了凌智民，80多岁的老先生与凌智民夜谈到11点钟，在第二天的学术发言中，老先生撤回了自己的观点，还对凌智民倍加赞赏。

　　2015年7月10日，光明日报与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创办的“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在北京语言大学揭牌。凌智民受邀参加了仪式。揭牌仪式上，凌智民被聘为该院高级研究员和全国屈原研究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楚辞研究专家黄震云亲书“文武同辉”条幅赠予凌智民，以表明他对凌智民研究的赞赏。

　　凌智民的弟弟湖南岳阳市文化局副局长，起初也不理解哥哥的屈学研究，屈原投江地是岳阳当家的文化遗产，你把它搬到汉北去，我这文化局长还咋当啊？随着哥哥观点被学界高度认可，他也不再失落，感到哥哥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儿。只要还原历史，屈原遗产在湖南湖北都好！

　　尾声

　　笔者在写这篇文章时，在北京语言大学有幸见到了方铭教授。方教授以他专家的眼光谈到了凌智民，他说：他的研究潜力很大，他身上有可贵的探索精神，对典籍文献及历史现象、人文地理等等不仅掌握得丰富而娴熟，而且有独到的悟性，这使他敢于大胆的怀疑，科学的求证。他随时都会产生新的想法，不断爆出新观点，身上充满着学术探索的活力。

　　方铭教授还告诉笔者，现在有很多学者向他提出要组织到郧阳进行实地考察和召开学术会议。他也在和郧阳联系，在适当时候把屈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放到郧阳召开，让屈原与汉北、与郧阳的关系引起国际学者的关注。

　　笔者在采访凌智民的过程中，谈到了他的发现。凌智民说，这应该感谢石泉先生，如果不是石泉先生，他也不会知道有《鄂君启舟节》，也不会怀疑诸家对《鄂君启舟节》的研究结果，也不会怀疑《水经注》有错。他建议研究历史和地理的学者，应该多看看石泉先生的著作，多做田园调查。

　　在谈到屈原研究时，凌智民强调：“屈原是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有资格纪念屈原。我研究屈原，只是想还原屈原的真实人生。这对研究《楚辞》、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楚国历史、研究中国古代史都是有意义的。”

　　笔者在凌智民的案头发现了一首小诗：“屈子哀时命，湘君悲回风，离骚对天问，渔父盼招魂。”凌智民在盼望着屈原的归来！

　　已是晚秋了，笔者随凌智民在汉江之滨散步，一阵微风吹过，奔腾的江水中仿佛传来声音：“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魂兮归来！入修门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魂兮归来！”

　　“是屈子的《招魂》，凌先生！”我惊喜地望着凌智民。

　　“是屈子归来了……”凌智民凝视着撒满夕阳金晖的汉江，神秘地微微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