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兰笔记（高宝军）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5月11日15:30 来源：《中国作家》 高宝军

　　这里海拔最高、氧气最少，这里是历史上守疆拓域、兵家必争的边关要地，这里是人类孕育传说、充满神奇的天上秘境。这里，就是在好多人心目中艰苦得不宜生存，落后得近乎原始，虔诚得已至愚蠢，遥远得无法接近的荒蛮之地；这里，也是在好多人心目中厚重得不敢触动，美丽得如同仙境，神秘得难以想象，幸福得无以言说的神圣之地——普兰。

　　风雨沧桑边境路

　　峰顶是终年不化的积雪，沟底是直切而下的深涧。两边峭壁如刀斩，一线山溪水呜咽。三五里内，一眼能望见，地面落差竟达几千米；两山之间，隔沟常拉话，见面却需好几天。空中雄鹰稳稳飞，背负青天，搜索大地，寻找充饥猎物；山径黄鼬静静伏，双目紧闭，尾梢轻摇，醉享难得阳光。忽听得，落石连环响，响过了陡坡，响过了石壁，响下了崖畔，半天没有了声息。总以为随风而逝，没想涧底传声，两壁回音，相互折射，交替放大，顿时传来隆隆的雷鸣。细一看，山腰有羊肠小道，云行在前，风追于后，前弯拐去，后弯踅来，真正是蜿蜒曲折，峰回路转，一直通向远处的云端。

　　生活不是游戏，国界亦非棋盘。那线自然不会是一条清清楚楚、端端正正的直线，而是一条随山而高、随沟而深，以界碑为点，点点相望集成的虚线。和别处一样样的大山，一样样的深沟，在这里就有不一样的含义，既关国计，又系民生，既涉军事，又及外交，这就是中国通往尼泊尔和印度的边境路。

　　这样的路，在普兰境内就有四百多公里。路上有险，险处有关，关上有口，其中能叫上名字的关口就有21个。在这些山路上，有商贩匆忙的脚步，有信徒疲惫的身影，有驮队踩出的蹄印，有罪犯留下的血腥。只要你踏上其中的任意一条小路，神秘的感觉就会扑面而来，奇特的氛围就在瞬间形成，在不知不觉中，你已经走进故事里、传奇中……

　　丁嘎拉：历史上偷渡通道

　　丁嘎拉山口在中尼边境，山口那边是尼泊尔的达尔楚拉县丁嘎村，山口因此得名。

　　这个山口偷渡的案例很多，之所以如此，有地理环境的原因，有宗教信仰的原因，也有风俗人情的原因，因此管理起来特别困难。

　　从地理环境方面看，这个山口地势较别处平坦，边境线距两国的居民区都近，离普兰县城18公里，离尼方那边的丁嘎村二十多公里，且路况较好，在客观上为偷渡者提供了方便。从宗教信仰方面讲，山那边住的尼泊尔人和印度人，都是藏传佛教、印度教的耆那教的信徒，对神山圣湖有着无比的崇敬和向往，都把能去神山转山、到圣湖沐浴视为一生中最大的愿望，为此吃多大的苦、冒多大的险都心甘情愿，进而形成了强大的偷渡冲动。至于风俗人情方面的原因，那就更复杂了，虽然是两个国家，但人都熟悉，这边的牛羊可以到那边放牧，那边的商人可以来这边买卖，在历史上，两边男女一直在通婚，因此上，两边人“十家九亲”，家家都有境外亲戚，朋友熟人就更多了。一到农闲时间，家家走亲，户户访友，你来我往，人流如织，有事就去，抬脚就来，哪里还有什么国界概念。

　　在普兰历史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偷渡事件发生在1951年。这次偷渡事件的直接原因是一小撮藏族贵族勾结内外分裂势力，故意煽动当地群众逃离，其背景是解放军的“先遣连”到达普兰。

　　“先遣连”是这样的。1950年，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别从四川、云南、青海和新疆抽调兵力，在东南、正东、正北和西北四个方向向西藏进军。其中新疆军区在大部队出发前，先派出一个骑兵连，从喀什出发，翻越昆仑山南下进入西藏阿里地区，执行“侦查情况、发动群众”的任务，于1951年6月29日到达普兰。

　　那些农奴主和分裂势力闻听解放军即将到来，一边组织逃亡，一边大肆散布谣言，说解放军是一帮吃人肉、扒人皮、掠财物、奸妇女的恶魔，煽动当地人离开。当时这里信息不畅且经济文化落后，这种谣言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好多人被挟裹外逃；加之当时这个山口又没有任何管理机关，说是国界，和平常路口没有任何区别，当“先遣连”部队到达普兰时，已有一千余人从这里逃出。

　　说是裹挟其实一点也不夸张，真正想出境的人少之又少，大多数都是在谣言形成的氛围中糊里糊涂出去的。当时逃离后又返回的西德村德康组83岁曲尼桑姆老人回忆说，他家出境时间很晚，实在是不想出去，觉得好出门不如歹在家，全是本村一个人煽惑下出去的。那人说他亲眼见过解放军不让群众去庙里朝佛，稍不如意就把人拉出去活活打死。因为这个人平时神神道道说话没个准，开先他们都不相信，觉得应该到先遣连部队住的地方亲自去看看再说，但见村里许多人都打点行李开始逃了，于是就跟着走了。

　　老人说，那时他们全家七口人，夫妻俩和五个小孩。他们将家中的贵重物品收拾到一起让马驮着，赶了九头牦牛和一百多只绵羊，夜晚在这个山口出去，于第二天中午到达尼泊尔丁嘎村。和她们一块出去的本村共有五户三十多人。

　　由于逃来丁嘎村的普兰人太多，使这个小村子人满为患，连个住处也找不到。他们白天放牧，晚上就缩在一个帐篷里，刚去时因为天热还能凑合，天气一冷就不行了，冷得大人发抖孩子哭，根本睡不着觉。全凭一个尼泊尔亲戚给他们借了一间旧房子，才算熬过了那个艰难的冬天。

　　就是这种生活也不能安稳着过，各种各样的谣言还在继续传播，且越传越奇。有人竟说解放军部队越境抓人，加上这里的气候和环境与普兰那边差别极大，好多人因水土不服病死了，于是有人就离开丁嘎村往更南的地方跑。

　　她们家虽然没有离开丁嘎村，但还是死了一个8岁的女孩。孩子浑身浮肿，水米难进，成天哭着要爸爸妈妈救她，带她回家，让她上学。临死时，还央求妈妈她死了后不要把她的尸体和其他死人一块放臭水沟里。

　　女儿死了后，其他家庭成员也由于伤感和艰苦，身体都不同程度出了问题，一个个病恹恹的，一家人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和恐惧之中。就在这时，普兰那边过来人了，说解放军不但不是像传说的那样杀人放火，而是一支保护老百姓的好部队，叫他们不要害怕，赶快回去过日子。听到这个消息，她和丈夫当时就激动得哭了，孩子们更是高兴得像跳兔一般，随即收拾东西，赶着牛羊返回。

　　当他们几户人家翻过丁嘎山口看到老家时，所有的人又一次哭了。老人说，打这以后，她再没有去过一次丁嘎拉，这是一个让她揪心、让她耻辱的地方。现在，时间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只要一提起丁嘎拉这几个字，她就闹心得不行。

　　另一位亲历者叫米玛旦增，他也讲了自己当年往出逃的经历。

　　他说，他们村出逃的人最多，原因是听说先遣连部队来了后要住在他们村。在先遣连部队到的前几天，村人就开始逃跑，一起动身的就有二十多户。大家牵着驮有日常用品的牦牛和骡马，赶着牛羊，扶着老人，一齐涌向山口，一度时间把整个山口都挤满了。

　　由于拖家带口，加上牛羊要边放边走，他们用了六天时间才到达目的地。一路风餐露宿，又累又渴，许多人都病倒了。在路上大家都想到了目的地就会好点，别的不说，最起码能睡个好觉。谁知事情根本不像他们想的那样，更大的困难在前面等着他们，这困难就是水土不服。他们虽然走了的路不多，但两地间的海拔高度差别巨大，一下子降了有三千多米，加上地形由高原进入峡谷，当时又是大热天，温度猛地上升了二十多度，好像一下子从初冬踏入仲夏，人们都适应不了，又拉又吐，不能吃、不能喝，一下子死了许多人。开先，死了人还念经超度一下，后来死的太多，就没人管了，直接都扔在水里，弄得满道沟都是尸体。

　　在这种情况下，一块去的人分化了，有人留下来，有人却到别的地方去了。留下来的人不久在得到确切消息后返回了，那些到别的地方去的人却好长时间没有音讯，直到1990年才有一个叫格桑扎巴的人回来过一次。据他说，那边过去的人生活得很困难，几个能力比较强一点的人，给十四世达赖集团的一些小机构打个杂，还能维持，其他人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处于一种极度贫困的状态。他们知道家乡现在的情况后，没有不后悔的，都恨自己当年愚昧无知、听信谣言，进而铸成大错，不但把自己害了，把子孙后代也害了。

　　打这之后，边境管理规范了，这里的秩序就好多了，偷渡情况越来越少，偶尔出现，也都被查获了。

　　从查获的资料看，比较大的案子有两起。一起发生在2012年10月23日，是走私贵重药材案件。这一天，边防执勤人员发现一辆白色皮卡车的形迹可疑，便拦截下来进行检查。一查，车上杂货中果然混有走私物品，查获珍贵药材二百余公斤。

　　一起为走私牦牛案件，发生在2013年11月4日。这天，执勤人员发现有一名当地司机用汽车将3名在普兰做生意的尼泊尔人送到边境线附近后离开，好像在等着接应什么，于是就派人跟踪观察。观察了好长时间不见动静，那三个人只是坐在山坡人闲聊。正在困惑时，突然发现尼泊尔那边有几个人赶着一群牦牛沿着边境线放牧，放着放着，竟将那牦牛故意赶过边境线，进入我方境内，放牧人竟不管不顾地走了，这群牦牛反被先来的那三个人赶着朝普兰方向走了。这时执勤人员才明白是在走私牦牛，遂将他们连人带牛控制起来。四名嫌疑人依法移交公安机关处理，50头牦牛经县农牧局、国家检验检疫局检验为病牛，依法作焚杀掩埋处理。

　　强拉：善与恶的角力

　　强拉，也称里普列克。这个山口与丁嘎山口同在一条大沟里，中间伸出个小山嘴，将这大沟分成两个小沟，左手进去是通往尼泊尔的丁嘎山口，右手进去就是通往印度的强拉山口。通常说普兰县位于中、印、尼三国交界处，那“交界处”指的就是这个地方。

　　强拉山背后属于印度达尔楚拉县，那边最近的一个村子距山口三十余公里，两边加起来百十里没有人烟。

　　不光是没有人烟，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也都非常恶劣，主要有五个特点：一是地势很高，海拔为5200多米；二是口子很长，不算两头，光口子里就有十几公里；三是道很窄、谷很深，脚底下是厚厚的冰层，两面皑皑的积雪，一进去就觉得寒气逼人；四是风很大，风中还夹着雪粒，裹着石子，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喘不上气；五是路难走，大大小小的石头横七竖八地挡在路上，让人寸步难行。距离既长，路况又差，因此，光这个山口里就需要走一天时间才能通过。

　　新中国成立前，这是个无人把守的山口，两边人来去自由。每年天气暖和的时候，这个口子人来人往，繁忙异常，有好多当地群众就在这里给商人当背夫，赚点钱补贴家用。由于条件恶劣，那时这里经常发生事故，擦伤碰伤的就不算，每年总有人在这里丢掉性命。

　　1940年2月，普兰县多油村拉文组的两个村民，受雇运送完一批货物从印度那边往回走时，刚到山口就碰上了雪崩，两个背了一天大米袋子的苦命人，还没来得及吃一口饭，就被深深地埋在了冰雪中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出来。

　　这里不仅路险，狼也多得怕人。一遇上就不会是一只两只，三只五只是经常事，六只七只也不少见，最多时竟达十多只。人多时，它们不敢下手，在两边山上转悠，等到有单独或人少者经过，就张牙舞爪，主动出击。

　　据多油村一位老人说：有一年，他们村里的一个小伙子赶着一匹马给印度商人送羊毛，送完后，为了赶时间连夜返回，走在强拉山口已是午夜时分。月光把雪山映得一片银白，两壁的黑影遮住了半个山口，一只猫头鹰怪声怪气地在远处叫着。走在这样的山谷中，小伙子觉得头皮紧森森的，马儿也好像嗅到了什么，一阵一阵地打失惊。这时候，黑影下有两道蓝莹莹的亮光向这边射来。小伙子定睛一看，知道自己遇上野狼了。

　　野狼是一种凶残的动物，一见到小伙子单人匹马、手无寸铁，立即开始挑衅。它一边不住地用爪子在地上刨土，一边仰起头悠长地怪叫。等这只狼向他和他的马匹一步步逼近时，小伙子才看到不是一只，而是个狼群，共有七八只。小伙子还算冷静，一边告诫自己不要怕，一边挽紧马缰绳，弯腰拾起几块石头装进身边的衣兜，权当最后一搏的武器。

　　这时候，狼群已经开始向马匹攻击了，一扑一扑地朝前冲。马受了惊吓，坠着屁股往后退，拉也拉不住。小伙子左手死死扯住马缰绳，腾出右手从袋兜里摸出一块石头，朝最前面一只狼砸去，不偏不倚正砸在狼的腰上。那狼嚎叫了一声，倒退在一块石头上。谁料，这只刚刚退去，另一只马上又来了，小伙子依照前面经验只是用石头狠砸，一边砸，一边拼命呐喊，想得到帮助。这喊声开始还有点作用，静夜峡谷里的串串回声，把野狼吓了一跳，总以有人来了。后来发现没有人来，立即又开始反扑。这时候，狼群不再是一只一只地交替逼近，而是一起从四面合围。这已经到了最后时刻，小伙子除了拼命反击别无选择，于是他拿石头向狼群狠砸，马也撂开蹄子朝狼猛踢，双方处于胶着状态。

　　渐渐地人和马都支持不住了，马腿上被狼咬了几口，小伙子也一点气力也没有了，只能眼看着狼群越逼越近。正在他准备闭上眼睛等死的时候，忽然一团黑影卷着风雪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定睛一看，原来是一群野牦牛。只见它们一个个圆睁双眼，紧绷后腿，弓了脖子，举起犄角，对准野狼直冲过去。野狼被这些从天而降的大家伙吓得四散而逃，小伙子和那匹马才算获救了。谁也说不清小伙子是怎么回到家的，人们是在村口发现他的，当时他嘴里只说两个字：打狼！任凭怎么叫也叫不醒。

　　为了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村人第二天一大早沿着小伙子走过的路寻了回去。进山口不多时，人们就看到远处的一块大石头下，站着一只野牦牛。人们走近前一看，顿时被眼前的情景给吓呆了：野牦牛早已断气，尸体已经冻得僵硬，但还用犄角将一只野狼死死顶在石头上。能看得出来，野狼当时被这只野牦牛顶在石头上后，一定是拼死挣扎，野牦牛便拼命顶住不让它跑，最终野狼是没跑了，但野牦牛却死了。

　　事后，为了报答救命之恩，小伙子在山口上堆起一个玛尼堆，将那只野牦牛的尸体埋在里面，牦牛头供在了玛尼堆上。同样为了报复，小伙子把那狼皮剥下来，做成脚垫，天天踩在脚下，以解心头之恨。后来，这个玛尼堆经路人添加石块，越堆越大，那牦牛头却不知哪里去了。

　　1974年7月，这个山口上又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制造这起事件的不是野狼，而是“四水六岗卫教军”的残部。

　　“四水六岗”是一个地理概念，“四水”指的是黄河、长江、雅鲁藏布江、澜沧江，“六岗”指的是这四条江河流域的六个藏区，狭义上指康区，广义上指整个藏区。西藏和平解放后，“藏独”分子于1958年纠集3000人，成立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发动武装叛乱。1959年3月，叛乱武装被人民解放军剿灭，残部随十四世达赖喇嘛逃往印度。20世纪60年代初，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四水六岗叛军前司令贡布扎西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在离西藏最近的尼泊尔北部山区木斯塘地区重建“四水六岗卫教军”，准备反攻西藏。美国中情局向其提供武器、装备、经费、教官，并参与指挥。木斯塘地区与普兰县的斜尔瓦山口只隔一个山梁，这里就成了斗争的前线，一个时期形势特别紧张，有一触皆发之势。全凭我国政府英明，及时与尼泊尔政府交涉和协调，并取得成功，尼泊尔政府军于1974年对其进行清剿，“四水六岗卫教军”全军溃散。 

　　旺堆嘉措是“四水六岗卫教军”的一个头领，他所领导的部队被尼泊尔政府军打垮后，仍然顽固不化，率领残余死党37人继续顽抗，准备突围逃往印度。这37人拥有战马、无线电设备和相当数量的步枪、手枪和手榴弹等装备，不是整队出发，而是分成四五小拨行进，且不断变换路线，在中尼边境线上像拧麻花一般来回穿行，企图甩掉尼军，从强拉山口突围逃往印度。

　　给他们带路的是一个普兰人，此人长期在普兰县霍尔一带当土匪，因杀了很多人被政府通缉，进而加入了“四水六岗卫教军”。他长期在这一带活动，所以路线特别熟。在他的指点下，这37人先从尼泊尔进入普兰境内的柏林拉山口，然后顺山脉绕向丁嘎山口，最后才转向强拉山口，准备在这里进入印度。

　　为了剿灭这伙残匪，尼泊尔国防部也下了力气，他们动用了四个连近800名士兵和四架直升机尾随追击，并和我国有关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当他们发现匪徒逃往印度的意向后，便将情况通报我方。接到这一情报信息后，我国上级有关部门立即下达指令，要求普兰县严守强拉山口，防其逃脱。接到指令后，普兰县迅速组织武装部战士、公安干警、民兵等力量，分段设伏，严阵以待。

　　那天上午11点左右，匪徒们果然来了。普兰武装力量迅速开枪射击，那伙人一看情况不好，扭头就向通往尼泊尔方向的丁嘎山口逃去，我武装力量紧追不舍。当他们退到丁嘎山口时，尼泊尔部队也正好赶到，令其前后受敌，无路可退，结果死的死，伤的伤，活捉的活捉，无一人逃脱，旺堆嘉措则被当场击毙，中尼联合剿匪大获全胜。强拉山口因此而名标青史。

　　由于这里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恶劣，加之近年来相继开通了好几个口岸，这个山口的商贸互市功能较以前弱化了许多，但从这里前往神山圣湖朝圣的人群却有增无减。主要原因是，这个山口是印度政府给官方香客朝拜神山圣湖指定的出入口，印度官方香客都从这个山口进入。从2011年到2014年，从这里出入境的人数为10028人次，其中印度官方香客4908人次。

　　接待印度官方香客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一是因为这些人大多为中老年人，行动不太方便，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行走更是困难；二是这些人又是些宗教信仰特别坚定的人，为了信仰不惜一切。前者使其必须接受帮助，弄不好就会出问题；后者则决定其坚决不要帮助，为了亲自到神山冈仁波齐和圣湖玛旁雍错朝圣者，就是累死、病死在路上也心甘情愿。驻扎在这里的那些边防战士和解放军战士，每天就是和这些老头老太太打交道，一边千方百计地劝，一边见缝插针地干。这些人过来时，边防战士必须扶着他们，不然路上有冰，冰上有石，冰滑石绊，他们别说走了，就连站也站不稳当。要扶的不仅仅是人，还有马，且四条腿的比两条腿的更难扶，总是扶起前面，倒下了后面。最难办的是病怏怏的老头或老太太骑着瘦骨嶙峋的马，上面的人要扶，下面的马要扶；前面得有人拉着马笼头，不然它死活不肯朝前走；后边必须有拽着马尾巴，不然它一屁股就“坐”在冰滩上了。往往一个骑马的就得四五个人来扶，那种“格颤颤”的样子，活像陕北人祈雨求神时抬的神楼子。

　　斜尔瓦：繁忙的商用和旅游口岸

　　斜尔瓦口岸距普兰县城25公里，位于中尼边境的9号界桩处，由北向南的孔雀河把大山一劈两半，河东是普兰的科迦村斜尔瓦组，河西是尼泊尔胡木拉县的雨莎村，口岸以斜尔瓦组的名称命名。

　　这是个老口岸，开放于1954年，1961年设立海关，1962年因中印关系恶化口岸和海关一起关闭，1991年恢复通关，并恢复和设立海关、动检、边检、边贸服务管理等机构，1992年成为国务院批准的一类口岸。

　　这个口岸主要有三大功能：

　　一是货物贸易。每年，尼泊尔商人用马驮人背羊群捎的办法，把当地产的藏红花、木碗、铜壶、装饰品等土特产和手工艺品运到这里，再雇车运到普兰县城市场上销售；返回时，又把普兰市场上的羊毛、羊绒等初级牧业产品和烟酒百货、食盐等日用品用车辆运送到这里，再用马驮人背羊群捎的办法运回去，在当地销售。时间一长，也就有商人在普兰开设门店了，随着交易增多，这样的门店越来越多，参与的人也就越来越多。据2013年统计，在普兰经商的印度、尼泊尔商人有338户，进出口贸易总额为6965万元。

　　二是劳务输入。尼泊尔有大量富余劳动力，且苦力好，工价低，深受普兰各用工单位欢迎，大批的尼泊尔人被雇佣过来，大大地缓解了普兰当地工人少、工价高的问题，降低了建设成本。

　　三是游客的出入境管理。从2011年到2014年，从这里出入境的印度民间香客、第三国旅客和边民总计为50404人次，其中印度香客和第三国旅客8656人次，边民41748人次。以法为他们提供服务和管理，是这个口岸最重要的功能。

　　这个口岸也不是完全平静的，在边民、商户、游人、香客正常进入的同时，也有一些不法分子搞偷渡、走私和携带反动宣传品的勾当。但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他们最终都没能逃脱法律法规的惩处和制裁。

　　2013年6月28日，普兰边检站9号界桩执勤点官兵在执勤日常出入境检查任务时，查获1名持用失效《中尼边境地区出入通行证》，企图非法入境人员。此人35岁，原为普兰县人，1995年从非法出境，与妻子卓玛一直居住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宝塔地区，长期从事服装生意，在尼泊尔和印度之间活动频繁，其小孩在“流亡政府”驻尼接待办所建的玛那萨瓦学校就读，境外关系十分复杂。普兰边防检查站依据西藏自治区“两个不准”要求，通过与尼警务合作机制将其遣送至尼泊尔腹心地区。

　　2014年7月14日凌晨3时，普兰边检站接到情报，说有三名可疑人员从斜尔瓦方向偷渡入境。接到任务后，普兰边检站立即启动联勤联动机制，在斜尔瓦执勤点与九号界桩执勤点之间的山间小道将其成功抓获。经查，三名嫌疑人员均为女性，是尼泊尔胡木拉县亚嘎村和同布村人，偷渡的目的是“转山”。我警方对其身份进行再次核实，确定无其他可疑后，移交尼泊尔警方处理。

　　2013年6月16日下午5时，在普兰县开展尼泊尔雨萨村重大泥石流灾害跨境救援时，大量尼方边民涌入普兰县避难。面对复杂局面，普兰边防检查站忙而不乱，一手抓国际援助，一手抓人、物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一名尼籍女性边民所带行李物品中有一批光盘，经初步鉴定为十四世达赖喇嘛法会演讲影像资料，普兰边检站严格按照自治区“两个一律”要求，收缴其所携带反动宣传品，将其驱逐出境，交由尼泊尔警方处理，并将其列入黑名单。

　　2014年7月13日，9号界桩执勤点在执勤入境检查任务时，发现一名尼泊尔男性边民企图将手机内存有“达赖一日生活”的视频及传经歌曲带入普兰境内进行分裂渗透，边防检查站按照自治区法律法规要求，将其携带的SD存储卡收缴，并阻止其入境，交由尼泊尔警方处理。

　　2014年12月初，普兰边防检查站接到情报说，有一批尼泊尔走私物品通过斜尔瓦口岸进入普兰境内。接到情报后，普兰边防检查站组织力量昼夜监视，于2014年12月9日凌晨将11名尼泊尔籍走私嫌疑人全部抓获，并于12月12日将境内的涉案人员马哈三抓捕归案。此案被定性涉嫌偷越国(边)境案，其大致经过如下：

　　两个月前，尼泊尔胡木拉县亚巴村人嘎洛·达芒为给自己走私药材打开销路，多次到普兰寻找买家，经其表兄介绍，认识了甘肃籍在普兰县城经营虫草店的老板马哈三，双方达成协议，由嘎洛·达芒将自己持有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小黄连走私至普兰境内，马哈三以每公斤85元的价值收购。2014年12月8日，嘎洛·达芒以每人50元的工价雇用了10名尼泊尔人，连夜将这批货物运往科迦的一个小树林里，然后找机会运往县城。当这些走私货物到达六号界桩处，被边防检查站成功抓获。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价值三十余万元的小黄连全部收缴，并移交海关缉私局处理。

　　柏林拉：一条多事之山口

　　柏林拉是中国通往尼泊尔的一个边境山口，是过去中尼边民走得最多的一条路。

　　柏林，藏语意为新开辟的；拉，指的是山口，合起来的意思是新开辟的山口。可惜的是这个“新”不知是从什么时间说的，因为现在的它不仅不新，而且很老，和它有关的故事都是那么的久远，那样的沧桑。

　　这个山口位于普兰县西北部，距县城46公里，海拔5207米。这里不但是国界线还是地理分界点：我国这边是荒凉的大山，山巅上白雪皑皑，但翻过这个山口，进入尼泊尔境内不多远，就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两边的高低落差竟达三千多米！

　　这是个多事的山口，隔一段时间就会闹出一些案件。

　　2007年7月，本县西德村村民阿旺尊珠，在柏林拉和尼泊尔人做了一笔虫草生意。生意做得很顺利，按他本人的计算回到县上就能狠狠地赚一笔。他兴冲冲地牵了两匹马驮着虫草返回。正在他得意自己顺利的时候，危险却一步步向他逼近。由于他做事不秘，这事被另外两个尼泊尔人知道了。这二人是亡命之徒，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当时正愁没钱花，一听说他带这么多虫草，马上就起了歹心，便持枪提前赶到这个山口，挑了一个狭窄僻静的地方隐藏下来，大张开机头，专等他过来。阿旺尊珠一出现，他们马上开始抢劫，朝阿旺尊珠身上打了三枪，其中一颗子弹从左脸打进去，右脸穿出来，阿旺尊珠应声倒地，那二人掠了全部虫草和其他贵重物品，迅速逃离。好在阿旺尊珠命大，只是昏了过去，劫匪走后，自己苏醒过来，忍着剧痛，拼尽全力爬回家。

　　回家后阿旺尊珠没有报案，因为他做的是走私生意，怕报案后自己也吃不消，准备自认倒霉。可伤口疼得不行，万般无奈，只好到县医院就医。县医院一看是枪伤，哪敢怠慢，一边治疗，一边马上报警。

　　普兰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即组成了专案组，从阿旺尊珠描述嫌疑人的体貌特征，结合现场勘查提取的衣物等证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情报搜集和调查，最终确定尼泊尔的贡觉普布和努布为重大作案嫌疑人，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此案值移交尼泊尔警方协助侦破。

　　说起来也该阿旺尊珠倒霉，当时尼泊尔十年内战刚刚结束，国家处于一片混乱之中，那边虽然接了案却没人去办，最后不了了之。阿旺尊珠的虫草被人白抢了，身上三枪也算白挨了。更令人叹息的是，他的伤好后，不但没有汲取教训，反而又贩卖开藏羚羊皮了，结果被抓获依法判刑，至今还在监狱里待着。

　　2006年7月20日，侦查人员获悉有人在普兰县境内贩卖毒品，经过几天侦查，发现尼泊尔籍比仁、巴多从境外提供毒品大麻烟走私进入中国境内，由在普兰做生意的浙江人刘德强、张爱钗负责在普兰境内出售。普兰公安局与阿里地区公安处及时组织警力，对以上几名犯罪嫌疑人进行跟踪侦查，于2006年8月23日将刘德强、张爱钗在普兰县水利宾馆抓获，并缴获大麻烟35.5千克。随后，又将前来领取交易现金的比仁、巴多抓获。最终，刘德强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张爱钗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尼泊尔籍的比仁、巴多森扎格日也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2011年8月26日，县公安局接到情报人员的信息，提供了他们入境地点和计划交易的时间。公安侦查员据此对这三个人进行跟踪，于当天将其全部抓获，现场缴获大麻11.92公斤。

　　除了上述这些重大刑事案件外，这里还发生过一起偷渡案和一起强行闯关案。

　　2014年6月6日，一名叫江木那日的印度人试图从这里偷渡入境，被边境执勤人员抓获拦截。这是个60岁的印度僧人，身上没有任何证件，自称是到神山圣湖朝圣。经请示上级部门批准后，普兰县公安局和边防大队将其遣送出境。

　　2014年7月24日，九名尼泊尔籍人员从柏林拉山口办理入境手续时，边检人员发现他们中有四人所持证件日期有明显涂改痕迹，一人所持证件过期，其余四名人员无任何有效证件，按照相关规定，普兰县公安局和边防大队依法将他们原路遣回。

　　暗流涌动无人区

　　刚接任普兰县委书记时，阿里地委和行署的主要领导特别叮嘱我：“宝军书记，普兰既是边境重地，又是资源大县，你在抓好稳定和发展两件大事的同时，还要保护好马攸木矿区。”

　　领导说的马攸木矿区是个无人区，地处冈底斯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的走廊里，东面是雅鲁藏布江的源头马泉河，西边是玛旁雍错湖等内流湖形成的谷地，周围都是海拔六七千米的大山，山顶上的积雪终年不化，附近的冰川寒气逼人，一过十月这里就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冬季。每到这个时候，方圆几百里冰天雪地，整个矿区一派肃杀，别说人了，就连长期生存在这里的野驴野羊都逃到别处去了。

　　但往往就在野兽们纷纷逃离的时候，有些人却逆势而来。他们不是此地人，而是来自远方；不是一个两个单枪匹马偶然而来，而是成群结队、带着辎重设备，经过精心准备跋山涉水而来。他们是冲着这里金砂来的——这里有西藏储量最大、品位最高的金砂矿床。

　　他们之中，既有资金雄厚的老板，也有手眼通天的能人，还有为了发财不顾性命，为了金钱不惜在刀尖上舔血的亡命之徒；但更多的还是那些被他们高价雇来的、操着不同口音的打工者。

　　这是些真正的冒险家，人人都怀揣着发财梦，都企盼老天爷给一次机会，让他们行动得逞，进而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环境的荒凉和枯寂不但没能动摇他们的梦想，反而增强了他们的信心，他们眼前时时浮现着成堆的黄金、成摞的钞票，高档的豪宅别墅、漂亮的香车美女。乱花迷目，亦真亦幻！

　　其实他们这样想并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因为许多人在这里曾经横财就手，梦想成真，一夜暴富。

　　在古代，这里就有开采沙金的历史，清末民初最为盛行，至今仍有一些采坑遗迹清晰可见。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现象绝迹多年，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又死灰复燃，一度竟乱到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

　　2005年前的一段时间，仅马攸木矿床核心区的两条沟里，就有十几家采矿企业非法开采，动用车辆机械几百台，雇佣民工伙计千余号，名义上是盗采，实际上就等于明抢。这些人不分白天黑夜，不论阴晴雨雪，工人三班倒，机械连轴转，不但施工设备样样齐全，还吸引来了无数小商小贩，吃的喝的玩的乐的无所不有，繁华得像个小城镇一般。这些人究竟在这里捞出了多少钱，谁也说不清。人们能看到的只是被他们扒出的一个个沙坑、一堆堆垃圾，给这里本来就十分脆弱的自然环境旧伤痕上再添新伤痕！

　　针对这种乱局，西藏自治区政府于2005年10月8日出台了《关于禁止开采沙金矿的公告》，明确规定三条：一、自2006年1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境内全面禁止开采沙金矿；二、现有开采沙金矿的企业及个人，必须在2005年11月30日前结束开采，完成恢复工作；三、2005年12月31日前，所有采金人员及设备必须全部撤离矿区，逾期未撤离的，由矿区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公告》发出后，非法开采沙金的势头得到了遏制，但并未能根治，仍有一些人在暴利的诱惑下，怀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领头的人中不但有过去投资非法开采的老板，还有曾经受雇于人的民工。

　　他们凭着地形熟、经验多、人脉广的优势，用灵活的手段，隐蔽的方式，持续的时间，和政府管理部门打“游击战”。你查，他藏；你走，他采。地处荒漠，人迹罕至，气候恶劣，范围极大，加上政府的人力有限，他们的贪心无边，因此总是禁而不止，打而不绝，总有一些漏网之鱼。而这些人中一旦有人侥幸获利，立刻就会引来更多的人跟进，因此竟成了久治不绝的顽疾。

　　这就是地委和行署领导给我特别嘱咐此事的背景。

　　鉴于这种情况，我到任后马上制定措施、健全制度，加大了普兰沙金矿产资源的保护力度。在上任的半年时间内，曾五次召开有关护矿会议，十多次深入矿区调研检查，并安排专人巡逻检查。本以为这样做后再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但还是有八拨盗采者进入矿区。虽然这些人并没有得逞，但他们的能量、胆量和数量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分别说说。

　　发现第一拨盗采者的时间是2013年8月21日。

　　这天，我正带领县住建、卫生、国土、公安等部门负责人下乡调研，在下午返回县城的路上，主管国土的副县长来电话说，一个牧民发现一帮形迹可疑的人，像是偷矿者，且这些人离我们不远。我随即率众赶往现场。

　　现场在一个僻静的小山坳里，我们赶到时，这伙人已经扎下了营盘，设好了锅灶，正在生火做饭。他们的阵势很大，一共二十多个人、九辆车，其中有两辆霸道越野车、七辆卡车，卡车上都是军绿色喷漆，绿帆布篷顶，所有车辆都挂着军用牌照。我们上前了解情况，他们自称是北京某空军基地的，从新疆过来，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晚上走黑了，就找了这个避风的地方住下。说话的底气十足，脸上的表情轻松，连发音都字正腔圆，一幅大单位下到边远基层的派头。

　　我们同行的同志中有人就被这阵势唬住了，悄悄对我说：“这么多的人，都是军车，应该不会有假，弄不清来头最好不要过于较真。”但我还是有些怀疑，因为他们中有好几个女人，一个个还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既然是执行秘密任务，怎么会有如此打扮？男的当中有留胡子、剃光头的，一个松腰溜胯，咋咋呼呼，这哪里像军人，说黑社会倒有几分像。

　　我首先亮明身份，以公事公办的口气告诉他们：“我是普兰县的县委书记、县人武部第一书记。这个地方地处边疆，是国防要地，你们无论执行什么任务，我们都应该配合，但这必须有上级的通知或指示。在没有接到上级通知的情况下，你们必须接受检查，以便核实你们的身份。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请出示一下你们的证件。”

　　他们支吾了半天，没拿出证件，只是拿出一份信函，北京某空军基地的，上面写的和他们说的一样。

　　可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仿造这么个东西不是太简单了吗？他们身上的可疑之处太多了，但由于没有发现盗采的设备和工具，一时还不好下结论，于是我决定先撤离，留下人在附近暗中观察。临走前，我先给他们留下了联系方式，接着又告诉那个被同伙称为首长的人说：“你们先在这儿休息，我回去给地区军分区汇报一下，让他们核对一下你们的身份。”之所以这样做，是想将他们一“军”。

　　这一招果然有效。我们刚离开现场不久，就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固定电话，对方自称是北京某空军某基地的，在电话里给我说：“这些人确是我们的人，因为执行秘密任务来到普兰，既然你们有怀疑，就让他们马上离开，你们就不要向上面汇报了。”

　　一听这话，我心里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说：“咱们都是公事，还是汇报一下的好。一来，作为地方政府支持和配合军队工作是应尽的义务；其次，这些人拿不出证件，我们这有很多偷矿的，要是把偷矿的放了，我的责任就大了。”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想再给他们加点压力，看他们怎么表现。还没等我回到县城，留在附近监视的工作人员就打电话报告说，那伙人收拾东西走了，连做好的饭都没来得及吃。

　　事后经调查得知，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军人，就是些盗采沙金的。他们作案工具就在车上，是一种很先进的机械，在车上就能作业。据当地人说，其中的两个人，几天前就在矿区周围转悠，并向放牧人了解过矿区情况。

　　第二拨盗采者进入的时间是2013年11月3日。这事在县上引起的震动很大，被称为“11·3”盗采案。

　　这个案子比较诡谲，因为10月23日我还到该地检查过，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可就在我离开的第二天即10月24日，盗采者就进入了矿区，且一直盗采了十天，我们才接到报案。这段时间又是县上工作最忙、头绪最多的时期，能选这么一个时段，不能不让我“佩服”这些人的感觉准确抑或消息灵通！

　　盗采案件发生在马攸木矿床的M2矿点，参与盗采的人数多达52名。事后查明，这是一批偷矿多年、业务精通、情况熟悉、胆量特大的惯盗。分别来自四川、西藏、新疆、湖南、甘肃、贵州、宁夏等地。主要盗采设备有装载机两台、挖掘机两台、翻斗车十辆、皮卡车一辆、猎豹车一辆、大型油罐两个、发电机组两台、溜槽一个。

　　经事后查实，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经过精心准备的盗采。早在9月份，盗采头目李某某就在一名曾在这里给别人挖过金矿的工人小丁(全名不详)的引领下，多次到矿区周围踏访踩点、打听消息，把我们的行动掌握得清清楚楚。我们一离开，他们马上进行开采。截至发现之日，他们已剥开草皮挖出25800立方米土，虽然没有采到沙金，但对环境破坏已经形成，且相当严重。

　　为处理此案，县上成立了专门工作组，安排县长卫东和公安局长贡嘎两位同志全程介入。在完成现场清理、数据统计、证据提取、设备扣留、对当事人询问等工作后， 11月7日晚由我主持召开专门会议，听取工作组的汇报，研究处理方案。会上，卫东县长和贡嘎局长提出的处理方案是，鉴于盗采者没有获得经济利益，加之涉及的人数多，为了稳妥，建议以行政处罚的方式处理，对盗采头目李某某处以5万元的罚款结案。

　　我没有同意这个方案，觉得这样处理太轻，因为光回填那些大坑就需要花费十多万元，更不要说草场的恢复了。如果违法盗采的成本这么低，矿产资源怎么能得到有效保护，违法者气焰怎么能打得下去？但这只是感觉，我手头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拿不出具体处理意见。于是，我就建议暂时休会，大家一边了解相关法规，咨询相关专家，同时向阿里地区行署报告，请求上面协助处理。

　　11月8日上午，我有针对性地认真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西藏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对此案当事人李某某及相关人员所触犯的法律法规条款和应承担的责任，我做到了心中有数。等地区派出的工作组下来后，我再次主持召开了马攸木“11·3”盗矿案”座谈会，并提出了我的处理意见及其法律法规依据。

　　我的意见得到了地区工作组的支持，会议决定，此案由有关执法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分别处理，具体为：国土局处罚7万元、回填费18.06万元；安监局处罚5万元；环保局处罚5万元；农牧局处罚1280元；共计35.19万元。同时，依法没收两台大型发电机、一台小型发电机、八个帐篷、一个溜槽、两台氧焊机等涉案设备，总价值约四十余万元；因李某某无法支付罚款及回填费，暂扣翻斗车两辆作为抵押；对于两台挖掘机驾驶员、两台装载机驶员、十辆翻斗车驶员、两辆小车驶员则依法分别处以2500元、2000元、1000元和500元的罚款，共计2万元。以上各项罚款及没收涉案设备价值，共计77万余元。

　　在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法律法规面前，盗采头目李某某及其余人员乖乖接受了处罚，其他相关人员也顺利遣散，整个案子没有造成任何社会不稳定因素。对此，地委、行署十分满意，行署专员白马旺堆对我们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要求全地区其他各县认真学习普兰经验，借鉴这种做法。

　　第三拨盗采者进入的时间距“11·3”盗采案仅有六天，像有意向政府示威似的。

　　2013年11月9日，也就是处理完“11·3”盗采案的第二天，我刚刚忙完手头的事，霍尔乡政府就打来了电话，说当地护矿巡逻人员报告说，马攸木M1矿区又来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带着六辆车，听口音像甘肃人，好像是盗采者。我放下电话，马上安排县国土局、公安局和霍尔乡政府组成联合工作组赶往现场调查。可能是走漏了消息，等工作组到达现场时，那伙人已经携带大部分设备逃离了，只有一台装载机因机械故障动不了留在了现场，但被锁了机器和方向盘。因为没条件开锁，无法开走，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放了轮胎里的气，拆了油底，并派人巡逻照看，等待处理。但三天后，国土局的负责人向我汇报说，那台装载机也被人开走了。我要追究相关人的责任，大家都说，工作人员在这样一个无人区要看住一辆装载机也不容易，加上那些人也没有开挖，没有造成任何破坏和损失，建议不再继续深究此事。我采纳了大家的意见，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第四拨盗采者的进入更具挑衅性，首先是时间上和上次紧接着，他们2013年11月17日开始进入，和上次偷走被扣的装载机的时间只隔了四天；其次是作案地点不是一处，而是在M1、M2两个矿区同时开始，也就是再次进入第二次和第三次盗采未成的地方；再次是参与者除了新来的人，还有曾在第二拨、第三拨盗采中来过并被赶走的人。整个看来，不像是孤立的行动，更像是前两次行动的继续。

　　听完报告，我一边安排人继续观察，一边迅速组织力量赶赴现场附近待命。鉴于前两次的教训，这次严格封锁了消息，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等所有盗采者及设备全部进入矿区后，早就等在附近、由县长卫东为组长的调查处置组迅速出现，给盗采者一个措手不及，两个盗采区没有一个人员逃走，没有一件设备被带离。

　　经现场勘察和统计核实，参与此次非法盗采的人员共43名，盗采设备16台(辆)，其中：M1矿区盗采人员九名，主要盗采设备有挖掘机两台、移动溜槽一台、油罐一个、小车两辆(皮卡、三菱王)、发电机两台，采砂挖方量约为626立方米；M2矿区现场有盗采人员30名，主要盗采设备有挖掘机一辆、装载机一辆、翻斗车三辆、小车一辆(猎豹)、大型发电机一台、油罐一个，采砂挖方量约600立方米。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参与者以情节轻重采取了区别对待、分类处理，首先安排车辆将23名受雇而来的民工送往拉萨，遣散回家；其余涉案人员带回县城做进一步调查，并暂扣所有作案设备。最终，对全某、冯某等人处于50.4万元(M1：25.4万元；M2:25万元)的行政处罚。由于本人没有能力交付罚款，暂扣两辆小车和一台装载机作为抵押。

　　第五拨盗采者进入的时间是2014年10月26日，地点还是马攸木M2矿区。这时，我在内地休假，没亲自参与处理。事后，县政府主管国土的副县长确巴告诉我说，他是在案发当日下午接到报案的，随即就召集县国土、公安部门和霍尔乡、霍尔边防派出所有关人员组成工作组赶往现场，于当天晚上控制了作案人员，扣留了作案工具，并对现场进行了拍照和取证。经统计核实，参与这次盗采人数为33名，分别来自四川、河南、青海、安徽、甘肃、新疆、辽宁、湖南七个省区，盗采头目张某，是某地质勘查设计公司的一个负责人，作案工具有八辆翻斗车、一台挖掘机、两辆小车、一台大型发电机、两个溜槽，还在现场搭建了彩钢房。

　　由于发现及时，该案没有造成矿产流失和生态破坏。听了工作组汇报后，卫东县长决定：令盗采者所有人员和机械设备当天全部撤离矿区，对所有矿区搭建的几间板房，现场拆除并销毁，鉴于盗采者张某某等人态度端正，进行说服教育后遣返，不予处罚。

　　第六拨很难说是盗采了，可以说是对当地政府的一次公然挑衅。

　　这次盗采者进矿的时间是2014年11月3日，距第五拨盗采者撤离时间不到一周。这拨人的头目仍然是上次来的张某某，所雇16名工人都是他的老乡。也许是在储量丰富的黄金资源诱惑下昏了头，也许是第一次没有给其处罚令其添了胆儿，他的气焰特别嚣张，根本没把法律法规和政府放在眼里，这头处理他们工作组刚走，那头他就开始租车雇人，回到上次作案的地方继续非法开采。此次作案工具有装载机两台、挖掘机一台、皮卡车一辆、大型发电机一台、水泵三个、溜槽两个，共34件，等到以霍尔乡党委书记吕继照为组长的工作组赶往现场时，他们已破坏地表面积1250平方米。

　　处理这个案子时，在协调方面出了问题。就在以霍尔乡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工作组正在调查时，阿里地区国土局也接到群众的报案赶到现场，一个案子出现了两个处理主体。最终经卫东县长同意，县上的工作组退出，将此案交由地区国土局处理。

　　我休假回来后，让县国土局长到地区国土局要回此案处理决定，结果是：对张某某处以10万元罚款，并没收发电机一台；对给张某出租机械设备的两个人分别处以5000元和3000元的罚款；所有处理的罚款及没收的设备，全部归地区国土局所有。

　　第七拨和第八拨盗采者基本是同一时间进入马攸木矿区的，时间是2015年4月28日。

　　这两拨盗采者能进入与当地乡镇和国土局的大意有关。在事发前不久的工作会议上，我专门讲过防盗采问题，要求他们定期或不定期地到马攸木等矿区展开巡回检查，不给盗采者留任何一点机会。开初他们贯彻得不错，确实去巡查了，后来天降大雪，矿区的积雪厚度达到两米多，巡查人员无法进入，就中止了巡查。

　　当时他们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之后的做法就令人费解了。大雪之后，他们竟做出一个十分不负责任的决定——从那时起一到两个月之内不再去巡查，理由有三：一是这么厚的积雪，要消融至少得一两个月时间，这期间盗采者人即便能进去，但采掘设备是肯定进不去的，二是退一步设想，就是人和设备都进去了，在那里的—20℃至—30℃的气温下，根本无法开采；三是盗采沙金有一个很关键的环节就是用溜槽洗金，而这个时候矿区就没有水，在这种情况下既就是挖到了金砂也没办法，只能干等。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一边基于以上理由不去巡查，一边却给我汇报说，他们一直在巡查，还不是一般干部来汇报，而是当地乡镇和国土局的负责人亲自来给我汇报，说：“几个矿区他们都巡查过了，发现那里的进出道路仍然被积雪封着，矿区没有任何问题。”事后得知，就在他们给我说谎的时候，盗采团伙已经开始盗采了。

　　这件事说起来很戏剧性，那两个盗采团伙虽然互不相识，但却差不多是同时进入矿区的，还是在进入的途中碰到一起的。都是盗采者，都有专门设备，一看就都明白遇上什么人了，于是，他们便坐在一起寻找双赢互利的途径，并最终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全力，统一了行动：先集中两方的设备和人员，携手打通必经之路马攸木检查站到M3矿区的道路积雪，然后在M3矿区分开，一家去了M2矿区，一家去了M1矿区。

　　按照进入盗采地的时间计，去M1盗采的团伙早一点，应该算是第七拨。这一拨大多为青海人，头目姓牛，之前以打工者的身份在这个矿区参与盗采活动，对这里情况特别熟悉。从5月28日起，他带领同伙及雇佣的工人八人，动用两台挖掘机、两台装载机，昼夜轮班清理积雪，于5月30日到达MI矿区。还没有来得及开挖冻土层，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赶到，将他们全部抓获。

　　到M2盗采的团伙算是第八拨，多数是湖南人，其头目张某某可以说是惯盗，2014年曾两次参与盗采，他领着16个人，作案工具是一台装载机，其余设备还在路上，就被我们抓获。

　　这两个盗采团伙，之所以能在最关键的时候被发现，全亏了一个人“帮忙”。

　　这是一个自作聪明的陕西人，他的“老乡观念”很重，听说我是陕西人，就跑来找我帮忙，说他想在这里以修路或者回填的名义挖点沙金，叫我给他开个绿灯。我笑着说这绿灯不能开，给你开绿灯我就得撞红灯。不料他竟反问我：你说的那么硬，为什么有些人还在开采？关键是你这人不给老乡办事。我问：哪里有人采？他说：“我去过马攸木几个矿区，反正碰到了很多人和机械，肯定是你们同意的，不然他们怎么能进去。”我无心和他磨牙，等他一离开我就安排国土、公安等部门组成工作组前去抓获，来了个一网打尽。

　　屡禁屡盗采，越管越猖獗，让我感到非常恼火。本来，我想对这两拨盗采团伙进行严肃处理，特别是对张某某这样的惯盗一定要给予狠狠打击，但由于这些人还没有开挖土层，未造成破坏，因此还没构成刑事处罚的条件，只能给予行政处罚。最后，经我们几套班子和相关领导会议研究，决定分别处以20万元罚款了事。

　　经历了八起盗采案，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想，为什么我们防范措施这么严，盗采者还能一次又一次的进入，且一次比一次时间上间隔更短，装备上更加齐全，态度上更加肆无忌惮，以致到后来竟然达到公然挑衅的趋势，是什么原因造成违法者有如此胆量呢？

　　我觉得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这与沙金储量大、开采难度小有关。面对如此巨大的横财暴利，如此简单的开采工艺，怎么不让非法者垂涎呢？其次也与矿区地处偏僻、矿藏分布分散有关。方圆百里，少有人烟，高原雪山，空气稀薄，管理部门人手有限，违法盗采者机巧层出，怎么能守得住呢？更重要的是国家和地方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不够严厉，特别对违法盗采者的处罚力度太轻，和他们违法所得差距太大，这样的处罚，不但不能起到“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的作用，反而会使违法者产生碰运气的心理，甚至会感觉到“这是一个能划得来的事情”。这个利害关系账，谁都能算能过来。

　　盗采暴利是巨大的，大到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程度。据当地干部群众讲，像马攸木这样储量大、品位高的矿区，只要挖到沙金层上，盗一天就有几百万元的收入。以一台挖掘机、两个装载机、六辆翻斗车、一个溜槽的机械和20名工人的盗采规模，一天就能挖到10公斤至20公斤黄金；运气好一点，挖得更多。曾经有一个盗采团伙，一天挖到过二百多公斤黄金。当地群众感叹说，这些盗采者违法十次，就是九次被抓，只要一次得逞，就赚了！

　　和巨大的违法获利相比较，法律法规对违法者的处罚规定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一个长期从事护矿和环保的基层干部不无气愤地说：“猎杀一条野驴、羚羊还要判个三五年刑，可对盗采金的违法者法律规定的惩处上限才是判三至七年有期徒刑；法律规定本来就松，执行起来就更松了，有这么多盗采者，依据法律逮了几个？这些人神通广大，关系网复杂，没等你怎么处罚，上面的电话就打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处理来处理去，基本都是罚几万元了事。”

　　从目前的情况看，确实政策漏洞不少，干扰因素很多。要确保国家的资源不被破坏，必须完善法律法规，成立专门机构，加大惩处力度，从根本上改变执法者和违法者“捉迷藏”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让想盗的人没机会进来，盗过的人吃了亏再也不敢进来。

　　深入乡村“抓学生”

　　2013年9月6日早晨，我还躺在被窝里看书，县教育局局长强巴来找，说他“抓学生”时和一个家长打了架，特来向我检讨，并请求处理。

　　抓学生？学生犯了什么事要抓？教育局局长怎么和家长打开架了？那时我刚到普兰不久，简直就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他见我这样，连忙解释说：“抓学生”是当地的一种“土”说法，其实就是动员学生上学的意思。由于这里特别是牧区的群众观念非常落后，动员学龄儿童上学困难，巩固九年制学生数量更困难，每年都有大量的初中生辍学回家。为了防止学生流失，县教育局给各学校提要求，学校给老师加压力，层层分解，层层落实，实行班主任和代课老师负责制，谁的学生跑了谁负责。

　　就这样，还是有一些学生照不住，因为有些学生是家长接走的，往往是以家中有事需要请几天假接走，然后就不来了。这很显然不是学校和老师能管得了的，必须由教育行政部门出面才行。昨天，就是因为这事和学生家长打起来的。

　　和他发生冲突的学生家长名叫尼玛桑格，是巴嘎乡雄巴村一组人。他把正上初二的17岁儿子桑珠次仁接走，几天没来上学。他和两名老师一块亲自上门去动员孩子返校，尼玛桑格不但不让孩子回来，还对他们恶言辱骂。他批评了几句，尼玛桑格竟操起一把藏刀威胁要砍人。同行的两名老师害怕了，直往他身后躲，他脾气也不好，就还手了，两下就把尼玛桑格制服了。过后觉得自己不对，因此来主动承认错误，请求处分。

　　听了他的话，我愣了好长时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是啊，教育局长不能打人，可人就能打教育局长吗？只觉得这里的教育工作不好搞，这个教育局长更不好当。这事最终放下了，不了了之。

　　时隔不久又发生一件和学生逃学有关的事，还差点出了人命。

　　普兰镇多油村一个16岁男孩，在县上九年一贯制学校初二读书。这孩子不喜欢读书，只想回家去放羊。有一次逃学回去后，学校副校长赶去劝他返校，当时村里有驻村工作队，副校长就和工作队长一起，把那孩子叫到工作队驻地开导。谁知那孩子性格固执，一劝不听，二劝还不听，三劝之后他竟然推开房门跑开了。他们一急，撵着就追，那孩子一急，竟跳进流经村边的孔雀河里了，害得一群人下水折腾了好半天，才把他搭救上来。虽然没有什么大事，但也把他们吓得不轻。

　　真正是“想不到的路儿也要走三回”，我由一个不懂什么是“抓学生”，最后自己也变成“抓学生”的人。2014年，普兰县被自治区确定为全区仅有的六个九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达标县，为了确保顺利通过验收，阿里地委、行署专门派员来督促，行署专员白玛旺堆还专门给我打电话，要我务必抓好此项工作，在“控辍保学”上不能出现任何问题。接到专员的指示后，我马上到各学校了解情况，统计辍学学生的数量，一了解才知道仅初中逃学的学生就有24名，其中23名都是霍尔、巴嘎两乡牧区的孩子，于是便亲自带领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教育局长和其他相关同志，深入牧区去“抓学生”。

　　牧区居住分散，人烟稀少，道路难找，找一个学生家得跑半天。有时，好不容易找到了学生家，人又放牧去了，只好上山去找。我们开着车，起早贪黑地跑了六七天，总算把该找的学生、该见的家长都找到了。

　　人虽然都找到了，但这动员工作还真是不好做，可以说障碍多多，困难重重。

　　一是语言难沟通。我不懂多少藏语，除了简单的问候语，其余都要人翻译。翻译当然不是专业的，由同行的藏族干部临时充任，说长了他记不住，说短了我自己又忘记刚才说到哪里，好半天接不上。二是分寸难掌握。我讲得深了，牧民们听不懂，讲得浅了，他们又认为这道理不讲也明白。三是观念难转变。他们认为，孩子只要会放羊放牛就行了，学知识是浪费工夫，政府这么做是“胡折腾”。更要命的是，因为有抵触情绪，他们有时听懂也装作听不懂，故意和我们打哈哈，惹得我非常着急。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光说服教育是不行了，必须思想工作和政策引导双管齐下才可能奏效。于是，我们一边给学生和家长讲上学的好处，不上学的弊端，用身边的人、看得见的事来现身说法，进行开导，同时，用足县委、县政府之前出台的《关于九年义务教育与草补政策相挂钩的实施办法》，对不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的家庭，暂扣草场补助费。这样做的结果非常好，大部分逃学的学生最终返回了学校，但过程却非常艰难，遇上的事让人哭笑不得，其中有4个孩子的动员过程最为离奇，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个孩子家住霍尔乡帮仁村，他返校的阻力不在别处而在他的母亲。他母亲时年38岁，几年前和他父亲离了婚，家中只有他、19岁的姐姐和母亲三个人。是母亲开三轮把他从学校接走的，理由是回去后替他姐姐放羊！

　　这家人住的并不偏僻，就在霍尔乡政府所在的一个巷道里。可这么近，我们住在乡政府就是见不上人，去了好几次都是铁将军把门。难道是时间不对？后来一打问，不是时间不对，而是走漏了风声。他家住在巷子的最里边，我们在巷口一出现，有人就透了风，他们就偷偷地溜走了。

　　都二十一世纪了，世界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了，他们对上学仍然持有如此排斥的态度，真令人寒心。但寒心归寒心，找还得找。最后我们换了个方法，白天不行晚上去，这样总算把人见到了。

　　人是见到了，办法还是不多，原因是这个女人的怪点子太多，且反复无常。

　　第一次见到我们时她装出一脸委屈，说她愿意让孩子上学，是孩子不争气，死活不去。为此她打也打过，骂也骂过，该想的办法都想了，全没有用。并煞有介事地对我们说：只要你们能把孩子的工作做通，我感谢都来不及，哪里会阻挡啊。

　　当时我还真的相信她了，就去和那孩子交谈。一谈，的心就凉了，因为那孩子一问三不知，像傻子一样，根本就不像个学生。就在我准备放弃时，和我一同去的孩子的班主任悄悄对我说：“高书记，不对劲。这孩子平时学习成绩不错，人也比较聪明，今天的表现有点反常。要不你们先去做其他孩子的工作，我一个人留下来和他好好谈谈，说不定还有点希望。”

　　这一招果然很灵，我们走后，孩子给班主任老师说了真话：不是他不想上学，而是妈妈不让他上了，想让他放羊。其实他也想上学，但又不好违背妈妈的意愿。弄清情况后，老师又做他妈的工作，他妈最终同意第二早上就让孩子去学校。

　　我们当然高兴，第二天一大早就把车开到他家门口去接。去了一看，不见孩子，只见他妈头上蒙一块被子在床上呻吟成一片，问孩子哪去了，她说：“上山放羊去了。我同意孩子上学，但现在又病成这样，怎么办呢？我想先让孩子放几天羊，等我病好了再把他送到学校去？”

　　显然这女人又耍花招。可这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让班主任老师继续做她的工作，我从屋里转到院子，院子转到路上，等待消息。正转时，迎面走来一个中年男子，他一见我，惊异地跑过来握住我的手，说：“高书记，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快到我家去坐坐。”原来这人是那学生的邻居，是村委会的副主任，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见过我。我把情况给他一说，他苦笑了一声说：“这女人总爱耍这些小把戏。你不要急，让我去看看。”说完，扔下我大步进去了。看着他自信的样子，我有点好奇，想看他怎么做这思想工作，就跟了过去。

　　我还没进门就听见他的骂声了，道：“别装了，没这个必要！大家是为了你的孩子好才来的，不是要占你的便宜！你说你有病，好，咱们现在就到乡医院去检查！如果检查出病来，这医药费、误工费我出。检查不出病，别的不说，今年的草场补助一分钱也别想领。多好的一个孩子，你硬是不让上学，你自己当了半辈子睁眼瞎子，还想让孩子继续当吗？”

　　我进去后，那女人还在解释说她不是装，是真有病，絮絮叨叨地说。没等她说完，副主任就接上了，道：“咱这离寺庙这么近，你就不怕神灵知道？你不说别的了，你起来咱一起到寺庙的神灵面前说一说，让神灵判断你是不是说谎哩……”

　　说来也怪，那女一听说神灵，一骨碌就从床上爬起来，一边给神灵道歉，一边给副主任保证：“你别说了，都怪我一时糊涂。我现在就让人去山里换回儿子，这事就这么了，你们再不用担心了。”

　　当时我还有些不放心，副主任告诉我说：“没事，书记。我们这里的人讲究信仰，有时把神灵比领导都看得重，她不敢在神灵面前说假话。”

　　事实证明他没说错，没过多长时间，她就把孩子送回去了。

　　第二个让我们费了大劲的是个女孩，17岁，初三学生。我们到她家时，她上山放羊去了，父亲和母亲都在家。她父母一听说我们是劝孩子上学的，像等到救星一样，非常高兴，抓住我的手说：“书记，就看你们的了，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家既不缺劳力，也不保守，只要她念，念到什么地步，就供到什么程度。这孩子以前很喜欢上学，成绩也很好，可不知什么原因，最近变了，周末回来后就死活不去了，气得我还打了女儿一顿，但还是不管用。”

　　听他们这一说，我们反倒愣了，虽然他们说得很诚恳，不像说谎，但由于之前被人哄怕了，我们还是不敢相信。一直等黄昏时分，那孩子才赶着羊回来了。一见面，我就感觉到这是个规矩孩子：敦实的身体，酱色的面庞，虽然个子高挑，但还是个娃娃相。她一见家里来这么多人，害羞得头也不抬，只是找活做。没等我们开口，她父亲就说话了：“孩子，你看这么多人来咱家，都是来劝你上学的，都是为你好的。你得听话，不然，咱们家钱粮被扣了怎么办？”我们也趁势给她讲了一些大道理，要她随我们回学校上学。可是无论我们怎么说，孩子就是不说话，低着头只是个做活。我一看问题还真的出在孩子身上了，就把她父亲叫到旁边屋里，想和他商量劝说的办法。我们刚说了几句，她妹妹急火火地跑进来说：“姐姐跑了。”她父亲一听，脸呼一下变了，连鞋根也没顾得往起提，就往外跑，我也跟了出去。出去一看，那孩子已经到对面山坡上了，他父亲要追，我拦住没让去：把孩子追得跌了，怎么办？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们只能起身告辞。她父亲真是个好人，临行前反而安慰我们说：“孩子不会有事，晚上会回来的。就是不回来，也是跑到邻家去了，你们不要担心。至于上学的事，也问题不大。今天她可能见人多，是害怕了，等她回来我再和她妈妈劝劝，她会听我们说的。”他的诚恳和开通令我们十分感动，给他留下联系电话后就离开了。

　　两天后，她父亲给我来了电话，说孩子的工作做通了，让我们派车来接。得到这个消息，我们特别高兴，我和确巴副县长亲自带车到他家去接。再次见到我们，孩子的头垂得更深了，一直没有抬起来。我和她父亲寒暄时，她母亲把确巴副县长叫到里屋去说了好长时间才出来。直到到了乡政府，确巴副县长才悄悄告诉我说：“这女子之所以不去上学，确有难言之隐。”我问什么难言之隐，他把我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低声说，“这女孩子和村里一个小伙子经常在一块放牛放羊，后来开始恋爱并发生了男女关系。前不久，发现自己怀孕了，怕同学和老师看出来，所以就不敢去学校了。昨天，看见实在瞒不住了，才把实情告诉了她母亲。临动身前，她母亲给我说了真话，要我一方面保密，一方面对孩子多多保护，让她把这一两个月学凑合着上完。”

　　我听了大吃一惊，道：“怎么能有这样的事，不会是假的吧？”副县长叹了口气说：“这种情况在牧区太普遍了，比这小的女子怀孕也不少见。由于历史文化和立地条件的限制，这些事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了的。”为此，我们叹息了好长时间，心里头沉甸甸的。

　　第三个让我们头疼的是一个初一学生，15岁，巴嘎乡雄巴村人。他们家5口人，有母亲、舅舅和外婆、外公。他是母亲和村里一个男子在“打狗婚姻”中生下的，后来那男子抛弃了他母亲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他母亲向法院起诉，要他付扶养费，法院判令那男子一次性付给15000元的扶养费，了断了此事。母亲从此再没有嫁人，一直和外公、外婆和舅舅生活在一起。

　　他外公外婆老了，舅舅是个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原先和村里一个女人有来往时还稍微好点，后来这个女人嫌他不长进和他分手了，他便破罐子破摔，更不成样子了，成天不是喝酒，就是耍赌，隔三岔五拿上钱去朗玛厅找小姐。家里的百十只羊，几十头牛，全由孩子的母亲放着。最近，孩子的母亲病了，不能放羊了，他舅舅就跑到学校要这孩子叫回来，让他放羊。这是个听话的孩子，同时也因为害怕舅舅，遇到事总是委曲求全，就回去了。孩子的母亲见儿子中断上学回到家里，很是着急，眼睛都哭肿了。她央告说：“哥哥，你先凑合着放上几天，等我的病稍微好一点了，我就去放。不要让孩子把上学误了。”孩子的外公外婆也帮忙劝说，但那人就是不听。

　　我们去时，孩子放羊去了，他舅舅不在家，他外公和外婆都坐在门口转经筒，一个眼睛浑浊得认不清人，一个耳朵聋得听不见话，我和他们说了半天，一句话也没说成，倒把正在昏睡的他母亲吵醒了。他母亲知道我们的来意后，硬是挣扎着爬起来给我们倒水，颤抖着央求我说：“书记，求求你啦，你一定要帮助我的孩子啊。我因为没文化受了一辈子罪，不能让孩子像我一样受罪了。”

　　我们正说着，一个汉子东倒西歪地推门进来。孩子的母亲告诉我们：“这就是孩子的舅舅、她的哥哥。好像又喝多了，他整天就是这个样子。”

　　虽然我们都很生气，但还是克制，主动和他打了招呼，并说明了来意。谁知没等我们的人把话说完，他就生气了，蛮横地说：“我们自己的事不要你们管，外甥上不上学与别人无关，谁要是敢把我外甥带走，他就和谁玩命，还要把两个老人送到他家里让他去管！”村主任见他张狂，上前把他骂了几句，然后对我们说：“这是个醉汉，你们不要介意，等他酒醒了再说，现在说不成话。”

　　我们觉得也是，就离开了他家。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去了，心想，他酒醒了应该好说话些了。没想到，他的态度比头一天更恶劣。可能知道我们要来，早早就等在门口，一见我们就气狠狠的，满脸的敌意。我们虽然觉得尴尬，但为了动员孩子上学，加上他也没有文化，不但不怪他，反而处处让着他，心想：只要能把孩子动员回学校就行了。没料到这人不识足，我们越让他越不讲理，刚说了几句，他又躁了，我们同行的一名老师上前劝他，他抬手就是一拳，打得这名老师倒退了几步。

　　这时候，一直蹲在旁边的村主任忍不住，“呼”地站起来了，一步跨上前去，抓了那人的领口，低声说：“别在这胡闹，咱俩到外面去说。”那人还在挣扎，两只脚已经离开了地面，村主任把他提着出去了。

　　我在基层工作多年，这样的场面还是第一次看见，正准备制止，孩子的母亲给我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让我不要管。

　　不到十分钟，他灰头土脸地回来了，一改刚才张牙舞爪的做派，开始给我们道歉了，说：“对不起，原来我没把问题没想通，刚才听我们主任一讲，我觉得你们也是为了我家好。现在，我去放牛羊，等妹妹病好了我们再轮换着放，让孩子先上学去！”说完，打开牛羊圈自个出山放牧去了。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似乎已经感觉到了点什么，问村主任：“你刚才究竟是怎么处理这事的，他怎么一下子改变想法了呢？”村主任说：“书记，这个你就不要问了，这里的事用洋办法解决不了，有时候只能用土办法。”我能听明白他说的土办法是什么，也非常反对这样做，可不这样做又该怎么办呢？

　　动员第四个孩子上学的经过更离奇，差一点闹出人命来。这也是个女孩子，住霍尔乡贡珠村四组。第一次见到她我就有点意外，她脸上虽然也有高原红，身上也穿着藏式服装，但从长相上看还是像个汉族孩子。我的感觉虽然无法最终证实，但事实证明还是靠谱的——她是养母从圣湖边上捡来的，出生还不到一周，估计是外地游客扔下的。当时她已经奄奄一息，身边的老鸦和秃鹫守了一群。是捡她的人——她的养母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说是养母，以年龄论，两人更像奶奶和孙女。养母67岁，他16岁，整整大出51岁。养母是个善良人，也是个苦命人，一辈子没有嫁人，当然也没有孩子，一直一个人过，直到52岁时才捡到这个女儿。当时她激动坏了，觉得这是老天的恩赐，为此她无数次感谢神灵。女孩打小就聪明伶俐，懂事勤快，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孩子，这更让养母高兴，千方百计地护着她，惯着她，宠着她。别人家的孩子有什么好吃的，她想办法让女儿吃到；别的孩子穿什么好衣服，她借钱也要让女儿穿上；无论遇到什么事，全都由着女儿的性子。由于爱，女儿活得很幸福；由于过分的溺爱，也给女儿养成了任性的毛病。

　　女孩这次逃学，一不是老师和同学看不起，二不是家里人拖后腿，而是她自作的主张。但她逃学的目的不是出来玩，而是想为养母分担家务：看见母亲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寻柴背水、洗衣做饭，实在过意不去，就想回家来帮她干活，让她少受点罪。动机不但不错，应该说是很好的，可惜方法不对，加上母女两人性格不同，把事情越闹越复杂，最后竟然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养母见女儿不上学了，很是着急，先是劝，后是骂，把能想的法子全都想了，就是没有办法。最后竟想了个怪法子：绝食！她告诉女儿说：“你不去上学，我就不再吃饭，就死给你看，看你去不去！”女儿起先还真的担心着急，又是端饭，又是递水，再三解释自己不上学的本意。

　　如果这时候养母能心平气和地开导孩子，事情肯定会有转机。可惜的是她没抓住这个能够商量着解决问题的机会，而是继续原来的强硬思路，不但不吃不喝，连碗也扔了。

　　女儿是被惯大的，哪受过这种委屈，觉得自己好心没好报，于是就“任性”开了，心想：我为你好，你不领情算了，还使出这样的招数？你爱吃不吃，爱喝不喝，我不管了！一拍屁股跑到邻居家去了，白天和同伴一起放羊，晚上就住在那里，连家也不回了。

　　养母万万没想到孩子会这样，开始觉得尴尬，后来越想越觉得亏心，想：到底不是自己亲生的，对她再好，心还是贴不近。现在人小，翅膀不硬，靠我生活，已经这样了，将来长大了，有了丈夫和孩子，还不知是什么样呢。说不定不记恩光记仇，连旁人也不如。指望她养老送终？根本连门都没有！

　　老婆婆就这样越想越着气，越想越伤心，最后连气带伤心真的病倒了，想不绝食都不行了。得知养母真的病了，女儿马上赶了回来，一进家就给老人道歉，然后悉心照料，一直把她伺候得病好了。这期间，两个人谁也没提上学的事，养母在事实上等于默认女儿的辍学了。

　　就在这时候我们来动员孩子返校来了，掩盖着的矛盾再次挑明了。

　　养母当然支持我们，听说我们专门来动员，像找到亲人一样，有说不完的话。终归是老年人，话多话长，说着说着就“跑题”了，先说她怎么怎么给女儿做工作，劝她上学，后又说为了这孩子屎一把尿一把吃尽了苦头，最后竟抱怨女儿不体谅她的一片真心，硬是把她“往死了里气”。女儿一听这些话，牛脾气又上来了，和养母争了起来，说养母太不理解人，总想些“怪方子”来逼人，现在她把主意打定了，死活不上学了，看她能怎么样！我们一听，觉得她说话太过分，就批评了她几句，要她晚上好好想想，说罢就离开了，想留下个时间让她母女缓解一下情绪，然后好好地沟通。

　　没想到我们一走，母女俩就干起仗了。养母嫌女儿不懂事，她的话不听也就算了，上面人说的也不听，将来草场补助一扣，咱俩吃什么？话越说越裂，气越生越大，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女儿一句话没说对，养母竟打了她一巴掌。女儿长这么大从来没受过这种气，一下子就胡思乱想开了，想到了生身的不幸，想到父母的抛弃，越想越觉得活得没意思，竟找了半瓶子农药，一口气喝了个干净，然后蒙了被子睡在床上等死。

　　尽管是偷偷喝的，但养母还是感觉到异常，仔细察看，马上就找到那农药瓶子，一下子瘫软在地上，连哭带喊地呼救。等邻居听到喊声赶来时，药效已经发作，孩子正在床上打滚。多亏人手得力，求助及时，才免了这场灾祸。出院后，母女俩抱头哭了，都为自己的冲动后悔。最终女儿听了她母亲和我们劝说，同意回学校上学，这事总算有了个圆满的结局。

　　经过十来天的奔波，我们较好地完成了任务。24名辍学孩子，除一名因确实有病，无法继续上学外，其余全部劝回。回家的路上，大家都为这次任务的圆满而庆幸，而我却为眼前浮现出的一幕幕“抓学生”情景陷入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