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安徒生奖60周年 >> 正文

论发现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3月31日20:45 来源:曹文轩

  一

  一个文学家与普通人的不同之处,大概就在于他必须不断地对存在有所发现。普通人则不必非要如此不可。他可以随波逐流,对存在不加询问与质疑,也不带搜寻之目光,甚至可以不加思索地生活。也就是说,他不一定要看出些什么来——“不作沉思”,反而可能是普通人生活的佳境。然而文学家却必须用“穷凶极恶”的目光盯住存在,要从存在的每一个飘忽中都有所发现,有所获取——他要使存在的一切现象都得到某种解释,并使其变得都有意义。也就是说,他必须看出些什么来。

  一个又一个的创作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一个又一个的发现用语言文字进行外化与确定的过程。

  文学家的发现须是独到的。如果一个文学家的发现与一个普通人的发现无异,那么这个发现则没有多大的意义。文学中的发现,总是一些非常的发现。它体现着文学家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感应世界的独特感觉,揣摩世界的独特思维。

  这些发现又应当是深刻的。文学家的深刻常常在一般思想家之上。一些作品已存在了千百年了,至今,我们仍还在接受着它们思想的庇荫。文学家的任务自然不是去发现普通人可能发现的东西,而是去发现普通人不可能发现的东西。他的目光一定要锤炼得异常锐利,富有穿透力。人们亲近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无力发现的东西,文学却发现了——文学率领他们拾级而上,走向了庄严而神圣的思想殿堂。

  一篇作品就是一个发现。倘若这篇作品是陈词滥调,它也便失去了文学的意义。当一个文学家终于目光昏花或乏力不济,而不能再有所发现时,他的艺术生命实际上已经到此终结了。

  二

  有一个颇有趣的现象:一些写作者要到很晚时才能发现自己的生活——甚至一辈子都不能发现自己的生活。他们总是很笨拙,同时也很吃力地在眼前那些与己无关的生活中寻找着所谓的创作素材。这些素材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当连这些陌生的素材都不能找到时,他们便只好进行强硬的杜撰。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个人经历极为丰富,苦难的童年以及后来漫长的坎坷人生,使他们在与友人回忆往事时,有滔滔不绝的故事。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一旦创作就会将自己的故事遗忘得一干二净,仿佛失去了记忆,写了几十年的作品,却写的都是自身以外的生疏事件,终不见一星自己的踪影。

  在中国当代写作者的队伍里,这样的人占去一大半的比例。一度时期,甚至几乎全体如此。他们时刻做深入生活状,欲去了解和熟悉某些远离自身的生活。许多年前,我曾为他们勾勒过一个形象:身着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插一把牙刷,手提一只包,包带上拴一条毛巾,实行“三同”去了。他们竭力想发现的都是一些与自己没有切身利害关系的陌生人的生活。年复一年,倒也“深入”了,倒也吃尽了苦头,可终了,却没有写出一篇稍微像样一点的东西来。我总在问:他们自己的生活呢?他们怎么总不能发现自己的生活呢?他们怎么能舍弃自己的生活而不顾,却去费力不讨好地试图进入无论他们的情感方式或思维方式都难以融入的异生活呢?这种情况发生在八十年代以前,情有可原。因为,这种走入陌生、走向无我的情况,实属那种机械的文艺思想所致,实属被迫。而今天情况仍然如此,就有点让人不好理解了。但一细想,也不觉得奇怪:许多年里,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顽固的对生活的注解:生活,就是深入自身以外的陌生人的生活。这么一想,对那种挥舞着“鞭子”,在口中不住叫嚷着“生活去生活去”,将一些作家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领地上轰赶出去,将他们驱向陌生境地的行为,也就能有所理解了。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并非是由于驱赶,他们舍近求远,是因为他们自身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经验之宝贵,是他们自己无力发现自己的一切。后来了解到的生活也并非毫无意义。作家要了解生活,是应当的一种提倡。但,人为地故意地了解到的生活,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而言,并非是主要的——主要的肯定是他自己的那部分生活。那些生活不是他有意而为的,而是一种命运的安排。他与它有着密切的不可分解的关系。他曾全身心地投入过,有着无限的爱,又有着无限的恨。他曾为之而欢乐,而焦虑,而痛苦。对这部分生活,他是用了生命来进行体验的。只有这部分刻骨铭心的生活,才可能使他对人生、生命、命运、人性、世态等有最深切的理解。后来所了解的异生活,也只能作为他个人经验的补充。

  与此问题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文学主要是对新进行发现,还是对旧进行发现?我以为:文学的使命并不主要是对新进行发现,而恰恰主要是对旧进行发现。那些新颖的事实固然是迷人的,但由于我们距离它太近,又由于我们判断力的虚弱和知性的缺憾,使我们很难在瞬间真正获得它的真谛。我们所得到的往往是一些浮皮的印象,并且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我们的理解是一种曲解。中国当代文学在这个方面有着不可忘却的教训。回首看,那些匆忙感应、匆忙反映现实的作品现今如何了呢?亡了,像一袭袭倒毙在大漠上的骨架。“文学要具有时代精神”、“文学要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之类的说法,原则上都不错。然而我们对这些说法的理解一直很成问题。我们把时代精神简单地理解为“现在”,并且是“非我的现在”。天长日久,这一思路便演变为一个更简洁的行为:对当前进行配合。殊不知“时代精神”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概念。殊不知,文学需要对正在运动中的一切进行沉淀。殊不知,还有比时代精神更重要的东西——历史精神。殊不知,这些在物理时间上离得最近的变化,而在认知的空间上却相隔遥远。

  老舍先生讲,创作便是写记忆。此言乃是一个艺术上已很精到的人的经验之谈。事实上,一个作家当他成熟起来,他会很自然地将目光转向自己从前的生活。他会从中发现无与伦比的绝妙故事、光彩照人的思想。在将这一切变成语言文字时,他能如诉如泣,自然如行云流水。从某种意义上说,能不能发现自己的生活,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成熟的标准。

  我曾对几位小说界的朋友说:写自己的生活最容易(因为它是自己熟悉的,并且是独一无二的),发现自己的生活最不容易。因为只有当一个人已经有了成熟的艺术观念,思想的烛光已能足以照亮自己的经验领域时,他才能意识到自己的一切是多么富有价值。这样一说,那些具有丰富人生的人为什么却感到空空如也、要去踏入生疏寻觅材料的现象也便有了解释。

  高级的叙述必定是建立在经验(切身经验)之上的叙述。经验之上的想像才能是一种高质量的想像。

  我在谈这个话题时,绝无让作家闭目不见眼前之新的意思,也仅仅是如上所说:创作更多的应是对自我之旧的发现。

  三

  那么,到底要从存在中发现什么呢?

  发现什么存在是一回事,从存在中发现什么又是另一回事。面对存在,文学家的发现必须是文学家的。他们所发现的应该是一些不易断裂、不会因为时过境迁而失去意义的相对恒定的东西。而一个政治家可以不必以此为尺度去对存在进行发现。政治家关心的是某种社会效果。而且,一般政治家都希望一种政治策略立即奏效。他们的发现可以是短暂的。他们的政治著作可以作为历史而存在,可以在几年之后再阅读时就觉得毫无味道——它完成了一个时代或一个阶段的使命,这已经是一大功绩。政治家一般不在乎这所谓断裂。他们往往认为,在他们的作用之下,如果完成了一个运动或一种变革,便已经实现了他们自己。而文学的价值取向是:永远——至少是许久。“存活下去”,便成了文学时刻提醒自己的一个声音。

  那么,这所谓的恒定的东西又到底藏匿于何处呢?不在存在表层,这是肯定的。存在是有层次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所要到达的层次就不一样。这些层次分别藏匿着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的深浅都是相对的。某个层次的东西对于政治家来说,是深的,而对文学家来说则是浅的。反过来说,一些文学家认为深的,却可能是一个政治家无心也不必探究的东西。大致说来,政治家关注的是最显著的层次,而文学家关注的却是那些隐蔽着的较深的层次——愈深愈好。

  越深处的东西,越带恒定性。表层是最容易断裂的。文学最忌讳的就是它所发现的东西在很短的时间内过时,失去活力。因此,它必须走向深处——到深处去发现。

  面对存在,文学家需要进行形而下的思索,但更需要进行形而上的思索——尤其是在文学已从古典形态过渡到现代形态的今天。现代形态的文学的一大特征便是走向哲学,也就是说,它从对一般社会性问题的关注而转向对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哲学性关注。卡夫卡、萨特、加西亚·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都在向我们显示这一点(米兰·昆德拉的“轻”、“媚俗”、“不朽”、“抒情状态”等主题,都是对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揭示)。他们的发现都是形而上的发现。也只有这种形而上的发现才可能是恒定的。卡夫卡的主题今天依然没有消失。因为这一主题在当年的卡夫卡那里,显然不是一个现实性、功利性很强的主题,而是一个具有超时空性质的主题。米兰·昆德拉在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也远远地摆脱了那些民族的、国家的具体情结,而站到了人类的角度上看待一切,甚至以此来看待苏联人的坦克侵犯他自己的祖国。

  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几乎是悲剧性的),正在于中国的文学家很少有人能对存在做形而上的思索。他们像普通的关心社会问题的人一样,关心着一些社会的、现实的、属于形而下的一些问题。“文革”前十七年与“文革”十年的情况另当别论,即使七十年代末以后,也很少有人摆脱了形而下问题的吸引。我曾极而言之地说过:新时期的文学有两大主题,一是粮食主题,一是房子主题。我们可曾想过,这粮食问题与房子问题总有一天是要被解决掉的吗?如觉得文学确实不能这样太形而下,便应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力图寻找到形而上一些的东西(如人性等)。

  中国的文学家至今不能将知识分子与作家的双重身份区别开来。作为知识分子,他应当有社会的良知。他要关心民族的、国家的、社会的、现实的问题(包括关心粮食、住房、交通与公共厕所问题)。也就是说,他要关心这些形而下的问题。他理应利用一切场合、手段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然而,他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是绝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文学家的——文学家关心的存在层次并不是这些层次,他要到更深的层次上去,他要做形而上的追索。那些形而下的材料(或题材),只应当作为一种背景,一种蕴含着形而上主题(或精神)的过程,而不能将它们作为目的。

  我以为:文学家要从存在中发现的就是一些形而上或具形而上性质的东西。

网友评论

留言板 电话:010-65389115 关闭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