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意 思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3月31日20:44 来源：曹文轩一
上回我们谈“意义”，这回我们谈“意思”。这“意义”与“意思”到底有何区别？我们似乎需要对它们分别做一个含义上的界定。不然，就要出现语义上的混乱。因为日常生活中，这两个词有时是混用的。上回，我们是把“意义”确定在认识论的范畴里说的。谈“意义”，也就是在谈文学艺术向我们提供的认识价值。这认识价值大概包括启迪人生、洞察人性、参透社会、了悟历史等方面。它是针对文学艺术的思想容量与精神高度来说的。而这回所谈的“意思”，可归入美学范畴。它包括美感、情调、谐趣诸方面。当我们在说它时，实际上是在衡量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
文学艺术历来就分“有意义”与“有意思”两路。但从前的理论却并没有将两者明确地区分出来，更没有一视同仁地都加以承认。从前的理论似乎只看出也只认可“有意义”一路。我们可以把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劝人从善的作品，把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揭示人类关系弥漫铜臭的作品，把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宣传人道的作品，把鲁迅的《阿Q正传》、《肥皂》等针砭“国民性”的作品，都划入“有意义”一路。可是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怎么办？湖畔派诗人的那些自然主义的诗歌怎么办？欧洲消极浪漫主义的那些崇尚废墟之美、荒野之美、忧郁之美的作品怎么办？让全世界几十亿人都着了迷的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米老鼠与唐老鸭》怎么办？说《阿达拉》、湖畔派诗歌、消极浪漫主义作品多少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意义，还勉强说得过去。可《米老鼠与唐老鸭》究竟向我们提供了什么意义呢？
不久前，我在东京井之的住处看电视，见到了一则令人拍案叫绝的小品：两个男人醉酒，嘴里呜噜不清，相互依扶、踉踉跄跄地行走到一处墙根，因都灌了大量的啤酒，此时皆憋不住尿紧，便双双解开裤扣，摇晃着身子胡乱排泄，那尿急急如小河奔流，顺了街的斜面往下汹汹流淌。不一会，来了两个警察。起初以为警察是来管他们随地撒尿的。但很快看到，警察来找麻烦，却是由于另一个原因：在街的那一头，有一人倒毙在地，警察正在勘察现场，但从上面来的小便却把现场破坏了。两个酒鬼被警察引到倒毙者身旁。二人一见是死人，顿觉恶心，大张嘴巴，那啤酒便从两人口中汹涌而出，喷浇在死者的身上。孰知那死者是个更大的酒鬼，竟在酒的“浪潮”里渐渐苏醒，爬坐了起来。看完之后，我觉得这一小品的构思实在绝妙，确实是个小小的艺术。可是，它又向我们提供了什么意义呢？我们只能像说《米老鼠与唐老鸭》一样，说这则小品有意思——很有意思，其他再也不能说什么。事实上，在文学艺术中有许多作品是只可划在“有意思”一路的。
二
正统的思想、正统的文学艺术和正统的文艺理论，似乎都倾注或倾斜于“意义”而无视或忽略“意思”。在道德大国、政治大国的中国，其情形更是如此。
今天，我们的大学生们动辄就责备和嘲笑那些古代文学史的讲授者：“这老师，开口闭口就是某某诗人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对民族、社会饱含着深深的忧患之情；面对着万民涂炭、哀鸿遍地的社会现实，以诗表达了自己巨大的痛苦和愤懑，他一生始终注目着社会的、政治的现实。老一套，好没意思！”这些先生固然死板了一些，他们本来可以换换词语，换换解读的方式以消除陈腐与雷同感的。但重复可能使人厌烦，却不等于不是事实——他们指出的中国文学家好问津政治，好议论国事，好道德风尚，好忧国忧民……好给人以“意义”，却是凿凿事实——而文学史的写作者们也愿意写成这样的一部文学史。到了当代，文学艺术干脆变得只能有意义，而绝不能有其他了，并且还蛮横地给人以意义(我们赤裸裸地用了“灌输”这个字眼)。文学艺术的最高使命与价值只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让人“喜闻乐见”，其念头也仍然是为了兜售意义。主霸文坛的权威文艺思想只承认文艺的认识价值，完全忘却甚至排斥文艺的审美价值以及其他价值。理论与创造皆在“有意义”这一门心思上。时间既久，养成接受者的一个固定的阅读姿势：凡见着一个作品，就死等着给意义。其情形犹如动物园中一只吃惯游人扔给的香蕉的猴子，再一见人就总还想着再得一枚香蕉似的。若是没有给意义或给了意义他没有看出，就会很不满地问：这样的东西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大概很难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作品，有的只是“有意义”的(要命的是，这“意义”有许多还很糟糕——关于这一点，我在“论意义”一文中已讲过了)。这就不能不说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是个片面，是个极端。
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真正历史，也许并非像八十年代以前的当代文学如此片面与极端，但人写的文学史，扬“意义”，贬“意思”，确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现代文学史”尤甚。“现代文学史”以某一政治思想体系为标准去对文学的价值进行抉择与取舍，以某一些被赋予神性的人物的言论来作为判决优劣的依据，把一个民族的和国家的文学史变成了党派的和阶级的文学史。于是，那些没有给出意义或没有给出多大意义的作家，一律变得无足轻重了，甚至成为被指责与批评的对象。我读了废名先生的长篇《桥》之后，就好生纳闷：这个废名先生何以在文学史上就那样被轻描淡写地说过而且在那些轻描淡写中还有一半的言辞是用来批评他的呢？他何以就没有像文学史一些个给了意义但给的意义却没有多大意义并且没有按文学的方式给意义的人那样被轰轰烈烈地论说呢？这样的文学史让我悟出一个道理来：名家可以没有真正称得上名著的作品，而所写作品能真正称得上名著的人未必就会是一个名家。往深远里一想，心中也就有了许多悲哀：人们认识历史，通常就是通过人写的历史来认识历史的；这种人写的历史，可以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永远地埋没，而却将一些并无价值的东西，用文字的形式肯定下来，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我为废名先生很抱了许多委屈。我以为，废名先生的一些小说写得实在是很漂亮的(这在三十年代，是被许多人肯定了的)，是一些别具情调的美文，是很经得起玩味与审美的。就说这《桥》吧，我以为人们就没有读懂它。“惜荫”、“雨梳”、“望山”、“品花”、“看雨”……之意境，就没有被看出来。至于其间蕴藏着的佛教、道家与禅宗的美学情趣，自然更未被感应到。《桥》的语言就可成为一个很值得说道的话题(它是废名参禅的结果)。“花红山是在那里夕阳西下了。”“汗珠儿，真是荷瓣上的露，——只叫人起凉意。”“不由己的又滚了两颗泪儿了。这时是镜子的寂寞，因为姑娘忘了自己，记起妈妈来了。”“这个鸟儿(燕子)真是飞来说绿的。”……这些句子，总在我记忆里飘动，拂之不去。这样的作品不被重视反而遭贬，只是因为人们从“意义”上——并且是从有限的“意义”上来判断它的价值了。它自然无力教育人民，更无力打击敌人。但无力教育人民、亦无力打击敌人的作品，就一定不是很好的艺术品吗？《桥》属“有意思”一路，虽无太高的认识价值，却有很高的美学价值。我们以往只认“有意义”，不认“有意思”，是一大偏颇，一大失误。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都是价值。一个人面对一个深刻的观念与面对一片小小的优美风景，都能有所收获。我记不清我在哪篇短文里说过了，一个知道用审美眼光看待一切的人，不分高低，都是高质量的人。
三
随着现代化生活的到来与日益加强，文学艺术中“有意思”一路的比重似乎正日益增大。“消解意义”，这一现代主义思潮是必然要出现的。通过数千年的刻苦思考，如今，在人类的思维上空，已飘满了各种各样的“意义”的符号。现代人不是觉得“意义”太少了，而是觉得“意义”太多了。他们不愿再陷入对“意义”选择的苦恼之中了。他们已逐步失去了接受意义的耐心。在越来越充分地享受物质文明却又让身心越来越处于紧张状态之时，现代人越来越不能忍受意义的重压。他们不想再去凝神思考社会，思考人生，思考历史。世界正越来越普遍地往“有意思”一路的文学艺术上倾倒。接受“意思”，不用损耗精力，而接受“意义”，则需要有心力的付出，有时甚至还伴随着灵魂的痛苦。这一现代化趋势，正动摇着从前那种以“有意义”的文学艺术为主流的局面。这一点，在发达国家已经看得较为清楚。我来东京十个月，很少能从电视里看到一部以显示意义为能事的电视节目，而绝大部分节目都是欲在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日本人爱阅读书籍，这是一大美德。但仔细观察下来看，被阅读的绝大部分书籍，也都属“有意思”之列。
我主张不要以“意义”来排斥“意思”。“意思”对人的优雅情趣和人的纯粹的形式美感的培养，对人的“释惫”作用等，都应得到理论上的阐发与高度重视。从艺术的目的无非是让人身心健康这一角度而言，“有意思”也便是“有意义”。我们似乎还应当看到，一部优秀的作品，往往是“意义”与“意思”并存的。《阿Q正传》既有意义，也有意思。意义使意思变得更有意思，意义的实现，又靠了意思的吸引。
但，对现代人一味追求“意思”而放逐“意义”，我个人并不抱赞赏态度。长期失去“意义”之后的“意思”必然会让人觉得很没有意思。人类存在着，并不是为了物质文明而使其失去精神的重量。只有让自己的身心变得越来越健康，思想变得越来越富有，才真有意义，也亦真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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