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之思——走进抗战历史采访采风活动(乌兰其木格)

　　为期10天的走进抗战历史采访采风活动已接近了尾声，它离此次活动的圆满结束只有一步之遥。当然，这个一步之遥的跨越还需要陈书记的精彩总结。我个人认为这个活动是非常圆满的，一路行来确实感慨良多。

　　就在昨天，当我们这个队伍在长沙南站为追赶高铁而各显神通、一路奔袭的时候，坐在车上喘息未定的我想到了革命先辈们的极端不易。有多少次，在严寒中，在酷暑中，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而长途奔袭，命悬一线？

　　从北京的卢沟桥到如今的长沙芷江，我们亲眼看到了诸多的抗战历史纪念馆；亲耳聆听了革命英烈们或悲壮或惨烈的英雄事迹。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隔着漫长的岁月云烟，我们终于近距离的，实实在在地触摸了这段带有血的印记的历史。

　　卢沟桥的沧桑斑驳记载着日军的狡诈阴险；“九·一八”事变纪念馆记载着日军的惨无人道；台儿庄古城中弹痕累累的墙壁记载着日军的疯狂残暴。日军在中华大地上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恶，同时带给中华儿女永不能愈合的战争创伤。这是一段国殇史，但我同时更认为它是人类文明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之殇。因此，缅怀那段历史并非要培植对日本民族的仇恨，而是为了在历史中，在悲剧中长存警醒，珍爱和平。

　　在平型关大捷纪念馆中，我曾久久驻足在两个战死的日本士兵遗留下来的书信面前，记下了他们信件中的内容。其中一个是叫三浦的士兵写给他未婚妻的信件；而另一个则是士兵写给他妈妈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写道：“前些天，我路过一个村庄的时候，长官下令烧了许多房屋，还打死了不少老百姓。他们都是些农民，十分贫穷。可是，他们仍被我军杀了许多，当血溅到我身上的时候，妈妈，我害怕了。我不愿杀人，更不愿这样稀里糊涂的杀人。我原是为了一种理想，为了日本的光荣而战的，而现在，妈妈，我想读书，我想回家。

　　这样的信件令我动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侵略者，只要人性尚存，他们也会产生属于人的对战争的深深疑惧，对死亡的巨大恐惧，以及经受心灵的痛苦煎熬。除了极少数狂热的法西斯战争狂，我相信每一个被裹挟进残酷战争中的人都是可悲可悯的。一如肖霍洛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中所折射的，战争是极端残酷血腥的。它会夺去属于人类的所有的可珍重的人、事、情。即便是战争取得胜利的一方，辉煌胜利的面影中也会隐藏着巨大的悲哀，付出惨重的、无法修补的代价。我想好的文学便是如此，透过表面的、众人皆知的常识，揭示出那些隐藏的矛盾，甚至有些晦暗的人文之思。

　　今天我们通过探寻历史，明晰战争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的追问。那便是为什么这场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得以发动和肆虐？是什么导演或掌控了这一切？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毒气室和炼人炉与日本法侵略者对中华儿女的毒气战和活体试验如此的非人性的被贯彻执行？所有这些都是战争留给我们的永恒之思。恰如英国的齐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认为的那样，正是现代理性和武断的生物进化论在社会学的庸俗应用，导致了暴力战争和人命的消陨。文学虽然不是社会学，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一路径用文字的方式提出我们的思考，探寻战争的根源，传达出我们的心音体感。用庄重而清明的体悟来铭记历史，警示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