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是爸爸带出来的作家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目录中，著名作家严歌苓的作品占了两部，一部是曾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归来》的《陆犯焉识》，作家出版社出版。还有一部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妈阁是座城》。

　　严歌苓出生于文学世家，父亲是《铁梨花》的原作者萧马(笔名)。她当过13年兵，跳过芭蕾，做过战地记者。上世纪80年代，严歌苓曾与李准之子李克威结婚，离婚后两人仍是朋友。在美国留学期间，严歌苓与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结婚，并因此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控和审查。她是张艾嘉电影《少女小渔》的原作者，陈冲电影《天浴》的原作者，张艺谋电影《金陵十三钗》、《归来》的原作者，陈凯歌电影《梅兰芳》的原作者及编剧。此外还有《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等多部小说改编为热播电视剧，甚至她和劳伦斯被FBI搅局的爱情故事也写成了长篇小说《无出路咖啡馆》。

　　近日，楚天都市报记者通过微信和电子邮件采访到了远在德国柏林的严歌苓。

　　《妈阁是座城》是我壮胆写的第一部当代故事，《陆犯焉识》是我厚积薄发的作品

　　记者：参评茅盾文学奖，是出版方主动申报还是你本人的意愿？

　　严歌苓：参评茅盾文学奖是两家出版社推荐的。两部长篇被推荐，事先我并不知道，正跟全家一块在美国度假。作家出版社找到了我，让我写一份授权书，同意他们推荐。我就把授权书发过去了。之后才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推荐了我的《妈阁是座城》。

　　记者：你是本届茅盾文学奖的最大热门作家之一。但你长年在国外生活和写作，如果获奖，对当下国内文坛的浮躁之气会有哪些特别意义？

　　严歌苓：是不是热门要读者和评委来说吧，我并不认为我是什么热门。长年在国外生活写作，我总是按步就班地过每一天的日子，很平实很规律，除了写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字，没什么让我特别激动的，包括得奖。给我奖当然好，不给我奖我也还是要写下去。跟国内有这么远的距离，再热门的消息传到我这里都不太热了。至于国内文坛的浮躁之气，其实我到了国内也跟着浮躁的。人的心理定力有限，又不是圣人，入乡不随俗很难做到。不过我每次在国内只呆十多天，最多二十天，办完事赶紧要回到宁静的柏林，把热闹留在身后。我觉得偶然的浮躁经历对于我来说是魔幻的，而宁静的日常生活是写实的，缺一不可。喜欢宁静的是我，喜欢热闹的也是我，一切只要在自己的控制中就好，热闹够了能撤回宁静，就没有关系。要是一点不参与热闹和浮躁，故事素材从哪里来？我常常能从热闹的神聊里发现精彩的国内当代人生活素材。《妈阁是做城》的原始素材就是在一场热闹的晚宴上听到的。

　　记者：在《妈阁是座城》和《陆犯焉识》之间，你更看重自己的哪一部作品？当然，作品之于作家，手心手背都是肉。

　　严歌苓：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我一直说作品都是作家的骨肉，不能问他偏爱那一部。对于我来说，《妈阁是座城》是我壮胆写的第一部当代故事，而《陆犯焉识》又是我厚积薄发的作品，用了20多年来搜集素材，抱着一种对父亲和祖父有所交代的心情去写的一部作品，大有写完这部不写也罢的感觉。哈哈，现在想想挺可笑，写完也就写完了，会不写也罢吗？不写我玩什么？

　　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里有我前公公李准，那时感到茅奖是为那一辈老作家设置的

　　记者：你父亲萧马也是知名作家，可以说你一出生就生活在中国文坛的大家庭中。是不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作家都有一个茅盾文学奖情结？作为一个“作家二代”，可否说说茅盾文学奖对于中国文坛的意义？

　　严歌苓：是的，我是爸爸带出来的作家。我父亲是全才，音乐、绘画、建筑设计、文学，门门精通，无疑他给了我很好的审美观，我将受益一辈子。父亲的朋友也有许多文学造诣很深的，他们相互间玩的做诗填词，随手拈来，我们这辈人就很少能达到那种造诣，玩不了那么雅致。

　　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得主里有我的前公公李准，那时感到茅盾文学奖是为那一辈老作家设置的，好像跟刚开始写作的我自己没太大关系。后来更觉得没关系了，因为海外作家没份儿，茅盾文学奖只在国内作家里面评选，据说这一届刚刚把海外作家包括进来。至于中国作家是否有茅盾文学奖情结？反正我没有。

　　我在上世纪90年代得了台湾和香港十项文学奖，那时主要是看中奖金高，一项长篇奖加上出版版税，顶一年工资。我十次得奖，等于十年有工资拿，这样对我做专业作家是个不小的支持。还有，台湾和香港的文学奖是匿名的，作者名字都盖起来，用编号显示，第三轮的终审评委才能把作者名字和编号对号，才知道作者是谁，这样谁也不可能去活动评委。这样得奖比较开心，像是赌博，揭开一看，哟，赢了！

　　那时候我拿着大陆的护照，得了奖很难去台湾，有一次得了一项台币百万元(美金4万元)的长篇小说奖，因为拿不到入台签证，我让评委照常颁奖，宴会照样进行，大家替我吃，把奖金寄给我就行了。但最后颁奖大会还是拖了好几个月，等我去台湾，台币正好贬值，我的奖金从4万美金降到3万，好心疼啊！

　　越在西方人里生活久了，越感到隔民族如隔山，或者说隔着一重天，隔着一个世界

　　记者：《陆犯焉识》和《妈阁是座城》之后，我曾经搜集了你之前所有的中文作品，从《扶桑》和《少女小渔》开始阅读，发现越到后来，你的中文写作越纯熟，到了《妈阁是座城》，几乎可以用到炉火纯青这个词。实际上在这二十多年的写作过程中，你的生活半径是离祖国越来越远了。

　　严歌苓：我一直想回到国内住几年，有一些故事素材光靠短期采访不够。比如要写一部有关京剧的小说，不在京剧界泡，甚至泡成半个京剧演员，写起来我会心虚的。我初到美国的时候年轻，敢从美国人的角度写他们的心理，比如《扶桑》里的男主角克里斯，就是个美国男孩。现在打死我也不敢用外国人的角度写他们的心理了。越在西方生活久了，越感到隔民族如隔山，或者说隔着一重天，隔着一个世界，很难写准他们的心理，写了自己也怕不准。当年写《扶桑》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越是离开自己本土和母语远，越是对母语敏感和有意识，生怕夹生，所以总是读写古诗词，给自己的中文矫正。好的中文对于我就像音乐的音叉，起定音的作用，别写着写着写跑调了。

　　秘诀其实就是我有躁郁症。有巨大创作力的人，比如伍尔夫和梵高，都有此类病症

　　记者：小说之外，你还写剧本。有时候觉得你的产量太高了，高到我们上一部还没有完全消化，下一部又出版了。譬如现在书市上，你的《床畔》又在热销。请问你是如何保持这种旺盛的创作状态的？有秘诀吗？

　　严歌苓：如果是写命题作文，比如影视剧本，就会有压力，就会累，因为不愿意去驳人家面子。我还是更乐意去写小说的，因为小说可以每天控制，想写多少就写多少。说到维持创作状态的秘诀，其实就是我有躁狂症，有躁郁症。有巨大创作力的人，比如伍尔夫和梵高都有此类病症。

　　记者：有读者说新书《床畔》中的护士万红有点不接地气，在某种品质上类似唐吉可德，你认同这种观点吗？

　　严歌苓：我不明白什么叫接地气。这本书是象征主义写法，不是写实主义，不是经验主义。如果完全写实，卡夫卡的《变形记》就不存在了。《变形记》不是写实的，虽然细节、人物的情感要写实。我觉得万红身上有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使她脱胎变骨。我始终认为有信仰比没信仰要好。我跟万红很像，都有对自己信仰的坚持。

　　记者：当兵还是你少女时期的往事，但《床畔》里处处体现着军人精神。请问军队生活对你的影响有哪些？

　　严歌苓：很多。比如说要求自己脱离低级趣味，要有高尚的品质。但事实上，英雄主义在日常生活中是没法具体体现的，它会潜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边边角角。对于我来说，每天通过不间断的写作来锻炼自己的意志力，便是军队给我留下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