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柱：我与《中国作家》——怀念主编冯牧老师

　　30年前，中国的大门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打开，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不可阻挡地涌进神州大地，封闭有年的文学艺术家们蓦然放眼，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模仿着。为适应、催生文学艺术百花的盛开，各种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相继创刊。《中国作家》也应运而生。

　　也就是在这前后，我历经痛苦的思索，毅然决定弃乐从文，在不惑之年改行当作家。或许我坚信主编决定着报刊的风格和品位，因此，我在文学期刊林立的百花园中，惟独钟情于以冯牧同志为主编的《中国作家》。

　　冯牧的评论一直引领着新时代的文学潮流，他对作家、作品的点评是那样的中肯，令绝大多数作家信服。我还清楚地记得，很多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中青年 都想拜见当代的“韩荆州”冯牧。说句老实话，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文学和尚”不仅想拜见冯牧，而且还想在他主编的《中国作家》上发表自己的处女作。

　　“文革”中期，我被分配到总政文工团创作室专事作曲，大作曲家时乐濛就经常说起当年鲁艺的同学冯牧的才华和趣事。后来，文工团的领导魏风真诚地对我说：“你如果有意拜冯牧为师或求教，我可以当引荐人。”

　　我听后实感意外，有些难为情地答说：“谢谢首长！随缘吧。”

　　或许是天遂人愿，就在《中国作家》创刊不久，我就见到了冯牧主编。

　　那时，为纪念建军60周年，我参加了大型话剧《决战淮海》的创作，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就在这一片赞扬声中，我们多么希望有关专家能审看话剧 《决战淮海》，使我们从艺术创作的层面听到真实的批评意见。不久，时任总政文化部部长的徐怀中把冯牧等评论家们请来了。出我所料的是，他一见面就说了如下 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我深知创作史诗性的作品的困难，所以当我来看这个戏的时候，就坦率地对要我讲话的同志说：我曾经怀疑过，究竟能不能通过一部话剧，或者一部故事 片，或者一部小说，就把淮海战役的历史进程及其丰富的生活内涵深刻地全面地反映出来……我们曾出现过不少反映我们的革命历史题材、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文艺作 品，但是它们当中的多数，同我们所期望的那种既有丰富的生活容量和历史概括性，又有高度艺术质量的史诗式的作品相比，无疑还有相当的距离。

　　我听了这段话就像是被迎面浇了一盆冰水，从身上到心里连一点热乎气都没有了！但是，当我冷静下来再一品评这段话的深层含义，遂又禁不住地暗自说：“大家就是大家啊！”话又说回来，《决战淮海》毕竟是我改行后参加创作并问世的第一部剧作啊。

　　冯牧看了《决战淮海》以后十分高兴，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人，也讲了几句鼓励的话。令我感到惊喜的是，几天之后就在报纸上见到了他写的长篇剧评 《史诗性的作品是必定会出现的》。他在文中十分坦诚地写道：“我觉得自己的某些观点大概要改变了，我开始感到，今天，出现史诗性的作品的现实是存在的。” 同时，他还在文中洋洋洒洒地讲了古今中外各类史诗性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学艺术家的修养等等。多年之后，我曾感恩地对他讲过这样一段话：“您或许不相 信，当年您对《决战淮海》写的那篇剧评我读过很多遍，其中关于史诗性作品的议论，对我的创作可谓是受用终生。”

　　随着我和冯牧交往的增多和感情的加深，我们二人逐渐地变成了忘年交，他叫我柱子，我尊称他为老师。有一次我和他说起话剧《决战淮海》荣获全国最 佳编剧奖的时候，他微微地点了点头，接着又说了这样一句话：“很遗憾，《中国作家》不发表文学剧本，不然刊登在《中国作家》上该有多好啊！”

　　我告诉他，徐怀中同志把《决战淮海》的文学剧本推荐给《解放军文艺》发表了。但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是：话剧《决战淮海》的文学剧本能在冯牧老师主编的《中国作家》上发表该有多好啊！

　　自话剧《决战淮海》上演之后，我的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被同行们戏称的所谓“高潮”，每年都要出版一到两本长篇史传文学作品，而且还被不少报刊转 载。不久，我写的60多万字的长篇史传文学《李大钊》出版了，中青社还在人民大会堂为之召开了隆重的新闻发布会。其中党史专家胡乔木同志破例出席，还讲了 30多分钟话，说到激动处，竟然数度哽咽、流泪。会后，冯牧老师十分冷静地对我说：“柱子，你读过我写的一篇文章《窄窄的门，宽宽的路》吗？”

　　“读过，是发表在《文史资料》上。”

　　“我这篇文章，是总结自己几十年来追求文学艺术的感悟。简单地说，文学的大门是窄窄的，但是当你走进这窄窄的文学大门之后，文学之路却是十分宽 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再有天才和勤奋的文学艺术家也追求不到头。”他说罢看了看我沉思不语的表情，又语重心长地说，“时下，胡乔木同志一脚帮你把窄窄的 文学艺术大门给踢开了，接下来这宽宽的文学艺术之路就要靠你自己走了。”

　　我自然明白冯牧老师讲这番话的深意，但我却自我嘲讽地说了句心里话：“请老师放心，我是一个有着自知之明的人。”我说罢看了看冯牧老师的表情，遂又自我调侃地讲了这样一句话，“况且，时下的我还没有挤进这窄窄的文学艺术大门，何谈去走文艺百花园中那宽宽的路呢？”

　　“为什么？”

　　“因为你们作家协会中有不少人认为，史传文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自然我也就不是他们心中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家了。”

　　冯牧老师那双炯炯有神且能显示男人威严的大眼睛就要发火了，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见解不正确，对此我是要讲话的。”

　　不久，中青社举办了“王朝柱作品讨论会”，30多位知名评论家与会。我这个受“审判”的半道出家的“文学和尚”竟然坐在冯牧老师的旁边。我忘了 和与会的评论家打招呼，只记得自己掏出手绢不停地擦拭额头上猝然冒出的冷汗。现在想来，只有“大姑娘坐轿”才能形容我那时慌乱的心情。

　　研讨会的主持人是李硕儒先生，他宣布研讨会开始之后，冯牧老师第一个发言，我至今都记得他的演讲口才好极了，一口气就洋洋洒洒且条理分明地讲了 近一个小时。事后，我又认真地拜读了公开发表的座谈会纪要，冯牧老师不仅肯定了我的创作成绩，同时也响亮地支持了纪实文学在百花园中不可动摇的地位。请看 如下这两段话：

　　我读王朝柱作品的第一感觉是“异军突起”。他以强烈的历史感，勤奋地对历史材料进行积累、研究、消化，通过生动的笔墨，把中国近百年重要的历史时期大面积、大系统地表现出来，这本身就是对文学事业作出的贡献。

　　王朝柱的路子是正确的，带有开创性的意味，同时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方面，没有这个方面，我们的文学是不完满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史都 必须有这一门类。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就奖给两种作品，一种叫小说，一种叫非虚构作品，即纪实文学。而且纪实文学的得奖比例要超过小说。这说明纪实文学的发展 是一个大潮，因为其很多优秀作品已经证明有它不能取代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有这种潮流。

　　尽管冯牧老师对我的创作如此褒奖，但我依然认为如要改变某些人的文学观念，只有在《中国作家》发表纪实体的文学作品。那时，冯牧老师似乎也猜透 了我的心思，他又不无遗憾地说：“柱子，《中国作家》以发表中短篇小说为主，你写的都是像一块又一块砖头似的长篇著作，很难在我们《中国作家》上发表 啊！”

　　“谢谢老师，不用急，等机会吧！”

　　有人说我的命好，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且一定会干成什么。万一遇到天大的困难，也自有贵人相助。我记得就在我的作品研讨会召开不久，突然接到 冯牧老师打给我的电话，要我立即到他的家里去，说是有救场的事请我帮忙。我二话没说，放下手头上的创作，骑上我那辆早就该换的自行车，飞快地赶到冯牧老师 的家。一见面他就对我说：“下一期《中国作家》就要发排了，但有一篇6万余字的中篇小说必须抽下来，怎么办呢？限你三天三夜，必须给我们赶出一篇纪实体的 中篇小说。”

　　我一听蒙了，真不知该如何回答恩师的请求，只好为难地摇头不止。

　　“我记得你写过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叫《鲁迅和小奴隶们》，我看后认为不错，你回去以后，用三天的时间，把它改编成一部6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发表在下一期《中国作家》上。”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即打道回府，两天两夜没有睡觉，就把这部电影文学剧本改编成了6万多字的中篇小说。接着，我用凉水冲了冲头就赶到了冯牧 老师的家，双手把稿子往桌上一放，说道：“我提前完成任务，行不行，我不知道。您看后认为不行，就当废纸把它扔在纸篓里。如果你认为还有改的余地，您就大 笔一挥，随便改。”

　　“谢谢柱子，我想是行的。”

　　我转身走出冯牧老师的家门，蹬上我那辆破自行车赶回家，连口水都没喝，纳头就睡。一觉睡来，也就是天刚放亮，电话铃响了，我迷迷糊糊地拿起话筒，就听到冯牧老师说：“柱子，稿子整体不错，我做了一些删减，把名字改为《鲁迅和青年作家》，请人送走了。”

　　我如释重负地出了口气，遂又接着睡回笼觉。

　　一个月后的一个上午，我又接到冯牧老师的电话，他请我赶到他家，说是中午吃他亲手包的烧麦。

　　我记得听冯牧老师说过，他的父亲是北师大的教授，撰写过一部蒙古史，在当时有着相当的权威性。另外，我还听说烧卖源于北方少数民族，有的人还肯定地说是来源于蒙古族，因此我暗下自问：“冯牧老师会包烧麦，会和这两件传闻有关系吗？”

　　我赶到冯牧老师家的时候，他基本上包完了烧麦。接着，他又十分熟练地点火蒸烧麦，等到蒸熟的烧麦端上餐桌，我的农民本色就显露无遗，只知大口吞 食香甜可口的烧麦，连问冯牧老师为什么会包烧麦的事都忘了。饭后，冯牧老师拿出两本刊有《鲁迅和青年作家》的《中国作家》，客气地说：“柱子，谢谢你，我 们的《中国作家》终于发表你的纪实作品了。”

　　我双手接过飘着墨香的《中国作家》，默默地看了好一阵子，近似哽咽地说：“谢谢冯牧老师，也谢谢《中国作家》……”

　　也或许应了乐极生悲这句老话，正当我还爱不释手地捧读刊有《鲁迅和青年作家》的《中国作家》的时候，一位和我熟稔的评论家打电话告诉我：河北省文联主办的《文论报》刊出了何满子、阿庸写的文章，整整一个版，批评了这部作品。

　　很快，我找来了这篇批评文章。我非常气愤，打算继续争辩。接着，我还当面向冯牧老师请教。他听完我的陈述之后，沉思良久，情绪有些低沉地说： “你应该知道的，他们二人的文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实质上是对着我的。”我听了冯牧老师的话后久久不能平静，瞬间想到了文坛上的恩恩怨怨，一时真的不知道 说什么才好。

　　冯牧老师对我说：“我说不服你，这是因为我深知性格即命运这句话是真理。或许就是因为你柱子有着这样倔强的性格，一定才会成全你造就一番事业。但是，我这个老师还是劝你，不要和自己的家乡过不去。”

　　因为都喜欢聊历史档案，我们这对未入门的师徒交往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有一年春天，他从杭州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是一个人在灵隐寺旁边的创作之家休 养太清静了，大有遁入空门之感，希望我能来杭州陪他闲谈。同时还细心地告诉我：请找中国作协的李平，就说是他说的，给我搞一个去杭州创作之家休养的名额。 李平女士真不错，我出于自尊没有提冯牧老师的大名，她竟然破例为我争取到了一个休养的名额。就这样，我飞到杭州住进创作之家，与冯牧老师、王元化老师一起 度过了一段难得的时光。

　　我记得冯牧老师是湖北人，王元化老师也是湖北人，由于他们二人对传统文化有着不尽相同的见解，交谈起来经常会各持己见。也可能是两位长者知道我 于学问上的长处，也经常请我参加“争论”。我记得这种“争论”一旦进入学术层面，他们二人谁也不肯让步。每逢这时，我就操着晚辈的口气十分开心地说风凉 话：“你们二位都是湖北人，也就都是十分厉害的九头鸟，在时下的文坛，能听到你们二位‘争论’的人不会太多，我这个幸运儿自应记之、传后。”

　　“不对！”冯牧老师十分严肃地说道，“我是安徽人，到祖父这一辈才迁到阳夏。准确地说，我的祖籍是安徽，籍贯是湖北。”

　　我第一次看到冯牧老师如此严肃地讲话。由此，我也看到了冯牧老师于学问之道那坚定的立场。

　　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我和冯牧老师在谈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他突然话锋一转问我近来又写了些什么作品？我说学着美国电影《巴顿将军》的模式写了一部《毛泽东在长征中》。他一听来了精神，当即问道：“完稿了没有？可否让我先睹为快？”

　　“完稿了，我就是丑媳妇怕见公婆，一直未敢请您审阅。”

　　接着，我取来打印好的文学剧本，双手交到冯牧老师的手里，诚惶诚恐地说：“我愿听到老师最严厉的批评意见。”

　　翌日清晨，他把剧本退给了我，令我欣喜的是他连夜看完了剧本，说到意见就一个字：好！他沉吟片刻又遗憾地说：“像这样不错的文学剧本应当先在《中国作家》上发表！可惜，我们的刊物不登剧本。”

　　冯牧老师表扬的这个剧本，就是后来我改写成长篇电视连续剧《长征》的雏形。令我难过的是，冯牧老师因过早地驾鹤西去未能看到《长征》的播出。

　　冯牧老师带着成功的喜悦和历史的遗憾走完了多姿多彩的一生，我这个后生晚辈十分悲痛。但是，可以告慰冯牧老师的是，我和《中国作家》的缘分不仅 未了，反倒与日俱增。他老人家多次讲到的遗憾——《中国作家》不能发表我写的文学剧本，现在已经解决了，她已与时俱进地创办了影视版，相继发表了我多部影 视文学剧本。其中，大型电视文学剧本《辛亥革命》获得全球华人“中山杯”奖；电影文学剧本《走过雪山草地》获得中美电影节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两项大奖。 其他文学剧本也都荣获国内各种影视大奖。使我深感荣幸的是，还曾两度荣获《中国作家》主办的“剑门关文学奖”。

　　冯牧老师，您放心吧，我这个75岁的老童生仍要笔耕不辍，继续为《中国作家》投稿，力争获得更多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