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夫:写作不需要规则

　写作不需要规则

　　关于高考作文的讨论余音依旧未尽，“优秀作文”、“零分作文”、“满分作文”的话题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而在大洋的另一边，一则作家关注小学生写作的新闻也引起了世人注意，有报道称，英国三十多位著名作家给教育部写了一封公开信，指出，“小学老师对学生的作文指导过于重视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句式，毁坏了孩子们的创意写作”。

　　在今天，文学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边缘化，这已经是许多人公认的现象，然而，不论中外，人们对于写作和写作教育的关注却并未减弱。是什么原因让写作被人们如此重视？写作又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

　　该教给孩子什么

　　教育无法培养作家，或者说无法培养最优秀的写作者，并不意味着教育没有意义，而是方法出了问题，应该改变写作教育的观念，真正挖掘出每一个人身上最灵动的创造力。

　　哲夫说“教育当然有必要，首先一点，一个人要先学会认字，不认字也就谈不上写作，这是最起码的基础；其次，教育当然不限于认字，更重要的是，培养出一个人自由创造的能力，去按照自己的特点，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表达和写作方法。我有一个朋友，很早就开始教写作，他们创造了一种自己的方法，在认字之后，不忙着让学生去遣词造句、去写作文，而是让学生们讲故事，群策群力，大家一起把一个故事编完满，这样的训练，目的是激发孩子的想像力、创造力，编织出一个故事的框架、填满内容，然后还要用好的方法表达出来。”

　　正如英国作家们担心的，复杂的造句技巧、严格的写作规则，其实并没有真正训练出一个人好的写作能力，而是相反，哲夫说“从小让孩子们按照固定的套路，做那些非常复杂的造句、写作，套上模板，加以规矩，不符合规矩的，超出模板的，就被认定为不合格，这是非常糟糕的方法，它不是去开发孩子的想像力，让孩子自由地创造，而是在扼杀想像力和创造力”。

　　许多时候，创意本身就意味着标准答案之外的答案，问题在于，人们一边高喊着创意制胜，一边又在扼杀创意的能力，哲夫说“应该给天赋的成长留下空间，写作教育应该是让孩子们自己学会填空，去填上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替孩子们填空。事实上，填鸭式的教育恰恰是把创意的空间给填满了，最终让孩子们的天赋没有了生长的可能”。

　　这是一种坏的方式，哲夫说“从小就是乖孩子，长大了也必然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写文章也自然循规蹈矩，不敢稍微逾越。这样生活在固定框架中的人，怎么可能有创造力呢？”

　　写作应该自我养成

　　不是每一个人都想当作家，甚至，语文和写作教育本身，也并不是为了培养作家，但是每一个受教育的人，基本上都要经历写作的培训，因为写作，并不仅仅是为了文学创作，也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和交流，它还承担着开发想像力、创造力等许多的功能。

　　因此，写作的教育就尤其重要，著名作家哲夫说“语言文字是一种交流工具，人们生活在社会中，时时处处都要使用它，而如何把语言文字进行更好的排列组合，这就是写作，也是一种创造”。

　　既然是创造，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哲夫说“就好像武术一样，套路虽然好看，但没什么实战的作用，像李小龙那样去创造最合适自己的武术，才是好的方法。写作也一样，文无定法，每个人可能都有适合自己的，不可能强求一律。强求一律的坏处，会把人的天赋、灵性埋没，最终毁坏人的想像力、创造力。”

　　写作如此重要，因此对于如何写作的教育也就尤其被人关注，哲夫说“每个孩子都有优点，有灵性，教育应该去挖掘这种灵性，让它自由释放出来，倘若先挖好一个渠，所有人都必须在这个渠里顺流而下，才能在社会评价中获得肯定，一旦离经叛道，就要付出代价，甚至考中学、考大学都不可能，那就很麻烦。”

　　事实上，真正的作家，大部分都非科班出身，哲夫说“尤其是我们这一代，年轻时上学很少，很多都是从事写作之后再去上学，比如莫言，他本身也没有受过什么系统的写作教育，他是在成名之后再去上的学，也就是说，他其实并没有受过学校写作教育的束缚，没有经历过那些从小就要做的复杂的造句、分析、写作训练，而他本身又是一个想像力极其丰富的人，这种想像力没有被扼杀，因此，他能够写出很多语文教育培养起来的人所写不出来的东西”。　　

　　作家如何承担社会责任

　　和英国的作家们呼吁改变教育方法不同，在国内，作家们更多时候习惯了沉默，而发出声音的更多是学者。

　　作家自然也有社会责任，但是作家承担社会责任的方法，是否就只有写作一种？哲夫说“并非如此。作家承担社会责任的方法很多，事实上，世界上最著名的大作家、大文豪，很多都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比如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等，托尔斯泰甚至把自己的庄园捐给穷人，自己去做乞丐，同时，他们也更加关注社会问题，并且在社会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努力为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事实上，作家往往是最容易发现社会问题的人群，哲夫说“作家是最敏感的人群，他们是社会的晴雨表，总能最早发现问题，同时，一个好的作家，也必然是思想家，有着自己的思考和观点”。

　　那么为什么国内的作家，对于社会问题的声音却如此少呢？哲夫说“这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我们的许多作家，在今天还认为，作家就应该以作品说话，不应该也不必要对那些公共事务、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就好像莫言，几乎很难看到他对社会问题发表看法，但是如果读他的作品，就会发现，他其实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但这并非是作家的责任，哲夫说“我们的社会，从传统时代开始，都是不提倡也不鼓励作家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的，作家们写作，用作品说话，而对写作之外的方法全不理睬，也插不上嘴。作家嘛，就应该好好写作，说那么多干吗？这样的观念不仅普通人有，作家也有。我写环保文学，就有朋友曾说，不要写这个，这不是作家关注的领域。这样的文化传统和观念，其实是等于把一批最敏感，而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群误导了，边缘化了，这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应该加以改变”。

　　改变文化传统的暗示

　　文化传统、社会习惯、教育方法，无不把作家置于社会问题之外，一直都有批评者认为作家关注社会太少，但这样的结果，并非作家的原因，而是有更普遍的传统所致。

　　哲夫说“从古至今我们把作家都推到一个闲置的地位，结果之一，是人们不看作品，就不知道作家在想什么；结果之二，是作家们越来越小众，甚至圈子花，只有小众的人、圈子内的人能看懂。这样的状态，人们当然也就更加不会关注作家在想什么”。

　　而且，这样的传统不仅仅只对写作者有效，哲夫说“许多坏事，起初都是因为没有人说，而变得积弊难返，最终变成社会问题。但我们的文化传统、教育传统、社会习惯却都在鼓励这种不说话的态度，比如说教学生，讲究师道尊严，小孩子不允许反对老师，不允许看见什么就说什么，一旦说了老师就不高兴。社会上，讲究的是‘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因为说真话的代价太大，老师不喜欢，上司不喜欢，甚至朋友亲戚都不喜欢，这样的文化暗示、心里暗示，无不在告诉人们，沉默是金，糊涂是福。”

　　但这并非是一个现代社会应该有的状态，哲夫说“中国文化应该有一种新的风气，比如扬弃那些不好的传统，让小孩子从小学会说真话，学会说十分话，而不是只说三分，我们应该告别那种谎言中的生活，不从谎言中走出来，我们的社会，就还不算是一个完全良性发展的现代社会”。

　　诚信、真实、坦诚——这些看似普通的词汇，却总是为难着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哲夫说“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分子，只有每一个分子强大，社会才会强大。而要变得强大，就要确立人的尊严，让个性能够自由飞翔，让人的天赋能够充分发挥，让每个人的灵性都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