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队长》：涉案剧的美学蜕进

　　一段时间以来，公安题材的影视剧创作在观众市场常常会纠结于如下难题，即尚未可见的“文化价值”总是胜过它相对薄弱的经济价值。从文化效益看， 基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高大上美学诉求，某些作品将主人公塑造得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以病痛、残缺、伦理难题轮番出场，似乎非如此不足以“苦其心 志”。上述游离于人本主义关怀的苦情桥段，也恰恰容易成为当前文化语境下新时代观众的吐槽点。从经济效益看，本世纪之初涉案剧一度是国产荧屏大战的超级主 力，为了博得收视率，不少刑侦剧以全方位展示犯罪细节来制造视觉猎奇效果，甚至固化为被好莱坞警匪片“叙事刷”一笔刷过的刻板类型：满目血腥的场景，事无 巨细的犯罪心理描述，层出不穷的特务或间谍，吓你没商量的惊悚场景，以及逼格逆天的逻辑推理。职是之故，在《重案六组》《生死卧底》和《公安局长》的辉煌 之后，国产涉案剧纷纷“法乎其中、取乎其下”，迅速滑向模式化复制，产能过剩，淡出了观众的视线。

　　在此背景下，公安剧《刑警队长》在2015年上半年卫视市场的成功，离不开三个必要条件的协力支撑。其一，人物原型立体丰满的故事，形成了剧作 坚实有力的价值内核。传主顾瑛拥有“与犯罪分子下一盘棋”的刑侦韬略以及“关心、信心、包容心”的“三心”协同意识，众志成城屡破大案要案，形成了广泛的 社会情感认同基础。其二，随着“一剧两星”政策出台，为有诚意、有担当的精品剧作腾出了有效的观众市场与舆论空间。《刑警队长》恰逢合适的政策市场土壤， 虽不能妄言其已成功突破涉案剧的“禁令”，但起码为该类题材树立了正剧创作的模板。其三，主创者致力于“真性情”的艺术表现逻辑，将一位基层派出所所长念 兹在兹的侠客梦，点点滴滴地落实到惊心动魄的刑侦工作一线。表现在文本形态上，是从现实人物向荧屏形象塑造的全方位转化，在高强度的情节对抗中完成了一次 有意义的美学提升。

　　《刑警队长》以单元剧方式展开，采用英雄成长叙事的主流构架。故事一开始，这位非刑侦专业出身的“小白”就被激发出“命案必破”的强大意志，相 比职业意识懈怠的科班刑警，他的卡里斯玛人格存在感显得过于强悍，也因此遭到多方质疑。在顾铭的工作团队中，怀有不同心思的人物形成了有趣的结构性对话， 一拨以前任刑警队长胡德强为首，既是工作同事又存在同场竞争关系；一拨以邱冰、钟建敏、林之华、陈小东、卢涛等人为代表，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成为英雄职业发 展过程中的强力帮手。英雄、对手、帮手、敌人，四组人物序列构成多元复杂的人物关系，这些关系组合又随着全剧近20个不同种类的案件调查推进，不断发生着 新的化学作用，其间有相逢一笑，也有协同攻坚，进而塑造出一系列生动可亲的新世纪刑警形象。

　　带有人物传记色彩的电视剧，其美学之妙，就在似与不似之间。顾铭无疑是《刑警队长》中的灵魂人物，却不是对传主现实生活的萧规曹随。他的剧中性 格角色有些“轴”，外表疲软，内心强悍，既能够于草灰蛇线中发现罪犯的蛛丝马迹，又带有一些大男子主义式的专断。黄雪玲被塑造成“中国好警嫂”一开始并非 完全自愿，她出借新居给刑警队新人，牺牲个人事业全面回归家庭，几乎都是在顾铭的单方面要求下进行的单项选择。在家庭伦理剧中将男性主人公设定为绝对强势 的一方，固然能够借由不均衡的人物关系营造有趣味的戏剧性桥段，比如女儿高考那天顾铭坚守岗位，妻子以普通居民身份找到他提意见的场景令观众会心一笑，但 对当下观众的审美经验来说，如此设置反倒容易引起角色塑造过于脸谱化的疑问。

　　综上，《刑警队长》是一部立足现实、“法乎其上”的涉案剧作，一则感动了无数人的英雄故事经由荧屏完成了奇妙的美学蜕变。从内文本的“顾瑛”到 外文本的“顾铭”， 顾名思义，是将英雄这一宏大概念交还给日常生活经验，如同借助情景再现，带领观众重新经历、感受其走向英雄的日日夜夜，从而完成铭记与缅怀。也就是在这个 意义上，我更希望《刑警队长》不要终结于车祸殉职的现场，而是顾铭、黄雪玲夫妇牵手在林荫道倾诉心曲的动人场景。因为，一个温暖而悲伤的背影足以承载我们 的敬意、不忍与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