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在盐谈写作

　　摘要：6月18日下午，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省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毕飞宇来到盐城师范学院，为那里的师生带来一场关于阅读和写作的讲座。记：您谈到民族特征，但是我们今天的写作，似乎更多地受到西方现代文学作品的影响。

　　中国江苏网6月19日讯 6月18日下午，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省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毕飞宇来到盐城师范学院，为那里的师生带来一场关于阅读和写作的讲座。讲座开始前，盐城晚报记者对毕飞宇进行了专访。

　　盐城晚报记者(下简称记)：毕飞宇老师，您好。作为一名小说家，您能说一说，在你眼里，什么是好小说吗？

　　毕飞宇(下简称毕)：什么是好小说，通常不一定有标准答案。但有一些标准，实际上还是很清晰的。在我看，有三点很重要。第一个是语言。写作者不能把生活中的一些闲言碎语，一下子全部挤进小说的语言中，这个过程必须经过写作的锤炼；

　　第二个是必须与时代有关。好的小说一定是具备时代特征的；

　　第三个是具有民族特征，能够体现这个民族独特的审美习惯。我们都知道，汉语小说、西班牙语小说、英语小说、法语小说，不同语种的小说，其实是有巨大差别的。那么一部好的小说，必须能体现它所在民族的生活趣味和审美特点。

　　记：您谈到民族特征，但是我们今天的写作，似乎更多地受到西方现代文学作品的影响。

　　毕：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这个情况比较明显。这个也比较好理解。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大多数时候都是相对比较封闭的。所以80年代先锋文学兴起的时候，许多作家都自觉地学习借鉴西方小说。不过，很快这些作家也开始反省自身，寻找具有民族特征的表述方式。可以说，近二十年来，实际上就是中国作家反思寻找的过程。

　　记：您早期的一些作品，似乎也受当年先锋浪潮的影响，但很快就脱颖而出、写得不一样了。

　　毕：是啊。当时也在不断地思考。比我稍大一点的先锋作家，曾经认为民族性、汉语在小说写作中，都是没有可能性的。但我不这么看。“往回走”是我当时思考的事情。后来写的小说《玉米》，就是一部非常汉语化的小说。

　　记：您刚才说到小说的语言。您是兴化人，在写作中会用到家乡的方言吗？

　　毕：也会用到一些方言的元素。但这不是用方言写作。写作中用一些方言的元素，一个好处是最大程度还原现场。但我也有一个标准，就是不能出现“注”，不能用注释的方式来解读这个词汇。方言元素的使用，不能成为读者阅读的障碍。

　　记：我们再说小说《推拿》，这是一部影响非常大的小说，电视、电影、舞台剧都改编了。写《推拿》，与您早年从事特殊教育工作有关系吗？

　　毕：怎么说呢？如果硬件上的必然性，那是一点都没有。但从软件上讲，这个关系就大了。盲人都是很敏感的，不轻易向外人敞开内心。你如果是个普普通通的客人，他不会对你讲那么多。但因为我从事过特殊教育，盲人都信任我，这让我有机会走进他们内心。

　　记：回过头再看《推拿》，有什么感觉？

　　毕：感觉很欣慰。那时一个时间段里，全国上下都在讨论盲人问题，许多媒体都很关注，影响力早就超越了小说本身。因为一部小说能让盲人得到更多的关注，我心里还是多少有一些安慰的。

　　记：在我们盐城，也有许多写作者，大家都面临一个问题，生活节奏变快，生活题材的雷同化倾向比较严重。那么在创作中，如何写出具有自己特色的作品呢？

　　毕：你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优秀作家和普通作家最大的区别。如何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写出来，在我看来，是一个关系到能力的问题。

　　记：最后我们八卦一点，像您这样一个专业作家，平时主要干什么呢？

　　毕：平时嘛，不是写就是读，看看电视，与家人聊聊天，运动运动，生活比较枯燥。

　　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您如何处理生活和写作的关系？

　　毕：这个关系要怎么看了。如果能把生活和写作结合得好，那么就可以写得更久一点。当然，这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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