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不识时务者为圣贤

　　刘醒龙，著名作家，1956年1月10日生于湖北黄冈，现居武汉。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全国大奖。著有长篇小说《天行者》《圣天门口》《蟠虺》等。中篇小说《凤凰琴》和《秋风醉了》被改编为电影《凤凰琴》和《背靠背脸对脸》，获国内外多种大奖。

　　印 象

　　用文学之笔

　　打捞失落的文明

　　2014年，刘醒龙推出新作《蟠虺》，当年即获得2014年度人民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今年年初又荣获了第九届中国书业年度大奖“年度图书”奖，居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201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榜首。一部力作，让这位淡出读者视线数年的作家再度被关注。

　　在2014年上海书展上，刘醒龙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他留着短短的寸头，脸上始终挂着笑意，说话语速很慢，语气又非常坚定，寥寥数语，便让人相信了他的真诚。谈到很多人都不认识的“蟠虺”这两个字，他解释说，所谓蟠虺，是青铜器上面一种常见的纹饰，以卷曲盘绕的小蛇形状，组成了绵延不绝的装饰纹。

　　打捞失落的文明，是当下全球文学界的一种创作方向，从《哈利·波特》到《达·芬奇密码》，不同的作家在探讨着相通的主题。《蟠虺》也呼应了这一主题，它带读者回到了中华文明的根部——遥远的青铜时代——去思考时下的问题，并且给出了答案。“我觉得对于未知的世界，我们应该有起码的敬畏，当我们的内心有所敬畏的时候，做人就会收敛一些，为所欲为的行为就会少一点。”刘醒龙说。

　　“当我写完《蟠虺》这个小说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心理成熟了。”有朋友对他说，“蟠虺”这两个字原来是“醒龙”的意思。刘醒龙听后，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我的名字和我的小说的名字，竟然在时空交错中通过宿命的关系解释出来，我想这本身就有些宿命感吧。其实我对宿命这个词是很敬畏的，我不认为这个词有什么贬义，它有一种人生的真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真有那么一点点宿命，也许还是件好事。”

　　刘醒龙的处女作，是1984年4月份发表在《安徽文学》上的《黑蝴蝶，黑蝴蝶……》。那篇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所谓机遇，只不过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刘醒龙至今仍对这句话记忆犹新，“直到现在我还不敢说自己具有写作的才华，我只能说我比较幸运。”回想当年，他是湖北黄冈县城里一家工厂的工人，在发表处女作之前的3月份，他跟一帮文学青年一起到安徽漫水河镇参加一个学习班。一天中午，同伴来刘醒龙的房间敲门，说是有两个老师找他，是《安徽文学》的两个编辑，其中一人叫苗震亚，他对刘醒龙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早期的文学创作，刘醒龙并没有写自己熟悉的县城工厂，而是写了很多大别山山区的风土民情，写乡村民办教师的生活处境。在他笔下，民办教师们在卑微的状态下寻找着自我存在的价值，也在不停地追问人性。因为这些作品，刘醒龙也被贴上了“乡土文学”的标签。

　　对刘醒龙来说，文学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事。“以我这种性格，假如不是可以一支笔、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脑，孤独地面对文学，而是选择仕途，我肯定会患忧郁症，或者精神分裂。”在他看来，文学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经典性，文学一旦背离了经典，将会荡然无存。“到今天我渐渐发现，我更应该寻找文字写作的价值，坚守文字创作者的底线。”

　　最近几年，刘醒龙练书法练得“有了点道道”，前不久，湖北省博物馆还专门收藏了他的两幅作品。他把书法与写作、人生融为一体，“我有一个体会，字里面要有一种文化质量，我们现在书法的问题就是时常注意技术，而放弃了对质量的考虑。”仔细想来，这不正应该是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吗！

　　在小说中建立通往文明的心路

　　记者：您的新作《蟠虺》是近期影响较大的一部文学著作，为什么要用这样生僻的两个字做书名？很多人都不认识，读不出来。

　　刘醒龙：正因为这两个字有点难度，才恰恰表达了我对读者的尊重。因为我们的读者一定是好学向上的，值得我们写作者尊重的。每一个汉字都值得我们珍惜，每个汉字我们都要当作我们文化边疆的界碑来看待。一部作品出现，写作者只完成了一部分，另一部分要靠读者来完成。伟大的作品，都是读者读出来的，再伟大的作品没有人阅读，也是废纸一堆。作品是一个作家的气节，文学是一个时代的气节。这是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记住的。文学如果没有气节，同样也是垃圾一堆，再天花乱坠，也没有用。

　　记者：读您的这部小说，我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悬念，这个小说里面有很多贯穿始终的悬念，还加入了盗墓小说的元素，又有点像读恐怖小说的感觉。不知道您在创作过程当中是怎样考虑这些问题的？

　　刘醒龙：我看美国的鬼片，看完后开车的时候就会比较害怕，特别是夜里开车，最怕后面有个东西冒出来，毛骨悚然。但是我觉得这正是艺术的魅力——明知不太可能，但是通过艺术的吸引，达到了某种真实。但是，诱发我写这个小说的最根本原因，还是我们时下社会发生的重大的变化，包括人性、人格、社会风气、社会风尚，还有我们整个社会的品格，阶层的分野越来越严格，价值的选择越来越明显，慢慢最终归结到人性。

　　记者：青铜器是代表历史上我们中华文明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当时文明的一种体现和载体。那么这次您以青铜器为主题，最想传递给读者的是什么？

　　刘醒龙：我写《蟠虺》，恰恰是要通过对那个历史时期的追怀、挖掘，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重建提供某种思考。我要在这个小说里提供一种文明的心路，我的心路，也许是相当一批中国人的心路。五四运动以来，我们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对自身文明出现了一种不自信，我们习惯到欧美文化中去寻找一切文明的根由，包括文学理论。但是我总觉得，中国有强大的艺术根基，比如我们的诗歌，从《诗经》开始，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诗歌巨作。但是我们很少从我们的诗歌理论、从诗歌起源进行系统的探索，而习惯从欧美的诗歌里面去寻找源泉。当我们本土的文化暂时还找不到线索的时候，我们习惯到国外去找，觉得好像可靠一些。我们怎么样活得有尊严？我想通过小说寻找这样一个路径，告诉人们怎样走，怎样得到尊严才是正确的。

　　记者：写《蟠虺》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刘醒龙：我觉得写这个小说最难的是如何把专业知识写得像小说。那个青铜器的专业知识枯燥乏味又难懂，我最纠结的就是这个，经常为了两三百字纠结一个星期，天天对着电脑，看前面敲的字都不满意，怎么弄？有时候一个星期下来才把它处理好，就是几百字。我想写作每次遇到最难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正在写的这段文字写好，不说让别人满意，先让自己满意。

　　文学是一根折不断打不碎的硬骨头

　　记者：您曾经说过，文学的魅力就是思想的半途而废，如何解释这句话？

　　刘醒龙：为什么说这个话，就是说，文学作品一定不可以成为思想巨著，如果成为了思想巨著，它就失去了文学的意义。哲学著作、美学著作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文学，文学一定要建立在文学之上。文学的意义应该是记录这个世界上的丑恶、罪恶发生时，人所展现出的良心、良知，大善和大爱；文学的任务是表现光荣到来之前人所经历的痛苦、呻吟、挣扎，甚至是羞耻。记录这个世界的荣耀不是文学的任务。文学应该重在价值的提出，而不是知识的传播。每当文学提到这种价值，往往正是这种价值在这个时代被扭曲的时候。文学是一根折不断，打不碎的硬骨头。

　　记者：您怎样看待文学对当下社会的意义、作用？

　　刘醒龙：我在《蟠虺》的开头写了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只看到“实践”，而看不到“标准”。这种实践就是识时务者的实践，而注重标准的，往往是不识时务者。人类如果对关乎我们灵魂归属的标准不管不顾，只管眼前蝇营狗苟的小利益，哪怕是这个时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都有可能变成赌博。当我们面对生存问题的时候，当主流意识都习惯做识时务者，文学一定要站出来，提醒你，还有一种真理，还有一种标准——不识时务者为圣贤。

　　记者：现在中国人的生活节奏很快，每天忙碌奔波，可能很少有人能有心思慢下来，读读文学著作，想想与文学有关的事。

　　刘醒龙：所以我想说，文学是一种“常态的非常态”。文学是可有可无吗？离开了文学的人，往往只是一个符号；文学当中的人，才是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有血有肉，当然也有可能还是五毒俱全的活生生的人。我们现在可能读书少了，但是文学的含义，谁会舍下？我们去看岳阳楼，那座楼不过是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我们看它看的是什么？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化精神。我们到南昌看滕王阁也是一样，滕王阁毁了多少遍，修了多少遍，用现代技术修一座全新的建筑也不难，为什么要恢复旧貌？是因为我们记忆里的诗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在武汉，我经常跟朋友们讲，黄鹤楼只适合在车上看，不要走近看，更不要爬上去看，那就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的、粗俗的现代建筑，披着古典的外衣，连地址也不是从前的地址，从前的地址修了长江大桥的桥头堡，黄鹤楼退后修在一座山头上。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眼，不看一眼心里就觉得不踏实，因为我们心里还有一部伟大的文学经典，“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种意境谁会舍下呢？这就是文学的价值。

　　记者：无论如何，当下的作家必须要面对网络带来的变化。您对网络写作作何评价？

　　刘醒龙：读互联网上的网络小说，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语言毫无节制。写作确实存在一个语言节制的问题，我想对写作的人讲，用尽可能少的语言，尽可能有效的语言，来写有效的内容。而不是说没什么内容，用大量无效的语言来轰炸读者，轰炸的结果就是把读者都轰跑了。

　　写作时越纠结 作品越有品质

　　记者：从198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到现在，您写了31年，写作对您来说肯定早就驾轻就熟了，那么在现在这个阶段，您写作的乐趣是什么？

　　刘醒龙：我依然喜欢写的过程中有难度，越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我越高兴。写作，哪怕是写一个短篇，或者写一首短诗，如果没遇到难题，没遇到纠结，没遇到过不去的坎儿，这种写作的品格、品质就要打折扣。因为这种写作对一个写作者没有挑战性，太平常。就像做一道菜，什么火候，放什么东西都很清楚了，那么就没意思了。

　　记者：您写作时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刘醒龙：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状态和最可靠的设计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产生的。就像《蟠虺》这个小说，好多细节，都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你说是神来之笔也好，是上天的恩赐也好，都是在写作的时候突然冒出来。比如写到夜里11点，要关掉电脑休息了，突然冒出个想法来，赶紧把它写完了；睡觉的时候，灯都关了，脑子里突然产生一些好玩、有趣、意味深长的东西，赶紧写一下，不然明天可能会忘掉。可能有些作家严谨一些，比如已经去世的河北省的作家贾大山，他有一个习惯，他写小说的时候，先躺在床上，他老婆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床上，吃喝都放到床上，他把每句话，连每个标点符号都想好，全部在脑子里，然后开始写，所以他的作品几天就能写完。而我写作的时候比较自在一些，我很坦率地说，我写小说从来不要提纲，比如我写了一百多万字的小说《圣天门口》，上中下三卷，也没有提纲。如果什么都想好了再去做，我觉得有点直奔主题的感觉，对我来说，写作过程突然冒出来的一些东西，是非常美妙的一种享受，那种感觉就像在说：哟，我还行啊，还能想出这个东西来，有一点小小的得意哈。

　　记者：您在写作阶段每天有固定时间吗？

　　刘醒龙：有，基本上都是早饭后。我从2006年12月2日开始——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把游泳作为必修课，6点半起床，7点到游泳池游1000米回来，吃早饭，开始写。中午睡午觉，下午继续写，写到晚上11点左右。写作时就是这个状态。

　　记者：您写作时有什么“怪癖”吗？听说您一部小说不写完的话，绝不开始写第二部小说，而有的作家可能会是一部写不下去了，先放那儿，写另一部。

　　刘醒龙：对。可能有人会说我笨，说我矫情，说我装，我这人可能不算特别笨，但是用了一个笨办法。我是湖北黄冈人，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就是一根筋。我在写《蟠虺》的时候，进入这个小说的状态，我的手机从星期一开始一直到星期六，一直关机，中途就不打开。因为手机只要一开，短信就来了，对方发短信就知道你收到了。收到短信你不理人家，在朋友圈里，他骂死你了。如果我不开机，对方就知道我没有收到短信。所以索性就关一个星期，完全不打开。

　　│刘醒龙说│ 《蟠虺》与青铜器

　　我第一次知道曾侯乙曾盘的时候，我对青铜器的认识，就和每一个普通参观者到博物馆看到的一样，看过就忘了。包括青铜器上那些稀奇古怪的文字，也都不认识几个。

　　我家就住在湖北省博物馆旁边，我之前也去过很多次博物馆，自己去看，带朋友去看，经常看曾侯乙编钟。有一次我带一个美国朋友去，他是我的小说的翻译，一进门就有一个安保人员迎上来，他说，你是刘醒龙吗？我说怎么了？他说我看照片觉得像你，你们是不是想看曾侯乙编钟？我说是啊！他说，今天我带你看一个更好的东西。他就把我们引到摆放曾侯乙尊盘的那个位置。要知道，最有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复制了4套一模一样的，复制品的音色、音域都和真的编钟没有区别。但是曾侯乙尊盘至今仍无法被复制，没有人能做出来。

　　我突然发现，曾侯乙尊盘太神秘了，太精美了，是艺术皇冠上的明珠。那之后，这件东西就留在我心里面了。

　　在写《蟠虺》之前，我读了几十本关于青铜器的书。青铜制造技术分范铸法和失蜡法，这很专业，没有接触到的人就不知道。欧洲人用失蜡法制造青铜器，而在中国文化中，黄河、长江流域的青铜全是用的范铸法制造的，这些都有非常强大的考古学的链条作为佐证。所谓范铸，就是几个模子拼在一起，铜器上会有横的或竖的很明显的缝隙。我在成都博物馆看到过一个缹，一个渗水的小青铜器，这个缹就有非常典型的范铸法的痕迹。

　　在曾侯乙尊盘出土之前，中国的青铜文化研究中没有失蜡法一说。失蜡法和范铸法都经历了长期的文明，形成了固定的劳动模式。这是很难改变的，因为必须有一群人一起做一个大型青铜器皿，甚至几代人，慢慢提炼。曾侯乙尊盘出土之后，专家认为，范铸法似乎不能做出如此精美的青铜器，所以也就可以证明，当时是用失蜡法做出了曾侯乙尊盘。中国的青铜考古界不支持这个言论，但也有一批很真诚的学者，认为曾侯乙尊盘就是用失蜡法制作的，而且很快形成了一种风气和潮流，虽然争议仍没有定论。

　　为曾侯乙尊盘写一部小说的念头，我偶尔也想起过，但一直没有成熟的想法。真正要写这本小说，其实是在三四年前。《蟠虺》的整个叙事构成，就是寻找曾侯乙尊盘的过程。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当成一个象征，当成一个以书中主人公为代表的人文知识分子试图“浇铸”我们新的文明的过程。在提供给读者对文明的思考的同时，还强调了在这个世界当中，中华文明有自己伟大的过去，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未来。

　　我们的历史都是血肉堆砌起来的，对于青铜器，即便没有铸成刀剑、长矛、戈戟用于战争，而是铸成编钟、尊盘，它在制造的过程中也一定沾满了将士和人民的血汗。我想，对于历史，后人是不可以假设的，但是后人还是可以提出后人的想法和希望，我想用这本书告诫自己，也告诫我们的后人，历史再不能这样写，我们一定要文化，而不要战争。

　　也是因为《蟠虺》这本小说的出现吧，过去大家去湖北省博物馆，都是奔着编钟去的，据说现在编钟那边的人还是很多，但是曾侯乙尊盘这边的人也是里三层、外三层，成为了一个新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