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文化电影展”的文化思考

　　●我们举办电影活动的目的，不仅仅是介绍电影、认识电影、消费电影，而且是改变电影。不是把电影推向无文化娱乐，而是崇尚电影的文化价值，承担起文化坚守的责任，协调好文化与金钱的平衡，并力求以品质赢得时间的尊重与历史的钟爱。

　　我们已经处在谈论文化、思考文化的时代，不像我们的父辈谈论最多的是“革命”，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谈论最多的又是“经济”，21世纪的中国已进入一个“无事不文化”的时代。人们喜欢把什么都说成文化或与文化相联，茶文化、酒文化、食文化、行文化，病老升天有丧葬文化、修身养性有“发呆文化”、赏鉴古玩有收藏文化、掘坟挖宝有盗墓文化……

　　北京民族电影展创立的专题展“新文化电影展”正是这种大背景下的产物。它的“文化”有正宗的源流，是取自“文化电影”这个概念。这本是界定人类学电影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观点。“新文化电影展”拓展了“文化电影”的内涵，使其不仅仅指向人类学电影，还包括了故事片、纪录片以及民族志电影，所以统称为“新”。而 “新”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对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文化坚守给予肯定，也是对这类中国电影特有优势的张扬。

　　举办北京民族电影展，从展映到学术讨论、艺术研讨，不下300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我深深感到，当代少数民族题材故事片是有纪录文化的功能的。而且这类故事与其他“快餐”电影不同，当它成为历史后还可供人类学学者研究。在本质上，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与传统人类学领域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方法惊人相似。这种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具有很大的实践和理论潜力，而这种潜力的提升在认识博大而复杂的当代文化中具有宝贵的价值。

　　第六届北京民族电影展延续“2012新文化电影展”，推出了“2015新文化电影展”。这个展映专题因为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加入，而使得纪录片特别是民族志电影得以集中展映，使“新文化电影”真正丰富起来。一方面，将传统的“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从故事片扩展到纪录片、民族志电影等更广泛的领域；另一方面，将传统的人类学电影考察范围扩展到具有文化纪录价值的故事片、纪录片和专题片。这促进了一种电影文化的互动，即用“电影眼”的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实现民族志电影“真实与美学”的平衡；用“人类眼”的人类学情怀丰富和深化影片的文学品质和深度。

　　在这次影展中，《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迁徙》、《公主为奴》等故事影片的人类学价值得到广泛认同；而《雨果的假期》、《32》、《大河沿》、《献牲》等纪录片以及“百年鄂伦春”展的4部民族志电影，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和大众感受到了民族题材纪录片的魅力，看到了大变革社会中文化变迁和延续的影像奇观。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新文化电影展”的创新都是成功的。

　　然而也有学者质疑，“新文化电影”的概念不易把握，过于宽泛。这种质疑其实是来自于当下对“文化”本身定义的困惑。我个人认为，在对文化种种不同的定义中，把文化的实质定义为观念形态，人类精神生产的产物，是理论世界、价值世界、意义世界的观点，是比较正确的。比如电影是一种文化，指的是文化本不可目视，通过电影这一物质载体，把不可视的文化变成了可视的文化，为观众所感知、所体悟、所接受。当然文化不可能只从文化自身得到解释，必须从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关系的角度，才能真正得到解释。

　　我们举办电影活动的目的，不仅仅是介绍电影、认识电影、消费电影，而且是改变电影。不是把电影推向无文化娱乐，而是崇尚电影的文化价值，承担起文化坚守的责任，协调好文化与金钱的平衡，并力求以品质赢得时间的尊重与历史的钟爱。人创造文化，文化又塑造人，文化具有培育民族精神的作用。文化的价值和力量，应当通过诸如电影等载体体现出来，深深地熔铸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这就是“新文化电影”的理想境界，这也是“新文化电影展”孜孜以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