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坚勇:通过绍兴十二年写出一个宋王朝

　　著名作家夏坚勇

　　通过绍兴十二年写出一个宋王朝

夏坚勇 著名作家。代表作有《湮没的辉煌》、《大运河传》、《七月七看巧云》、《金粉残阳》等。

　　也许你知道岳飞抗金，可你是否知道岳飞之死的真相？为何宋高宗一定要杀岳飞？

　　这问题放在著名作家夏坚勇面前，像是拉开了一场历史大戏。他发现，这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中间牵涉到一系列根本性的政治原则问题，岳飞非死不可。

　　在看过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通过一年写出了一个明王朝，夏坚勇试图通过一年写出一个宋王朝。后来，这一年被选为绍兴十二年作为横切面，也就是岳飞被杀不久后。综观历史，这一年同时是南宋历史上具有分水岭和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于是，夏坚勇用最原始的办法，书面阅读查找资料，花了三年多手写二十余万字，推出《绍兴十二年》，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时间再往前推到1996年，夏坚勇出版文化散文《湮没的辉煌》一书，描绘中国历史和文人、文化，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并列为文化散文翘楚。近二十年后，他仍然潜心历史和文化，在故纸堆里发现，爬梳材料，解构细节，洞察隐秘，细笔勾勒出一幅文字版的临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息图谱，像极《清明上河图》。同时，夏坚勇说，在还原当时的时代氛围下，去标签化，追逐人物的心路历程，从而走向一个更为深广的历史时空和精神世界。

　　绍兴十二年是南宋历史上分水岭的一年

　　深圳晚报：宋高宗的绍兴年号历时32年，您为什么单单要抓住绍兴十二年这一个年头来写？

　　夏坚勇：在我看来，绍兴十二年是南宋历史上具有分水岭和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此前，绍兴十一年年底，宋金和议正式签署，腊月二十九日，岳飞被杀，这既标志着靖康之难后长达十五年战乱的结束，又是南宋王朝此后一以贯之的外示苟且内图繁荣这一基本国策的转型期。这一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于观照整个南宋以至中国的封建社会，都具有相当典型的标本意义。

　　为了体现这一写作意旨，我从绍兴十一年腊月二十九日岳飞之死写起，一直写到第二年的除夕，通过绍兴十二年这个历史的横断面，以一个排比有序的时间脉络为经线，以该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为纬线，全方位地反映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和社会生活。深入揭示当事人的内心世界和行为逻辑，其中既有对绍兴十二年前后政治军事方面纵横捭阖的宏大叙事，例如绍兴和议与岳飞之死，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回銮，秦桧专权下的高压政治等，又有涉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精细描画，举凡风俗、节令、物价、科举、学潮、艺文、官制、茶政、马政、度牒、驿传、地理、气候、物产、外贸、宗室、外戚、巨细靡遗，全都镶嵌在一个波澜起伏的大情节的框架内。

　　黄仁宇先生写过一本《万历十五年》，通过一年写出了一个明王朝，我为什么不能通过绍兴十二年写出一个宋王朝呢？这就是我当初的想法。

　　深圳晚报：您刚刚提到黄仁宇的历史写作，他的《万历十五年》以人物为主线，而《绍兴十二年》则以时间为主线，您为何以月份为叙述主线，每月的主要事件又有何选择标准？

　　夏坚勇：《万历十五年》以人物为主线，是因为所涉及的几个人物——皇帝、首辅、改革者、将军、循吏、思想者——在中国历史上各自都占有相当的地位。《绍兴十二年》之所以采用按时序推进的写法，固然因为人家已有某种写法在前，“崔颢题诗在上头”，不得不规避；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服从这本书的立意和材料，是表达的需要。

　　按月为序，每月一章，会给人一种严格的时间确定性，从而体现出一种庄严而沉重的历史感。至于每月主要事件的选择，则是我在通读了大量有关那个年代史料的基础上，预先确定了全书要表达的内容，然后再结合该年每月所发生的具体事件，把与之有关的内容放进去，加以发挥。在这种安排中，重要的是对那个时代总体氛围的把握，如果没有这种把握，那就会失之松散甚至堆砌。

　　即使“坏人”，也有他们自身的行为逻辑

　　深圳晚报：您提到，人们对宋高宗、岳飞和秦桧这样的人物，千百年来已经被标签化了，如何理解这句话？

　　夏坚勇：所谓标签化是历史人物评价中的简单化和绝对化，例如：好人，坏人；忠臣，奸臣；主战派，投降派。一旦被贴上了某个标签，就会被用来反推他的一言一行。其实历史本身要比这些标签复杂得多，也丰富得多。即使是所谓的“坏人”，也有着他们自身的行为逻辑。

　　作为个体的人，每个人都在遵循他自己认为最“合理”的逻辑行事，穿透历史的迷障，从史料的蛛丝马迹中探寻人性的多面与复杂，厘清和复原历史事件本身的丰富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勾连。这不仅是历史学家的事，也为文学书写提供了大有可为的空间。

　　深圳晚报：这本书的尾页列了不少参考文献，好奇您在写作过程中如何决定史料的取舍？

　　夏坚勇：写历史题材时，作家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消极被动地堆砌史料，成为史料的奴隶；而是要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以深入和批判作为两个最重要的支点。这中间，深入是基础，就是尽可能地占有资料，全方位多层面地吃透那个时代，让作品呈现出鲜活的生活质感和厚重的文化底蕴。批判是升华，是现代意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者不能在故纸堆里爬行，要用思想的光芒照亮历史的天空。

　　比资料更重要的是思想，比思想更重要的是感情，比感情更重要的是风骨。对历史现场睿智而高远的观照，对人性深处精微而犀利的开掘，对精神高度明亮而坚定的追求，共同构筑了一部作品的厚度。

　　深圳晚报：您一再强调要写出一个大时代的厚重感，这中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夏坚勇：当然是作家自身思想和情感的能量，是作家自身心灵的自由度。作家用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把写作的素材真正溶解了、消化了，流出来的文字就是灵动而有温度的，而不是冷冰冰的史料堆砌和拼接。堆砌和拼接不是厚重。文学创作是人类心灵的外化，是创作主体对外部客观世界(也包括历史)的投射。作者心灵的自由度，或者说思想和情感的能量，直接决定作品所反映的世界的厚度，也决定了作品的品格。

　　历史叙事不应窒息文学想象的空间

　　深圳晚报：近年来，非虚构写作非常流行，同时有不少作者在历史书写不可避免会带入主观情绪，出现虚构。您在写作这本书时如何处理客观史实和虚构的关系？

　　夏坚勇：最重要的是对历史要有敬畏感。但敬畏不是在历史的大地上亦步亦趋地爬行，历史叙事也不应该窒息文学想象的空间。在真实与虚构彼此交界的缝隙中，作者可以“植入”自己独特的想象，赋予它们以厚实、隽永的历史感。

　　在书写中，我尽可能地回到历史的现场，以客观公正的立场，以了解之同情的眼光评价是非，臧否人物，不单薄、不偏激、不虚美、不隐恶、不人云亦云，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与时代意识。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也不满足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重复那些既有的定性定调。更不能像时下的有些历史读物那样：演义、戏说、水煮、哗众取宠，而是着力于在笔下呈现历史的诗情与哲理，还原当时的时代氛围，追逐人物的心路历程，从而走向一个更为深广的历史时空和精神世界。

　　深圳晚报：能具体举些例子谈谈吗？

　　夏坚勇：例如书中写临安四时八节的风俗礼仪；写绍兴年间的物价、斗米斤盐的指数、地租的比例、铜钱与金银的比价；写高宗去天竺山敬香途中看到人力拉犁而引起的感慨；写朝廷征收的军马从川陕边陲的马场送到临安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都来源于实打实的史料，绝不是信口开河。即使写高宗为了接待川陕方面的大将吴璘，要加一道水煮牛肉，并且一定要用川盐调味，情节虽有虚构的成分，但也是严格基于对人物性格的把握，既体现了高宗心思缜密，精于权谋，即所谓历史情境下人物行动的内在可能性；同时也写出了当时宫廷和民间的生活情调。正是通过这些看似不重要的日常性展示和细节描画，反映了南宋王朝政权运行的内部机理。

　　深圳晚报：观史知今，《绍兴十二年》的历史对于当下有哪些现实意义？

　　夏坚勇：南宋绍兴年间相权专政，文网高悬，文人士大夫的风骨土崩瓦解，出现了一股以颂圣诗文争相献媚的热潮。书中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那个文风败坏、价值崩溃的时代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同时也对文人群体的处境和选择表示了深切的理解和忧愤。

　　在书中，我把文人士大夫的各种失节行状分为几种类型：一种是攀比性堕落，一种是适应性变异，一种是策略性妥协。其中有一段，我这样刻画他们在权势面前卖身投靠的心态：“我不‘卖’，别人也照样‘卖’，天下滔滔，并不会因为我一个人的坚守而干净一点；天下衮衮，也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掺和而浑浊一点。而对于我自己来说，却可能收获实实在在的油盐柴米和‘幸福指数’。”显然，这样的评判对于当下这个浮躁的时代和浮躁的文坛，不能不说具有深沉的警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