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度昡：文学、家庭与社会

　　我于1961年出生，那年发生5.16军事政变。六十年代，军事政变发起人朴正熙脱去军装，正式步入政坛。我正是在他的独裁统治之下度过了童年，伴随我学生时代的，是这世上最激进的反共教育以及被美化了的军事独裁。我也曾盲目地憧憬过优先发展的经济政策、新农村运动和严格的军事文化。如果单纯从饿不饿肚子的角度来说，当时的情形和之前相比无疑是幸福的。但是如果从生活的完整程度来看，那又绝对是一个不幸的时代。

　　我出生在醴泉郡虎鸣面黄池洞。之后，父母搬到了邻近的安东郡丰山面开始新生活。所以在我周岁之后，我就离开了我的故乡。父母经营小店非常繁忙，我们一家人一直挤在小店的单间里。在我出生的二三年后，弟弟妹妹们也都陆续降生。我们一家六口人挤在那间小房子里。一家人住在一个房间里，这是现在的年轻人不可能拥有的记忆。房间已经不仅仅只是吃饭睡觉的场所，更是被赋予了“家庭”这一更深层次的含义。现在大家都觉得家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疏远，这或许也和各自都有了自己的房间有关吧。

　　作为兄妹中的老大，我经常被寄送到外婆家或奶奶家。在上小学之前，我还回老家呆了几个月，晒得满脸黝黑。我的暑假和寒假也基本上是在醴泉度过的。所以从很早开始，我就有了两个故乡。这都归功于小时候我能不断地来往于醴泉和安东两地。很多时候我梦到故乡的场景，也都是两地相互交织的空间。奶奶家的廊檐和外婆家的厢房经常会同时出现在我的梦境中。所以故乡对于我来说非常复杂，同时也是一个双重的空间。当时的条件虽然贫苦，但是生活却很富足。虽然不时地会感到孤单，但每天却都过得很幸福。

　　如果没有当时萦绕在我耳边的那些声音和我所闻到的那些味道，我也将会成为一个无法享受这个世界的麻木之人。小时候不知不觉进入我体内的各种感觉，会不时地在我的诗里出现，这让我也感到十分吃惊。我不禁感叹，原来这些细微的事物竟是如此珍贵。我诗里的山梨树、樱桃树、柿子树、栗子树，这些都是我在外婆家认识的。还有黑枣树、桑树、楮树、枣树、棉花也都是我在奶奶家学到的。

　　我出生的醴泉家的厢房一年四季都很昏暗，仿佛是孕育孩子们出生的母亲的子宫。在通电之前，这里总是孤独的煤油灯光一闪一闪地摇曳着。一个可以透过微弱光线的小天窗，用来罩住挂着墙上衣服的衣罩，堂姐们坐着刺绣时的嬉笑声，被炕火熏得黑乎乎的炕油纸，还有冬天酵母的味道……这些并不只是留存在过去的时光里。在我创作的过程中，只要有机会描写六七十年代的风景，这所有的一切都会顿时从过去跃然出现，在我的耳边低声细语。

　　更加具体更加形象地再现我故乡记忆的当属饮食。无论是勾勒故乡美景的视觉诱惑，还是乡味浓厚的方言所带来的听觉享受，在故乡的美食前都算不了什么。通过舌尖所感知的味觉记忆那是最原始的感觉。我们无法忘记“故乡”这一年久的名词，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无法忘记故乡美食的记忆。不管是为了充饥的粗茶淡饭，还是丰盛至极的山珍海味，对于食物的记忆是没有等级之分的。在家乡的美食前，几乎所有人都会忘记生活中的种种拘束尽情享受。

　　洛东江上游的庆北北部地区大部分都是山区地形，所以稻田很少。与其他地区相比，粮食并不算丰富。但对于在那出生长大的我来说，那里的食物确是最特别的。因为正是这些食物养育了我。这一地区的食物里常会用到豆面儿。无论是刀切面还是捞面，里面的掺的豆面儿比例都很高。在以前，捞面是夏天接待贵客时才会做的美食。将刀切面放到冷水中过一遍，再倒入事先准备好的鳀鱼汤，放入菜码儿，是绝佳的美味。当然这中间也是在面粉里加了不少豆面儿，这样可以使面条更香，而且不易变糊。此外，在炖干菜叶，炖绿辣椒，炖韭菜里豆面儿也都是必不可少的。

　　从小我就喜欢观察食物制作的过程。那时的我，觉得做面条和饺子时和面的过程很新奇。看着父母为了做鸡肉汤，杀鸡给鸡褪毛的场景，我也会感到胆战心惊。鸡肉汤是母亲的拿手菜之一。在食物匮乏的年代，鸡是十分珍贵的。杀鸡的活当然是父亲的事，父亲抓住鸡脖子，将鸡泡入滚烫的热水后褪毛。母亲剖开鸡肚子，掏出心、肝、大肠、小肠等内脏和鸡爪一起单独清理后，放入薄萝卜，然后再加入少许水翻炒。这是父亲的下酒菜。在厨房的锅里把鸡煮上之后，母亲会将四兄弟中的老大——我单独叫入厨房。在灶台上的铝碗里，正盛着一只大鸡腿，旁边还放着一小碟盐。母亲催着我，在弟弟们还没有看到之前赶紧把鸡腿吃掉。我也就厚着脸皮吃光了鸡腿，还在母亲的要求下，把汤也喝了个精光。然后抹着嘴巴走出厨房。这种情况不止发生一两次。

　　母亲就用一只缺了条腿的鸡，给我们做了可口的鸡肉汤。怎么做鸡肉汤呢？把蕨菜、大葱、绿豆芽、干白菜等蔬菜和撕开的鸡丝用面粉拌好后，放入煮开的肉汤里。再用大火煮上一段时间。鸡肉汤是越煮汤味越浓。这样煮上一锅，我们一家人两三顿都不用再做别的菜了。如果我没有留心地观察过杀鸡和做汤过程的孩提时代，可能现在的我也只会是一个平凡至极的诗人。

　　我是在丰山长大的，这里每月的3号和8号是赶集日。我上学时必须要经过集市。人声鼎沸的集市场景就像是一个宴会场。特别是蜂拥至牛市的牛贩子们，他们穿着黑色的外套，不管什么时候总是挺着宽宽的肩膀。表演用嘴喷火的杂耍艺人，在当时的我看来可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在没有集市的日子里，这些狭窄的木板间隙成了我们的游乐园。在丰山的集市上，我第一次学会了骑自行车，也曾恶作剧过，吊在经过的牛车上。在这里，我曾认真聆听过国会议员候选人的演说，也曾在临时剧场门口探头探脑。为了寻找夜晚还未归家的父亲，我也曾无数次地踏进那家挂着“海鸥之家”的小酒店。

　　父亲小店的经营每况愈下。因为农协的超级市场连锁店可以不通过中间商进行买卖，这就慢慢地蚕食了小商贩们的市场。父亲为了生计，在家的日子越来越少，店里的商品也都积上了灰尘。

　　70年代初，伴随着产业化的发展，我们家乡小学的孩子们也都开始憧憬着都市的生活。我也希望能到大都市去上学。学校操场中间依然挺立着日本殖民时期种植的三棵法国梧桐，我在这里度过了小学6年的时光。之后，我和堂兄一起登上了开往大邱的巴士。这就是所谓的早期离乡吧。也许是这种自我幽闭，因而有了太多思念的东西，我是那么地渴望成为一名诗人。

　　来到陌生的城市，我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及时换掉蜂窝煤，不让自炊房(租住屋)的炉火熄灭。我的自炊房在学校的前面，这里的厨房没有门。在朝着院子的小块檐廊上，挂着一个用薄木板钉成的橱柜，旁边就是炭灶口。由于这不是专门的暖炉设施，所以可以看到火红的炭火舔着蓝色的火苗往热炕里面钻。正是这火苗养育了我。我用这火苗做饭煮汤煮方便面，我用这火苗烤干我的鞋袜。我在这火苗上搁上铝锅，用它通宵热水，以便早上起来洗头。为了不使炭火熄灭，我经常会从熟睡中醒来添煤。为了能够准确地将煤从灶台里放进去，我使劲地揉醒我那满是睡意的双眼。为了不吸入煤气，我还得屏住呼吸好几秒。

　　有一天在熟睡中被尿憋醒。我依稀地记得自己走到大门旁边的老式厕所。振作精神一看，发现自己正蹲在那里。哎呦，我心想不好了。吸了煤气了。在睡觉之前换蜂窝煤绝对是个失误。我使劲拧了下自己的胳膊。好痛。赶紧跑进屋里，叫醒了堂哥。哥，还好吧？堂哥的脑袋也有点晕，他晃着脑袋说到，“不能再睡了”。突然想起之前有人说过，吸入煤气的感觉就像是喝下酸酸的萝卜泡菜汤。可是我们这些穷学生，哪有萝卜泡菜啊。应急逃生法中教过，这时应该把鼻子伸到下水道口使劲呼吸。不过好像也没有中毒到那么严重的程度。虽然我们都很困，但还是硬撑了两小时，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

　　我从小梦想能够成为画家，一直到初中都参加学校的美术班。但是自从高中我进入了学校的文艺班，我就开始迷恋上了读诗写诗。那时，诗就像是毒品一样让我上瘾。没有理由的迷恋，让我陶醉其中，让我感受无限的幸福。我也经常参加白日场之类的即席作文竞赛，获得了数十个奖项。但这并不是因为我写诗的才华出类拔萃。我最初选择文学的时候，只是简单的认为文学是一种姿态，让我可以选择一条不同于大人所要求的发展之路。一种不满足于世界现状、一种勇于反思世界的态度，这就是我最初选择文学的出发点。

　　我是通过文学才明白自己所受学校教育的虚假，并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光州事件是80年代初的象征，那时我正在上大学。在写诗的同时，“历史”这一主题始终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在光州，大量平民被无辜杀害。我觉得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去回避这一事实，这都是一种犯罪。80年以后第五共和国初期的几年间，作为批评思想摇篮的大学也被要求噤声。在当时的背景下，谁都无法不去做一个文学梦，一个可以打破这黑暗现实的文学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光州事件对我们这代人是一笔债，也是我最严酷的老师。

　　80年代以后，我的文学自然而然地与现实的虚构或者说是美学的虚构开始斗争。感谢80年代和我一起度过了20岁时的青春岁月。80年代极具冲击性地为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文学主义者们展现了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20岁那年春天，我夹着本诗集，就着虾条喝着烧酒，却遭到戒严军人的一顿毒打。从那以后，我更多地开始阅读历史和社会科学相关的书籍，而不仅仅是诗集。我也开始穿上了印有“笔是武器”的T恤。80年代，我对文学的关注也是把“后屋文学”转向为“广场文学”。开始试图从关注“我”变为关注“我们”，并思考韩国文学的女性化倾向向男性文学的转变。在我因是韩国教师教育联合会教师而被解职这期间，我也曾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作用采取了极端的态度。我认为文学也可以改变现实，如果这样的话希望文学也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手段，因为当时有太多东西比文学更加迫切。

　　但越是走进现实，越是感受到了时代的沉重，让我难以支撑。我很珍视那段辛辛苦苦战战兢兢的日子。文学如何使现实变得张力，又如何对现实做出贡献？这样的烦恼有时候看起来很简单，但却又是让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80年代把这些烦恼摆到了我们面前，正因为这样在80年代我们欠下了太多债。 现在的世界谁也不愿意有这笔债，但是我却要去为偿还那笔债而写作。

　　我个人曾认为在困难时期有这样一个梦是可以帮助我们坚持下去的，即让诗篇紧贴生活，让生活紧贴诗篇。所以90年代中期民主化之后，操纵和监视诗人想象力的巨大力量逐渐消失，成为社会走出时代阴影的契机。

　　虽然我现在大学里教课，但之前也曾做过8年的专职作家。说实话，在我下定决心成为专职作家的时候，我确实担心过生计问题。因为在韩国社会的普遍认识中，作家就是穷苦和严肃的代名词。我要在这样的社会中用写作来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吗？这样真的可行吗？我也曾自己怀疑过，我是不是有着不纯的动机。因为我依然觉得在神圣的文学面前担心吃饭问题显然亵渎了文学。

　　但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欣然接受约稿，并且通宵敲击我的键盘。这只是糊口之策。其中一年，我写了近两千页的散文。但是很快就江郎才尽了。我没有退路也没有出口。难道我只是为了一口饭就这样慢慢地耗尽自己吗？灰心再次将我压倒，文学时刻都在我的身体里涌动，让我必需重新开始。

　　不是我将文学带到了这里，而是文学将蒙昧的我带到了这里。写作将我重新塑造成人。文学给我带来了变化，每当我动摇的时候，文学总是会给我鞭策。文学就是一条鞭子，让我时刻谨记自己初心的鞭子。文学虽然很严厉很让人害怕，但正是因为这样，我才对文学所教给我的这个世界心存感激。

　　我知道写一首诗最需要的是时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写诗的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就像是和爱人一起度过一样。在阅读别人的诗时，我同样会留意他们在诗里所倾注的时间。那些没有时间融入痕迹的诗，那些经不起时间考验的诗，那些没有为一句话投入全身心的诗，都不会得到我的信赖。

　　我时常觉得读诗写诗就是在和这个世界恋爱。热恋之中的恋人都很敏感，甚至能感触到树叶飘落的声音。恋人们知道因为自己和对方的关系建立起一个无比复杂的关系网，而且为了能够找到更好的恋爱方式，彼此都动用自己所有的观察力和想象力。

　　恋爱是我们生活中最需要集中投入时间和精力的一种方式。对于只用心的恋爱和只用手指的恋爱，我一直心存警惕。因为虽然内心很热，但也可能很快变冷。而光靠手指恋爱可能会被手段左右我们的爱情。我渴望内心和手指一起付出的恋爱，虽然这样的要求可能有些过分，但是我一直梦想我的诗能在这样的过程中诞生。

　　所有的感动都来源于交流。诗的感动首先来源于诗人和读者之间的交流，即在沟通层面所实现的感动。但是并不意味着实现沟通之后，所有的诗都会产生共鸣。有时候相对于荒诞的沟通，孤独的隔绝反而更能让彼此幸福。如果对于品诗的美学观点和语言能够自然地达到一致，那么诗带来的感动也会增加。在这一层面来看，语言既是诗人和读者之间的桥梁，同样也是两者之间无形的障碍。由来已久的“陌生化”在同时承担这两个角色的时候，依然是有效的方法。让读者既方便阅读又不方便理解的诗，让人感觉模棱两可的诗，还有觉得似是而非的诗……这些诗正是我最近所梦想的。

　　我一直努力在表达的真实中寻找感动的因素。换了无数行无数联，为了寻找最温润的语言，为了最合适的遣词造句，我不断推敲。我想说的是，为了找到语言最理想的状态，我会不断寻找，删除，推敲，琢磨，锤炼。只要有一处能让我感动的地方，我就会和语言不断地斗争。没有真实的现实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现在是忘记了语言雕琢的饶舌诗篇泛滥的时代，所以我更要硬着头皮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