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津经：从尾巴开始吃掉自己的蛇，关于它的尾巴

　　罗莎·卢森堡曾将资本主义比喻为一条从尾巴开始将自己吃掉的蛇，就像英国的资本主义吞掉不属于资本主义的印度成长起来一样，资本主义通常靠吞食非资本主义来发展。但是，当地球上不再有非资本主义的领域，又会怎样呢？那时，资本主义将从尾巴开始将自己吃掉。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罗莎·卢森堡的比喻听起来更像是个预言。放眼全球，当今世界非资本主义的领域已不再存在，如今资本主义吃掉了自己的尾巴，并将一步步吞食自己的身体。但是，被资本主义吃掉的尾巴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正是家庭。

　　20世纪60年代，韩国的家庭形态中曾保留了许多传统大家族的形态。那时兄弟姐妹众多，每逢春节，孩子们便会去给堂叔甚至是远房的叔叔、婶子拜年，仍然维系着大家族间的联系。

　　这种传统的大家族在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开发过程中完全瓦解了，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大家庭的家长——父亲通常将女儿们送进城市的工厂，选长子或儿子中的一人送进大学，上大学的儿子靠卖牛和土地的钱以及在工厂工作的女儿资助完成学业。

　　也就是说，推动韩国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急速成长的关键动力——高品质的廉价劳动力以及高级人才的培养，并不是依靠资本支出的费用，而是通过农村大家族资源和能源的投入而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农村传统的大家族失去了资源及能源，从而走向瓦解。因此，六七十年代韩国资本主义最终以吞食农村传统的大家族为代价，完成了它的迅速成长。

　　从某种角度来讲，七十年代开始的韩国知识分子主导的民主化运动是出于对六七十年代被牺牲的农村传统大家族的赎罪意识，其深处潜藏着那些被选送进大学的儿子内心对进了工厂的姐妹的负债心理。这种负债心理和对大家族的记忆一直保存到20世纪80年代。

　　从文学上来看，这是一个通过家庭审视社会的时代。因此，作家创作出了祖孙三代家族故事为主线的近代叙事作品，引起了国民的普遍共鸣。20世纪90年代是韩国社会完成城市化及小家庭化、社会阶层急剧分化的时期。大家族兄弟姐妹间靠负债心理维持的纽带被切断，取而代之的是阶层意识及文化差异。工厂里姐姐的下层生活文化与大学毕业后儿子的中产阶级生活文化迥然不同，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从而使纽带断裂，形成了一个个小家庭。小家庭的归属感只不过是共有构成阶级文化基础的消费模式，但是，通过买不买名牌，买什么样的名牌获得的归属感并不能成为真正的纽带。而通过这种独立的小家庭模式无法展望社会状况。因此，90年代的文学沉溺于个人的内心世界，丧失了近代叙事的面貌和共鸣。

　　在小家庭形态中，资本主义吞食的是女性。尽管女性所做的家务劳动对男性劳动力的再生产是必不可少的，但资本并不会为家务劳动支付酬金。虽然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但育儿的负担仍然全部落到她们头上。

　　此外，小家庭是一种极度脆弱的家庭形式。如果说过去的家庭可以借助大家族的保障来维持其稳定性，那么小家庭则完全依赖于男女间的爱情，因此并不稳定。女性从大家族的束缚中获得了解放，她们对于爱情却只能变得愈加不安和敏感。

　　从经济上来说，失去了大家族的保护，小家庭一旦破产便极容易瓦解，家庭一旦瓦解，养育子女的重担便常常落到女方头上。但社会并未对小家庭的不稳定性提供采取补救措施，因为资本不会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也许以上几点，便是造成90年代文学中女性主题占据优势的原因。

　　经过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不稳定的小家庭形态开始急速瓦解，开始转变成一人家庭形态。在脱离了金融危机之后，稳定的工作岗位比例急剧减少，非正式工、打工者和失业者日趋普遍，这也推动了向一人家庭的转换。

　　首先，随着男性职业的不稳定性增加，双职工现象日益普及，小家庭的内容趋向空洞，内容空洞的小家庭当面对经济或男女爱情方面的问题等小的打击，也往往不堪一击，并且越是下层，因为经济问题瓦解的家庭就越多。

　　第二，因为全球化的影响，工作稳定的中产阶级也去海外工作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子女的教育问题随之产生，由此形成事实上的一人家庭。“候鸟父亲”和“候鸟家庭”正是指这类现象。

　　第三，90%以上的青年过着失败的生活，徘徊在临时工、打工和失业之间，因此他们要么抗拒结婚，要么结了婚也不愿生孩子。所以，随着一代人的更迭，一人家庭可能会普及。

　　在这种家庭瓦解的过程中，家庭成员所遭受的心灵创伤十分巨大。这就是为什么在2000年之后，年轻作家的作品中常常会出现关于毁灭性灾难的想象，以及拒绝一切有意义的社会行为，侧重消极或是根本性反抗。

　　现在，危机已不再是想象，全球范围内正在变为现实。在今后的危机现实面前，家庭的命运会如何呢？

　　在心理上来说，朝着一人家庭分解的现实反而会创造出让人们渴望归属完整家庭的逆向能量，根据容纳这一心理能量的框架，未来家庭的命运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上述心理能量置于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的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框架中。在此情况下，一人家庭将慢慢重组为小家庭，摆脱危机，迎来幸福。

　　第二，随着一人家庭瓦解速度逐渐加快，与此成反比的心理能量变得强烈，但结果是制造出了虚假的社会家长。这种情况有可能造成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及局部战争的爆发，这种战争对资本主义而言无异于自掘坟墓。

　　不幸的是，现在的征兆显示出更为浓厚的法西斯主义倾向。从被孤立的孩子们扭曲的文化、许多国家日益复苏的经济民族主义，到东北亚正在构建的新冷战体制，我们看不到任何积极的信号。

　　截止到90年代中期，我一直写诗并参与民主化运动，因此没有机会尝试以三代家族史为主线的长篇叙事作品。而我对叙事体裁的关注，正是始于90年代中期。

　　我的关注点在于，家庭瓦解过程中产生的心理逆能量，不管是从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都不走向法西斯主义，它是否可以转换成创造性能量。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实令人担忧。可能亚洲其他国家应该也相差无几，韩国的少年儿童观、人生观形成于照搬西方模式的近代化过程之中，因而尤为特别。在照搬西方模式的近代化过程中，少年儿童接受西方的新知识，被看作家庭和国家复兴的主力。因此，韩国的少年儿童观有一个特征，那便是过分地强调少年儿童的智力成长，将少年儿童看作成功的工具。少年儿童观如此，意味着人生观亦如此。这种工具式的少年儿童观及人生观在韩国社会中根深蒂固，深入韩国人的心中。

　　但现实如何呢？在向一人家庭分解的过程中，由于人们经受了太多的心灵创伤，因此在获得智力成长和社会成功之前，其精神已从根本上趋于崩溃。工具式的少年儿童观及人生观隐藏并压抑这种精神上的根本性崩溃和创伤。被压制的心灵创伤暗暗溃烂，积蓄能量，在某一天会冲破工具性人生观的外壳，变成外星人一样的怪物出现。这头怪物不论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都将呈现出法西斯主义的模样。

　　我喜欢幻想题材、使用幻想手法，因为我希望通过自由的想象来打破过于功利化的工具式少年儿童观及人生观，抚慰人们的心灵创伤。我相信，被抚慰的创伤可以依靠人们自主的力量，转换成具有创造性的能量。

　　现今，危机日益成为现实，它要求东北亚的作家们在实践中超越个人的创作层面。如果排除社会层面的实践，需要的实践是建造东北亚共同的文化之家。如果不构建东北亚共同的文化之家，作家的想象力将难以摆脱照搬西方模式的近代化的压迫。如果一味将存在于自身下意识中的东北亚文化资源定义为非科学的迷信，作家的想象力将无法获得自由，如果在存在于下意识中的东北亚文化资源上划上近代国家的国境线，排除或压抑其中的某一部分，想象力也无法获得自由。

　　要跨越克服全盘西化的近代化对我们的想象力造成的障碍，从作家个人角度或一国的角度来讲，十分艰巨而困难。构建东北亚共同的文化之家则是跨越这一障碍的有效途径，也将是建造和平共生的东北亚秩序最根本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