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爱烂：文学和家庭，社会

　　我的父亲和母亲是在“松房”初次见面。最近跟母亲通电话时我才知道，原来“松房”在忠清道方言里是“商店”的意思。我问母亲，卖鱼的店便叫鱼铺，卖被子的店便叫床上用品店，商店的名字怎么叫“商店”呢？母亲回忆着少女时期的往事，断断续续地说：

　　“这个……因为它什么都卖。”

　　母亲说，松房里一应俱全，不光卖酒和本子，也卖肥皂、消化药，甚至还帮人煮面条。听她说松房通常位于小学前面，我猜想这种叫做店大概集文具店、杂货店及快餐店等各种功能于一身，或许和现在既卖三角包饭和圆珠笔也卖丝袜之类的便利店差不多。当然，“松房”肯定比便利店更简朴、也更杂乱。不过不管怎么说，在三十余年前的20世纪70年代末，在韩半岛西部某个偏僻的小村庄里，准确地说，在松房一家暖炕房里，父亲和母亲相了亲。

　　“什么？”

　　听到“暖炕”和“相亲”这两个词，我的声调不由地升高。两个介绍人和两个当事者——四个青年男女坐在一个狭窄的铺暖炕的房间里，该有多么尴尬啊！一想到这些，我都觉得不好意思。怎么说呢？就像各国作家围坐在日本传统暖炉——“被炉”旁边，盖着毯子，一边剥橘子一边认真地讨论着文学。有人身子暖和过来了，便靠在以挑剔闻名的老作家肩膀上小憩，而某个文坛大家的手上则沾满了桔子汁，大概与这副光景差不多吧。

　　我又问，你们在“松房”里做什么呢？母亲回答说“打嘣”。我愣了好一会儿，心想这又是什么意思。看来今天我要学很多新词了，不过也是，父母们最擅长的不就是把旧词当成新词讲给子女听嘛。母亲告诉我说，这个乍听起来绝不高级的词汇其实是指画图牌的一种。

　　“啊？”

　　我的声调又升高了。我问母亲，难不成她和父亲初次见面就打画图？母亲说乡下既没茶馆，也没剧场，实在太无聊了也只好如此。她说，这种牌和西方的“one card”牌差不多，用七张牌玩，输的人请客。我连忙问谁赢了，母亲立刻昂然回答：

　　“我。”

　　于是乎，从那时小小的失败开始直到今天，父亲就没有赢过母亲一次，至少在外人看来是这样的。从那以后父亲和母亲持续着不太积极的约会。从某一刻起，两人似乎厌倦了玩什么东西，开始寻找“别的游戏”，这“别的游戏”大概就是相互之间对身体的爱抚和低声密语吧。起初在羞耻心的作用下惊慌失措，后来嘛，大约是为了再次体验羞耻之心又重复做了几次……就这样，通过两人之间呼吸与体温、豪言壮语与约定、劳作与乐观的交流，手脚勤快的母亲和能说会道的父亲生下了我——他们的小女儿。与其他孩子一样，我慢慢学会了坐爬走跑，笑着、哭着、自言自语着，不知不觉地成长为一名小说家。

　　无论是画图、二十一点还是麻将，我没有一样玩得好，但我会玩一点儿写着词语的卡片，因为从小我就喜欢把各种词语掺在一起打乱后重新组合的游戏。14个子音，10个母音，这样24张活字卡便是我用的卡片。我观察着各种符号组合形成的单词的发音和含义、它们的温度和感觉，造出了一个句子，然后在这个句子后面再接上一个又一个句子，从而组成了故事。每当这时候，我的“家庭”便会从任何一个句子里不时冒出来，时而作为“素材”，时而是下意识的，有时候则是以文体、语气、习惯等形式出现。不过，在我的小说里，相遇“家庭”欣喜和亏欠于家庭的情景分别都存在着。

　　父母是我出生后最先遇到的“他人”。他们是既不完美也不理想、既不完整也不神秘的第三者。从他们那儿，我意识到了自己今后将要建立的关系，学会了失望、失败和恼怒，同时也感受到了奇怪的舒适和类似怜悯、关爱的感情。对我而言，家庭既是演习各种关系的地方，也是熟悉复杂感情的过程。就像我看东西模糊时会戴眼镜、运动员撑杆跳时借助竿子的帮助一样，每当“社会”或是“他人”之类的词语听起来过于高远时，我都试图借助“家庭”这一竿子来靠近它们。我对于“他人”、“理解”、“痛苦”如此，对于“伦理”等晦涩的词语也是如此。“家庭”是我努力地不把抽象名词当作抽象名词，不把普通名词当作普通名词的手段，也是基础。当然，这根竿子很容易折断，也会偏离预定的方向，让我心惊胆战，不过我觉得，有了它我可以更好地对他人展开想象。我相信文学的妙处之一便是让平凡的话语变得更为厚重，向读者展示它所指对象的凹凸与内涵。面对身处困境的人，我们不要将他们看作是“需要社会关爱”的“弱者”，而是将其看作独立的生命，看作某个人的母亲和孩子，或是看作具有个人历史与故事的小宇宙，把扁平的单词卡片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折出褶皱和体积，像肺泡一样最大限度地扩大与语言与世界的接触面。

　　即便如此，面对“他人”这一词语，我常常不知所措一想到“理解”，我就感到很辛苦很累，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想避开，不过奇怪的是，这种“无法理解”或者“不可理解”的力量有时似乎将我引向另一个故事的世界中。

　　这一点看我父母就能知道，父亲由于一辈子犯下许多大大小小的错误，在家里的地位并不高，而母亲则因为忙着处理善后，变得不只是坚强，甚至到了强势的程度。如今一切已成往事，子女都已离开，两位每晚都在做什么呢？因为年迈，眼角下垂，声音也变弱的我父母每晚都在头对着头，打着赌100韩元的画图。因为村里玩牌赌注太大，而且每到夜晚，除了看电视他们也没什么事可做。黑暗和沉默沉重地降临在子女们曾经吵闹嬉戏的客厅里，现如今只剩下爱与恨都被稀释，偶尔以怜悯之情互相对看着的他们俩，为了节省燃气费，锅炉都不开，垫着军被就那么坐着。但稀奇的是每次通话中都能听到妈妈的笑声，我问为什么，她回答说“你爸老说脏话”。画图场原来就是脏话横飞的世界，但平日寡言少语、十分内向的父亲能说出脏话还是让我着实惊讶。但更为奇怪的是母亲的反应。每听到父亲的脏话，母亲都会像少女一样咯咯笑起来，十分高兴，好像在表达着我喜欢你这样，我等着你这么待我一样。，每当这时，我便会摇着头想“世上最难以理解的事到底还是习惯啊！”世间无数夫妇被窝里的事儿说不定也和这差不多。由是可见，从他们在松房第一次“打嘣”到现在三十多年间，一次都未赢过对方的人或许并不是父亲，而是母亲。

　　于是我也放下手中的单词卡，学着父母的样子拿起画图，用耳濡目染而习来的本领，算算画图卦。好像梅花是郎君，樱花指旅行，黑胡枝代表忧虑，松树是消息的意思。我手中握着的三张牌分别是：樱花、牡丹和菊花。那么用每张牌的象征意义来造个句的话，大意是“他乡遇挚友，共饮一杯酒。”

　　算命本就是遇人说人话，遇鬼说鬼话，都看怎么解释了，但我觉得，手中的牌似乎极为精准地预测到了我眼前急切要做的事，因此我呆呆地眺望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