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英淑：灵感、激情、故事

　　我的爷爷养着几头牛。在炎炎夏日的夜晚，他常边用长长的烟杆儿磕着烟灰缸，边说：“爷爷给你讲个有趣的故事吧。”爷爷的故事大部分讲述的是战争与避难、可怕的鬼魂充满怨恨的复仇等内容，记得大都很有意思。但随着夏日的消逝，渐渐开始觉得厌烦，再加上蜂拥而至的蚊子，我常打着哈欠问：“爷爷，就没有其他有趣的故事了吗？”或者“所以怎么样了？”

　　大人们给孩子讲的妙趣横生的故事，在东西方的结构和结尾上都存在着相似之处。在一个安静、阳光明媚的日子，一个孩子从父母或老师那里接受了自己实施起来非常困难的任务：穿过树林去其他村庄为病入膏肓的爷爷寻找药物；带着弟弟去远方的亲戚或他人的家里。从主人公离家那一刻起，读者就已经沉浸在某种事情即将发生的预感中。主人公随即陷于平生初次接触的陌生环境之中，也许狰狞的动物咆哮于树间，也许一艘破旧小船停靠着于岸边，平原上狂风大作。这是令人终生难忘的经历。

　　我虽然不喜欢爷爷的大男子主义和保守的作风，但好像很喜欢他讲的故事。爷爷那个时代干劲十足的男人们常来往于满洲和日本之间，虽然生活艰辛，但他们的活动范围比我们大得多。爷爷讲的故事弥漫着很酷的异域气息，充斥着令人无法相信的魔术和各种把戏。而且主人公不管何时都能克服危机，回到平静的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好像终究会发生，最终以主人公幸福终老为结局。

　　无论怎样，这样的叙事结构仿佛已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我的骨髓。仿佛在爷爷的故事中添枝加叶就可当作我自己的新故事；即使想象着试验性叙事，其基本模式或指向性仿佛已根植于我的体内。所以我也想过，我的文学或许是爷爷讲的故事的变体(变奏)。

　　但又一想，我觉得“灵感”、“创意”、“才能”等词或许只通用在很久的过去。还仿佛觉得必须要与绝对的某事结合，是一种很十九世纪式的感觉。很明确的一点是，相信某种绝对的存在，并把它用文学表达已经变得很难了。记录某一巨大历史事件的行为已经不能称之为文学创作了。纵观韩国，战争文学时期应该可以称为是利用足够的真实这一点就能进行文学创作的时代。个别来源于战争体验的文学，虽然它十分靠近真实，但对于战后的世代来说，那只是发挥想象力才能被理解的世界。所以战争年代的语言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了新语言、新情景来被人所接受。

　　进入新一个世纪后，世界会变得更加和平的期待正在被打碎，宗教纷争、领土纷争、恐怖主义和战争等状况日益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作家所面临的现实是没有特别可记录之事，也不知道敌人是谁，但仍要继续着文学创作。

　　福楼拜以其犀利的视角编撰了《庸见词典》，其中这样界定“能够引起灵感的事情是自然、女人们和葡萄酒等。”当我还是新手的时候，也确实存在给予我灵感的东西。恋爱、失恋、音乐、城市等身边的一切都会带来灵感。哪怕前一晚的梦境都不是很好的文学素材吗？我甚至后悔没有把它记录下来。即使是恋爱，与相爱时相比失恋的时候、分手的时候，即我的内心世界崩溃时、陷入绝望时，仿佛觉得更能文如泉涌。所以无论失恋的伤口有多大，也没有中断写作去企图自杀。

　　无关乎生理年龄，一个作家到了一定时期，可能从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灵感了。所以作为职业作家，即使没有灵感也要坚持创作，我认为这是作家的最大难处。我也曾听说过这样一句有趣的话：“我只在灵感浮现的时候写作，所以我每天9点都会让灵感来找我。” 1927年，出生于波兰的作家君特·格拉斯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致词中讲道，给他带来最大灵感的是“突然闯入田园诗中的政治元素”。因为撰写了《铁皮鼓》而受尽磨难的他还曾反问道：“如果没有危险性，那么作家这一职业到底是什么？”这样看来，正是这种因素造就了改变韩国现代史的抵抗诗等文学作品。

　　再回到我自己的故事。对我来讲，文学似乎并非来自外部或外部环境。相反，更是在理解外部状况的过程中，我身体所感受的感觉和顿悟造就了文学。所以文学变得日渐狭窄，细微或者具有个别性。从某种角度来看，删掉具体信息时，以大写字母缩写形式存在时，不囚禁于现实时空时，或寄于反语之中时，这时的文学好像会变得更新、更有趣。

　　但在这一点上，我经常思考的又是不能远离现实或陷于幻想。我认为幻想不是为了窥探新世界的陌生事物，而是将世界的某一部分重新颠倒组合从而再创作的行为。所以我仍想驻足于现实，但为了反应有所不同的现实而装饰“虚空”。我希望我所装点的“虚空”至少是一个不适用二分法的世界，是一个既继承与我在前面所说的文学，也背叛和违反至今为止的文学而获得重生的地方。

　　谈灵感，不能不提及阅读的影响。儿时我的主业是田径和排球等运动，因此几乎没有接触文学作品。开始阅读古典文学也都是在二十岁以后，所以对我来说文学不仅是写作，也是阅读的同义词。

　　我读任何书，都会先仔细阅读前一部分，如果喜欢会回到头重新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会注意到第一个单词的使用，换行的时机，语言的节奏感，对话的功能，结局的铺垫是否牵强，角色的生命力等。这么一来，不知不觉中各种标注和五颜六色的便签会充斥着书的每一页。仿佛叙事灰飞烟灭，只剩下一堆单词堆积在那。习作期的阅读行为只限于提取大意，并把它概括地讲给别人听。但成为作家后便不能这么做了，所以阅读的时光成为了痛并快乐着的时光。

　　当然起初读过大师的作品后我相当绝望，感觉自己好像什么也写不出来。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发现了在感知这些作品的同时，为创作出新东西而不断努力的自己。索性接受大师作品的影响，不要逃避或害怕这种影响，这是我通过读书来获取灵感的方式。

　　一些作家们主张阅读远离文学作品、甚至与文学相去甚远的作品。也许这是为了获得新的创意。但至今为止，给予我巨大灵感的仍是文学作品。无论将多么伟大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最终都会破坏语言的结构，只剩下几行梗概和角色的名字。所以小说在影院上映时，作者自己不去影院看或许会更好一些。所以我认为，某位作家花费大量时间与经历完成的文学作品，我当然也要该花费相同的时间去分析、阅读。读书才是获得灵感的最大举措，也是令人不放弃写作的能量。

　　四年前，3.11日本大地震发生时，我正在中国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那时，还不断传出长白山火山爆发的消息，不得不联想到在自然灾害方面，中日韩三国也位于同一影响圈内。与相同文化圈相伴的还有相似的气候、自然环境条件，这才是重要的情感基础。

　　在不久之前读过一篇东亚三国成为核能发电集群有利于东亚地区的他国的社论。近期在韩国还发生过生活在核电站周围的居民们要求搬迁的示威活动。近年在韩国南部频频发生地震，如果被允许以“生命圈(Biosphere)”来表述，那么今后在此区域能否维持好、守住、保住以及维持生命的基本权，主张作为人类的权利，成为疑问。核灾难会引起绝对的恐惧，在这种恐惧之下人人都会丧失要与谁或某物斗争的战斗力，生活的热情以及生存的激情。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激情，或许是强烈愤怒、或许是强烈否定，或许是其中之一。

　　一位名为托马斯·贝利(Thomas Berry)的天主教神父与数学物理学家布赖恩·斯威姆(Brain Swimme)写了一本名为《宇宙故事(The Universe Story)，1992》的书。这是一本以故事形式描写宇宙历史的书。150亿年前，最近的研究结果是137亿年前，宇宙与灿烂的火花同时诞生。托马斯·贝利认为故事是在人类、世界和造物主间建立联系的行为。他写道：今天的人类文明已经达到了“生态纪元”，即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在所属共同体中相互联系、相互治疗、相互照看的时期。这时，他强调的是故事的复原。对自然界最亲密的理解方式，能以是 “讲故事”的方式，这一点给我带来巨大的灵感。

　　虽然自然灾害破坏的首先是空间，但最终破坏的是时间和记忆。某一天突然会发生必须拿着自己的照片向别人说明自己是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位于相似文化圈和相似自然影响圈的东北亚不能逃避该如何应对。

　　这时，我想到了以前我们对自然和自然现象所使用的敬语。太阳被称为“해님”(太阳神)，月亮被称为“달님”(月亮神)，下雨也不只说下雨，而是说“오신다”(您来了)。或许我们需要重新引出对自然的共同情感，共同研究、沟通、共有。我反而认为现在正是从文学上、日常生活上释放东亚特有的情感之时。如果没有这种情感的发现或发觉，东亚依旧会是冰冷可怖之地。

　　我虽然是比较悲观的人，但并不喜欢启示录。但我也认识到世界常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在这种动荡的持续中，在这种不安和冲动中，每日阅读和每日写作不能不说是一种革命性行为。我认为这种反复的过程是我灵感的源泉，但好像也想不出什么特别的办法。 但即使如此，我仍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在指向的日常生活中为不失去对文学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