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元植：文字共和国之梦

——写在“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召开之际

　　1. “三”这个数字

　　尊敬的各位中国作家，敬爱的各位日本作家以及我们韩国的各位作家，非常高兴在北京与大家见面。今天的开幕使东亚文学论坛刚好转了一圈。东亚文学论坛在首尔起步(2008)，之后在北九州举办(2010)，现在来到了北京，形成一个圆形循环。

　　韩国人喜欢“三”这个数字，把主管生命的女神称作三神奶奶1)，三神奶奶与其说是指三位神仙，倒不如说是指孕育新生命的过程本身。一和二，也就是阴和阳合在一起为三，新生命由此诞生。三包括一和二，但超过了二者全部。从这一点来看，此次论坛是有预见性的。大家都知道，原本像加拉帕戈斯2)一样孤立的三国文学在东亚文学论坛上首次实现全方位的交流。当然，这其中两者间的交流不少，并逐渐转变为三者的交流，这实际上是一种飞跃。我们都知道，三者交流比两者交流困难的多。更何况是受世界瞩目的地区，我想起第二届论坛的情景。那时中日关系因领土问题变得十分紧张，再加上延坪岛炮击事件3)，这令人不禁心存担忧。所幸只是虚惊一场。与和平时期相比，国与国之间有纷争，作家们更应该齐聚一堂，日本作家和北九州市民们对跨越纷争的障碍前来参会的中韩作家表示了衷心的欢迎。那确实是个非常令人感动的场面。北九州忽然摇身一变成为三国作家的小“文字共和国” 4)。借此机会，我再次对积极支持第二届论坛的日本委员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向目前外部环境并不亚于第二届论坛时的此时能够如此精心安排此次论坛的中国委员会致以崇高的敬意。

　　1)‘삼’也解释为“胎”，但一般都解释为“三”，也许二者兼备。

　　2)加拉帕戈斯症候群(Galápagossyndrome)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制造业一味埋头于国内市场，结果被世界市场所孤立的现象。作为该词语源的南美东太平洋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于1835年被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82)发现，并为世人所知。由于长期远离陆地，岛上形成了奇特的生态系统，达尔文的进化论构想即诞生于此。

　　3)2010年9月，中国渔船和日本巡逻船冲突使钓鱼岛或尖阁纷争再次激化，同年11月，朝鲜炮击韩国延坪岛，造成韩半岛局势紧张。

　　4)该处引自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学问和艺术不会在任何权威面前低头，它只接受文字共和国的统治。绝对的强制必定要消失。应该为所有‘反对者’提供一个自由出入的空间，给他们一个能够继续守卫人生的‘第二选择’的选项。因此，拒绝顺从的权力将作为自由社会的本质特征为世人所接受。” 卡尔·波兰尼，《巨大的转换》(1944)，洪基彬译，图书出版之路，2009，第596页。

　　2. 本地人和外地人

　　我个人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本地人和外地人”，或称为“主人和客人”。我现在居住在老家，虽然叫做老家，但并非农村，而是港口城市仁川。当然我家也不是仁川本地人。19世纪末，我的曾祖父从与中国接壤的义州迁居至此。不过仁川这样的大城市本来就有很多外地人，因此我家也算是本地人了。外地人聚集在一起，建设发展新城市，如果从这种近代化历程的普遍性来看，在城市里区分本地人外地人就显得可笑。但曾在冷战时期沉寂一时的仁川，进入后冷战时代重新崛起，成为对中国和朝鲜的窗口，而这时本地人论争也死灰复燃。本地人认为“鸠占鹊巢”，对外地人发难，而外地人则指出，一味的排斥外地人将会导致城市活力下降。这是乡土主义和脱乡土主义之间的对立。对此我也感到很矛盾。如果从外地人过分的流动性会破坏一个城市的稳定性来看，那么乡土主义是有道理的，但如果从本地人排斥外地人会影响外地人的活力来看，似乎又该偏向于脱乡土主义。

　　但如果稍加追溯的话，其实“本地人”大多也是外地人，仁川的本地外地论争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这个讨论往往与本体性联系在一起，直到现在只要一说起本体性就会让人反感。“本体性”的主张经常是复古的。以前的东西最近被破坏了，需要重新恢复，它经常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展开的。虽然不无道理，但这种方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实在无法回避“本体性”，那就把它抛到未来而不是过去，换句话讲，最好把它当作今后应形成/构成的共同实践议题。所以最近我渐渐倾向于后者。

　　李斯的《谏逐客书》是我批判以乡土主义名义鼓吹排外性的宝贵论据。李斯本为楚国人，任秦国客卿，后因秦下逐客令而被驱逐，这篇传世名文是李斯在被驱逐的路上呈给后来成为秦始皇的嬴政的，文章揭示了为守护既得权利而歪曲利用乡土主义乃至国粹主义的弊端，最终使秦国撤除了逐客令。文中例举了为振兴秦国而从其他国家广招人才的历代君主，同时逐条揭示了“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最终“以资敌国”5)的逐客令的不当性，李斯的言论对我也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

　　但有趣的是，在法语中“欧德(hôte)”一词有时翻译为“主人”，有时翻译为“客人”。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十分关注这种双重性，他认为，“最终，成为人质的是是主人，即：招待者，招待的主人(hôte)。而客人(hôte)，即被招待的人质(guest)则成为招待者招待的人。成为主人(hôte)的操纵者。主人(hôte)成为客人(hôte)的客人(hôte)。客人(hôte; guest)成为主人(hôte; host)的主人(host)。[主人成为客人，客人成为主人]这种互换使所有一切以及各自成为对方的人质。这就是对换法则。” 6)这让我再次回想起第二届论坛。中国作家和韩国作家甘愿成为日本作家的人质，反过来，日本作家也成为了中国和韩国作家的人质，或许这也是韩中作家们在北九州受到欢迎的原因吧。主人和客人之分其实不是明确的，他们是一体，这种奇妙的互换性在不知不觉中瓦解了主人的内部性和客人的外部性/敌对性7)，从而摆脱主张主人与奴隶之间循环敌对性的主客二分论。就是这样。主人是先到的客人。

　　3. 开放城市的市民们

　　今天，在北京，日本作家和韩国作家作为“先到的客人”的客人，作为客卿，得到中国作家的款待，但即使如此，主人和客人的二分法式划分还是赤裸裸的或是暗暗地产生影响，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最近，这可恶的二分法戴上新的面具出现。那就是游牧生活(nomadism)或游牧主义。以先到的客人这样一种谦虚的姿态自居，同时却试图连热情招待所有客人的善良的主人也驱逐出去，把全世界变成移民的天地，甚至连资本的某种策动也往往在游牧主义的庇护下得到赞美。当然我并不是一味否定游牧生活。它被认为是在法国“六·八”革命的改革氛围中诞生的新鲜事物，这没有不妥之处，但它现在也许已经消失在不断崛起的数码资本主义的商品世界里了。

　　5) ‘古文真宝’后集，首尔：世昌书馆，1966，第10~11页。

　　6)雅克·德里达，《有关热情招待(De l'hospitalité)》，南秀仁译，东文选，2004，第135页。

　　7)拉丁语‘hostis’指“敌人”或“外地人”。雅克·德里达，前书，第68页。

　　19世纪初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深刻认识到引入“按照利益和利润的原理重新组织整个社会”的市场经济后，西方所面临的悲惨现实。卡尔波兰尼沉痛地概述了欧文的观察，“曾经过着定居生活的人们，他们世代相传的性格遭到破坏，变异为新的类型，像游牧民一样四处漂泊，没有自豪感，变成不会严格规范自身的流浪人，粗鲁，冷漠，现在的资本家和劳动者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8)。源于19世纪西方社会的“自己调整市场”(卡尔波兰尼)就是打着如今世界化(globalization)的旗号，把全世界变成粗暴流浪者的世界。

　　我们要抵抗流动性。 首先要重新构建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所(place)而不是资本的空荡荡的空间(space)。重要的是要阻止游牧主义把世界变成浮艳的流浪者天地的企图。当然我们也得避免一面倾斜于本地人的获胜。我们并不提倡本地人和外地人固执自己固有的本体性，相互排斥冲突，而是希望本地人和外地人都能回归各自的本质，不再有本地人和外地人之分，而是成为“伙伴市民(fellow-citizens)” 9)，这才是关键所在。到那时，一座城市将成为既属于某个帝国或是国家内，同时，也向外部敞开大门的“开放城市”(open cities)或“避难城市”(refuge cities)，横跨国境的“文字共和国”—既东亚文学论坛或许会是这样一个典型。

　　经历几届，我目睹着假想城一点点走向“漫长成功”的过程，我不禁重新思考，将拥护他者或少数人作为作家崇高责任的文字共和国，其可行性有多大。我绝对不认为文学能瞬间改变世界，也很难完全赞成犹如文学没有外在，只需注重内在的态度。如何横穿文学有用论或无用论而取之中道？鲁迅(1881~1936)的话瞬间闪现：“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10)。一针见血，不容置喙，实在是“钢铁铸成的彩虹”之言语 11)。害怕希望却依旧充满希望，基于这种精神的奇妙运动，我们或许已经到达共享“文字共和国”之梦的台阶前。在此过程中，如果停止本地人和外地人无休止的纷争的，一个充满开放城市的市民友爱的东亚豁然开启，那么她将是一个最意外的，因此也最让人高兴的客人。此次论坛正值韩中建交20周年，日中建交40周年之际，让我们开启大门，随时迎接这一位客人吧。谢谢！

　　8)卡尔波兰尼，前书，第368页。

　　9)Jacques Derrida, On Cosmopolitanism andForgivenness, trans. by Mark Dooley and Michael Hughe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2, 第20页。

　　10)鲁迅，《野草》，李旭渊译，文学村，2011，第39页。

　　11)引自在北京日本领事馆监狱中殉国的韩国抵抗诗人李陆史《绝顶》的最后一行，“冬天仿佛是钢铁铸成的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