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平阳：山水之间的“灵感”

　　人们平常所说的灵感，似乎特指灵光一现或神来之笔。对我而言，这些都是不可靠的，我从来也不迷信它们。我甚至一直走在一条远离它们的路上。

　　我理解的“灵感”，是强烈而又绵绵不绝的创作冲动，是来自灵台内部的感悟、感情和感念。在我的诗歌写作历程中，特别是在写作初期，抱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妄念，像很多野心勃勃的写作者一样，总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让释迦牟尼看、耶稣看，能让孔子、李白、苏东坡看，能让但丁、托尔斯泰和博尔赫斯看，便一味地冥思苦想，总以为脑袋里的文艺女神一定会助自己一臂之力。事实证明，一个荒疏于阅读，又无心、无力体认身边世界的少年，他的写作是多么的苍白，那些所谓的奇思妙想，大多数都在短时间内变成了一场语言的春梦。神没有眷顾他。他受雇于空想主义，沦为了空想主义的仆役。

　　是山水后来拯救了我，给了我写作至今的力量。1991年夏天，带着满脑袋疯狂的幻想和一双神经质的目光，我离开了故乡，鬼使神差地来到了昆明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这个公司坐落在昆明西郊的一座山头上，有两条铁路和云南省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穿过那儿。铁路的两边是精神病医院、肺结核医院、戒毒所和看不到尽头的钢材堆放场，高速公路的对面则是昆明西郊殡仪馆。没事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到各种医院里去晃荡，与更加神经质的人们交朋友，喝大酒，醉了，就沿着铁路没完没了地行走。有时候，也会提一瓶酒，坐在山顶上，遥望着殡仪馆的烟囱。只要它冒一阵白烟，我就知道又有一个人去了天堂，便独自喝一口酒。不过，到这家建筑公司来上班，我的工作是给上级机关主办的一份小报写新闻报道，而所谓的建筑公司的新闻，无非是工程建设开工竣工和快速施工之类。那时候，中国的土地上还比较寂静，工程较少，市场竞争空前激烈，人们形容建筑市场最常用的一个词组是“僧多粥少”，根本难以养活浩浩荡荡的建筑大军。为此，我所谋生的这家国营施工企业，在难以立足昆明的情况下，只能把市场拓展到云南的每一个角落。用当时公司经理的话说，只要珠穆朗玛峰上修宾馆，我们也要去投标，也一定要去把宾馆建起来！公司的建筑工地也就因此遍布云南各地，为了写出这些工地的新闻，我得以搭乘公共汽车或者公司运送建筑物资的大卡车，在云南的山水之间不停地奔波。同时，因为不停地造访一个个建筑工地，我得以认识了无数的终身漂泊的底层建筑工人，知道了他们的悲苦与愿望。彼时的建筑工程，不像现在大多数都是修建一座座壮丽的大城，而是水库和电站之类，而这一类工程又往往都在山中，都在水波浩荡的地方，在野外，在旷野上。

　　山水与旷野，当它们向我迎面扑来，当我寄身于它们中间，特别是后来，随着工业文明的浪潮席卷中国，到处都涌动着拜物教的海啸和建筑暴力之时，我从山水与旷野的巨大身躯上觉察到了与之对峙的肃穆和崇高。众所周知，云南有着二十多个兄弟民族，他们在山水间安身立命，创造了丰富而又自成道统的多元文明，其中最为显著的共性是，他们依然相信万物有灵，依然敬畏这天地之间的所有生命并赋予他们不朽的灵魂。一方面他们也不乏追求新世界的愿望，另一方面他们还死死地护持着肉身内那一颗慈悲之心。如此文化生态与传统中国“山水比德”的气脉相贯通，对我来说，意味着文学理想的重构，当然也就意味着我选择了一个行吟诗人的身份。任何人都有理由和权利开口说话或保持沉默，无论是在草丛中独自歌唱还是在悬崖上做一个哑巴，我给自己挑选的是一条类似于自我放逐的路。与众多立足于乡土的现代汉语诗人有所不同的是，他们沉湎于虚幻的业已远去的乡村牧歌，我则更乐于站立在作案现场一样的现代性丰饶的荒原之上。这已经不再是写作灵感支配下的文字活动，它需要我全身心地去面对每时每刻都发生着的生死存亡、道德博弈和精神对峙。写，只是想强调诗歌的血是红的，诗人的喉咙里应该安装一把嘹亮的小号。

　　这些年来，我写下了《云南黄昏的秩序》、《我的云南血统》、《云南记》、《出云南记》、《天上攸乐》和《基诺山》等等一批批充满了云南元素的作品集，不久前还出版了名为《山水课》的诗歌选集。在《云南记》的自序中，我说是想写出一片“纸上的旷野”，在《基诺山》的自序中，我则强调了如何将“现实”变成“诗歌中的现实”，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递进关系，因为我目睹了云南山水的工业化繁荣和人文精神的全面丧失，也经历了多个兄弟民族母语文化的大面积崩溃，一个人间天堂正在同质化，正在妖魔化。美轮美奂的金沙江、澜沧江及一条条不知名的江河被一再地腰斩、污染，一座座神灵居住的山脉以及热带雨林，正被排他性的经济作物吞噬殆尽。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很多少、小民族薪火相传的自生文明，几千年流传，马上就将被彻底汉化，等待他们的是灭顶之灾。我多次长时间生活在西双版纳的基诺山、南糯山和布朗山上，基诺族和布朗族等民族，他们的文化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口头流传，可随着高速公路的抵达和经济作物的强力侵占，人们对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兴趣已经非常地微弱。很多巫师连收徒弟都已经收不到了。这些巫师其实就是文化的传承人，如果没有了徒弟，他们一朝死去，就没有后来人了。在我的诗集《出云南记》的序言中，我曾经讲述了我的一次亲身经历。2013年7月，是我时隔七年之后重返基诺山，初衷是重走杰卓山到司杰卓密的那一条雨林之路。在基诺族人史诗般的精神谱系中，其祖先曾有过一次天启般的“人鬼分家”之盟，杰卓山是人的生活息壤，司杰卓密则是鬼的世界也就是天国。走这样一条路，其实也就有着从人间到理想国的象征性。令我痛彻心扉的是，七年前，这条路的两边植物丰沛，虫羽翻飞，人鬼混杂，仿佛太初。可是，时间仅仅过去七年，七年前的世界已被彻底颠覆。热带雨林不复存在，代之的是清一色的疯狂的橡胶树。我从来也不反对人们对理想国的执着追找，但我真的不相信，从人间通往天国的路边只能栽种橡胶树。基诺人说，这条路两边的荒野，属于那些去不了天国又返回不了人间的孤魂野鬼，现在则成了拜物教的领地……这种文化与道德的作案现场，显然已经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个案。为此，持守诗歌的尊严，我说，我想做的，不是继续扩充诗歌苍白无力的空间，也不是自慰般地守望着诗歌自命清高的那一面，诗歌应该尖锐一些，有血性一些，悲愤一些。

　　说实话，我理想中的诗歌是优雅的，高贵的，甚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是从在建筑公司工作到现在二十多年的云南山水般的课堂上，山水般的教堂里，现实生活带给我的震撼与胁迫，不仅彻底取代了灵感似写作，而且将我引向了试图动用山水反抗工业文明的注定要失败的精神战役之中。这场战役，对抗的不是时代，而是声势浩大的受伤的文明。它具有悲剧性，正如我的诗歌中不乏挽歌与悲鸣。我之所以一个人炮火连天，一个人电闪雷鸣，因为我爱着那一片山水，恶狠狠地爱着，不管不顾！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