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凤伟：社会生活是文学之源

　　很高兴参加这次中、韩、日三国文学活动，这种交流对促进各方文学艺术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而对于一向孤陋寡闻的我，则是一个拓宽视野和向与会同行学习的大好机会。二十四年前，我曾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过日本并逗留两个月之久，遗憾的是只限于对日本中小企业进行考察，而没能与日本文学界进行相关的交流。这不啻是一种遗憾。然而由于地缘以及其他因素的存在与影响，自己在年少时以及后来从事文学创作，都从阅读日韩两国博大精深的文学作品而获得过许多有益的滋养与启迪。只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二战后一个相当长的岁月里，三国之间有些隔膜，缺乏必要的文化交流。尽管后来情况有所好转，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尚只限于很小的范围，大部分国人(包括作家)惟有从他国的文学艺术作品来了解其状况。包括小说、诗歌，也包括影视作品。对于中国作家而言，恐怕没有人没读过紫式部《源氏物语》和川端康成的与《雪国》了，还有当代的村上春树与大江健三郎。不过，对普通百姓而言，接触更多的是其影视作品，最早是那部武打连续剧《姿三四郎》，真让国人大开眼界；争相收看，几乎达到万人空巷的地步。而在若干年后，中国的电影电视频道又几乎被所谓的“韩剧”所占领，我本人十分喜爱百看不厌的就有《明成皇后》及《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等。而对于中国的影视从业者，如果说电影方面致力于向好莱坞看齐，而电视剧的制作则把韩剧当作自己的模本。我要说的是正是通过这些他国的优良作品，我们对其国家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社会才有所了解。中国有句话叫“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这天下事是怎么知道的？通过读书和看影视作品。

　　当然，作为一个始终用本国文字写作的作家，所谓的“天下事”首先当是发生在本国这块地面上的事——曾经有一个怎样的历史，现在又有一个怎样的社会肌体；生活在其间的老百姓活得好还是不好，有着怎样的酸甜苦辣？这就要说到这次会议的谈论主题：文学与社会。打眼一看，这似乎是一个伪命题，文学与社会，有如鱼对于水，禾苗对于土壤那般，其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又有什么可讨论的呢？但仔细一想，事情又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作家们的观念与其实践往往并不一致，有时甚至大相径庭的。日、韩两国作家的情况我并不很了解，不敢妄言，我只知道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写作界尚有疑义，甚至纠缠不清。一方面深信文学应该根植于社会生活的土壤中，另一方面则认为文学应当免于社会(历史)的羁绊。一味洁身自好，从内心到内心，从文本到文本，从形而上到形而上，似乎只有如此“内心的吟唱”才是最纯粹的文学。于是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了许多波折之后，许多写作者与其作品已渐渐从社会的土壤中游移出來与整个时代渐行渐远了。

　　其实，文学在社会的真实位置，早已被世界各国伟大作家的创作实践所详释、所证实，从那些经典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见到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及人文风貌，还有以文学的眼光展现的世界，乃至民族的重大事件。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所展现的俄法战争以及《安娜﹒卡列尼娜》所展现的19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风貌，比如雨果的《悲惨世界》与《巴黎圣母院》对18世纪法国和15世纪路易十一统治下的巴黎当权者与穷苦民众的激烈对抗描写，比如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对作者所置身于的日本十世纪宫廷生活的呈现等等，不一而足。再具体到中国，在中国并没有多少人通读过二十五史、明史清史稿等史书，人们对几千年历史的认知，基本上是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以及由史实改编的影视作品来了解的——当然，这些文学作品，尤其是当今的一些影视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和表现了中国的历史，且另当别论。好了，赶紧打住，如果再絮絮叨叨说明一个无须说明的事实，实在是贻笑大方。

　　不过，如果仅仅是基于上述认知，文学与社会这个命题也就没有再说下去的必要了，但事情还远远不是这么简单。复杂在哪里呢？我觉得有多种情况，如果说一是社会是纯客观存在，而对这个社会的识辨却是主观的。从小处说，同一个人，在有的人看来很美，在有的人看来却是丑的。偏差出在主观者，中国有句话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现实社会只有一个，但在不同的人的眼里是不一样的，甚至很不一样。在一些人眼里社会是温暖的亲切的，是天堂；在有些人眼里又是冷冰冰的，狰狞的，是地狱。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认知偏差？自然有着精神质量迥异的问题，但最根本的还是所处社会位置的不同，人们对其的好恶主要是从自身利益的位置出发，存在决定意识嘛。就像人们常说的乘坐公共汽车现象：上了车的希望不要再上人了，马上开走，而还没上去车的人，希望车不要开，等自己挤上去再开。这是从小处说。往大处说，有特权的人，希望社会保持原状，无须加以改变；而贫困阶层的人们则希望社会能改革，能进步，能享受到自己本应享受的权益。殊不知，这两种价值取向水火不相容，它实际上正是存于任何社会最根本的冲突。

　　其实，这也是肤浅之见，凡此种种早已被千百年历史以及当下云波诡谲的社会现实所证实。那么在此情状下，文学又如何安身立命呢？是承认其社会属性而融入生活的大潮呢，还是从社会中抽身只关注一己内心的蹉跎？如果说我们承认文学与社会这个命题是存在的，那么上述便是文学身姿的最根本的不同。我不了解日、韩两国以及世界其他国文学的现实状况，而在当下中国的写作界，上述两种不同的文学观念的差异是深刻存在着的，而且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无一例外存在于社会中，与人世间的一切皆息息相关。社会的好与坏，直接决定我们的生活状态的好与坏，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一切想逃避到社会之外的意图只能是痴人说梦，是无法实现的一厢情愿。这既是常识又是现实，用不着引经据典加以论证：世界上最重要的事都是以常理的方式呈现着。

　　问题在于，事情怎么到了文学与他的从业者这里就变得模糊不清呢？其实，对于许多作家来讲，他们未必不清醒，只是不想面对，或者说不想让自己的文学与其面对。社会生活存在的那些大问题小问题一直是让作家们讳莫如深，因为一旦触碰，便会有人提出质问：难道我们的社会是这样的吗？有时候还不限于质问，还可能有更严厉的事端降临。久而久之，作家们就清楚了描写生活的底线在哪里，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写；于是便进行自我约束，要么让作品完全脱离现实社会，要么根据一个尺度就是人们常说的打擦边球。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当代文学没有到达一个足够的高度，不是作家们的智慧不够，而是大家面对着一个共同的尴尬，这尴尬就是不能直面真实的社会现实。毋庸质疑，这样的文学是残缺的文学。

　　不错，文学是审美的，否则也不能称其为文学了。但是这所谓的美并不是苍白矫饰的，而是有血有肉的。这血肉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天天所面对的纷纭繁复的社会生活。直面社会正视现实，无论什么文学流派什么表达方式都不例外。我们曾经一度推崇先锋文学，仿佛先锋文学可以超脱当下现实似的，其实并非如此，比如黑色幽默的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其对官僚体制的讽刺堪称入木三分，其批判力度丝毫不次于那些现实主义杰作。今年六月下旬，美国国会图书馆“以社会进步，人民觉醒为重”发布了88部“塑造美国的图书”，其中将近一半是文学作品(《第二十二条军规》也在内)。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人是如何看待“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的了。事实也完全如此，《汤姆叔叔的小屋》“对废奴思想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屠场》“直接引发了”对食品安全的“全国性立法”，《愤怒的葡萄》“促成了国会通过了施惠农民的法律”。等等这些，还不足以说明真正的文学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与促进作用吗？

　　当然作家们也能找出许许多多的理由进行自我辩解，社会方面的或文学观念方面的。但无论怎么说，脱离社会大环境、回避社会生活最本质最尖锐的方面，是与文学的本质相悖，也是有违作家的职业身份的，这身份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

　　且慢，知识分子在当今中国文学界已成为一个讳莫如深的词汇，谁要讲自己是知识分子写作，那肯定要贻笑大方。吓，一个连大学门都没进的人还奢谈个什么知识分子写作？但讥笑者应该清楚，在教授学者遍地的当下，知识分子这个名号并不能往自己脸上贴金。这里的知识分子概念与学历职称无涉，只与写作立场有关。这立场便是萨义德所说的对社会坚定不移的批判。他还说：“我相信，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的把危急普遍化，把特定的种族或国家所蒙受的苦难赋于更伟大的人类范畴，把这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也就是说，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与现实社会——主要体现在苦难与危机上——不发生紧密关联，颇有智慧而毫无痛苦，那么，他只能蜕成一般的学者与文人，而其作品，也就成为现今人们所说的“文化产品”了。“文学作品”与“文化产品”是很不一样的，他们之间的真与伪、精与粗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话题再回到作家与所存身世界的关系，我想，这是作家所必须面对又必须较真的问题，即使其努力的效果微乎其微。如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丁。戈迪默所说：“很难说现代社会有哪个国家的作家对统治者的政府产生了什么影响，并且能够为社会的人道化和民主化直接发挥作用，但是我们的文学创作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而且起作用更持久，更潜移默化。”

　　如此肤浅的发言占去大家的宝贵时间，诚惶诚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