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伸:艺术含量决定作品高下

　　莫伸，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部电影集团编剧兼导演，代表作长篇小说《尘缘》、长篇报告文学《一号文件》，编剧和导演电视连续剧《郭秀明》、电影《古路坝灯火》等，其作品先后获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夏衍电影剧本奖、老舍文学奖剧本奖、全国电视剧飞天奖、金鹰奖等。

路遥

吴天明

　　印 象

　　一位谦虚儒雅的长者

　　在陕西作家“圈子”里，提起莫伸的名字，很多人都很熟悉。上世纪70年代末，是陕西文学发力的时期，莫伸和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邹志安、京夫等人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发表小说的。1978年也是陕西文坛收获颇丰的一年，莫伸的《窗口》、贾平凹的《满月儿》获得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其后几年中，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信任》、邹志安的短篇小说《支书下台唱大戏》、京夫的短篇小说《手杖》、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也相继在全国获奖。正是从那时开始，莫伸与文学和影视结下了不解之缘。

　　莫伸是一位谦虚的长者，言谈举止中透露着儒雅，常年累积的文学修养造就了他的艺术品格，更造就了他对人对事的真诚态度。

　　第一次见到莫伸老师，是在西影集团的数码基地，当时他正赶往数码车间去做影片后期，时间很紧，没来得及详谈，他和我约好改日采访。采访前一天，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原来他担心我不熟悉西安的路况，执意要自己打车到我下榻的酒店。

　　五月的西安，天气已经有些燥热，想到年过六旬的他要穿过大半个市区赶来，心里着实不落忍，所以我早早地在酒店大堂中等待他的到来。

　　“本来想在路上先给你打个电话，又怕你中午要午休，我就直接过来了。”见面的第一句话，就让我对这位长者又多了一份敬意。后来我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一位朋友的文章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莫伸老师总是在为别人着想，拍戏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不怕自己麻烦，就怕给人家添麻烦，一位艺术家的修养可能正是源于这种对于自我的要求吧。”

　　莫伸说，上一代的电影人都是从艰苦和封闭的环境中走过来的，因此特别珍惜现在的创作氛围和环境，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谦虚应当是一种自觉。用谦虚的态度来对待读者和对待生活，用虔诚的写作来回报民众和时代，是一位作家或者影视艺术家的本分。

　　一部小说把“窗口单位”推向全国

　　记者：您年轻时做过铁路工人，后来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讲讲您的经历吧。

　　莫伸：我从小在城市里长大，后来去农村插队当知青。前不久我看过一篇报道，讲习近平总书记当了多年知青，终于有一天要离开梁家河，那天一大早，村里的人都在路边等着送他，当时他忍不住流了泪。我特别感慨，因为我自己的经历让我完全能够体会那种心情。我是江苏人，从小跟随父母修建宝成铁路到陕西。我插队是在宝鸡县秦岭山区，也是生产队里最后一个招工回城的。临离开农村那天，我一大早起来，把地扫了，把案板擦干净，觉得依依不舍。一方面只有走出农村，才能挣工资养活自己；另一方面我和当地老百姓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心里很纠结。那天一出门，抬眼就看见村里的农民们，还有平时总是像影子般跟着我的一群孩子，都站在路边等着我，当时我就流泪了。多少年过去，我都忘不了。

　　我招工到宝鸡车站当装卸工，特等重体力劳动，每个月粮食定量52斤。我干了整整7年，比当知青的劳动强度还要大。当装卸工时，业余时间觉得无聊，就开始看小说，后来又写小说。1977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人民的歌手》，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位编辑看到后，改编成配乐小说，后来又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

　　记者：我刚刚了解到，“窗口单位”这个词，就是由您早期的小说《窗口》而来的。这篇小说让您决心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能讲一下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吗？

　　莫伸：小说《窗口》也是1977年年底写的。那时我还在铁路系统工作，对铁路上的很多部门比较熟悉。我以铁路售票窗口一位售票员与乘客的纠葛为线索，描绘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象。这篇小说是抱着撞大运的想法寄给《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出乎意料的是，《人民文学》1978年第一期，在头条的位置发表了这篇小说，这对我这个业余作者来说是莫大的殊荣，因为《人民文学》是名家云集的地方，能够如此重视这样一篇投稿作品，也反映了当时欣欣向荣的文学风气。后来我看到《人民文学》编辑部负责人涂光群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小说发表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响，其热烈程度大大超出了编辑部的预料，读者来信雪片般飞来。涂光群在乘公共汽车时，就听见过乘客与售票员就小说《窗口》进行的对话。

　　《窗口》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究其原因，是当时人民群众内心深处强烈呼唤美好，呼唤真诚和纯洁。后来“窗口”的称呼渐趋扩大，大家把直接面对公众服务的单位叫做“窗口单位”。当时一位著名文艺评论家在《光明日报》撰文评论这篇小说，说它是一篇有利于提高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社会道德水准的“适当其时”的作品。再后来这部小说被改编成广播剧，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央视也将之拍成电视剧，据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首部电视剧。这一切都极大地鼓励了我，促使我一步一步地走上专业写作的道路。

　　从纯文学写作转向影视创作

　　记者：那又是什么原因让您从文学创作转向影视编剧，后来又执起导筒？

　　莫伸：从纯粹的文学写作转向影视写作，有几个原因：一是我后来调入西安电影制片厂，在电影制片厂工作，所有待遇都跟你的业绩有关，但这个业绩偏偏是跟小说创作无关的。我领着电影制片厂的工资，住着电影制片厂的房子，吃人家的饭，就得干人家的活儿，这是一种道德，或者说是一种规矩。二是编剧的稿酬要比小说高，我不是圣人，稿酬对我同样具有吸引力。三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图书开始商业化。我是个不太适应市场化的人，有些作家对市场把握得很高明，他们能拿捏好尺度，既不损害个人固守的创作底线，又能推出受市场欢迎的作品。而我做不到。我个人觉得，如果文学作品单纯为了市场而写作，于我不仅无法接受，而且是很困难的。由于这些综合性的原因，最后我就走到影视创作这条道路上来了。

　　记者：从写小说到进入西安电影制片厂当编剧，做导演，您有没有感到不适应？

　　莫伸：当然不适应。刚开始做编剧信心满满，后来发现这个行业有两大缺陷，一是太被动了；二是太赶潮流了。所谓被动，就是你编出的剧本是否能够拍出像样的电影，完全不由你作主，制掣的因素太多。所谓赶潮流，就是电影是要赶时尚的，而偏偏我不喜欢赶时尚。有些潮流和时尚是趋势，也是必然，一定要跟，但不是所有的潮流和时尚都是值得去跟的。

　　有相当长的一个阶段，我的电影和电视作品拍一个砸一个。我写过一部叫《尘缘》的长篇小说，在出书的清样阶段，中央人民广播台的编辑看到这部小说，立即制作成节目，在《长篇小说连播》中连续播出，听众反映也很好。但是等到改编成电视剧，说实在话，一听制片方对剧本的意见，我就知道这部戏肯定砸了。剧本是“一剧之本”，一部好的剧本，一定是社会生活、思想含量，包括人物塑造和故事构织的综合形成，但是很多电影人并没有这种意识，或者说意识不到自己的缺陷，总是抛开作品总体的艺术构成而单纯去强调一个方面，这就非常容易偏颇，非常容易出问题。一件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是通过无数情节、无数细节，甚至一句一句语言逐渐堆垒出来的。在艺术创作上，有很多东西是很微妙，需要认真去体会，而偏偏现在水准尚欠、却大而化之的导演太多。

　　记者：从西安电影制片厂到成立西影集团，您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年，这三十年中您有怎样的感受？

　　莫伸：我对西影厂的感情很深，尤其是赶上吴天明导演冲破禁锢的时代，他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对中国电影走向世界都起到了带头作用。西影厂对我来说，无论是在思想上的启迪，还是在艺术上的切磋交流，都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当然，中国电影今后的发展会怎样，这个题目确实很大，也很难回答。现在方方面面的娱乐都有了，长年累月不去电影院的人也增多了。尽管现在票房很高，动辄上亿，但我觉得电影产业的继续发展并不那么简单，也绝不能盲目乐观。在这样一种挑战多多的大环境、大背景中，谁能够逆流而上，把电影做起来，谁就是成功者。具体到西影集团，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年纪很轻，但是非常有想法。我衷心希望西影能够逆潮流而不惊，顺潮流而扬帆。

　　艺术作品首先要保证艺术含量

　　记者：前不久您的新片《古路坝灯光》刚刚举办了首映式，这部电影讲述抗日战争时期鲜为人知的西北联大的故事，为何要选择这个题材？

　　莫伸：“古路坝”位于汉中市城固县城南12公里的董家营镇古路坝村，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著名的“三坝”之一。抗战期间，西北工学院借教堂的房舍，在那里办学达7年之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急需人才。当时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联合组成的“西北联大”师生步行南迁，为中国保存了高等教育的火种，这段历史被许多人遗忘，但值得我们去回望。电影《古路坝灯火》讲述的就是这段时期的故事。

　　《古路坝灯火》是西影集团与西北工业大学、汉中市城固县联合拍摄的，为了写好这个剧本，我找到几位九十多岁的老先生采访。城固县希望在他们那里拍摄，但很可惜，城固县留存下来的民国时期的遗迹少而又少。我们采景时有个体会，不拍片子、不去细致地、用心地观察，还真是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变化之大、之快，到处都是农民的小洋房，到处都是柏油路，到处都是“大锅盖”(卫星电视接收器)，我们首先要克服的就是选景和置景的困难，当然当地还是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像部分古城墙、古街道都还保存得不错，最后总算是把这些困难解决了，电影也顺利杀青。用电影记录历史，也是艺术工作者的责任吧。

　　记者：现在很多电视剧都在追求商业化，据我了解，您执导的主旋律影视作品也很受观众欢迎，主旋律作品如何提高收视率呢？

　　莫伸：我觉得主旋律作品不等于没有艺术性，换个说法，只讲商业性而不讲艺术性的商业片同样不会成功，这和只讲思想性不讲艺术性的作品不会成功，道理是一样的。我拍摄的电视连续剧《郭秀明》是一部纯粹的主旋律作品，这部电视剧在2003年9月份播出，三天之后就有无数电话通过各种途径直接打到我家里来，基本上都是讲述自己看这部剧的感受。我记得9月24日这部剧播完的第二天，《北京日报》上发了一篇几乎占了半个版面的报道，题目叫《真情到时泪自流》，说许多人含泪看完了这部电视剧。我听说，这部电视剧在央视同期同类作品中收视率排名第一。后来，好像是10月1日晚上，我正在家里吃饭，突然听见《新闻联播》中说：“应广大观众要求，央视电视剧频道今晚重播电视连续剧《郭秀明》。”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主旋律作品绝不等于没人看。有些主旋律影视剧之所以收视率不佳，主要在于缺乏艺术性。艺术作品首先要保证它的艺术含量。只有艺术含量足，才是好作品，才会得到市场的认可。

　　莫伸口述

　　我的朋友路遥和吴天明

　　上世纪70年代，路遥在《延河》编辑部当编辑。刚开始我们走得并不近，是“点头之识”。后来我才知道，路遥其实一直在积蓄力量，计划着在文学创作上做出成绩。1980年之前，陕西的作家陈忠实、贾平凹、京夫和我，都已经分别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路遥似乎默默无闻，其实他志向高远，一直憋着劲要写出好作品来。

　　1980年，路遥创作的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当代》上发表，并获得了当年全国中篇小说奖和《当代》文学荣誉奖，正是那篇小说奠定了路遥在文学界的地位。此后他一发而不可收，很快创作并发表了中篇小说《人生》。《人生》标志着他登上了一个文学的新台阶，迎来了他创作生涯中新的辉煌。那一阶段，由于共同的文学事业和文学爱好，我们相互走近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

　　有一次，我和路遥结伴儿到汉中去，算是真正近距离接触。晚上聊天时，他告诉我，说他原来不愿意跟我接触，觉得我是城市青年，特别骄傲。这让我吃了一惊。其实在生活中，几乎没有人说过我骄傲，为什么他会这样认为呢？后来我才逐渐发现，由于当初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巨大“落差”，来自农村的青年会产生出一种心理上的敏感，这种敏感当然也是一个人自尊的外延。

　　我在西安铁路局的《西安铁道报》工作。1982年前后，铁路上体制变革，各省铁路局撤销，合并成几个大铁路局。西安铁路局要并入郑州铁路局，组织上准备把我调到郑州局机关。我从小熟悉陕西这片土地，去郑州工作完全可以，但是去创作就不行了。对创作而言，我需要重新熟悉和认识那里的一切，而有些认识和理解是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甚至需要从小耳濡目染的。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大想离开西安。

　　当时吴天明正在把路遥的小说《人生》改编成电影，路遥给我出主意，说西影厂有专业搞创作的编制，你可以调到西影厂去。

　　有一天晚上，路遥领着我和作家京夫一起去西影厂找吴天明，说了我们两个想调来搞专业创作的事。吴天明当时是西影厂的厂长，听完当场拍板，可以！我还是有些惶惑，也有些犹豫，担心自己一直写小说，不会写剧本，于是向吴天明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我在电影厂不写剧本，就写自己的小说行不行；二是西影厂能不能为我解决一套住房，以便安身。没想到他还是那么痛快，答复从两个字变成了三个字：没问题！

　　在路遥的引荐下，我顺利地调入西安电影制片厂。我提出的两个条件，住房很快就解决了，不写剧本的条件，用不着别人说，我自己就推翻了。由此我也想到，不仅在工作上，在生活中也是同样，许多事情不是你提出要求就可以的，关键要看主客观条件的发展和变化，当然也要看你自己是否能够不计一切代价坚守下去。

　　吴天明是个很有魄力也很有魅力的人，他对于西影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电影圈积累了很多经验和人脉，而且，他从前没有担任过领导职务，也就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他遇到了一个好时代。过去我们常常讨论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应当说英雄当然也造时势，但首先是时势造英雄。很多事情都和时代、大环境分不开。吴天明担任厂长时，正是中国波澜壮阔地进行改革开放的时代，整个社会都鼓励大家往前走、往前闯，这是大环境和大氛围，离开了这个时代和环境，不管谁有多大本事，恐怕都无法施展。

　　据我所知，离开了特定环境之后的吴天明，就相对沉闷了一些。包括他以后再拍出的片子，也都没有创造出此前的辉煌。他去世前曾拍过一部反映老年问题的电影，我没看到，据说相当好，但市场没有响应，这是非常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