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纯：没人说不准写军队的腐败

　　对话《一座营盘》作者陶纯——

　　没人说不准写军队的腐败

　　齐鲁晚报：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一座营盘》的创作缘由？

　　陶纯：我最早是写小说的，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之后，于十年前转向剧本创作，参与编剧了八部电影、电视剧。放弃小说，是因为当时看到写小说没有希望，作为军队作家，好多题材不能碰，螺蛳壳里做道场，作品不疼不痒，读者不关心你，自己写得也不过瘾。为什么突然又回头写小说？因为这一次是我真正想写的东西，为此我准备了很多年，像一个选手那样，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可以上场了，自然写作过程是愉快的，酣畅淋漓的，最多的一天写了八千字。我写作有一个习惯，越是写得快，说明写得顺，质量也好，越是写得慢，写不动，硬往外挤，拿出的东西自己越是不满意。

　　齐鲁晚报：在之前我们的阅读印象中，军队文学作品一般都是写战争，或者和平时期的训练生活为主，但不论写什么，都是正面颂扬英雄主义的作品居多。您将作品的视角指向军队反腐领域，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没有做一些特殊的资料准备工作？比如设定人物特别是主人公的时候，您是如何考虑的？

　　陶纯：书中的相当一部分细节和冲突，就来源于生活，有些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当然大多数是我听说过的，有意无意中听说的。如果下部队采访，别人未必会给你说这些。这都是日常的积累，积少成多，所以我说，这本书是生活的赐予，感谢生活。本书的两个主要人物布小朋和孟广俊，一正一邪，代表了善与恶，布小朋是一个理想的化身，是我理想中的中国当代军人，孟广俊这样的人，则是无所不在。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军队作家，我不想全面抹黑军队，那样也不真实，正像大家常说的那样，生活中还是好人多。处理好“维护形象”和“揭黑”的平衡，有一个重要的支点，那就是塑造好布小朋这个形象，他立得住，这部作品就立得住。

　　齐鲁晚报：您的小说出来后，评价很高，很多人说这部作品打开了军事文学创作的一扇大门。既然是第一个吃军队反腐文学螃蟹的人，很想知道，您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会不会有所顾虑，又是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出版前，对这部小说的反响有什么预期吗？

　　陶纯：我在军艺和鲁院的同学、著名作家柳建伟认为，我这样写，可谓“胆大包天，大笔如椽，破了天荒，开了先河。着实让人捏一把汗”。要说起来，担心还是有一点，毕竟以前从来没人这样写过军队的现实，为了防止“对号入座”，我也做了一些处理，比如作品中故事的主要发生地——A基地，它的建制是个军级单位，它下面有师、旅、团，像这样的编制，全军是没有的，一般集团军下面，才有师、旅、团建制。写到中间，也曾经有过一丝犹豫，想放一放，观察一下形势再写。但当我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腐败零容忍，这回是真反，军队一下子抓出几十个“老虎”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顾虑很快就消除了。这种情况下，我感觉没什么好担心的，谁也不能说，你不能写军队的腐败。如果谁反对，我认为他就是和上面对着干。出版之前，我就预感到，它会产生较大的反响，因为以前从来没人这样写过当下的军队，有评论家认为，《一座营盘》堪称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军旅小说。

　　齐鲁晚报：基层官兵怎么看您的这部作品？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布小朋和孟广俊都是从基层一步步走到高位的。

　　陶纯：目前我搜集到的反映，基层部队对这部作品很欢迎，因为它讲了真话，写了真实的当下生活，它既不有意拔高，也不故意抹黑，比较客观地写了几茬军人的成长。有个基层单位的领导给我捎话，说是看了这本书，就知道该走这样的路，要学布小朋走正道，不要学孟广俊走邪路。

　　齐鲁晚报：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布小朋清正廉洁，但是他也曾为“吃喝风”、“送礼风”等潜规则盛行时，不得不违反制度和良知而感到痛苦懊悔。这种苦闷，在军队反腐之前是不是困扰过很多正直的军人？

　　陶纯：是的。往往潜规则盛行的时代，也是正直善良的人困惑和痛苦的时候，你不顺应吧，会被排除在外，你的机会就会一点一点消失，最终你是个失败者；你顺应吧，就只能昧着良心去做。久而久之，好人就会变坏，孟广俊这样的人，也不是一下子就坏的，他也是一点一点被腐蚀掉，再回过头来腐蚀别人，社会的肌体就这么越来越不健康。过去讲，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是很可怕的。

　　齐鲁晚报：一个老问题了，很多读者跟我们说，孟广俊的经历太像谷俊山了，是吗？在您看来，和平时期军队的最大敌人是什么？

　　陶纯：应该说，孟广俊和谷俊山有很多相似之处，我在构思孟广俊这个人物时，是受到了谷俊山影响的。在孟广俊身上，不仅有谷俊山的影子，还有其他军中“大老虎”的影子，以及那些职位虽不起眼但称得上“虎蝇”的影子。本来我在书中的后记里面还有几句话，后来给抹掉了——“谷俊山这种人物其实到处都有，很多单位都有，只是大小而已，贪多贪少而已”。生活中，我也认识一些类似孟广俊这样的人，他们人缘好，出手大方，左右逢源，呼风唤雨，朋友很多，自然活得很滋润。如果搞民主测评，没准得票高的也是一帮这样的人。在部队里面，像布小朋这样的人或许不太受欢迎，因为你什么事也不能帮人家办，什么都按纪律和规定来，原则性太强，缺少灵活性，油盐不进，自然也就缺少朋友，所以这类人应该是很孤独的。

　　我认为，和平时期军队的最大敌人，不是战场上的对手，而是内部的腐败，腐败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也是最顽固的敌人，最凶恶的敌人。在当今世界上，能够战胜我们的，只有腐败。

　　齐鲁晚报：很多评论家和读者将这部小说归结为反腐小说的类型，但您本人似乎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十八大后，很多作家都将视线对准反腐领域，您认为，在创作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陶纯：我主要想写的是，多年以来军队政治生态对人的影响，有的人坚守住了，有的人滑向深渊。因此我从内心里并不认为这是一部反腐小说，作品里面见不到一个完整的腐败案件，也没有侦查与反侦查的过程，我只是写了改革开放之后几茬军人的成长，写到了他们成长所遇到的坎坷和磨难。这一代人里，既有布小朋这样的人，也有孟广俊这样的人，当然别人很容易看出，孟广俊身上就有谷俊山的影子，或者说他就是谷俊山的化身。因为军队积弊太深，想真实地写出一代人的成长，没法不涉及种种所谓的腐败行径。所以，自然就给它贴上了反腐小说的标签。总之，我只想让读者通过这部小说，关心一下中国军队的现实，进而思索一下国家、民族的命运。

　　以后各种各样的反腐小说会大量出现，因为这类题材读者喜欢看，这也正是我们现实中最大的热点问题，用文艺作品来反映它，是迫切需要的。但不论怎么写，我认为，需要把握住一点，那就是出发点应该是为了国家好，为了民族好，而不是相反。如果纯粹为揭露，故意抹黑，那就是不可取的。天下乱，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所以作家艺术家们，应该为惩恶扬善、国家兴盛而努力。

　　齐鲁晚报：您是否认为这部小说出版后，会推动军事文学创作题材的更加多元化？

　　陶纯：应该会的。过去军事文学创作无形中形成的条条框框太多，限制了作家的发挥，某种程度上也为军事文学繁荣扎上了牢笼，《一座营盘》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得风气之先，为军事文学的创作闯出了一条路子，以后的创作者们，会受到它的启发，从而写出更多有分量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