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与二二八事件

——专访著名作家、《关键十六天》作者白先勇

白先勇和白崇禧合影(资料图片)

▲白先勇 廖彦博 著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定价：59.00元

▲白先勇 著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定价： 98.00元

　　《关键十六天》出版后，白先勇日前在台北寓所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专访。专访中，白先勇自信，他与廖彦博合著的这部书，抱持“还原历史真相”的态度，史料翔实，立论公允。白先勇同时希望，《关键十六天》这本书能受到大陆读者的重视。

　　1

　　将家史融入国史

　　《文化广场》：白先生，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拜读大作《关键十六天》，我感觉您为学界及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二二八事件的很好的剖面和视角。

　　白先勇：谢谢！我觉得《关键十六天》在大陆出版有特殊的意义，这是第一本台湾作家在大陆出版的有关二二八事件的书，可以说有“破冰”之功。我自己认为，这本书抱持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态度，能够客观、公平地描述这段历史。我在北京演讲时说过，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不了解二二八事件，就不可能了解台湾政治的现状和台湾人民的心理，许多有关二二八事件的书籍都带有政治立场甚至政治偏见，他们着重在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及滥捕滥杀的那几天。他们截取的时间段，就表明其政治立场。

　　《文化广场》：二二八事件是抗战胜利与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之间的一次历史事件。此事件发生在1947年，当时您只有10岁，应该还在南京，对此事件有没有大概的印象？还是1952年经香港到台北以后才有具体印象？

　　白先勇：当时我在上海。我只记得父亲去台湾，因当时还小，不了解具体是什么事。1952年我到台湾后，很多人向我提起，我才慢慢了解当年父亲赴台的那段历史；后来，我专门跟父亲谈论过这件事；再后来就是写这部书的时候，我查阅了许多当年的文献资料，才对事件有了全部的了解。

　　《文化广场》：拜读尊著《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和《关键十六天》，我知道您是在编写父亲的传记时锁定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因此这部书将家史融入国史，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对此您有何感受？

　　白先勇：我开始的动机就是整理父亲的历史，记载下他的一生，用我的观点和感受写出来。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有很多感触。父亲的一生贯穿民国的全过程，可以说他就是民国历史的写照或缩影。他最早参加过辛亥革命，经过北伐、抗战以及国共内战，而且很多关键性战役他都身历其中。北伐时，他一直带兵打到北京，奠定了全国统一的基础，抗战时的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昆仑关战役，他都参与指挥，国共内战后期，他由南宁撤防海南岛，最后退守台湾，可以说是最后撤离大陆的国民党将领。这样，我就觉得，我整理父亲一生的史料，特别是编写这部《关键十六天》，一方面是写家史，同时也是在写国史。

　　2

　　蒋经国随行有双重目的

　　《文化广场》：您在书中写道：有当事人称“二二八事件错的是陈仪，救人的是白崇禧”。陈仪是二二八事件的主角。1950年蒋介石“复行视事”后，在台湾将其枪决，是否也有杀他向台湾人谢罪的意思呢？

　　白先勇：应该是没有。陈仪在二二八事件之后，我父亲建议将其调职，以平民怨。但1948年8月，蒋介石让他做浙江省主席，其实是升官了，说明当时还很看重他。1949年1月，陈仪在形势危急之下，试图策动汤恩伯一起投共，结果被汤恩伯告密。这件事情触怒了蒋介石，1950年5月，他在台湾下令将陈仪枪毙。所以说，陈仪之死与二二八事件是两回事。

　　《文化广场》：尽管您引用蒋介石日记，说明1947年蒋氏与令尊的关系尚称融洽，并辅以四平街战役为例，但1947年3月国共双方已经开弓拉箭，蒋氏在这个关头派令尊赴台宣慰，是否仍有调虎离山之嫌？

　　白先勇：我想也是没有的。我父亲当时的身份是国防部长，二二八事件发生的1947年，是他与蒋介石维持信任、尊重关系的最后一年。我书里写过，从蒋介石日记看，他们这一年经常接触，我父亲是在政治、军事战略、人事调动乃至回民事务和外交方面都能与蒋说得上话的人物。二二八事件本身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蒋派父亲到台“宣慰”，本身就说明对他的信任。1948年，我父亲为李宗仁辅选副总统，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才宣告破裂。

　　《文化广场》：白崇禧作为国防部长赴台宣慰，蒋经国作为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处长随行。二二八事件本来即与派系倾轧有关，三青团在台抢地盘受到政学系挤压。蒋经国此行的目的，是为维护三青团的利益，还是肩负“上达”使命，向蒋介石报告事情“真相”？

　　白先勇：我想两个目的都有。台湾光复以后，三青团的势力最早介入，等到以CC系为主的台湾省党部成立时，发现大部分地盘被占领，于是处处与三青团对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在二二八事件中有充分表现，情况十分复杂。在我做的口述访谈中，都有涉及到三青团成员被害的情况。蒋经国随“宣慰团”赴台，第一他要了解三青团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第二他是“通天”的，要向蒋介石报告所谓“真相”，这当然也是他的使命。不过他在台湾只待了三天就走了，他身边有一位三青团的干部，叫朱瑞元，全程跟随我父亲。“宣慰团”的左右，还有中统、军统的人，可以说，我父亲在台湾的一举一动，都在蒋介石掌握之中。

　　《文化广场》：在国民党有关二二八事件的描述中，令尊所扮的“宣慰”角色不彰，是否跟蒋经国的态度也有关系？

　　白先勇：可以这么说吧，我父亲赴台“宣慰”的十六天中，确实救了许多人的性命，尽管具体数目还不知道，但有关史料越来越多。当时判死刑的人不少，我父亲宣布禁止滥捕滥杀，要求公开审判。当时许多学生卷入事件，有被捕的，也有逃跑的。我父亲明令：学生牵涉二二八事件的，既往不咎，只要家长带回来，就可以复学。仅学生的数字就十分可观了。当时的情况下，台湾多么需要一位“青天大老爷”式的人物来保护他们，我父亲刚好扮演了这个角色，我刚刚访过的一位历史学者就说过，“当时台湾人把白部长当成包青天”。我父亲在民间的声望很高，书中有一幅图片，他在南投的一个小镇子上，人民夹道欢迎，白氏宗亲会还拉起“源远流长”大白布条。我到台湾后，台湾很多士绅名流常到我家来拜访、送礼以表示感谢，我父亲也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事后看，当时国民党政府特别忌讳有地位有势力的外省籍人员与本省籍士绅密切来往，蒋氏父子当然不希望我父亲在台湾民众心目中有很高地位，所以我父亲“宣慰”二二八事件便按下不表，甚至抹掉。这种态度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国民党政府。

　　3

　　伤亡人数被人为夸大

　　《文化广场》：关键十六天，令尊当年赴台，肩负三项使命：了解事件真相、抚慰台湾民众、向南京报告台湾高层人事安排意见。当时情况复杂，令尊上呈蒋介石的报告称，伤亡人数为1860人(其中死亡304人)。我看到的死亡数字，可谓众说纷纭，有数千人、数万人、十余万人，而这份报告中的304人是最少的，您怎么看这一数字？

　　白先勇：差别确实很大，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举一件事供你作参考。这些年来，政府宣布抚恤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包括死亡、受伤及被关押人员，赔偿金额蛮大的，最高的达到几百万新台币，但到现在为止来申请的才800多人。

　　《文化广场》：那么后来的伤亡数字是各种各样目的而人为制造的？您现在还认为您父亲当年的统计数字是准确的？

　　白先勇：我认为后来的数字扩大化是出于政治原因人为制造的。当年这一数字是来自各个方面的统计，我父亲他们也经过大量调查，我认为这个数字比较靠得住，也许死亡人数还要多一些，但绝不会像后来说的那么大的数量。

　　《文化广场》：令尊在台湾对学生“既往不咎”，并在报告书中着重提到台湾教育问题，希望提高民众素质，这是否对日后台湾的教育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白先勇：我父亲在提案中有很多建设性意见，供当时的政府参考，他后来没有权势，也没有任职，提案中的许多内容他也无法履行。事实上，台湾后来的发展方略很多都是他当时提过的。比如他还提到族群融合：第一、政府中应多用台籍人士，第二、赞成本省与外省通婚，第三、应送大批学生到大陆留学。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他对当地原住民很重视。原住民被日本人拉去当兵的比闽南人还多，日本人投降后他们复员回家。二二八事件中，他们中很多人因害怕躲进山野，我父亲到台湾后向他们喊话，对他们既往不咎，希望他们把枪支缴回来。台东有个原住民卑南族头目，叫马智礼，非常有智慧，他约束部族不参与暴乱，还保护过台东外省籍县长。父亲专门把他召来，在台北宾馆接见他，书中有一幅合影，父亲左边坐着马智礼，右边就是陈仪。父亲希望通过马智礼来安抚原住民。他在处理少数民族关系上有自己一套方法，这是他主政广西时得来的经验。

　　我还想提一下，为了配合这本书，我们制作了一部有关我父亲与二二八事件的纪录片，也叫《关键十六天》，50分钟，其中就访问过马智礼的孙子，我这次去上海准备带去放映，我觉得片子做得不错。

　　4

　　二二八成因应历史宏观地看

　　《文化广场》：二二八事件成因复杂，政经失序、贪腐横行是主因。贸易局和专卖局是当年百姓最痛恨之所，贸易局局长涉嫌贪渎，台北地方法院在事件发生前一天居然作出“不起诉”处理。但是据说行政长官陈仪是清廉的，我读王鼎钧回忆录，他也说当时的高层多是清廉的。应该怎样理解这种“下贪上不贪”的不对称现象？

　　白先勇：有资料显示，陈仪本身的确是清廉的。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应该历史地宏观地看。抗日战争的胜利来得太突然，美国人在广岛、长崎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人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措手不及。接收是当时最大的事，当时最重要的接收地区是东北、华北，以及华东京沪线一带，一流的接收人员都被派到那里去了，而台湾是后阶段次要地区，所以派来的接收人员素质不高。军队在台湾一上岸，台湾人民吃了一惊：怎么祖国的军队都像叫花子一样？你想想，都打了八年仗，资源消耗殆尽，许多军人穿着草鞋，衣衫褴褛。

　　当时有很多的误解。台湾经过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皇民化思想很厉害，一时难以接受国民政府。台湾人民很多心向祖国，但也有一批既得利益者心存不满，会从中阻挠。还有语言的隔阂，台湾民众有说日语的，有说闽南话的，也有说客家话的，但大都不通晓官话，他们跟接收人员很难沟通。

　　《文化广场》：令尊赴台宣慰的一项重要功德，是禁止滥捕滥杀。当时台湾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主张镇压，他有两句名言后来被广泛征引：“对敌人宽大，就是对同志残酷”，“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一个真的就可以”。令尊建议查办柯氏，大快人心。彭孟缉是高雄要塞司令，也是镇压的执行者，令尊认为其“独断应变”得当，建议奖升。前后有别，是否与令尊的立场有关？

　　白先勇：我父亲当时对台湾的了解蛮深入的，他有几个管道，如台湾本地人或与台湾关联的人，如林献堂、丘念台等。柯远芬是鹰派，极力主张镇压。我父亲3月28日召开会议，柯远芬口出狂言：“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一个真的就可以”，引起我父亲的震怒，到南京提议将他撤职查办。彭孟缉是高雄要塞司令，当时高雄暴动确实镇压了一批人，但如不镇压，死的人会更多，彭孟缉作为一名军人，只是尽忠职守，做了自己分内的事。彭孟辑当时地位还很低，我父亲与他没有私交。但我父亲建议奖升他之后，他就开始飞黄腾达。

　　5

　　要让人民更多地了解真相

　　《文化广场》：令尊当年赴台宣慰，以宽大为怀，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止痛疗伤”。但国民党仍为二二八事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台湾民众至今仍心存阴影。回望这段历史，应该汲取怎样的教训？

　　白先勇：这个问题应该从几个方面来看。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割让与日本，台湾人民是最大受害者，被殖民统治50年；从1937到1945这八年抗战，大陆人死了近2000万。两岸人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但是在二二八事件中，两方面自相残杀，这真是一场历史大悲剧。这一事件给台湾人民心中造成巨大的阴影，而且在戒严时期，国民党当局视其为政治禁忌，欲盖弥彰，许多谣言纷纷产生。“解严”以后，矫枉过正，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说如何镇压台籍人士。

　　这一段历史还没有好好去研究，应该从头到尾全部还原真相，让人民在理解的基础上达成谅解。我父亲当年奉命赴台，是为了“止痛疗伤”。我写这本书，做这部纪录片，也是为这个目的。这个历史惨剧由于政治原因每年都被拿来炒作一下，这实际上是对二二八事件受难者的不敬，不论对本省籍还是外省籍的，都是如此；也是踩在受难者家属的伤痛之上，他们会不以为然的。当务之急，是要让人民更多地了解真相，特别是大陆人民，否则，总感觉有一块东西鲠在那个地方。

　　《文化广场》：1949年，令尊入台只任闲职，并无兵权。蒋介石还派情治人员对其严加监控，台湾也进入白色恐怖时期。您对此有何切身感受？

　　白先勇：印象很深，因为那时他们的车子总是跟着我们，一部黑色的吉普，车子的号码我还记得是155429。当然父亲不在，他们就不跟我们，他们24小时跟踪我父亲。

　　《文化广场》：台湾当年的新闻业已比较发达，令尊在台期间并未下令封闭报馆，并且“生平并未封闭一个报馆”。尊著资料宏富，搜罗博洽，包括当时通讯社、报刊所发新闻。由此是否可以认为新闻与历史也有着重大的关联？

　　白先勇：没错，新闻开放很要紧的，这样真相才能出来。我这本书的最后请你注意一下，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有上千人前来祭奠，很多人我们都不认识，他们扶老携幼而来，他们写了好多挽联、挽诗，提到对我父亲二二八德政的感恩，我都附在书后，那就是人民的心声，是肺腑之言。我父亲跟台湾有一种很微妙的命运维系关系，我真的非常非常希望大陆读者了解这本书，从而了解二二八的真相，否则他们看到的书是一面倒的。

　　《文化广场》：更为难得的是，您亲自对数位当事人或当事人遗属进行了口述访谈，您做这些访谈，是想更接近历史真实，还是想寻找一种接近父亲当年举动的亲切感？

　　白先勇：口述访谈真的很重要，有几位都是我父亲“刀下留人”救出来的，像访谈时86岁高龄的萧锦文先生，他讲得声泪俱下，我也深受感动。我父亲救了许多人，但时间过去那么久，在世的不多了，萧锦文当年才22岁，今年已经89岁了，所以我想赶快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就会流失掉，没有人知道了。我觉得做历史记录很重要。

　　《文化广场》：您是文学大家，撰述这部《关键十六天》，与您写一部小说、戏剧，或者与您写作令尊的传记有何不同？

　　白先勇：二二八事件是很敏感的事，很多人都做过研究。我的合作者廖彦博，是位年轻的历史学家，很优秀也很用功，他的史料做得很扎实，我俩合作得很愉快，我们想尽量做得客观。我觉得文学训练对我也很有用，因为这是一场人的悲剧，我是怀着一种悲悯之心来写这部书的。

　　《文化广场》：我们的读者一直对您非常关注，您最近还有何写作计划？

　　白先勇：创作计划很多，目前一直在写，总觉得时间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