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打工诗歌不能进大剧院！

　　【事件】天津大剧院把打工诗歌引入剧场、举办《我的诗篇》诗会引发论战

　　【观点】机械地、单一化地认识打工诗歌，注定会走进一条尴尬的死胡同

　　最近，天津大剧院把打工诗歌引入剧场，运用纪录片和无主持人、无转场的编排等形式，试图对打工群体的“身份写作”进行新的探索。可是，这样的探索却因大剧院的“高雅艺术殿堂”性质，被指与工人无关、打工诗人离开工友聚居的地方使其诗歌失去了价值和意义。

　　果真如此吗？我读了论争各方的观点，比如《炸裂之后的沉默，打工诗篇已死于舞台》 《谁有资格宣判打工诗歌的死刑》等多篇针锋相对的文章，其中所涉从身份写作的地点、意义生成的场域到写法等诸多方面，都展开了争论。质疑者，大致认为打工诗歌有自己的生存语境、独特写法和价值体现形式，登上“大雅之堂”实在是自我戕害。支持者主要立足于打工诗人的个体权利和诗歌的精神性特点，认为打工诗歌走进殿堂未尝不可。然而，我的感觉，过度强调或解读身份的内涵，殊无意思。

　　首先，身份之争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身份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而是交叉叠置的，工人与诗人、父亲与小贩、素食主义者和亚洲人，等等，从来不矛盾。单一地强调身份差异乃至冲突，是很粗暴的。在这一点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著作《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中就说过：“暴力往往孕育于这样的一种认知，即我们不可避免地属于某种所谓唯一的——并且往往是好斗的——身份，该身份不容置疑地向我们提出极其广泛的要求。 ”很多时候，我愿意理解概念、命名的产生，实为限定和清晰、便利表达。但是，在很多时候，单一、狭隘甚至工具化的身份强调，实在有太多乖谬甚至荒诞之处。比如，割裂人的其他身份属性，有意无意地产生孤立或对立。又比如，刻意把打工诗人所处的厂矿环境、艰难处境描摹为单一的、不可改善的场景，从而造成一种幻想的归属感，却不知任何归属感本身都是有排他性质的。

　　其次，除了前提不成立，多数时候，类似“打工诗人”的表述，囿于表述对象(特别是文化水平或话语权力有限的社会群体)自身的地位、处境等，往往难以避免被他者命名、代言的尴尬。这个书写的悖论，本身就表明“打工诗歌”的能指所在，并不一定就跟“打工者”或“打工诗人”的诉求完全吻合。尽管特定的诗歌在特定场合可能会更容易产生共鸣，但诗歌的内涵却不会因身份、地位、场域的变化而转移。不管任何身份的人，他写诗歌，他体验生活，并不因为他身上的标签而有新的增减，反而是他作为独立自主的人在改善生活和追求精神的丰富性上，有着一种更广泛意义、更普遍的文化认同。

　　最后，打工诗人写诗获得认可，这有何不可呢？既然身份只是标识，又可能有交叉叠置，其内涵的泛传播自然无碍，又何来消解其身份呢？退一步讲，任何个体都有获得公平发展、展示才华的机会；倘若因“打工诗人”的身份就必须永久地被绑架在“打工”之上，这是多么荒诞可笑的逻辑。再退一步说，打工题材的诗歌创作，能深入生活，深入体验企业、厂矿的生存环境和工人们的生活，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它同时又是精神性的活动，它的体验和刻画未必一定要在特定环境中才有力量、才有意义和价值。机械地、单一化地认识打工诗歌，注定会走进一条尴尬的死胡同。谁说打工诗歌不能进入大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