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水写就的西班牙”：塞尔努达流亡诗歌中的祖国主题

　　1938年2月，西班牙内战硝烟弥漫，诗人路易斯·塞尔努达开始流亡，站在西法边境的车站，背后是满目疮痍，直到1963年去世并落葬墨西哥城，25年不曾做归人。1958年，他在散文诗《战争与和平》一篇中忆及当年最后的转身：“背后留下的是你淌着血的、废墟里的故土。最后的车站，国界线另一边的车站，你在那里与故土分离，她只剩下骷髅一具，扭曲的金属，没有窗，没有墙——一具地里挖出的骷髅，连白天最后的光都将它弃绝。面对所有人的癫狂，一个人能做什么？没有回眼望，对未来也没有预感，你就这样走进陌生的世界，秘密地离开已化陌生的故土。”在这篇晚年的作品里，祖国形象几乎是可怖丑陋的，而诗人的态度似乎是决绝的、不含爱意的。

　　在很多年里，塞尔努达都被视为流亡诗人的异类，在他始终不随常流的创作姿态周围渐渐形成一个“传说”，认为他是“反西班牙”的，他在诗中对西班牙“继母”形象的描述，他在诸多方面的异见与颠覆被反复引用，许多作家(无论身处西班牙内外)都认为塞尔努达的作品里有“对西班牙和西班牙人激烈的敌意”，因为他的诗歌是“对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持续的批评。人们仿佛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也许是低估)了，从第一本流亡诗集《云》到最后一本《客迈拉的悲伤》，流亡前从不触及西班牙主题的塞尔努达为焦黑的故土写下过多少饱含复杂的爱与感怀的诗句。生于乱世，诗人的责任可以有多种表达形式。塞尔努达不是一位“战争诗人”，哪怕在西班牙内战前夕，他也从没像同辈或前辈诗人那样将探讨西班牙命运、延伸西班牙主义作为创作主题。战争初期，塞尔努达以为适度的冲突会给未来带去希望，不曾料想其中的恐怖：“在与西班牙的赤诚相见中，我一方面看到永生不死的西班牙式反击，当初，它在自己无知、迷信、严苛的中世纪，也曾这样存活下来；另一方面，仅仅是我的一厢情愿，我看到属于西班牙青年的机会来了。后来，真正让我震惊的不只是自己居然能安然无恙地逃离那场大屠杀，更是我当初竟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处一场大屠杀中，哪怕它就发生在我身边。”

　　是的，一场屠杀。战争撕开土地和人性，让沟壑与伤口被刺眼的阳光暴晒，塞尔努达的诗人朋友洛尔迦和伊诺霍萨在四天之内被内战双方杀死，荒芜原野惟一的绿、阴霾天空惟一的蓝被抹去，他慢慢看清，这不是(或不再是)一场为了捍卫与变革展开的战争，此时的西班牙“并没有一线生机”，“半个西班牙死在另外半个手里”的墓志铭早已刻好。然而，他还渴望在故土的废墟上做“无能为力的见证者”——“尽管如此，我从未想过离开(考虑到我对当时西班牙局势的态度，离开才合情合理)；因为我觉得至少我还在我的故土一边，我还在我的故土之上，做着我永远的工作：诗歌。”只不过，流亡陡然降临。此后20多年，祖国主题在塞尔努达的作品中慢慢浮现，这一主题的表达复杂，不可一概而论，而他始终拒绝让诗歌为任何政治力量服务，反而将西班牙置于“爱和死亡”的框架下，不使用任何政治或军事话语，以私人的情感体验、流亡体验表达具有共性的忧伤与苦涩，从个人视角书写战争带来的创伤与后果。如后辈诗人、国家诗歌奖得主弗朗西斯科·布里内斯所言，“内战中，塞尔努达坚定地站在共和国一边，但是他没有使用战时谣曲的体裁，而是写了几首深邃的挽歌。这些挽歌中，我们没有看到当时在双方阵营的诗人中都最常见的战时宣传或嘶吼，诗人完全是从自身道德的视角写作它们，表达自己的观点。”

　　诗集《云》的创作始于内战前期的西班牙，结束于流亡初期的英国，涵盖内战爆发到终结。我们能读到的，是如乌纳穆诺所言，和所有因内战流亡的知识分子体会到的一样，“西班牙令他疼痛”。那是《西班牙哀歌(一)》中对母亲的呼唤：“对我说说话，母亲；/我这样呼唤你的时候，我说/没有哪个女人属于哪个人/像你属于我那样”，是“多少人爱过你的过往，/阴影与遗忘里得胜的光芒。/你的过往就是你/同时你也是/那尚未照亮我们原野的曙光。/就算死亡来了/你也会独自幸存；/惟独在你那里有力量/让我们摸索着守望未来”。那是《西班牙哀歌(二)》中切实的土地：“你沉默着，/土地，我惟一的激情所在，你哭出/你的孤独你的羞辱。/……/让你的风吹过我额头，/你的光笼罩我胸膛直到死亡，/我还渴望的惟一确实的荣光。”当我们读到他对“我的土地”说出“只有你，废墟里坚硬的高塔，能填满我人类的孤独”，我们甚至会暂时忘记几年前，他笔下所有激情与痛苦的来源仍是像花或像匕首的身体，是被禁止的欢愉，金色鬈发如一个春天的少年。《数朵紫罗兰致拉腊》中第一次出现了后来被反复引用(乃至诟病)的“继母”，但是字里行间诗人的激情未减，痛苦与爱，一如他毕生未曾厘清的现实与欲望，始终交织于一起：“我们伟大的继母，看看她今天支离，/悲惨却在你们的坟墓间/依旧美丽，你们出生在她的荒原，/看见希望死于他们活的年代”。而在《桑苏埃亚回浪》这曲怀恋的颂歌中，这片土地有“澄澈自由的人民”，“你们可以笑，你们走吧。/它的寓言已经写下如同花开”。他的祖国主题是个人化的，不掺杂目的色彩，只是讲述和体验。《流亡印象》里两个远走他乡的西班牙人无声相遇，又或者，仅仅是诗人遇见自己的幻影，“谁的唇间，/就在那边的角落/老人一起嗡嗡低语的地方，/稠密如同正在落下的一滴泪，/忽然吐出一个单词：西班牙”，潮湿的街上沉默的男人开口：“西班牙？一个名字而已。/西班牙死了。”这样的独白在《一个西班牙人讲他的土地》中延续：“他们，那些胜利者/永远的该隐，/夺去我所有。/留给我流亡。/……/有一天，你已从/他们的谎言里自由，/来寻找我。那时候/一个死人该说些什么？”

　　这部诗集的最后一首《山岩上的夜莺》写于内战结束、西班牙陷入独裁伊始，是诗人对记忆中的埃斯科里亚尔宫的长篇默想。那座拥有修道院般肃穆之美的宫殿如今是西班牙的皇家墓室，只有一位国王曾经将它用作王宫：西班牙最鼎盛时期的腓力二世。在这首长诗中，诗人的记忆向远方追溯，“我清楚地记得南方，橄榄树在那里生长/依傍清澈大海，白色农庄，/而今我的记忆向上攀爬，看见灰色山峦/在蓝色天际下，松树林密布，/那是庇护之所，灵魂与灵魂。”流亡路上，在遥远的土地陌生的人群中，“地上的尘并非我身体的灰；/不对往日追思，/也不对未来抱炽热幻想，/只是平静得近乎悲凉/就像一个人望着远方，在路上，/那里有自幼守护他的土墙/被午后坠落的太阳镀得金黄，/向你，埃斯科里亚尔，我回望。”他将埃斯科里亚尔宫视为西班牙本质精神的象征，用大量的篇幅颂扬它的无用之美胜过时间与死亡：“颂歌属于那些人/他们不懂实用/藐视现实。/实用的，现实的是什么？/不就是魔鬼的老把戏/为奴役人类/去世间地狱？”最后的最后，“如果时间带走我们，扼死所有不被满足的愿望，/那不过如梦一场；/你岩石般的意志要活下去，/要活下去，而我们和你一起。”现实的西班牙欺骗了曾经对它抱有幻想的子民，而精神力至上的永恒西班牙存于心间，个中情绪仿佛《绞刑架下的报告》开篇的自语：“如果还没等我讲完，绞索就勒紧了的话，那么千百万还留在世上的人，自会续完它那幸福的结局。”

　　第一本流亡诗集是塞尔努达祖国主题诗歌最集中的一本，此后的创作中，西班牙的形象、对西班牙的思考也从未远离。随着他与西班牙分开的时间越久，精神上的分离感慢慢转变为酸涩乃至尖刻的笔锋。《桑苏埃亚人》经过对西班牙明暗交错的极端民族性格铺陈的描写，得出结论“爱的代价是在无往来；/而成为那片土地上的人你付出的代价是/不能属于任何土地：空洞而赤裸地徘徊在/这个世界，不认识桑苏埃亚和她子民的世界。”但尽管如此，依旧活着，只为看到这曾经带着巨人荣耀的土地只剩下废墟，蛆虫在里面生长，仿佛也是子民的命运。不过，在所有的绝望与尖刻中，当家国形象让位于土地本身，诗人对土地的爱仍然延续。他在《故土》中回忆起“那面老墙头的青苔/午后绽开蓝色的花攀援，/夏天燕子回到老墙/总是回到旧日的巢”，任凭记忆穿透胸膛如同果敢的匕首，最后问出难道“故乡的土地，越远越是我的？”而《致土地》中更加明显地表达了对于灵魂归于土地的渴望，哪怕回去是苦涩的，哪怕会有什么隔断双眼与最初的图景，灵魂依旧应该造访过去的痛苦与享受：“一个金色清晨的云霞，/紫色的树枝紧挨着/一面土墙，月下/蓝色的影子”；灵魂不介意这是可能的天堂还是地狱，只是已经“厌倦所有悲伤的梦境和胡言”，“像石子与水底团圆，/它也，命中注定，/暗暗与钟爱的土地/团圆”。

　　创作最后一本前所未有的艰涩诗集《客迈拉的悲伤》之时，塞尔努达的人生际遇发生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改变：在流亡英语国家近20年之后，他踏上墨西哥的土地(并随后在此定居直到去世)，在那里找到了一种西班牙式的存在感，而最重要的，是他多年以来第一次重新被母语西班牙语环绕。在散文诗《语言》中他曾自问自答：“——在跨过边境线之后听到你的母语时，这么多年都没有在身边听到过的语言，你是什么感觉？——我感觉好像毫无中断地继续生活在有这种语言的外在世界，因为在我的内心世界，多年来这种语言从未停止回响。”作为诗人，语言是他的立命之本，也就成为他与西班牙永远无法割断的维系：“如果你嘴唇发出的第一个词语是西班牙语，那么西班牙语也会是它们说出的最后一个词语，精准的命中注定和必然地，在这两个词语——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之间，就是你全部的诗歌了。因为诗歌，确凿无疑地，就是词语。”在墨西哥，他看到祖国的命运以语言为载体继续活着，感叹“四百年前，曾经有人，用笔和剑，为它赢得全世界。因为，如果没有英雄相助，一个诗人无法为他的母语取得这样的命运，而一个英雄，没有诗人相助，同样无法做到这一点。”

　　对诗人而言，流亡不仅让他与祖国和民族分离，更剥夺了哺育滋养他诗歌的物理和精神环境。巨大的断裂之下，经历物质和心理的矛盾与艰难，流亡诗人们只能从内在世界继续寻找生存的理由和价值。此时塞尔努达对西班牙的复杂情愫混入对时间、对其他事物的忧虑，苦涩与怨恨占了上风，但惟一不曾改变的“爱国主义”是对语言的忠实。因为用西班牙语创作，塞尔努达命中注定永远是西班牙人。语言代代传承，用它创作的文学作品里有国家的命脉，不会被历史境况、是非成败、沧海桑田切断的命脉。在精神沟通艰难的岁月里，作家还可以留下语言意义上的“遗产”，供将来的人找回中断或遗失的“根”，找到前人的“存在痕迹”。塞尔努达在最后一本诗集的祖国主题诗歌《西班牙双联画》中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历史观，在最苦涩尖刻的时刻，满怀“无力之悲伤”，惟一能抚慰流亡与悲伤的是这首诗第一联的未节：“还有什么遗产， 除了写下它？/还有什么遗产， 除了留下它？”在塞尔努达心中，有一个动作能象征永恒——走到书架前，抽出《堂吉诃德》，打开，阅读：“这才是西班牙。墨水写就的西班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