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周聚：沈从文在济南的“修道士”生活

　　1956年10月8日上午11时到13日下午5时，沈从文一行从北京来到济南，以北京历史博物馆文物工作者的身份到济南考察文物。在济南期间，他分别写了8封致夫人张兆和的信，其中10日、12日各写两封。这些信说是“信”，实际上他是将其当作散文来写的，这与他当年回湘西写给张兆和的信(后来成为《湘行散记》的集子)性质是一样的。他如同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游大明湖，看电影，听戏，吃小吃，考察博物馆，参观图书馆，逛大观园，听说书的，赶千佛山庙会，他用诗人的眼睛在济南的平凡生活中发现诗意，度过了几天悠闲的时光。在这些书信中，他对在济南的所见所闻写得非常详细，不仅记录了他在济南的行踪，而且写出了他对济南的印象与感受。

　　沈从文和他的同事在8日上午11点到山东博物馆办事处，住在一座小楼上(广智楼)，“窗子处是一座教会楼房，院子中树木萧疏。我们很像两个新来的修道士到了一个修道院。十分像！”济南给沈从文留下了非常独特的印象，他感到自己仿佛到了一个修道院，而自己则成了一个修道士，到了晚上，“月影子从疏疏树叶中透过，真是好情境。如有一点钟声代替音乐，我就更像修道士。”(《19561008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2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从此，他开始了在济南的短短六天的“修道士”生活。

　　沈从文为何会将自己想象成“修道士”？除了他居住的小楼附近幽静的教会楼房、进出的身着白帽黑袍的修女令人产生这种幻觉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呢？

　　众所周知，沈从文小学没有毕业就去从军，在军队中生活多年，后来准备到北京上大学，在入学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选择通过文学创作赚取稿酬的方式来养活自己。他靠着自己的执著和勤奋在当时文坛上闯出了一片天地，成为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作家。他深受胡适先生的赏识，在其推荐下走上了大学讲坛，曾先后在中国公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高校任教。可以说，到40年代，沈从文已经是当时著名的作家、知名的大学教授，如果沿着这条轨迹发展，其未来是不可限量的。然而，历史和他开了个玩笑。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命运的变化改变了沈从文的人生轨迹。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这些选择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面临着新的考验。在50年代，政府为这些知识分子举办学习班，希望通过政治学习来改变他们的思想，沈从文为此而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按照当时的规定，在学习结业之后组织上要给沈从文安排工作。因为他是作家，组织准备让他到文联任职，在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拒绝了。他要远离政治，于是就选择了放弃文学，主动要求到博物馆工作，和那些不会说话、与现实政治没有关联的历史文物打交道。从此，他在全国各地考察文物，渐渐淡出了文坛，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将自己比喻成“修道士”，形象地描绘出了他当时的社会处境和思想心境。

　　在济南期间，沈从文到“人民公园”游览，到民众市场听评书，但这些地方留给他的印象并不太好。他以文物家的眼光来看济南的建筑，认为电影院、山东剧院缺少民族形式，而欣赏博物馆的建筑(山东博物馆是古色古香的老建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民族形式。他最感兴趣的是济南人那种安静缓慢的生活方式，并表现出一种羡慕的眼光，“济南给从北京来的人印象极深的是清静。街道又干净，又清净。人极少，公共汽车从不满座，在街中心散步似的慢慢走着，十分从容。”“济南住家才真像住家，和苏州差不多，静得很。如这么做事，大致一天可敌两天……但是一个能思索的人，极显然这种环境是有助于思索的。它是能帮助人消化一切有益的精神营养，而使一个人生命更有光辉的。”(《19561008致张兆和》)金秋十月是济南最美的季节，不冷不热，秋高气爽，应该说沈从文选择了一个最佳的季节来济南，济南将她最美丽的一面呈现给了沈从文。在他的心目中，济南如同一个世外桃源，恬静舒适，是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给沈从文留下较深印象的还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靠博物馆很近的医学院，他看着学生们来来往往，产生了许多联想，发了一些感慨；一个是“新师范学院”(今天的山东师范大学)，这儿给他留下的是一种非常怪异、滑稽的感觉。他在四个助教的陪同下参观文物室：

　　今天上午到师范学院时，正值午课散学，千百学生挤着出门上饭堂，我们在这些年青人中间直挤来挤去，没有一个人认识，也极有意思。因为即“报上名来”，也还是没有人明白你沈某是谁，做什么事，正和传达门房差不多，望望也不相识，一开口即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什么也不干”，他却笑了。必需遇到好事的，才问问“客从何处来”，听说从北京来，也只是怀着一点点好奇神情，望望上下。可能最引起注意的还是我脚下一双学生鞋，证明和他们大伙“是同道”，因为许多人也穿着这么一双布鞋子。如果听说是巴金，大致不到半个小时，就传遍了全校。我想还是在他们中挤来挤去好一些，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如到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19561010(2)致张兆和》)

　　曾经的著名作家、知名大学教授，在山东师范学院的师生中竟成了一个无名的“什么也不干”的陌生人，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他内心里充满了说不出来的酸楚。虽然他自己也很难适应这种角色的转换，但他头脑非常清醒，“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如到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这句富有哲理意味的话，一方面道出了沈从文的落魄心情，另一方面又道出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

　　沈从文在济南接触最多的是当地在职有声望的第一流老文化人，其次才是文物，再其次是街上一切。这一切，都引起他内心的感慨，“到这里住了几天，虽然把初来修道士的幻觉慢慢去掉了，可是当真却和社会一部分习惯隔开了。真是一种古怪的事情。”(《19561012(1)致张兆和》)他将自己假想成“修道士”，这既是对济南悠然自得的生活环境的想象，也是对其身份转换的一种想象。他已经告别了引人注目的文坛，幻想自己进入了幽静淡然的道观或修道院，过着一种清静无为的修道生活。

　　从著名作家、教授到“修道士”、文物工作者，从关注国家命运、思考人性本质到向往清静无为的生活，沈从文正在经历痛苦的人生转型。虽然此后他在文物研究中也写出了《中国服饰史》这样的著作，但这终归是他被迫无奈的选择。济南之行，沈从文开始了这种“华丽”的转身，但其“狂躁”的心情依旧在困扰着他，“早上钢琴声音极好，壮丽而缠绵，平时还少听过。声音从窗口边送来，因此不免依旧带我回到一种非现实的情境中去。总像是对某一些当前所见、所感、所……要向谁号叫：‘不成，不成，这样子下去可不成！’嚷的或许是面前具体事件，或许只是所见到的一种趋势。或许是属于目前业务部分，或许和业务不相干的一点什么。”(《19561013致张兆和》)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清静的“修道士”，但他的内心充满了焦虑与痛苦，充满了无声的号叫。这种无声的号叫，不仅是他一个人的心声，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