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岸：聋 婶

　　那一年的大年三十，我回老家给父亲上坟。

　　凛冽的寒风卷走了纸烬，空寂的旷野一片苍茫，混沌的天空飘起了细碎的雪花。突然，一个佝偻的身影，闯入我的视野。在父亲坟地不远处，一个擓着篮 子的身影，茕茕地在麦地里晃悠。走近一看，是聋婶。我附在她耳边大声说：婶子，大过年的你咋不回家啊？她拉着我的手，泪光盈盈地说：回家干啥啊？一个人。 我在这里跟他们说说话。她指了指我父亲的坟，还有她家的老坟院，那里有她的公婆、丈夫、大儿子……很多人。   

　　她望着远处，眯起眼睛喃喃地说：自己跌倒自己爬，一个人清净啊。

　　我心里陡然一震，聋婶早些时候并不聋，据说她从瓦匠家回来就聋了。

　　记得有一天早晨，我被母亲从睡梦里唤醒，说饭在锅里，吃了饭就去上学。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问，你干啥去？她说：梅她妈跟瓦匠跑了，俺去追她。

　　我还没走，母亲就回来了，她说，梅的三个哥哥都追回了，拉的东西也都要回了，瓦匠被打得浑身血污。梅她妈认死不回，带着梅跟瓦匠走了。母亲唏嘘不止，接着说：多亏“老败子”发现得早，不然，他们都走了。可怜三个没娘的孩子。

　　“老败子”是梅的大伯，说话时总把“把”字说成“败(音)”，比如“把碗摔了”，他会说“败碗摔了”。所以，村里人都叫他“老败子”。

　　梅走了，我没有了玩伴。我问母亲，聋婶为啥不带走梅的哥哥？因为我顶烦梅的哥哥们，一个个像野牲口，好像全世界都欠他们的，从来不说一句好听的话。更主要的是，他们好像不太高兴我和梅一起玩。所以，我希望他们都走，而梅留下。

　　我母亲叹道：不是她不想带，是“老败子”不让带。 “老败子”是个古怪的鳏夫，和梅他们一个院住着。那天早上，天还没亮，他擓着箩头出去拾粪，路过梅家，看到他们屋里亮着灯。通常情况下，“老败子”拾粪回 来，梅家总是黑灯瞎火，还都在香甜的梦乡里。“老败子”总是把动静弄得很大，把他们惊醒，敲打他们一窝子懒猪。

　　那天的异常让他有了警觉，他悄悄地来到他们窗外，一个男人的声音飘进他的耳朵，他顿时惊住了。他屏声静气地把耳朵贴在窗户上，那声音便清晰了， 很熟悉。他一时想不起是谁，只听那人说：都收拾好了，叫他们几个起床吧。他终于听清是谁了，“老败子”疯狂地举起铁锹，朝窗户砸去。可是铁锹并没有落在窗 户上，而是无声地落在地上。他突然明白这对于他们老柳家来说是一场大变故，单靠他一人的力量不行，不能打草惊蛇。于是，“老败子”拿着铁锹敲开了我家的 门。他敲我家的门是让我母亲先看着聋婶和瓦匠，别让他们跑了。

　　我母亲听他说完，惊诧不已。我家和他们虽然一墙之隔，却不是一个姓。我母亲倒是经常帮他们的忙，可是，这种事儿，对于外姓人家，实在是“狗拿耗 子”。再说，天这么黑，我母亲一人怎么能看住他们？我母亲说，你赶紧去找队长，我一个人拉也拉不住。我先在家里候着你们，惊动了他们，跑得更快。我母亲探 出门口，往梅家院里望了望，又回屋吹灯和衣躺下。

　　“老败子”磕磕绊绊地去了队长家，因为天黑，加上气急攻心，不停地摔跤，到了队长家已经摔得不成样子了。他叫醒了队长，队长嘟嘟囔囔穿好衣服， 又叫了梅家近门的几个人。因为是冬天，天还没亮，大家都想在热腾腾的被窝多眯一会儿，听到喊声，磨磨蹭蹭，骂骂咧咧地半天才穿好衣服。

　　“老败子”在外边等得七窍生烟，队长也万分火急，终于把那些懒懒散散的家伙集中在一起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听了队长的话，一扫起床时的慵懒，士气渐高，义愤填膺，人们急急忙忙地朝梅家奔去，路上，“老败子”又被一块小砖头绊倒，磕破了嘴唇。若是在平常，这些人一定会取笑他。可这时的他们，如衔枚疾走的士兵，神秘而肃穆，没有一个出声的。“老败子”迅速爬起，跑步跟上。

　　当一帮人赶到梅家时，院子里已经人去屋空，整个院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连一丝活口都没有留下。看来，这绝不是一个仓促的行动，而是早有预谋的。“老败子”对着梅家的压水井，狠狠地踢了一脚，气急败坏地骂了一声娘，转脸问队长：咋办啊？

　　队长说，咋办？你早干啥去了？撵去啊！

　　队长让“老败子”叫上我母亲，快马加鞭地追了过去。

　　那时候，交通工具就是架子车。聋婶他们的衣服、被褥、粮食、瓶瓶罐罐、一只羊、三只鸡、四个孩子都在架子车上。车子的前后用木棍摽着，比原本车身长了一倍，明显超载，所以走得很慢。队长领着一班子人火速赶上他们时，才走了两里多路。

　　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老败子”见了瓦匠就打，而我母亲则苦苦地劝聋婶留下。队长明着劝架，实际是帮着”老败子”打瓦匠，虽然队长跟瓦匠关系 不错，虽然队长也不太喜欢“老败子”，但是，瓦匠毕竟是外人，把本村的妇女拐走了，队长还是立场坚定地站在 “老败子”一边。其他的人也都帮着“老败子”打瓦匠。眼看要出人命，聋婶便扑在瓦匠身上，替瓦匠遮挡拳脚。孩子们看着打成一团的大人，傻愣着站在一旁，见 母亲挨打，才都扑上去哭做一团。孩子们一哭，大人们便住了手。

　　接下来就是谈判，最后的结果是家当和男孩子留下，聋婶和瓦匠带着梅走。“老败子”不愿留梅，因为梅是个女孩，而且是瓦匠的女儿。

　　那会儿，这种事儿在我们村里算是件大事，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全村人都在说他们家的事儿，说那女人(聋婶)又怀孕了，瓦匠才把他们接走的。还有的 说，瓦匠想接他们回去分地。大多数人说，这女人真不要脸，孩子都恁大了，还走那一步。走那一步就走吧，还把孩子都带走，想让姓柳的根儿改姓啊？

　　梅和她母亲走了，相当一段时间，我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在自家门口玩儿。梅的三个哥哥过着没爹没娘的日子，整天不着家。偶尔，我母亲做些好吃的，会 送他们一些或者喊他们一起来吃。村里人对他们母亲的谴责和对他们的同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依旧麻木地生活在遗弃里。“老败子”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把他们夺回来，却对他们不管不问，他自顾不暇。

　　梅和她妈离开的那段时间里，他们家的很多事儿都是我母亲帮着料理，比如相媳妇、定媒、娶亲之类的。我懵懵懂懂，自顾自地疯玩，觉得一切都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只是不明白，村里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翻来倒去地说他们家的事儿。

　　毕竟梅的哥哥们还在，这是聋婶和我们村永远无法割断的联系。因为对孩子的牵挂，聋婶带着梅，偶尔会回来住上一阵子。梅的哥哥们对母亲和妹妹并没有什么期盼，来与去都随她们，只是她们回来，有人做饭洗衣而已，并没有改变他们对家的感觉。

　　可是，她们每次回来，就像一颗石子投进水里，在村里激起不断的涟漪。梅一回来，我也很兴奋，主要是有了玩伴。因为梅的关系，渐渐地，我对村里那些议论多少有些关注，似乎能拼凑起关于聋婶的一个故事轮廓。

　　聋婶早年丧夫，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和她的瞎婆婆、一个大伯子哥和大伯子哥惟一的女儿住在一起。她婆婆、大伯子哥及女儿住在西边的两间屋子里， 一个锅吃饭；聋婶和三个儿子住在东边的两间屋子里，一个锅吃饭。这样，等于一个院里住着他们两家人。我家住在他们大院的西边，小时候，我常觉得隔壁的院子 很大很神秘。

　　很大，是因为住着两家人，整天吵吵嚷嚷。很神秘，是因为那个瞎老太太整日坐在院子里，拿着一根拐杖，不停地敲打，打嗝儿，骂街。特别是打嗝的声 音，尖厉而悠长，高亢而张扬，基本没有长时间的间歇，就像有神灵附体的巫师，让人恐怖不已。因为眼睛不好，她基本没有出过门，直挺挺地坐在一把罗圈椅里。 她的脸像一颗桃核仁，布满了细小的皱褶，面色潮湿而苍白，像要长出苔藓般。她的耳朵特别灵敏，一听到声音立马打嗝儿。我确实不知道她有多大，反正自打我记 事儿，就一直是那样。她像不食人间烟火的鬼魅，我从不敢走近她。现在想来，那老太太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或许她并不痴呆，只是清醒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通 过打嗝和骂街与外界交流，宣泄自己的情绪。

　　“老败子”更是阴阳怪气，他只要在家，多半是指桑骂槐，大发脾气。他家的那个女孩子似乎不太精细(聪明)，整天东跑西窜地不进家。一个缺乏主妇 的家，似乎不是一个完整、和谐、温暖的家。所以，那女孩也就爱串门儿。女孩不做家务，引起了父亲的不满。“老败子”常常在院子里喊他女儿，声音愤怒而悠 长，喊不应时就开始大骂。他骂女儿时，总是骂他家的那条黑狗，带有骂狗比人的意味。不多时，聋婶悠扬的骂声也夹杂其中，她骂她家的母鸡，大概也有叫阵的意 思。因此，那院子好像永远充斥着谩骂和争吵，敲打和打嗝儿，阴森而诡异。

　　有一次，我去他们院里找梅玩，被“老败子“骂了一通。当然，他没有直接骂我，而是打着他的黑狗和梅家的母鸡骂的。但我感觉他就是骂我的。因此， 我对他极其“痛恨”，时常诅咒他。后来，我知道他其实是骂梅的，因为梅是他们家永远的耻辱。对于“老败子”，我的记忆就是他那张阴沉苍白的脸，冷漠的目 光，背着的双手，撅起的嘴唇，以及他对女儿愤怒而悠长的喊叫。那个院子里矛盾升级，始于瓦匠的出现。

　　那时候乡亲们盖房修房，生产队里修修补补，都需要砖瓦，全大队就一座窑场，供不应求。所以大伙就建议在自己村里立一座砖瓦窑。立窑容易，地都是 集体的，搁哪儿都成，可是窑立好了，没人会烧。队长通过一个远房亲戚，从山东请了一名瓦匠。瓦匠来了之后，住在生产队一间库房里，可吃成了问题。一个人不 值当开伙，也不能长期临着(挨家)吃。于是，生产队长便把瓦匠安排在梅家吃饭，一是瓦匠住的地方离梅家很近，二是聋婶茶饭做得好。还有私下里传说，队长是 为了照顾聋婶，才让瓦匠在她家吃饭，因为聋婶和队长有瓜葛。传说不知真假，大概是寡妇门前是非多。那时候，还没有梅。

　　其实，聋婶和瓦匠那点事儿并不新鲜。一个外乡的单身男人，一个寡妇，有点故事太正常了。也许，这些故事放小说里好看，可是放在生活里就不那么好看了，特别是乡下的生活。人就是这样，看着别人的伤痛可以笑谈，自己忍着伤痛就笑谈不出了。

　　瓦匠因为成分高，没有娶上老婆，才正值壮年时身无挂碍地出来混活计。能出来混活计的一般都是通透的人，瓦匠自然也是。他一日三餐在梅家吃饭，不 可避免和聋婶家长里短地交谈。聋婶正值壮年，生活寡淡孤寂，瓦匠的闯入，激活了她的日子。聋婶和瓦匠大概也不是什么圣贤之人，不可控制地引爆自燃，而且一 把大火冲天而起，聋婶怀了瓦匠的孩子，就是后来的梅。大概是瞎婆婆闻到了生人的味道，或者嗅到了男女交媾的气息。于是她就开始打嗝、敲地、骂街。“老败 子”本来脾气古怪，看不惯聋婶的为人，出了这等事儿，更加乖戾无常。

　　乖戾无常并不能解决问题，咒骂和敲打也不能阻止聋婶和瓦匠的感情。于是，“老败子”便找到了队长。但是，这种事儿却不好开口。他只说瓦匠不能再 在那院子里吃饭了，他不是个好人。队长问：他咋你了？碍你腿肚子筋疼了？“老败子”啰啰嗦嗦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气哼哼地走了。

　　聋婶不管那院子里怎么热闹，毅然把梅生下。村里人自然不能容忍一个外来人，把本村寡妇搞了，还生了孩子，就把瓦匠撵走了。

　　瓦匠离开几年后，大概对聋婶和梅十分牵挂，又悄悄地回到了村里。于是，他们策划了“深夜举家迁徙”的行动。不料这行动被“老败子”察觉，遭到了围追堵截。那时，瞎老太太已经过世，“老败子”的女儿也已经出嫁，“老败子”就全心全意地盯住了聋婶。

　　关于聋婶和瓦匠在那边的生活，大家不得而知。只知道，几年之后梅和她妈又回到了村里，村里人谑称梅为“瓦妮”。

　　据传，聋婶和瓦匠一起离开后，又生了一个儿子，留在瓦匠老家。关于这个孩子，只是一个传说，他一次也没有来过我们村。对于聋婶为什么回来，众说 纷纭，一说她和瓦匠的母亲不和；二说她挂念家里的三个儿子；三说她不服水土，在那边总闹肚子。总之都是猜测。她回来后，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仍旧像以前一 样，自顾自地过着不咸不淡的日子，并不与外人交流。总是来无影去无踪地消失一阵子，过些时候又回来，大概去了瓦匠家。因为大集体解散了，她的行踪不再为更 多的人关注，或者习以为常了。村里人偶尔和她说话，她也不理，据说是耳朵聋了。耳聋后的聋婶，远离了世尘的烦扰，裹在孤独空寂里，过着自己的日子。

　　岁月像一只温暖的手，抚平了这个破碎的家庭。三个儿子渐至长大，各有归宿。大儿子外出打工，定居外地，再也没有回来过。二儿子当兵，复原后娶妻生子。小儿子在家也娶了媳妇。

　　关于梅和她母亲的故事我并不在意，至于她姓什么，她妈是否耳聋，一点也不影响我和梅疯玩，更不影响我把她妈当做长辈，喊她婶子。后来，我离开村子读高中了，而后又上了大学，对家里的一些事渐渐淡忘。

　　我对家乡的印象，大概是由梅家的故事撑着。每次回老家，母亲总是和我唠叨梅家的事儿。

　　那次母亲说，梅的大哥死了，是掉河里淹死的。梅的大哥早先出去时是盲流，后来在当地的煤矿当了矿工。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矿工也是姑娘们 竞优择偶的目标，所以其貌不扬的他，就“嫁”在当地，做了上门女婿。梅的大嫂五大三粗，梅的大哥瘦弱猥琐，地位自然低下，更没有话语权。所以，梅的大哥从 未提过老家，或者是羞于提起，梅的大嫂也从未和丈夫一起回过老家，她对于我们村来说也是个传说。不过，在梅的大哥死后，梅的大嫂倒是回来过一次，是送梅的 大哥骨灰的。梅的大哥自从出走后，就没有回过老家，直到他被宿进了骨灰盒，由他媳妇和儿子抱着回来。

　　梅的大哥是因为煤气中毒，在医院住了20多天，一直昏迷，醒来之后就傻了。聋婶接到儿子住院的电话急忙赶去，可她见到儿子时，儿子已经不认识她了。这是她自从跟瓦匠私奔后，惟一一次见到大儿子，却一句话也没说。

　　梅的小哥接到大哥的死信儿，就去告诉聋婶，聋婶一句话都没说。梅的小哥对着聋婶的耳朵说，咋弄？去不去？聋婶仍旧不说话，梅的小哥就走了。梅的小哥离开后，聋婶在院子里坐了一天一夜，一动不动。

　　梅家里没去人，梅的大哥就地火化了。那时候，我们这里还没有实行火化，讲究入土为安。如果梅家里去人，或许能拉回大哥的尸体，全身下葬。梅的大 嫂和侄子抱着骨灰盒回来，放下骨灰盒就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和我们村联系过，估计柳姓的根儿也随了外姓。后来我才明白，“老败子”竭力阻止聋婶再嫁，主要还 是为了保住柳姓这一脉，因为他已经绝后。可他拼命保住的柳姓一支，并没有逃过改姓的宿命。

　　让人奇怪的是，面对儿子的骨灰，聋婶竟然没有掉一滴眼泪，也没有挽留儿媳和孙子。更奇怪的是，梅的两个哥哥商量大哥安葬事宜时，聋婶抱着大儿子的骨灰盒，不让下葬。任俩儿子怎么劝说，就是一声不吭。

　　聋婶出门的时候更少了，总是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院子里自言自语。我想，她肯定不是自言自语，一定是在和大儿子说话。她有多少话要说啊，过去没有机会，现在好了，儿子可以整天陪她说话了。可是，村里人并不理解，包括她那俩儿子，都说她少一叶子(不正常)。

　　梅出嫁了，聋婶独自种着她和梅的责任田，儿子们早已另立门户搬出了老院，“老败子”死后，整个院子便归了聋婶，“老败子”的两间房子早已坍塌， 成了她家的茅厕。老屋年久失修，已经破落得没法住人，聋婶让儿子们修修，他们一直拖着，无奈她只好去找老队长。老队长把两个儿子叫在一起，让他们兑钱给聋 婶修房子。儿子们也都到了娶儿媳妇的年纪，老队长出面说这事时，觉得脸上挂不住，嗫嚅半天才说，不是不给她修，是老太太古怪，一个骨灰盒放在床头，说了多 少次就是不让埋，弄得谁也敢进她的院子。他们表示，修房子也不是个难事，有一条，得把老大埋了。聋婶没法儿，只好由弟弟们把大哥的骨灰埋了。

　　大儿子骨灰搬走的那天，聋婶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院子里，不管不顾地，号丧似的哭了一整天。她家的院子外边，站了很多看热闹的人，却没有一个人进院劝她。都知道，任谁也劝不住。

　　天落黑时，她戛然而止。第二天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擓着篮子下地薅草去了。从此，聋婶孤独的身影，便时常在那块坟地晃悠。

　　柳岸：本名王相勤，女，鲁迅文学院第十一期高研班学员。出版小说集《红月亮》《八张脸》《燃烧的木头人》，长篇小说《浮生》《我干娘柳司令》。《燃烧的木头人》获河南省文艺成果奖，《浮生》获2013年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

陈 原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