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小琥：我们都有太长的路要走

　　当代中青年作家系列访谈

　　常小琥：我们都有太长的路要走

　　　常小琥

　　“80后”写作者中，常小琥的特殊显而易见。在旁人急于写这个时代的焦躁时，他在长篇小说《琴腔》中，以充满京韵的语言和不紧不慢的气度描摹着过去——一把琴、一首曲、一个人、一座城。作品中所呈现的不单是旧时光，更是一个“80后”作者对于行将断裂的传统的某种挽留。小说获第四届华人电影小说奖首奖。

　　记者：初遇《琴腔》，以为是正统的梨园小说，但细读之后却发现里面所藏更多的是对老北京的忆旧。对你而言，选取京剧作为小说的“舞台背景”，是否也是有所考量的？

　　常小琥：的确有，因为我自己首先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南城人，所以在构思的时候，便直觉般的计划去写这里各行各业的手艺人。京剧团的故事，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它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一个落脚处，与当下的时代有一种天然的落差，隔阂。其实现在回过头再看，正是这种氛围，为小说在节奏与质感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令它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调性。所以我始终承认，这上面我是讨到了一个便宜，至少在《琴腔》上，所谓“老北京”的土壤确实给我提供了便利之处。

　　记者：据说为了熟悉京剧，你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钻研，是否有曾经感慨和感受颇深的地方？

　　常小琥：其实从最早的构思阶段算起，要远长于一年的时间。我习惯确定好小说的母题后，尽可能多的走进去，接触最新鲜的素材，对一切事物的可能性抱有期待。这里面有一种本真的态度，所以你会观察到很多意外的收获。比如在创作前我会想当然地以为，剧团演员的生活始终保持在高强度的练习状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那种，但后来我得到的答案是不对的。包括琴师，会不会过于死板，除去手艺上的事情，和外界很难沟通。但真的聊起来，跟不上趟的反而是我，他们个个都是人精，语言之生猛，判断之精准，表情之丰沛，他们哪怕在别的领域里，也会一样的有声有色。而且我提到的每个问题，在他们身上都能得到反例，这是一个有趣的过程，他们用实际生活打破你对常识的认知。可见作家对语言和思想的掌控只是一方面，在另一面，你对生活经验的体会是多少，同样重要。

　　记者：小说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的追忆，也是你对于童年记忆的回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许多作家终其一生所写的，都是自己所回不去的过去，是对某一段公共历史的私人化重构。这是否可被视为《琴腔》的某一层意义？

　　常小琥：是的，剖开故事本身，《琴腔》的氛围和诸多生活细节，都源自于我对青少年时期的回忆。但人物关系和主线的铺排，则是在别处得到的。我想我不会成为终其一生去写回忆的那种小说家，但是我想说，与现在不同，八九十年代的北京城应该还是有美感存留着的。对于我们这一代而言，尤其是北京南城人，那会是永远都抹不掉的色彩。

　　记者：读完作品的许多人也许会发出慨叹：虽人事变迁，然琴韵悠远。也有评论者认为，贯穿作品的是一种超脱和淡然。对你而言，“琴腔”二字意味着什么？

　　常小琥：我自己看，就像在小说里，秦学忠悟到的那两个字一样，“淡远”。这其实也是很多人的一种处世观，我想秦学忠年轻的时候，他倨傲的性格一定在告诉他，淡远就是敬而远之，就是独善其身。可人到中年以后，他开始可以理解，自己的性格与生活，其实是可以有很多面的。那份淡远在心里默默保留着就好，但他还是要学会去和别人周旋，去维系关系，每一个人都要在与外界的相处中，尽量保持和谐的姿态，这其实也是生命里的一种两难。怎样把这种两难处理得善始善终，是一种境界。

　　记者：在写作上，《琴腔》并未迎合读者的心理预期———天才未能人生遂意，名角亦需委曲求全，有些人物走着走着，就从作品中消失了。这样的日常人生，奠定了作品的某种基调：与高潮迭起相比，你似乎更在意的是真实、细碎的生活。不知这样的理解是否妥当？

　　常小琥：确实不止一位朋友提出来过，我在刻意地避免去写激烈的冲突，或者高潮迭起的部分。而且人物忽然消失这一点，有虎头蛇尾的嫌疑。其实这恰恰印证了我对生活的理解，也有两个字“无常”。

　　我不认为故事里的人物，一定要由我去写一个结局出来，有一部分的空白，旁观者可以自己去填上。换句话说，你看到多少，就是多少，没看到的，也不必强求。我们经常会发现，身边朝夕相处的人，某一天可能突然就离开了，从前的岁月，像做梦一样。这样的体验我想每个人都有，《琴腔》里的很多人物，依旧有他自己的生命要去完成，只是可能不在这个故事里，能留下念想就可以了。

　　至于戏剧性的起伏这个部分，我承认我是不太去碰的，首先它确实不太好写，分寸不好把握。其次这是我性格中的一部分，我天性不愿去看扯破脸皮的东西。不过随着年纪慢慢增大，未来这个部分我可能不会再去躲避了。

　　记者：如今看来，作品既是一个行业的起落兴衰，也是两代艺人的命运沉浮。而在后记中你提及，最初想写的仅仅是两代人之间关于“子承父业”的期盼与落空的探讨。这个不断丰富的过程，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常小琥：有时候我将作家比喻为速录员。最好的状态，其实是你每天打开电脑，人物和故事自行交织，因为他们活了，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干，有自己的心情要诉说。这时候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去记录。

　　坦诚地说，我并不是那种训练感很强的写作者，也不是所谓“具有对文字掌控力的人”。我倒是觉得，直觉、眼界和气度，远比那些精于计算的谋篇布局，要可贵得多。因为写作进入到一个瓶颈阶段后，正是你自己要先走出来打碎某些东西，而不是被文字和结构钳制住。

　　我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上天有时候给了我什么东西，能写出来的，我就把它写出来，《琴腔》是我气运不错，顺顺当当地完成后，要比我最初设想的那条干巴巴的线索丰满多了。

　　记者：在作品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也来自于字里行间透出的古意。在青年作家的写作中，如此具有强烈个人特质的文字风格并不多见。这种浸染从何而来？

　　常小琥：所谓的古意，我想是那一代人身上与生俱来的某种气质吧，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确实身边有那种老学究式的人物。至于在字里行间里的，我想会有很多出色的年轻作家，更擅长体现这种意境，我想我们都有太长的路要去走，其实大家离那个所谓的“好”，都相差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