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历史文化名人

　　李煜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词人，又是五代时期亡国之君。作为帝王，李煜算不得暴君，至多算个庸君，他并非不明事理，毕竟不识韬略，他待人仁厚，也常施仁政，却丝毫改变不了家国的颓势，在与赵宋的博弈中南唐总是失算、失势、失败；作为词人，他天赋颖异，恣意挥洒，举凡诗词、书画、音舞，无一不引领风骚，即便他的阅世不深，也被后世王国维们赞为“主观之诗人”，而灭国后的悲惨经历使他的词章内涵更为深沉，境界臻至凄美。认真研究李煜之于词人与庸君的全部作为，你不能不发出慨叹，一个多么独特的人物啊，天才与平庸集于一身！

　　倘作进一步研究，人们当会发现，这位似若"二律背反”的人物，他的辉煌与他的黯淡竟是不可须臾分离的“互补”：一方面，他的天赋才华没有促成他安邦治国的“大业”，他对文学的痴迷恰恰导致他的灭国，他为人处世的真性情也没有促成他打造一个强盛的南唐，恰恰因真性情而“缺席”了帝王必备的谋略，导致最终的灭亡。另一方面，他在南北争斗中的失败，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失国的磨难，而惨痛的磨难又恰恰造就了他传颂千古的词章，造就了他在中国词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令后世读者咏叹再四，崇拜至极。这是一个奇妙的人物，也是一个多么吸引文学家眼球的独特的题材！

　　面对若斯，我兴奋地感到，我面对的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活人”。尽管他已经逝去一千多年了，有关他的各种文字已经变成发黄的故纸堆，而且失落、破损、涂改，甚至面目全非；然而，传记文学创作的终极目的是——必须写出“活人”来！

　　我以为有两道坎儿是必须越过的：

　　其一、尽可能掌握史料、研究史料和运用史料。换句话说，历史留下来的一切文物、实证，特别是文字的或者口头的记述，都必须掌握，且了然于心；而后是整理、筛选、甄别资料，要有去粗取精的功夫，尤其去伪存真的识见，刘知几讲过“才、学、识”，“识”最重要。惟有“识”能统率“才”和“学”，在当代语境里，“识”即是崭新的观念，而“活人”首先要的是“真”。

　　其二、辅以文学笔法。仅存其“真”，也可以阅读历史记载；惟有求“活”，才得以存留古今。文学笔法，自是多多，最切要是想象。作家固不能不顾史实，逞一己之意愿去臆造、虚构，但作家应该而且可能依凭真实的记述，淋漓挥洒文学赋予的独特的权利，即想象力，如其不然，“人”——不管今人还是古人——是“活”不起来的。

　　历史文化名人传记的写作，本来是历史与文学的边缘学科，以历史为主，以文学为辅，一为经，一为纬。历史文化名人曾经生龙活虎地活动在他的时代，苏东坡慨然叹曰，“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文学传记作家不能把“活人”写“死”，却应该把“死人”写“活”，这是历史与文学赋予传记作家的崇高使命，今天的时代有厚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