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离，或者决裂(曹霞)

　　在黄咏梅近期的小说中，一种生成于俗世同时又与之疏离和决裂的力量奔涌而出，这使她的叙事质地脱离了纯然的“底层”、“市井”或“城市”叙事，而开始复杂和饱满起来。在她以前的作品里，也不乏此类精神的闪光，比如在负一层管理泊车却不断追寻“天问”的阿甘(《负一层》)；生活在庸俗小城却心怀“远方”给笔友写信的少女夏凌云(《契爷》)；俗称为“剩女”却葆有阅读爱好的“文艺女青年杨念真”(《文艺女青年杨念真》)；甚至在做保洁的鲍师傅(《鲍鱼师傅》)和患有肥胖症不得出门的林求安(《暖死亡》)身上，也有着“异类”得可爱的爱好和想法。而现在，这股精神潜流以更集中、更狠辣的方式在黄咏梅的小说中曲折回旋，冲决俗世伦理和庸常堤岸。也许是随着时间而来的智慧使她比以前更关注“诀别”、“时间”、“老年”、“死亡”等终极命题，并且处理得更加从容而散淡。这一切都表明，这位看似温柔婉转的小说家的叙事风格正日趋精粹且成熟。

　　当我们说到“俗世红尘”等词语时，我们感觉到那里传递出来的精神指向似乎是颓靡的，向下的。海德格尔将这种状态称为“被抛境况”：“在闲言、好奇和两可等特性中，绽露出日常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即沉沦。”但是，在黄咏梅笔下的“俗”世界里，我看到了一种深植于凡尘但又与之迥然不同的精神，它以某种日常生活的形态或物象为“纽结”，构成了对于俗世伦理规范和陈腐精神状态的疏离、反叛，甚至是决裂。一个是形而下的“江湖”，一个是形而上的超越，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美学反差和张力。我想，这也是黄咏梅近期小说的魅力之所在。

　　在《何似在人间》中，松村人围绕“人生最后一次抹澡”，内心骚动甚烈，或留恋或恐惧或欢喜，构成了一个生命末端的可哀可叹的世界。廖远昆却全然不在这种种形态之内，除了他作为“最后一个抹澡人”的身份外，更重要的是他独特的“生命观”：“他从来就不怕死，更不怕死人”。他并不觉得“死”是件多么了不得的事，他用一双熟稔的手和不流泪的心送走了一个个松村人，其观念和行为都与松村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小说重点描写了两场抹澡：耀宗老人和小青。前者是“文革”时父亲的死对头，廖远昆虽然如约给他抹澡，却趁众人不注意时用牙签替换了放在他嘴里用来买孟婆汤的银子：“没钱买孟婆汤喝，耀宗老人就永远忘不了人间的那些悲欢离合，也就永远都惦记着自己犯下的错误和结下的仇怨啦。”而在给最爱的女人小青抹澡时，廖远昆的细心温柔让所有的松村女人都羡慕不已。这两场描写将“最后一个抹澡人”与俗世的联系做了一个推断和了结，从此他可以无牵无碍地行走于辽阔的人世间，最终给自己“抹”了一个大“澡”：不小心跌入河里淹死，比谁都干净地“上路”了。一种淡淡的黑色幽默气息弥漫于文本，使小说在面对“生死”这个终极命题时，依然带着一抹精神的洒脱。在这类故事里，可能孕育着黄咏梅对生命的某种深透理解。她不愿意贴伏或认同“松村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所以设置了廖远昆这样一个疏离于世的人物。通过对抹澡手艺的精细描绘，小说衔接起男主人公对待生死情爱的超然淡然，以及他与“松村”——一个微观“俗世”——反向行之的人生姿态。于是，这境界就有了俯视的高度，以及精神的温度。

　　在《瓜子》里，一个由管山人组成的队伍在石牌村和乐运小区兀自生长。在他们看来，努力工作、安然度日便可。但是，少年“我”和管山人像是两个世界的人。“我”和父亲一样心怀“广州梦”，渴望进入都市又意识到横亘其间的“深渊”，努力融合但最终宣告失败。狐仙说少年“我”是“孤命”，惟嗑瓜子可解，可这却养成了“我”的好动症而遭到老师的嫌恶，被安排在远离同学的“孤岛位”。在父亲受不了孟鳖的侮辱捅了他一刀后，“我”也只能被送回管山。“我”在中途下了车，努力在纵横交错的轨道中寻找广州的方向：一个既不愿回到故乡又难以融入都市的夹缝就是“我”的世界。这似乎是一个不幸的成长悲剧，或曰“底层故事”。但是，在少年“我”的挣扎和努力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更深层次的“疏离”意识：既疏离于本有的世界，也疏离于当下的难堪。虽然这种努力不具备现实的有效性，但它却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成长和生存的另一种方式。

　　同样是“疏离”，在其他文本中也有着多样化的呈现。表弟沉迷于网络因而拒绝与现实对话，自造了一个“江湖”以对抗生活的乏味。他贫瘠的青春在网络的浓烈爱怨里得以绽放(《表弟》)；丘处机在“武侠世界”里找到了心灵的栖息之地，他甚至能成段引用武侠小说的人物描写对照现实中的人和事。在他“武侠之心”的照耀下，千疮百孔的现实生活竟然散发出了迷人的光彩。让人啼笑宛转，如悟玄机(《达人》)；在处处皆露破绽的中年生活里，苏珊和“闷骚男”不甘心被淹没。与其说他们在寻找感情的出口，莫若说是在奋力寻找衰败中年的一点点鲜活与奇异，以此向平庸生活反戈一击。在《走甜》的结尾，黄咏梅恬淡却不无伤感地将苏珊放置回了她原来的生活轨迹，并且残酷地让她直面“现实”：她猛地感到，原来中年的征兆也是跟初潮一样，来了，自然有着其难以言状的表现。苏珊切实地感受到——中年，来了！

　　从现实的标准看，苏珊的“疏离”式反抗失败了。然而，“疏离”本身的每一寸时光都自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我以为，日常生活里多的是庸常陈腐和千篇一律，它容易让人陷入精神的倦怠与衰朽，“疏离”可以带来人性的奇光异彩。如果没有这样的“抵抗”，人将陷于庸庸碌碌，难以飞扬。

　　与“疏离”相比，一种更为决绝的精神姿态是“决裂”，这在《小姨》中蓬勃霍然地释放。按照俗世伦理，小姨是一个“资深剩女”。“我”得知小姨不婚的原因可能是暗恋的师哥杳无踪影，但最终这个理由也被消解掉了。因为若干年后师哥回来了，小姨着实好好打扮了一番去参加同学会。小说在这里留下了一段空白，也就是小姨再见师哥如何惊心动魄或失魂落魄我们都不得而知。只是在结尾，小姨成了一个喜欢搞破坏的“中年怪阿姨”。在小区的抗议活动中，她将衣服撸起举手向天，半裸着身体，如同师哥从前送给她的那幅《自由引导人民》中的女人一样。为了一个自我美化的虚幻存在，小姨竟然全盘拒绝了现实生活。

　　《小姨》含着一种悲凉的气息，这一方面来自于俗世对于“人”的牵扯和固化，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女主人公精神和感情追求的渺茫。看上去小姨是因师哥不婚并发疯，但这其实只是一个偶发事件，这里头的选择只关乎她作为“我”的精神特质。可以这样说，小姨为之发疯的，是在她以之为精神凭借突破了俗世的多重困扰之后，一直追求向往的美好境界最终被“美好”以及自我想象的“历史深度”本身证实为虚妄。于是，她的“决裂”就不单单指向俗世伦理，而是对坚持多年的精神自我和历史守护的全盘否弃。“发疯”这一结果表明她将极端孤独地切断与俗世的种种尘缘，不怀希翼地与之做一个了结。如此不含功利的自我消灭显示了一个纯粹精神体从希望到幻灭的全过程。作者毫不留情地将小姨置于一个四处“隔绝”的俗世，不给她留一点现实生活的希望，径直将她的精神推到彻底撕裂的地步。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在放大作者自己的疑惑与悲戚：面对俗世对“我”的覆灭，对历史实存的掩埋，如小姨般的坚持，到底有无意义？

　　黄咏梅善于运用某种具有巧思的生活形态或物象，将人物丝丝入扣地嵌入其当下的处境与生活状态中，使之与俗世的疏离和决裂勾勒无遗。我将之称为叙事“纽结”，它们勾勒着或放大着主人公与俗世和时代脱轨的心性图景。在《少爷威威》中，谭咏麟唱的那首粤语老歌《少爷威威》实在俏皮且深具“广式”哲学。在魏侠游手好闲时、与妈咪分别时以及追女仔时，这首歌都会荡漾开来，一一勾画出“东山少爷”的落拓、伤感以及生命中少许的亮光；在《达人》中，丘处机有一手绝活——徒手捧冰，这极大地提升了他的“江湖”地位：菜场的人说丘处机练了铁掌功，他捧的冰看上去就像“一捧淌着水滴的百合花”。此外，少年“我”用来解“孤”命的“瓜子”(《瓜子》)，徐惠玲最钟爱的用月亮晒干的“丝绸衣裳”(《家宴》)，苏珊为保持身材而坚持饮用的如同黑夜般的“走甜咖啡”(《走甜》)……在这些物象中，充溢着作家的情怀与暖意，亦将精神的攀援涂抹上了一层超脱的诗性色彩。

　　在黄咏梅的小说中，主人公在俗世中无疑都是“卢瑟”，他们无法挥洒自如，如鱼得水，于是只能在精神的罅隙里凝结光亮，寻求慰藉，在那里重造一个“世界”安放自我。作家一再表达的，便是这种“不存在”对“存在”的驳击，是“无限”之精神对“有限”之生活的悖离，这无疑是她审美趣味与生命观念的外露。在她看来，“凌空蹈虚”是人生的一重境界，无需苛求，但应长怀此心。我们常人难以做到这一点，因此只能在虚构中寻找这样的高傲与勇气，并致以敬礼。对黄咏梅来说，写这些市井之徒的疏离和反叛故事，是心灵的游移，也是“缓慢度日”中惟一的自我拯救，它们似乎可以减缓、阻滞甚至在某些时刻停止时光的驰驶。若不然，那只能随俗世而“下”的速朽便真是可悲，而且可怖。

　　黄咏梅的叙事态度温和平缓，不悲悯，也不悲愤，她是带着旁观姿态的记录者，是掀开心灵一角窥见到某些秘密的平静的陈述者。她并不以种种“异类”和“异质”为炫耀与拔高写作的“加速器”，她所做的，无非是在活得狭窄的人们面前展开精神向度和选择的多种可能性，告诉他们，“反俗”的、丰饶的生命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