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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鲁院一年整,安静读书,需要补的课太多,所以又免不了心浮气躁,把书翻得哗啦作响。看电影也是,视频尚在打广告,即另开窗口搜豆瓣,研究下剧情、点评和主要演员,如果没什么吸引我的就直接关掉。
在这个过程中突然想起一个人来:周昌义。某日,同学霍君说周老师要来,邀我到黎民泰宿舍一叙。我傻乎乎去了才搞清,周老师是黎哥10年前《妖绿》的责编,黎哥来京后打电话问好,对方得知霍君也来了,就主动说来看望他俩,随便聊聊。
我悄悄问霍君,“他发过你的稿子?”“没呢,退了。”看来上《当代》真困难。我以为老师们不大会记得退稿,周老师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人真好。
聊天从回顾编发《妖绿》开始,为这个离经叛道的中篇周老师一度承受了压力。话锋一转,指向黎民泰的后期弱点。究竟什么样的高水平才能入周老师的法眼呢?他问黎和霍最近写了什么,说来听听。
黎哥说的什么我不大记得了,反正他在搞长篇。霍君也说了,她说的是中短篇,有一个人变成了一只狗,依然是人的思维,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描述……我们全笑了,因为她的确是结结巴巴,又属于神思妙想的那一种。周老师开始摇头晃脑。
黎民泰亮出他的第二个构思,也很快遭到了“咔嚓”。霍君拧紧了眉头,大概是在想从N多个构思中挑拣一个出来亮相。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会写的不一定会说,会说的不一定写得出来。虽然霍君表述得有点乱,但是她的小说我看过,绝对是实力派。作为旁观者我认为,周老师至少应该把话听完,他不应该那么迅速地否定。
现场气氛起了变化。霍君还是想把她的构思说完,她说得越来越快,周老师的脑袋就晃得越来越频繁。黎哥一个箭步想插两句,又叹口气甩开步子在房里来回转圈。我始终坐在床边,但与见其他导师正襟危坐、洗耳恭听有所不同,胸中涌荡着一波一波的反驳的声浪:文章的好与坏,有其肌理有其韵味,有不同的表达技巧和叙事节奏,怎么可以凭三言两语来判定一部小说的价值?我搓着手,捶着膝盖,在高手面前没有资格发言。
直到我们仨偃旗息鼓,周老师随兴举了一例:比如写城管打人,你们用什么角度?是否真切地认识到民众与城管之间频发冲突的根源与实质?——城管其实代表着广大走向富裕的小康之家、中产阶级追求文明的愿望,为其守卫着清洁、规整的生活秩序,而这与底层民众之间构成了暂未调和矛盾。
一席话惊得人毛骨悚然。的确没想太多,无非在街上看了某场热闹,出于义愤填膺、打抱不平而宣泄于笔墨,尽管费了不少脑筋耍了不少花样,却难以达到期刊要求的深度。
央求他再多说些,不到一个小时,正好一起吃晚餐。一餐饭若能聆听名师的指点多么划算。周老师说不行,他身体不太好,一谈文学就激动,心脏受不了。家离得不远,趁下班路上拐个弯来看看我们。
想起周老师来,因为断续地看书、看片,惊觉自己就是在找点子。先翻简介,如果找不到这本书或电影的亮点则可能放弃。在文山影海之中,个人时间多么有限,只有新意才能把人牵引到剧情之中。回味学生时代总在咬着笔杆找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回想在黎民泰宿舍里,我是多么不服气周老师仅凭三言两语下论断的派头。不是说文本不重要,肌理不重要,氛围不重要,而是它们都重要,大家都在努力,可立意却是决出高低胜负的关键一环。
看来真正的高人只是点你一下,还需要自己去摸索、体悟,因为这一年的阅读,让我回味起“点子”论。4个月的学校生活结束了,而导师的教诲却需要去掰开揉碎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