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善美的求索者——王晋康和他的科幻小说

　　我与王晋康相识很久，不过我们之间说话不多，应该都属于相对沉静的人。但他给人的感觉，却有雷霆万钧之势。他与刘慈欣是中国科幻的两个大雷。我经常想，是这两位河南人，震撼并辉耀了当今中国的科幻天空，把郑文光、童恩正他们开始的伟大事业发扬光大了下去。这其实挺有奇妙的，因为我最佩服的两个当代主流文学作家也是河南人，阎连科和刘震云。他们的作品也透着一股子“幻气”。

　　王晋康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象征。1993年第五届《科幻世界》银河奖，王晋康的处女作《亚当回归》获得一等奖，他也因此一举成名。而这也标志着科幻的回归。我一直以为，1993年是中国科幻划时代的一个年头。那是整个新生代集体登场的一年，彻底扭转了1983年后科幻的失落。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在成都召开，科幻重新积累力量，然后在1993年猛烈爆发。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在这一年里，都出现了。而这里面，王晋康是中流砥柱，他的光芒一直闪亮到今天而不减色。在刚刚举行的第25届银河奖颁奖典礼上，他的《逃出母宇宙》获得长篇小说大奖，拿走了10万元奖金。而在2012年的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上，他的《与吾同在》获得长篇小说金奖，同时还获得2011年的银河奖长篇小说特别奖。2014年5月，王晋康又以长篇小说《古蜀》获得了首届大白鲸世界杯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的特等奖，拿走了15万元奖金。更早前，在2011年11月12日的第二届科幻星云奖上，刘慈欣、王晋康双获最佳科幻作家金奖。

　　《科幻世界》副总编姚海军说，王晋康的出现，让科幻的天空，出现了炸响。曾几何时，科幻不像这样，发展很吃力。说不清，是《科幻世界》推出了老王，还是老王成就了《科幻世界》。他对中国科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晋康今年66岁了，他的创作力，的确让人惊叹。据香港科幻研究者三丰整理，20年的创作生涯中，老王一共出版了20部长篇小说(包括小长篇)，80多篇中短篇小说，超过500万字。他一共获得了27个大奖。

　　2012年上半年，王晋康给我来信，谈到星云奖时他说：“我对获奖的事确实比较看淡，有了当然更好，没有我也不会失落。我今年有两个长篇，赶得太辛苦，心操不到别的上面。我这把年纪，不知道写到哪天就写不下去了，在尚未把弦崩断前再拼几年吧。”

　　去年，在参加一次会议时，他对我讲到，他在医院检查，已有脑萎缩的迹象。而他家族中有这个遗传因素。这加大了他的紧迫感，要抓紧时间，把该写的都写出来。

　　这种老骥伏枥的精神，让我十分感动，也催我奋发。这是不少年轻的科幻作者身上比较缺乏的。王晋康身上的“正能量”，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拯救世界的民族英雄

　　王晋康1948年出生于河南南阳，高级工程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科普作协会员兼科学文艺委员会委员，河南作协会员。他还是一位中国民主同盟会员。他最早是给十岁儿子讲故事而写科幻的，那时他已40多岁。如上所说，他写出了很多非常深刻而好看的科幻小说。这或许与他的丰厚阅历有关。他当过知青，当过木模工，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分配到南阳油田石油机械厂工作，担任领导职务，是单位的学术带头人。这样的履历，恐怕当今的科幻作家中，没有人能比上老王的。

　　我一直觉得，王晋康有一种超人的气场。他的不少作品，也与超人有关。

　　比如200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拉格朗日墓场》，它讲诉了一个与当下现实有着相当距离的故事：2020年，全球的核国家达成协议，销毁所有核武器。唯独美国留了个心眼，暗中保留了225零枚。由于2040年的一场大地震，埋藏在地下的这些核武器面临暴露。

　　为掩饰这见不得人的秘密，慌乱的美国人紧急雇用了一艘中国的超大型私人货运飞船，要把核弹运到外太空——拉格朗日点销毁。然而，恐怖分子劫持了飞船，声称要将核弹倾泻在地球上，除非美国付出一百亿美元赎金。

　　剑拔弩张，看得读者喘不过气来。而结局是出人意料而悲壮的。正义的飞船船长、35岁的中国人鲁刚，以大无畏的气概，把核弹直接拖曳向太阳，连同自己的肉身，融化在了那巨大的天体熔炉里，从而拯救了地球。

　　2002年，是“9·11”事件的第二年。这可能是我第一次面对新型的中国“超人”——不是雷锋，不是王杰；不是缉毒英雄，不是反腐精英；而是属于能够改变整个人类社会进程的那种，通常，是好莱坞电影中才该有的类型，比如007。

　　这或许还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文学如此直接地面对了“后核时代”或者“核后时代”的主题。我一直以为，关注核问题，在亚洲，是日本作家的专利：大江健三郎也好，安部公房也好。但中国作家通常缺乏对核的基本感觉。

　　《拉格朗日墓场》情节的紧张，人物的生动，都使人手不释卷。但我却迷惘起来：作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能力维持核报复系统正常运转的国家，境内的主流作家们，为什么大都如此淡漠呢？所幸有了科幻，有了王晋康(另一个作家刘慈欣也对这个主题很感兴趣)。

　　我们的作家也很少探讨全球化和国际关系。但在王晋康的这本书中，我却看到了有关中美关系的强烈情绪。或许只有科幻作家才有这样的大视野吧。

　　在2001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替天行道》中，他再次创造了反抗美国霸权的中国超人。吉明是一个在美国留学、拿到绿卡、帮助美国高技术生物制品公司占领中国市场的年轻人。然而，当他一旦发现自己的老板实际上在向中国农民推销一种“自杀种子”，他便在困惑和矛盾中终于走向了反抗。他所要做的，是像一个恐怖分子一样，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卡车，冲向美国公司的大楼。

　　自杀种子，是一种转基因农作物。中国农民种了它，便有了依赖性，第二年便只能向美国公司购买新一代种子。否则，重复使用这种种子，会导致大面积的粮食绝产。

　　我以为，在这篇作品中，王晋康表达了他对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思考。他以文学为武器，对西方的后殖民，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对西方的高科技，进行了反思，甚至发起了挑战。他是位先知先觉者。很多人没想到，10年后，关于转基因的问题，在中国炒得火热。

　　实际上，王晋康是那么地热衷于创造中国超人。在他的笔下，有能够造人的人间“上帝”，有奔跑速度比猎豹还快的田径冠军，有实现了长生不老奇迹的人物，有把生命播种在水星上的怪才……以往，这样的英雄，都生长在美国的国土上。现在，中国人出场了，成了创造历史和未来的主角。不过，他们的身上，通常也带有强烈的悲情。

　　王晋康是在为这个时代留下记录。在《拉格朗日墓场》中，我们还能读到这样的描写：21世纪中叶的中国人是多么的富有啊，他们的公司中雇着世界各国的工人，他们在环球各地到处旅行、购物、纵欲、赌博……或许正是由于中国人的消费，全球经济才没有进一步衰退……也或许正是因为中国的这般现实，才导致了“超人”们的横空出世？

　　或许正因为这样的因素，王晋康才成为了中国科幻读者——绝大部分是出生于七八十年代的孩子们——最崇拜的偶像之一。

　　但留下的问题是：超人，在今天真的出现了吗？中国果然需要一个这样的铁腕人物吗？他在带领中国走向中兴吗？或许那仍然只是科幻中的人物？

　　王晋康是较早以国际化的思维来看中国和世界的作家。他说：“西方规则构成了精致的陷阱。与西方社会精英的观念相比，我宁可去信奉中国老农朴素陈旧的宇宙观。这是我小说的主题。”

　　对全球化、西方化的思考，对中国走向的忧思，使中国一代科幻作家产生了新的末世情结与创世情结。在王晋康身上，有强烈的屈原或司马迁式的抱负，他以全新的姿态写出21世纪的《天问》和《史记》。

　　或许，王晋康这一批作家，他们的调子不再像上一辈那么明朗，比如，不再像《小灵通漫游未来》。叶永烈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那本书，构筑的是一个美好的、单纯的未来世界。在那里，科学是无国界的，它能够达成一切，实现人类大同，在中国，任何的社会问题根本不可能存在。

　　但是，在王晋康看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包含了科学、政治、文化和哲学。拯救中国和世界是可能的，但往往要以小人物的个人牺牲及悲剧结束。这里面更有一种宗教般的唤醒。

　　王晋康说：“吉明不是英雄，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只记得出国、绿卡，几乎忘记了民族之根的芸芸众生。在我的大学同学、工厂同事中，常常可以看到他的影子。不过他的良知最终还是觉醒了。”

　　对道德与科学的拷问

　　关于出版于2011年的《与吾同在》，我觉得，它的某一些内容，甚至比刘慈欣的《三体》还要深刻和尖锐，带来了心灵上的全新震撼。

　　这部小说的基本情节并不算新鲜，也就是人类面对外星人入侵、处于生死存亡重大关头时，如何拯救自己。但是王晋康提出的命题十分沉重。这是一部关于善恶的书，老王认为人性本恶，是恶在推动历史发展。比如秦始皇是暴君，但他对中国文明的贡献，比和平君主阿育王对印度的贡献要大不知多少倍。北宋很繁荣，完全可以过渡到现代文明，但它缺乏恶，故被野蛮文明消灭，繁荣终不能保障，拖了中国现代化的后腿。正因为恶的存在，才给善留下了滋长空间。一旦出现了多个文明的“共生圈”，必定要以恶为先行军。而要形成文明共生圈，也要以恶为基础。

　　这是多么的一种“悖逆而乖张”的思想啊。按照老王的思路推测，要做好中国梦，恐怕还得“行恶”。这种貌似离经叛道而在现实中屡试不爽的逻辑，在小说中，被演绎得深入而形象。但王晋康绝不是简单地状写恶，而是描述了恶与善的复杂关系，或言之，写了他自己内心的痛苦纠结，他对最大的善的向往。读了《与吾同在》，我被王晋康力图表达复杂人性的尝试所征服，也对他像巨人一样艰苦地思索人类最深刻问题的努力所折服。

　　这部书里面，还有很多东西让人深思。比如它描绘了人类发展的未来：国界消失，边境不再存在；由秦始皇一般的高智商新人类，统一了世界的语言文字(汉语消失，英语是全球唯一语言)；连宗教也统一了，各种宗教只尊一个“上帝”(那么，我们长期信奉的某种意识形态又安何在呢？)；民族间的深仇大恨也不复存在(钓鱼岛这种事情简直摆不上桌面了)。虽然是一种特殊情况下达成的“共识”，但反映了作家对人类前景的洞见。我其实私下里也有这种看法，但我仍有顾虑，不敢写出来说出来。但王晋康写出来说出来了。他最让人感动的一点，是他寻求真理的无畏。

　　读这部书时，我会常常走神在想，在老王描写的未来世界里，共产党在哪里？以前我曾说，有人反对科幻的一条理由是：外星人来了，占领地球了，共产党呢？这部作品的令人惊骇处是，王晋康写到：外星人来了，率领全人类进行抵抗的，是一个由七名男性组成的执政团队(里面甚至包括恐怖分子)，而执政长姜元善是一名犯下了“原罪”的中国人，是很专制的一个“暴君”。这里，决定人类生死命运的，也就是这么一个独裁者，再没有法律、民主等等的存在。整部作品没有提及共产党三字。但考虑到姜元善十几岁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我觉得，他也应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吧？所以从逻辑上讲，仍然是共产党在领导未来世界吧？作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制度下的民盟会员，王晋康的思考，真的是这样的吧？

　　也许有人会拿《与吾同在》与《三体》作较，但是，这是属于王晋康自己的一部小说，是他对自己的人生总结，是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不能与《三体》混同。这部小说达到了王晋康科幻创作的新高度。我从中仿佛看到了不少优秀科幻的影子，比如有《2001：太空奥德赛》《安德的游戏》《星船伞兵》《日本沉没》等等，甚至还有金庸小说的感觉。这部小说写得十分苍凉，特别是最后的结局，与丈夫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女主人公严小晨，最后与姜元善决裂，又处死自己的独生子，并且孤独地自杀。小说是以一封遗书结尾的，诉说了信仰的破灭，对着苍天，发出了最后的、撕心裂肺的质问。这是一出命运的悲剧。这一点上，倒是与《三体》殊路同归。伟大的作家，都必然有此悲悯。这也是当前的年轻作者身上缺乏的。

　　《与吾同在》是一部很好看的科幻小说。王晋康很会讲故事(他最初写科幻的动机，就来源于自己创作故事给儿子听)。那么什么是好看的小说？其实，也就是卖关子。但这卖关子，绝不是耍小聪明。王晋康(还有刘慈欣、何夕)是很明白这个的。他们的小说，如上所述，是服从一种深沉的悲悯逻辑，在这个基础上，依凭强大的心理而展开悬念，从而引导读者，不停地进入一关又一关，让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危机怎么解决，最后达到震撼心灵的效果。

　　不过，我个人觉得，《与吾同在》的一个遗憾，是一个细节。在入侵地球的外星人那里，他们为了生存，实行了极端的恶，比如王妃也要在飞船上充当军妓，为军人提供性服务(因为飞船上载重量有限，每个人的功能都要利用到极限)。我本以为王晋康会设计一个情节，让主人公姜元善的娇妻严小晨，为了保卫人类，最后不得不舍身伺候执行秘密行动计划的恐怖分子。这会很震撼。是不是要留在续集呢？还是王晋康出于不忍之心，要为人类保存一些美和善？

　　我很感激有王晋康这样的科幻作家与我们同在，他们在这个国家仍是凤毛麟角，但他们是深忧的作家，面对这个末世，他们在像耶稣一样陷入了痛苦而矛盾的思考，并且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把他们的真实想法巧妙地说出来。这样的勇气让人敬佩，这样的智慧令人慑服。这在一些主流小说那里，已经看不到了。有的主流小说蜕变为纯粹的文字游戏，讲些没有太大意思的个人小情感小玩闹。我认为科幻小说承袭的是鲁迅先生的脉络。鲁迅的小说，都是短篇，却是大小说，是写民族和人类命运的。他说要改造中国人就先要改造中国人的梦。所以，中国有了王晋康、刘慈欣、何夕，乃是我们时代的大幸。百年前，科幻的精神，或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五四提出的民主与科学，在这个物欲的时代，在这个跳梁小丑粉墨登场的时代，竟保留了下来，并发扬光大。多么难能可贵啊。

　　关于科幻哲学与美学的自省

　　我有幸多次当面聆听王晋康谈科幻。他提出的“核心科幻”，是21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科幻概念。

　　2010年8月8日，在成都的科幻世界座谈会上，王晋康说：我不是地道科幻迷出身，我是凭直觉写科幻的。关于什么是科幻、软硬科幻，有争议，但不奇怪，科幻是包容性很强的文学。要想对它下一个严格定义，是不可能的。科幻作品中，也有最能展示科幻特色和优势的，我称为“核心科幻”。一是宏伟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与文学上的美学因素并列，展现科学本身的震撼力；二是理性科学的态度，描写超现实；三是独特的科幻构思。还有正确的科学知识。科幻作品的文学性，与主流文学没有不同的地方。科幻作品的特色，更容易表现作者的人文思考。如《莱博维兹赞歌》，它应划入核心科幻。这比软硬之争要精确些。核心科幻与非核心，仅是类型之别，没有高下之分。韩松作品非常优秀，我从来不敢读懂，但大多不属于核心科幻。需要有一批核心科幻作骨架，否则这个文种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需要好的科幻构思。一是具新颖性，前无古人，自洽。二是需要有逻辑联系。抽去它后，故事要受影响。《伤心者》中的微连续原理，抽去后，故事不受影响，不是核心科幻。三是科学内核，符合科学，存在于现代科学中，不能被现代科学证伪。是所有人能接受的某种合理性。这个要求比较高了。科幻是文学，但做到这一点，作品更厚重。如《地火》《十字》。创作核心科幻，对科幻应有执着的信念。要有对大自然、对科学的敬畏。我的对科学的批判，也是建立在对科学的信念之上的。科幻不是科普，不存在宣传科学的使命。科幻打碎了加在它身上的锁链。但事情是两面，过于强调，科幻就会被奇幻同化。科幻影响力下降，魔法化，边缘化。我们在高科技时代，作者对科学没有深厚感情，只是把科学元素当道具，缺乏坚实科学基础，这样是不行的。有的作者自有其读者群，但从科幻文学整体来说，必将销毁科幻文学的品牌力量，使科幻失去本身的魅力。如何保持科幻原生态平衡，保持科幻文学与其他文学不同的特质，也是理论家和编辑的职责。

　　2012年10月27日的科幻星云奖论坛上，他说，科幻的发展，是从杂志到畅销书再到电影大片，第三个时代，很可能开始了，是大刘踢出的临门一脚。“大刘对中国科幻的贡献，是我很羡慕的。”

　　2014年9月21日的《科幻世界》笔会上，在谈到为谁写作的问题时，他说，你们把层面混淆了。站在作的者层面，主要按自己的心灵和风格来写；而从杂志社来说，主要是照顾读者。这两个不矛盾，都是对的，应该找平衡点。至于怎么找，谁也没办法，就这么试错，慢慢来。

　　这里面都涉及了对科幻本体的思考。我很赞同王晋康的说法，尤其是他对核心科幻的定义。没有核心科幻，整个科幻就没有意义了。而从更宽的层面看，实际上，又并不存在一种特定的文学分类，而只有好的小说。只是在这下面，能各美其美，如科幻小说有它的特定审美，推理小说也有它的特定审美。而这同时是能打通的。我觉得，从深层次看，王晋康是在致力创作一种主流文学。他一直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在为整个科幻争得权利、赢来荣耀。

　　测试人类命运的实验家

　　王晋康是充满爱心的人。每次见面，他都很关心我的身体，也问候我的家庭情况，让我内心感到特别的温暖。

　　2011年主流文字评论刊物《南方文坛》第一期的一篇文章曾称，王晋康是中国新科幻作家最有人文情怀的一位。

　　他很有正义感，是那种爱打抱不平的人。2013年11月15日，在四川大学江岸分院，有学生问王晋康，外星人与地球战争，会站哪边。老王回答：“即便外星人道德正确，我也会站在地球人这一边。”

　　他是表里如一的作家，他作品里的不少主人公，其实就是他自己。他的作品前后一致，从来没有谄媚过。他在生活中，像那些人物一样嫉恶如仇。在《科幻世界》李昶事件中，他是第一批站出来明确表态的科幻作家。接受采访时，他说：“我没有一点忌讳，我可以说，这明显就是官僚，外行领导内行，都21世纪了，外行领导内行还能大行其道。如果再这样下去，《科幻世界》肯定完蛋。”

　　他的作品中，有很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性人物。王晋康对她们怀有特殊感情。她们有殉道者那样的意味，有时像母亲，有时妻子，有时像情人，有时像女儿。他似乎在说，整个宇宙是母性的，而人类的未来是要托付给女人的。或许，女人的世界才是和平的。在他所有的关于机器、数学、基因、夸克、黑洞的描写中，这些女性的存在，让人再一次感到他对人类这种仍显低级的动物寄予的深深同情，以及表达的巨大宽容和无边忍耐。

　　他始终在关心整个人类的命运。

　　2012年，他曾说：“科学对人类的异化，接近了一个临界点。以前是补足阶段，达到了上帝造人标准，现在，正超过补足，到了改进，这一步，非常可怕，没有界限了，将产生新人类。我预言的临界点已经到了。明年我有一个长篇，光速可以超越，可超过一亿倍，不再受相对论约束。一个国家的科学界，与科幻整体没接触，这个国家的科学界是僵化守旧的，是出不了大师的。”

　　王晋康把改造人类的政治抱负，寓于科幻中。吴岩主编的《科幻新概念理论丛书》有不少篇幅是讲晚清科幻的，而晚清科幻的一个主题便是“政治改革的寄托”。这条线实际到后来一直没有断过。比如，我们看到过严家其的《跨越时代的飞行——宗教、理性、实践三个“法庭”访问记》，这写的是中国的乌托邦。

　　王晋康发表于2006年的《蚁生》也是这样的一部小说。这可能是中国科幻史上第一部集中而深入描写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长篇科幻小说。在一个人民公社中，知识青年从蚂蚁身上提取了一种激素，喷洒到人的身上，人便可以有蚂蚁一样的行为，也就是集体主义、自我奉献、纯洁善良、任劳任怨，最后成为共产主义的完人。作家详细地描写了这惊人的一幕，勾画出一个中国文学作品中从来没有过的乌托邦世界。与当时社会的混乱完全不同，这个小世界是自洽而美满的。但实验并没有结局，也没有推向整个社会，留下了让人遗憾而深思的悬念，以至让读者以为会有下部。作品是沉重的，犹如俄罗斯的经典文学，堪称思想性、科学性、文学性俱佳。王晋康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场社会实验。同样是超人，他们把自己改造成了一个完全以集体主义为归宿的新型物种，而这是一场彻底的悲剧。这部小说，很突出地展现了王晋康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情怀、知识、理想和节操。我们说科幻是一种文化，就是这个意思。现今的中国，最缺的是文化。

　　而2014年出版的《逃出母宇宙》也是这样的一场测试人性的实验，它的主题更宏大，想象更丰富，科学内涵也更厚重，思想性和逻辑性也更鲜明。它集中表现出一种叛逆。一是拒绝国家，处处彰显民间的力量，在巨大的灾难前，它比国更有效率；二是承袭《与吾同在》，继续对所谓“恶”进行赞美。大奸的，丑陋的，也可能是至美的。但与以前的作品不同，在《逃出母宇宙》中，能读到更多的庄子哲学的意味。而这也是一种终极的平等或平衡。三是大同观念。在全宇宙的灾难面前，世界一定是合作的，是各族参与的，没有差异，不分党派，都要介入。你讲的那些敌对势力的颠覆，在这个书中并不存在。可以说，这部书达到了王晋康科幻创作的一个高峰。其场面极为壮阔，人物描写也非常细致，特别是几个主要角色，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它的整个格调是雄壮苍凉的，具有很大的悲情力量，而又是向上的。从这本书中，我又一次读到了老王的民主党派身份，不禁想，他如果是中共党员，会怎样写呢？如果是党中央的领导集体带领世界人民逃出母宇宙，又该是怎样一幕呢？

　　2012年4月15日，我应小谷围科学讲坛之邀，到广东科学中心，与王晋康一起做关于2012世界末日的讲座。王晋康讲得却很现实而不很科幻，体现了强烈的忧患。他驳斥了关于2012世界会毁灭的传言，同时说，“我不是乐观主义者，灾难要与人类文明始终相伴，与宇宙相伴。宇宙诞生于灾变，组成我们的元素来自超新星爆发。灾变是必然要发生的。月球上密密麻麻的陨坑便是灾难的见证。我的新长篇，给杞人立了一个纪念碑，他是真正的先知。人类永远要面对灾难。科学征服的疆域越来越大，我们就要面对更多不可控的灾难。”这个新长篇就是随后面世的《逃出母宇宙》。

　　王晋康认为，有五种很现实的灾难在严重威胁人类，分别是气候变化、淡水缺乏、超级病原体、有毒食物、未知灾难。灾难的特点一是不可测知，二是不可控制。

　　我也讲了科幻中的种种世界末日。我认为大致有三种世界末日：天上的，地上的，人间的。最恐怖的是心灵的末日，比如剥夺你的自由，让人生不如死。

　　人类要避免末日，首先要讲科学。这是政治的前提。科学不仅仅能够帮助我们抵御自然灾害，不仅仅能够帮助我们增强经济活力，更能让我们理性起来，壮大我们的情怀，减少我们的无知，从而缓解我们对权力的恐惧。中国不乏空喊民主和法治的精英，他们用这二样东西，为自己的私利服务，却缺少像布鲁诺那样的人。

　　王晋康对我说：“很多以前对民主满腔热情的人，现在都有些失望。民主需要全体人民是理性的。”

　　我觉得，王晋康便是中国的布鲁诺。布鲁诺，是一位宗教徒，然后才是科学家。而他最后在殉道，展现的是宇宙的艺术终极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