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覆灭后的人性探索——论王晋康《蚁生》

　　《蚁生》是一部具有独特叙述特征的科幻小说，在科与幻的结合中，尤以“科”的色彩更为浓重，“幻”的成份则相对较少，而绵绵密密的叙述中又将“科”与“幻”作为叙事背景推到后台，站在前台聚光灯下倍受瞩目的却是更为深层的“历史”和“人性”两大主题。与大多科幻小说相比，《蚁生》并未沉入对未来种种浪漫主义的幻想之中，而是怀着某种沉重与忧伤回顾了当代中国一路走来的泥泞，在那些令人颤栗的情节讲述中恢复出历史本来的颜色，唤起众多即将被忘却的记忆。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可能无数次被文中赤裸裸的真相而打动，随其愤怒、惋惜、憎恶、遗憾，仿佛随着叙述者重新走入中国当代历史深处，感到人性的善意、虔诚或残忍冷酷，种种令人错愕不敢相信的史实又让人感到如锋芒在背，骨鲠在喉。全书的阅读是一次特别的旅行，路途之远，道路之坎坷，风景之奇异，都使读者欲罢不能。

　　小说的总体基调是现实主义的，无论背景设置与人物勾勒，都与其总体的历史氛围相一致，让人感到非常自然。昆虫学家颜夫之对蚂蚁深有研究，在对这种生物群落进行认真考察后，他发现了蚁群所具有的利他性，多个蚁后可以在同一种群中存在，且能相安无事，工蚁则为了群体的生存默默奉献，不计个人得失。这一切都源于它们身体里分泌的一种奇特物质，能在群体中产生磁场般的相互影响，使每只蚂蚁都能遵循“利他”原则，从而使整个族群具有了稳固的利他主义倾向，蚁群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并在对外作战中获胜。受到蚂蚁这种习性的启示，颜夫之由此开始探索人类生存的理想范式，由此发明了“蚁素”，也叫“利他素”，如将这种物质喷洒在人的身上，可以使其忘却自私的本性。即使再坏的恶人，也能变成高尚的人，但这样一位有见的、有才华的科学家却在文革中被迫自杀，中止了自己的研究事业。

　　颜夫之的儿子颜哲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继续研究蚂蚁并提炼“蚁素”，其后在知青农场的每个人身上进行喷洒，被喷洒“蚁素”的人们各个忘我劳动，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人们不计工分的多少，快乐幸福的为集体劳动，并自觉使用公益金，自愿放弃招工指标，小小的不起眼的“蚁素”使知青农场成为天底下最干净的地方，原来的奸恶之人也改变了秉性，充分体会到劳动的快乐，能够善意对待他人。在那个非同一般的年代，“蚁素”使农场成为现实存在的伊甸园，蚂蚁的利他性最大限度的为现代社会所用，这一创举无疑在当时政治运动频仍的中国具有重大探索意义。蚂蚁分泌的物质可以使人的品格变得伟大，蚁素压制了坏人凶残与邪恶，使他们在特定的时间段内脱胎换骨，重新作人，忘却个人的私利，而以集体和他人利益为重。农场瞬间变成了人间天堂，与当时混乱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相比，无异于一个小小的乌托邦。

　　小说虽然周到的描述了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蚁素”，以及它神奇的效果，属于科学幻想的范畴，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却更像一部主流文学作品。无论情节与人物或一些叙述细节，总能让我们看到主流文学的身影。它与“伤痕文学”接轨，与“反思文学”相似，与“知青文学”重叠，与“文革文学”互为指涉，带有强烈的正史性特征。看到文中提到的种种令人心悸的历史事件，读者也许会想起“伤痕文学”中的《班主任》，反思文学中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知青文学中的《今夜有暴风雪》，文革文学中的《第二次握手》。第一人称叙述者“秋云”不仅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更是在控诉，在思索，在怀念，在批判，她为我们轻轻挽回逐渐远去而显得异常缥缈的历史烟云，使人们更清楚更仔细的打量曾经笼罩在头上的这片非同一般的天空。而其科幻部分的作用似乎只是为小说提供了一种叙述可能，一种言说的契机，一种线索的追溯，是道具式的存在，并非用来强调的重点，如果撇开小说的“科幻”外衣，将其归入主流文学的大潮中也并无任何不妥。

　　小说中广泛涉及了中国当代历史种种令人尴尬难堪的过往，阅读会让人流出冷汗、流出热泪，抑或心中流血。1958年“大跃进”中种种冲动而不理性的政策方针、三年自然灾害、“公共食堂”、“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浮夸风”、“放卫星”、“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土高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这些让中国人回忆起来万分心惊的词汇不断出现，那些荒诞不经却又无比真实的故事重又浮现眼前，它仿佛在不断提醒国人新中国曾经的历史，曾经的足迹和曾经的错误。从许多情节的描述中，我们仿佛看到作者亲历的印迹和对往昔岁月的慨叹，似乎欲通过作品告诉国人旧日多艰，不可淡忘。它忠实的展现了中国当代史上一段无比丑陋的时期，昨天虽已渐渐远逝，远到人们几乎忘却了它曾经的强悍和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伤害，但小说的阅读却又重新触及内心深处的伤痛，使我们能够以史为鉴，保持清醒与理智。或许你会想起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想起那个迷惘而忧伤的知青，他正坐在火车上，等待未知的命运展现给他突如其来的一切，焦虑失落，彷徨无依。“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这种抖动，谁又知道会持续到何年何月，要颠覆多少人平静的生活呢？食指的诗可以作为《蚁生》的一个注释，《蚁生》也可以作为食指诗一个详细解说。

　　《蚁生》对种种政治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20世纪50年代至文革，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国人内心最深处的人性之恶被充分调动出来，人们互相揭发、攻讦、陷害、损人利己，更有人籍政治之由达到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对某种主义、倾向的批判转而成为对具体个人的人身攻击。“上山下乡”所主张的知识分子向农民学习，与农村、劳动相结合演化为对知识分子的惩罚。他们不被重用，科学研究不能继续，著书立说被强令停止，许多人的才华仅被用在“大炼钢铁”的建土高炉上，以及寻找铁矿石冶炼无用的废铁上，当这些凝结着无数心血与时间、精力的钢铁出炉后，标志着知识分子的才华彻底被亵渎了，它只能成为某种统计数字，用以证明左倾政策的正确性。知识分子在艰难的生存罅隙中以抵死的勇气保持着做人的尊严，不向现实与强权低头，如颜夫之一样“宁死也不愿掉份”，这是一种倔强，一种坚守，一种对于自我的认同。社会的邪风可以夺去他们手中的物质、工作、身份，却永远夺不走他们的自尊。看到这里，忽然想起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虽然时间已过了几十年，但值得庆幸的是文学界对这段历史的重述与思索从未停止过，《蚁生》便是一个明证。

　　如果仅仅是对历史的回顾，再加上一些科幻元素，《蚁生》很可能沦为一种浅层次的煞有介事，为使笔下的科幻不与人同而故作深沉，其内涵性会大打折扣。作者似乎也充分意识到这点，他想走得更远，挖得更深，于是，在对种种历史事件进行陈述与感慨之后，毅然走向更深层次的探讨，那便是对乌托邦社会的消解与对人性的终极挖掘。

　　20世纪西方文学史上曾产生过三部非常重要的小说，被统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它们是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三部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揭示了同一个主题：当自由被剥夺，思想被钳制，人性被扼杀，所有集中统一管理的借口都无非是为了更加有力的控制而已。《蚁生》在历史背影、科幻元素之外，又加入了更深层次的反乌托邦主题。无论古代或现代、当代，人类都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乌托邦，所有关于乌托邦的设想与号召无不夭折在空想之中。人类社会、蚂蚁社会，所有的族群都存在不同利益的纠结以至战争，这是科学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世界虽然有过无数次关于的乌托邦设想与试验，但却从未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无论莫尔、欧文、傅立叶，还是日本的新村主义，无论财产公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消费品公有制，还是没有压迫剥削，没有脑力与体力劳对对立，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绝对公平的种种幻想，都已被证明是无法达到的人类之梦。因为有人存在便会有人性存在，人性存在便意味着对权利的渴望、对利己的追求这些本性的不可剔除，乌托邦与这些本性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所有实现乌托邦的想象只能是一种幻想，即使如何强大的外力也绝不会改变这一规律。

　　颜夫之、颜哲父子研制、试验蚁素的故事，表明他们对科学所寄予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幻想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带给人类无尽的幸福。正如50年代起中国历史上所经历的种种政治磨难，最初的意义无非为了达到政治、经济、思想的高度统一。通过“上山下乡”运动锻炼知识青年，使他们摆脱“骄娇二气”，成为祖国未来建设的有力支柱；通过“反右”统一思想，肃清社会主义的敌人；通过“浮夸风”达到鼓舞士气，调动生产积极性的目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然而这些突击式的政治运动并未考虑过它的现实可行性，“上山下乡”除了给无数知识青年带来巨大的身体和心理伤害外，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甚至使中国对科学、知识的重视倒退了多年，“大炼钢铁”并未使我们的工业飞速猛进，达到国外先进国家的水平，相反却成为一种耗时费力的闹剧，而至于“文革”，竟演变成全国人民的劫难，无数人的青春、梦想都被其化为灰烬。

　　事实证明，这些政治运动是多么漫无目的的遐想，几乎全部建立在空想的基础上，如在沙砾上建筑高楼大厦，如此不稳的地基，怎么会有千年的建筑？而那些在红尘的翻滚，被政治、政策玩弄于股掌间的草芥平民不就像蚂蚁一样吗？默默的、辛勤的劳作，却无非是某个棋盘中微小的棋子。他们被随意放置在不同的位置，被不断灌输以各种各样的观念，这些观念前后不一甚至完全相悖，而这些“蚁众”则失去自我辨别与思维的能力，所有允诺给他们的快乐、幸福不过是“蚁后”投出的致幻剂，连同颜哲配制的带有科学色彩的“蚁素”，也不过是为了达到更有效的控制众人思想的强权而已。

　　这让我们可以从更深层次上将《蚁生》定位于一部反乌托邦寓言，它所反对的不仅是非理性的强权政治，同时也反对了假理性之名而同样剥夺人类自由的强权科学，显示了巨大的自由精神与民主思想。在剥去乌托邦的外衣之后，对个体的人性做了更有深度的追索。

　　人性是什么？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恶？中国自古便有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 性恶论”，二者同时存在，双方各执一词，虽同样站在人类的高度，但观点却截然相反，每种观点都有不同的受众与拥趸。我想善与恶或是人内心深处同时存在的两种品性，就像天使与魔鬼一起居住在某个灵魂之中，操纵着他的行为与思想。到底在人的本性中，善的因素更多还是恶的因素更多，善恶是否能彼此转化，小说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索。

　　主人公颜哲看到了中国当代史上若干次巨大的政治运动给人们带来无尽的戕害，清楚的知道国家未来可怕的走向与政治的非理性，因此想要改造这个愈来愈恶的社会，从这一美好的初衷而言无疑是善的。他制作“蚁素”，向农场的所有人喷洒，欲使这种物质激发他们的利他性，由此将知青农场变成世外桃园，而恋人秋云也支持他的选择。此时的颜哲是公而忘私的，他要建设的是幸福的天堂，但随着蚁素的喷洒，人们本性的改变，他却越来越暴露出人性中深藏的恶。面对开始怀疑自己的恋人，不尊重她的选择，蛮横强硬的向她喷洒蚁素，希望这个女人能在他的领导下驯服的生活，以她的自由换取自己的梦想，将别人的意愿踩在脚下，这种强制别人“利他”难道不是一种人性之恶，一种终极的堕落吗？它与掌握并随意摆布他人的命运的法西斯又有什么区别呢？通过强力建成利他社会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因此，颜哲的最初设想的“利他”最终流于一种强权，一种违背人性的“恶”，他想将利他习性变成人的本性，使其逐渐稳固下来，最终也被证明不过是不切实际幻想而已。在喷洒蚁素的过程中，造成了七个人的死亡，七条生命因他所谓的梦想而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结束了活泼生动的人生旅程。最终他才发现，他并不是能左右世界的神，即使手中拥有无尽的蚁素，也不能决定他人的命运。恋人与他分手，那些被喷洒了蚁素而暂时变成好人的人，随着药物的失效又逐渐暴露出恶的本性。颜哲的身上是可以看出善恶的共生性，二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世上也许并没有绝对的善与绝对的恶，以善为借口的恶无论怎样粉饰也无法摆脱恶的属性。

　　《蚁生》中对“蚁素”虽然有大量描述，但最终的目的却旨在否定“蚁素”。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本性，蚁素只是暂时性的掩藏人生之恶，却无法将其永远的固定在人的内心之中，靠外力达到的善也将行而不远。“蚁素”的致瘾作用又使它成为一种隐患，被喷洒过的人会在其后的日子里不断渴望得到这种东西，产生心理依赖。喷洒了不同批次蚁素的人又会变成不同利益的群体，成为天敌，永远难以融为和睦团结的一群。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情节似乎在向读者昭示：无论采用何种科技手段，人类的本性都是难以改变的，人不会变成蚂蚁，而蚂蚁的“利他”只表现在同一族群中，对异族的残忍并不亚于人类。这似乎在向人们表明，所谓绝对意义上的“利他”，是根本不存在的。

　　《蚁生》是科幻小说，但同时又可视为历史小说、文革叙事、反乌托邦寓言，它将多种属性融为一体，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及影射和象征意义。以主流文学的题材与手法介入科幻文学，并使其具有出比普通科幻小说更深的内在蕴涵，作者的这一尝试无疑值得肯定。

　　(作者简介：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