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康科幻小说中的伦理思考——以《类人》为例

　　摘要：科幻作家王晋康在作品《类人》中，通过丰富的想象描绘了高科技产品“类人”的生存处境，以及人类面临这些类人的困惑与彷徨。以雅君为代表的类人，表现出类人从产品变为自然人的艰难，以剑鸣为代表的类人，表现出从自然人身份还原为类人产品的必然，最终，人类在解放类人的过程中，自身生命得到升华。小说表现出一位人文主义者对传统伦理观念里善恶与对错之分的重新审视，以及对构建高科技时代新的伦理规范的期待。

　　关键词：《类人》；科幻；伦理；人文主义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缓和并解决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紧迫任务，诸如解决核武器引发的伦理问题，人对自然的生态责任问题，生命医学面临的道德困境等等。科幻作品的发展立足于每一个时代的科学技术，一部成功的科幻作品必定会从具体方面提出这些科技伦理问题，引发人们对科技伦理的关注、思考与讨论。王晋康的科幻小说即是如此。王晋康是我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得主，中国科幻银河奖卫冕王者。纵观王晋康的科幻作品，既以其宏大、深邃的科学体系，独特的科幻构思，表现了科学的震撼力，又在对科学的虔诚信仰之上，关注人文内涵和社会现实，从医学、人性、生物伦理学、人类未来、科技对人性的异化等方面展开对科学的深刻反思与批判，并带着思考和忧虑，展现了对和谐的科技人文环境的期许。

　　一、

　　人与“非人”之间的伦理问题

　　伦理是关于行为的善恶问题，与科学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科学理性精神帮助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但同时也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导致环境危机和生态灾难。同时，科技造成的社会结构使得人只能服从自己造就的机器的逻辑，而不得发展自己道德上的自由意志。再次，科学技术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的距离，却扩大了人与人之间情感距离，使人们之间缺少亲情和爱意、理解与信赖、交往与关怀。当新的生命体可以在实验室里“被创造”，而不是一定要通过“进化”来完成，“人造人”必然引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全新的考验，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在科幻作品中，“人造人”题材由来已久，人与“非人”之间的伦理问题也早已得到体现。自玛丽·雪莱发表《弗兰肯斯坦》( 1818 )以来，科幻小说不仅诞生并兴盛，单就题材创新而言，一系列人造人的故事开始在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中大放光彩。在《弗兰肯斯坦》中，科学家弗兰肯斯坦通过科学实验创造了一个奇丑无比的怪物，怪物心灵单纯，却受到人类歧视，他渴望爱情，希望再造一个女性同类，双双隐居，当弗兰肯斯坦毁掉已经成型的女性人造人之后，怪物开始报复人类。作品展览了“人造人”科学技术的奇迹，同时反映了这一奇迹与人类传统秩序之间的矛盾问题。在德国经典电影《大都会》(1927)中，人造人成为影片的重要角色。科学家洛云根据工人领袖玛丽娅的容貌制造了生化人假玛丽娅，大资本家利用它去操纵生活在地层下面的劳工。而假玛丽娅最终失去控制，开始煽动工人破坏机器。影片里，假玛丽亚的制造过程被拍摄成宛如梦幻般的场面。在捷克经典话剧《R.U.R。》(1921)中，罗素姆本来是要制造大批可供差使的奴隶，由于一个科学家改变了合成复制人的化学方程，这些生化人开始拥有意志和感情，并萌出了对自由的向往，最后，它们不堪被役使，奋然反抗，并把人类彻底消灭。在这个剧本中，人造人的反抗有了进步的意义，是对劳工阶层反抗统治的隐喻。台湾作家张晓风于1968年发表《潘度娜》(潘多拉的台湾译法)，描写一位红颜薄命的人造美人，同样成为一篇人造人的经典科幻小说。

　　随着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突飞猛进，人造出有血有肉的另一种人类，这是人类思维觉悟上的一种智慧。倘若克隆人、机器人、生化人这些潜在的可能成为异于人类生命形式的异类生命体，必然挑战宇宙间的智慧生物人类本身。因此，当人类遇到或是自己制造出一个异己的智能生命时，该用何种态度对待“他们”或者“它们”，就成了科幻作品中“人造人”题材的逻辑出发点。文化是多元的，不同质的文化蕴含着人对自我的不同解释与理解。在很多科幻小说中，“人类必胜”成为大圆满结局。而王晋康则不同，其从第一部科幻小说《亚当回归》(1993)开始，就以苍凉的笔调审视人的地位和尊严问题。站在全新的视角审视科技的发展对人类社会可能的影响，通过丰富的想象构建高科技所创造的“非人类”，以及人类面临这些“非人类”时的困惑与彷徨。在《亚当回归》中，星际旅行归来的宇航员王亚当发现地球上的新智人(即大脑中植入电脑芯片的自然人) 成了人类的绝对主体。新智人之父、年迈的脑科学家钱人杰暗示王亚当只有借助植入电脑芯片获得更高智能，才有可能找到推翻新智人统治的途径。人的统治地位受到挑战，作为人类代表的王亚当悲壮地接受了大脑的改造。但接受更高智能的王亚当没有找回人类的唯一性，恰恰相反，作为新智人的他面对旧人类文明的暮日发出一声悲凉的叹息。作者以平和、冷静的笔调叙述了两种人之间的关系。在《生命之歌》(1995)中，作者同样讲述人类的历史地位受到挑战后的苍凉与无奈。新“人类”始祖即具有生存欲望的机器人小元元是女主角孔哲云“亲亲的小弟弟”，小元元具有人类无法匹敌的先天优势，倘若顺其自然成长发展，人类将无可避免地遭遇被小元元们取代的命运。面对这种境况，人类的代表孔哲云拿起父亲丢下的枪，准备杀死小元元，在拯救人类被淘汰的命运中，留下“撕心裂肺的痛苦”。

　　人在面对科技创造出的“非人”时，作为制造者的人类是否应该将异类生命纳入人类的规范约束之下？新诞生的异类生命是否也要和其创造者一样遵循着共同的伦理准则？人类是否能够将异类生命的存亡置于指掌之间？作为生命体的“非人”是否总是一种生物隐患，而威胁人类的存在？在以“人造人”为题材的科幻作品中，关注的焦点逐渐从“人造人”的神奇想象转向这一事件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即人与人造的“非人”之间的交往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困境。在王晋康的科幻小说中，无论是“悲凉的叹息”，还是“撕心裂肺的痛苦”，都表现了作者王晋康对人以及人类生命之外的异类生命生存的关切，对生命平等的理性思考。

　　二、“类人” 与人类之间的伦理困境

　　王晋康的很多作品涉及生物题材，一方面是作者看好生物科技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作者试图借此题材建立与人的关系，思考科技发展创造的智能生命与人的问题。而在《类人》(2003)这部小说中，王晋康在“人造人”题材方面推陈出新，构思出“类人”创造技术，直接使用非生命物质来创造基因物质，进而创造生殖细胞，培育新人。作者详细地描写了类人的制造过程：用纯物理的手段把碳、氢、氧、磷等原子排列成人类的DNA，再蕴孕成人。“类人”

　　像产品一样被制造出来，但并没有被制造成怪物或者超级战士，而是集合了自然界所有巧合与奇迹的高等生物，不仅有人一样的外形，也有人一样的心理活动，可以和人交往、合作，甚至相亲相爱。这部小说运用大胆的想象，新颖的构思，主要描绘了被创造的“类人”与创造者人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悬念迭起，当一个个谜团最终被揭开时，未来基因技术给社会伦理带来的新挑战展现在读者面前。

　　首先，以雅君为代表的类人形象，表现出从产品变为人的艰难困境。

　　在作品中，尽管类人从外貌上来看他们与人类毫无二致(类人长得更健美)，但其“类人味儿”使人类对他们的身份确信无疑。类人不惧死亡。当记者董红淑来到类人工厂时，一眼就看出在通道口迎接他们的那个穿白色工作服的头发花白的男人是一名类人。这名中年男子完成使命，同众人告别，饮尽杯中的酒，把酒杯递给同伴，然后神色自若地走向一间小屋，向众人扬手作别。屋旁边的一串指示灯闪了几下，随后变成绿色，他在那里化作原子，回到程序的开端，重做DNA，这就是类人生命的轮回。类人具有繁衍能力，但都是性冷淡者。类人在体质上除了没有指纹之外，与自然人没有区别，但人类设置禁令：“类人不得具有人类的法律地位，不允许有指纹，以便与人类区分；不允许繁衍后代；只能在三个类人工厂里制造新类人。”尽管具有繁衍能力，但类人们普遍没有繁衍的欲望。同时，类人在智力上、体力上都不弱于人类，却生来注定做驯服的仆人。例如在太空上照顾孤僻怪诞老人的类人基恩，一旦不能完全服务于主人，就会有一个新类人来接替他，而基恩则要走进气化室，重做DNA，进入新的轮回。这就是类人的生活，严格遵照人类文化规范，不惧生死，更无所谓族类的繁衍。

　　类人是由工艺或技术产生的普普通通的“产品”， 在法律上被称为 B 型人，不具备自然人的法律地位，不得与自然人结婚，不得生育，不得建立社会组织，不能变为人。小说中美丽的未婚妻雅君便是一个类人，她在“二号”类人工厂里诞生，7岁时被一对富有的老年夫妇买走当女仆。幸运的是他们对她倾注了全部的父母之爱，并按照死去的女儿指纹资料为她雕刻了指纹。长大后，雅君与人类男子齐洪德刚一见钟情，同样幸运的是，齐洪德刚倾注了纯粹的爱情，并对雅君的指纹做了精心的修整。但是人类文化的规范让雅君一直存在自卑与畏惧心理，而当人类没有发现她的真正身份，便唤醒了她的欲望和反抗意识，敢于以自然人的身份生存，并在爱情中战胜生理恐惧，变成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女人。可以看出，在没有受到人类社会文化暗示或约束时，雅君可以超越类人身体与心理的界限，从工厂里的产品变为一位完美的女人。

　　但是人类用禁令划出与类人的界限，无视甚至蔑视类人的生命形式。有纯洁的人类主义者，例如如仪的爷爷鄙视由人类智慧造出的类人，对类人怀着深深的戒备和敌意，认为“人类的智慧腐蚀着人类的自尊，人类用无生命的物质合成了类人”。他认为类人会背叛人类并威胁人类的生存，“他(类人仆人)会永远垂手侍立在我的身后吗 ? 上帝，请收回人类的智慧吧 !”身患脑萎缩的他反对用类人的器官修复自己的大脑，宁可让大脑萎缩，也绝不同意在他的头颅里插入一块廉价的人工产品。而警察何剑鸣发现雅君冒充人类，要与人类领证结婚时，尽管对她满怀同情，但仍旧要尽警察职责本分，使得雅君最终被掀开自然人身份的外衣，重新变为产品，并因犯规被平静地销毁。

　　类人只能成为产品，而人类即使对类人产生感情，也无法将其视为真正的人。正如作者所说：“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道主义者和兽道主义者，他们把仁爱之心普撒到富人、穷人、男人、女人、孩子身上，甚至普撒到鲸鱼、海豚、狗、信天翁身上，但对待类人的态度是空前一致的：不允许类人自主繁衍，以免威胁到地球上的主人——人类的存在。”作品以雅君苍凉的故事展示了在传统伦理规范中，人类站在自身所谓“善”或者“正确”的立场上，对异己生命哪怕是美好的类人生命的漠视。

　　其次，以剑鸣为代表的类人，表现出从自然人还原为类人产品的现实必然。

　　警官何剑鸣在作品中出现时，是警界精英，精明能干，备受器重，并且生活幸福，与如仪相亲相爱，即将走向婚姻殿堂。读者毫不怀疑他是耶和华、宙斯、朱庇特、奥丁、佛祖、女娲或任何一位神灵的创造之物，是大自然的造化之功，是一位真正的人。他忠实地执行人类为类人设置的禁令，即B型人不得与自然人类婚配。他发现雅君是个类人，忠实执行法律框架下的警察职责，以致自己遭到齐洪德刚深深的仇恨。

　　齐洪德刚在复仇行动中，逐渐发现剑鸣也只是“二号”基地生产的一个工件，并揭露了剑鸣的真实身份。从自然人还原为类人产品，剑鸣的命运急转直下，哪怕他拥有人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指纹。世界政府一直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人类与B型人之间的堤坝，当发现警察系统中出现一名类人时，法律的更高执行者高局长哪怕深爱剑鸣，也毫不留情地选择隐秘杀死剑鸣，为剑鸣留下其自然人的身份。

　　即使类人完全按照自然人的方式生活，作为产品的真实身份终将被人类揭露，倘若要保留自然人身份，也只能以隐秘死亡为代价，这是人类社会的规则。而这种规则，是建立在人类的文化价值观念之上。即使类人与人类的差异日渐缩小，从明显的“类人味”，到雅君的自卑与恐惧，再到剑鸣的毫不知情，人类也以绝对的权威维护自己的唯一性，在残酷的阴谋与死亡中再现了人类对异己生命的惶恐不安以及茫然无措。

　　三、类人与人类的自由之路

　　纯洁的人类主义者认为，人类“是地球生命的巅峰”， 是“无生命物质上升华出的智慧灵光”，但也有人类意识到人类的有限性。例如在王晋康的科幻小说《养蜂人》(1999)中，年轻有为的科学家林达意识到人类之上高踞着一个超级智力的上帝(电脑网络)，自己毕生的努力与人生的目的只如蜜蜂般卑微。在《水星播种》(2006)中，亿万富翁洪其炎到水星上培育全新的纳米机器生命，并引导新生命创建自己的文明，但水星上的人类洪其炎的身体却最终被水星人暴露在水星表面的强光下灰飞烟灭。在作者看来，人类的肉体上并不决定人的本质，人也并非宇宙间唯一正确、永恒的生物。

　　在这部《类人》中，类人工厂工程师何不疑对类人的态度相对开明，他完全摒弃“夷夏之防”，打破人类与类人之间的坚冰，认为世界上所有生命都来自于物质，或直接，或间接，他们之间没有什么高贵和卑贱之分，“人造生命和自然生命有同等的权利，不过，我一直把握着做事的分寸，我想让类人遵循一个渐进过程来融入社会。”当以高局长为代表的卫道士们得知剑鸣是一个类人进而炸毁剑鸣时，退隐多年的何不疑开始从制造类人转为反对人类现行制度，“既然科技在短短几十年内创造了类人，完成了上帝40亿年才完成的工作，我想科技也能帮助我们在几年内完成对B型人的解放。”这个“二号”工厂的缔造者成为B型人的解放者。而一同参与解放运动的有侥幸存活的剑鸣，已消泯仇恨的齐洪德刚，以及丢弃肉体以电子信息形式存在，融入超智力体(或曰上帝)的司马林达。在这一场运动中，三个类人工厂共生产5万个拥有自然人指纹的类人婴儿。人类社会不会很快承认类人的平等地位，但也不会再对他们着力防范，只有时间能够完全抹平人类与类人之间那道壁垒。

　　无论是雅君努力抛弃自卑恐惧，在道德与质疑中寻求生存空间，还是剑鸣按照自然人身份生活，却终究被识别为类人，都表现了人类将类人视为异己生命的存在。而只有人类战胜自私，在解放类人的同时，人性自身也得到升华。这种升华表现在何不疑与类人剑鸣之间重建的父子情，有丹丹与类人女儿的母女情，更表现在唯一一个主动抛却肉体进入智慧体的司马林达对人类的情感。无论是人格化的电脑霍尔，还是脱离肉身的司马林达，他们进入一个超级智慧体，将个体的智慧重组。若干世纪后，当人类学会用高效率的方法整合他们分散型的智力，人类智力将产生一个飞跃，到那时，人类将与他们的上帝合为一体。

　　可以看出，王晋康的生命科学题材作品常常在召唤科学理想的同时，也提醒人们科学技术可能带给现代文明秩序的震颤，细致而又缜密地探讨了科学技术对既定社会造成的不可避免的伦理冲击。《亚当回归》用乐观的态度预言科学必将改变人类自身的总趋势，而在《癌人》(2003)、《豹人》(2003)和《海豚人》(2003)三则小说里，王晋康提出了基因技术危险的一面，拷问人类面对基因技术负面影响的承受力。《癌人》中的科学家使用人的癌细胞克隆出癌人用于实验，癌人生长速度远超普通人类；《豹人》、《海豚人》中动物与人的结合，其目的是改造人类使其具有动物的运动性能力。不论是《豹人》中的实验与罪孽，还是《海豚人》中的使命与责任，都使读者不禁担忧人类的进化与发展的前途命运。而在这篇《类人》中，人类纯洁主义者高局长的自杀，具有指纹的类人婴儿源源不断地诞生，重新拷问了传统伦理观念里的善恶与对错之分。

　　王晋康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俯瞰科学和人类社会，描述了人类多种可能的未来，让我们在震撼中重新认识自身。他的科幻作品是把前沿科技、人类福祉、道德禁忌和文化多样性相互融合的典范。在这些作品中，他对科学发展的预见，对人类未来的揣测，表现出作者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在科幻世界里，对人类认识自我、重塑自我与升华自我的重新思考，以及对于构建高科技时代生命平等这一伦理规范的全新期待。

　　参考文献：

　　[1]王晋康：《类人》，作家出版社，2003年。

　　[2] 王晋康：《养蜂人》，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年。

　　[3] 王晋康：《水星播种》，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4] 王晋康：《海豚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5] 王晋康：《癌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6] 王晋康：《豹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7] 王晋康：《王晋康科幻小说精选》，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