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情怀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

　　鲁院的玉兰花适时绽放，课余有同学考大家花瓣数目，有说9，有说10，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现场数，结果8、9、10、11都有，大家哑然。每个人都曾试图以自己的经验去说服别人。实质上，尽管我们数出了玉兰花的瓣数，也不能妄加评论，因为我们没有玉兰花的专业知识，更不要谈完备的植物学了。

　　我想数花的故事在文学批评中也会出现。研究贾平凹的认为贾平凹经典，研究王安忆的认为王安忆更优秀，关注先锋文学的和关注现实主义的几乎要掐架，这就像我们数花，没有系统的知识背景光凭数出来的经验恰恰是无效的，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

　　职业化、学院化是当今文学批评最普遍的状况，大家的知识、经验全是二手的，从书本和朋友圈中来。多数评论家是一口气读到博士，然后留校任教躲进小楼。高校的专业教育使文学细分得厉害，课题制、公分制又加剧了内部的瓜分。比如当代文学批评，每个人越来越局限于一个微细的角落：小说研究还不够，我是研究新世纪长篇的，你是研究短篇的，他是研究苏童的……每个人紧紧盯着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方的、古典的都不管，更不要说窗外的现实世界了。久而久之，以专家自居，坐标的纵轴和横轴却未广延。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多种西方批评理论涌入，叙事学、形式主义、新批评等方法通过对先锋文学、现代派作品的解读而深入人心，审美批评渐渐占据上风，而社会历史批评被认为老土、过时。以文学性对抗政治性是一种批评策略。“作家死了”，文本益发孤立，不仅与作家割裂开来，也与读者和整个大时代割裂开来。上世纪90年代，伴随市场经济，文化消费主义的兴起，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文学越来越沦为语词的自我繁殖，批评更是自说自话。《平凡的世界》改编电视剧掀起的巨大波澜提醒我们，文学并不仅仅是语言的能指游戏，它在公众心中引发的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同样重要。

　　批评对我们很多大学老师来说是一种职业而不是志业，更多的是方法、术语和才情，是面向网络背对现实的批评，是书斋的批评而不是大地的批评，不能通向“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

　　漫长的文学历史中，爱国是一条源远流长然而隐蔽的文学线索：歌颂河山是一种豪迈的爱国情怀；黍离之悲、亡国哀歌则是一种深沉的爱国情怀。古代文人都是“学而优则仕”、“有余力、则学文”，文学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诗圣杜甫曾写“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代表了诗人以苍生为念的博大情怀。“八千里路云和月”、“先天下之忧而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激动人心的诗句越过久远的时空至今让人激荡，诗人的情感都是与时代的难题碰撞的结晶，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后的升华。作家白先勇曾经谈道：“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感时伤怀的追悼，从屈原的《离骚》、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中所表现出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正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

　　这种家国情怀在20世纪也发生了相应的现代转换。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宗明义地宣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杰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指出：“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萨义德将《鲁滨孙漂流记》解读为英国往海外殖民地输送意识形态，认为小说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扩张的有效形式。20世纪小说的文体强势与民族主义的流布密切关联。

　　我国现代文学曾转化为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巨大能量：鲁迅的《药》、萧红的《生死场》、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等作品都传递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艾青的诗作《我爱这土地》激发了广大读者深沉的爱国情感。作家们都自觉地投身时代，“肩起黑暗的闸门”。

　　冷酷、麻木是文学的头号敌人。美国批评家桑塔格有本著作，书名为“关于他人的痛苦”。写作是在处理内心的感情和欲望，所以作家尤要关心“他人的痛苦”。在首都的大道上行走，我们经常会与“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几个大字不期而遇，它同样适应于文艺事业。今天，我国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进一步扩大了，并且与普世价值接轨，这是全球化的结果，也是时代的进步使然。

　　《国歌》曾经唤起我们的前辈去反抗、追求，让中华民族结束一个多世纪的屈辱史，翻开新的历史篇章。开学典礼上，当我在鲁院听到《国歌》，在内心激起了一种深刻、神圣的爱国感情，我第一次清晰地、自觉地将自己的批评事业与民族文艺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联系起来。文学批评理应与广阔的时代和民族的历史建立密切的精神联系，评论家更应该睁开眼睛凝视当代中国，对当下文学和当下中国做出富有成效的阐释。

　　最后以鲁迅先生的名言与大家共勉，让我们的文学批评实践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