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个真实的《红楼梦》

　　明年是曹雪芹诞辰300周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彬的《红楼梦叙事》，以此作为纪念曹公的一瓣心香。

　　关于《红楼梦》，其研究早已是车载斗量，似乎再研究也难有新意。然而，《红楼梦叙事》则与众不同而另具特色。作者将西方的叙事学与中国传统的考订方法相结合，以此为方法而对《红楼梦》中的叙事结构、叙事方法、叙事话语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对多年来困扰红学界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作者、人物年龄与创作主旨等，提出了颇有特色且言之有据的见解。

　　多年来，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还是高鹗，始终争论不休。王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一般采取说书人讲述，但是《红楼梦》不是，而是采取顽石讲述，从而与今天的叙事形式接轨，在当时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顽石原是女娲补天剩下的一块石头，后经癞僧、跛道二人携往人间，游荡一番之后返回到大荒山青埂峰下，回忆往事而将自己幻化人间的故事镌刻在石头上，因此称《石头记》。由于这个缘故，在前八十回中，每当重大情节，顽石都要显身出现进行议论。比如，第十八回《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大观园里香烟缭绕，华彩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顽石则此时显身“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凄凉寂寞，若不亏癞僧、跛道二人携来到此，又安能见得这般世面。本欲作一篇《登月赋》《省亲赋》，以志今日之事，但又恐入了别书的俗套”等。而在后四十回中，举凡重大情节，比如黛玉之死，检抄贾府，却均没有了顽石的显身出现，这就说明，后四十回的作者依然袭用了传统的说书人而不是顽石讲故事的方法，讲故事的方法发生了变化，自然不是曹雪芹所做了。通过分析前后叙述方法的变化，王彬轻松地化解了《红楼梦》的作者问题。

　　在《红楼梦》中还有一个困扰读者的问题，人物的年龄，比如黛玉与宝钗的年龄忽大忽小，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呢？传统红学家解释，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用了10年时间，难免记忆混乱而发生错误。真的是曹雪芹糊涂吗？当然不是。在《红楼梦》的内部编年中，宝玉与黛玉第一次见面时，宝玉7岁，黛玉6岁，本是儿童，而在曹雪芹的笔端却被刻画成少男少女的形象，这自然是出于艺术的考量。同样的年龄问题，在宝钗也是如此，书中一会儿讲宝钗比宝玉大两岁，一会儿又说大6岁。那么，谁说的年龄准呢？在小说中，故事早期，人物的年龄偏大，而在故事晚期，人物的年龄又偏小，究其原因，王彬认为是封建礼法的制约，当人物年龄超越礼法的约定之时，作者便要将人物的年龄拉回，从而避免与礼法相违背。当然，根本的原因在于文本中的时间与故事中的时间是可以不对等的，因为文本时间原是“伪时间”。关于时间，王彬在《红楼梦叙事》中专有一章讨论，其中提出了“伪时间”以及“时间零度”概念，从而丰富了小说中的时间范畴。王彬一向认为研究文学艺术，当然包括小说，不仅要进行观念更新，还要在方法上进行更新，方法更新的实质是观念更新，囿于篇幅，这里不做详细讨论。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关于《红楼梦》的主旨便有种种不同看法，其中最为流行的是民族矛盾。认为宝玉喜欢吃女人嘴上的胭脂，而胭脂是红色的，明朝的皇帝姓朱，以红色为正朔，因此曹雪芹写《红楼梦》的主旨是“反清复明”。王彬在《红楼梦叙事》中专门开辟了一章，讨论《红楼梦》中的语言问题，他指出《红楼梦》语言是历史上的北京话，留存有大量的幽燕语与满式汉语，作者是生活在北京的满族人士，在清朝满族是统治民族，作为统治民族中的一员怎么可能反对自己的民族统治呢？认为《红楼梦》的主旨是“反清复明”岂非痴人说梦？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误读，王彬认为，在于研究者不分析《红楼梦》的文本，不研讨《红楼梦》的语言质地，游离《红楼梦》的文化肌理而跑野马，因此才会发生“大笨伯”猜“笨谜”的现象， 这样的荒唐与学术无关，却充塞视听，这是红学界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先锋派作家对小说进行探索，马原是代表之一。他在小说《虚构》中，采取了把作者、叙述者与人物嫁接的叙事方法：“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有评论家说，这是受西方作家的影响。比如，19世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我从参议员私人秘书的职位上卸任》中，马克·吐温便以秘书的名义在小说中出现。但是，事情并不那么单纯，这种对叙述者的解构，还可以上溯，上溯到中土我们所熟知的《红楼梦》，叙述者已然被解构为作者了。

　　我们知道《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是一块无缘补天的顽石到人间游历以后的故事。顽石把自己的故事镌刻在石头上，空空道人发现以后将其抄录，带到人间：“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空空道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叙述者在这里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叙述者集团，在叙述者之外出现了辅助的叙述者，他们以抄录者、更名者、整理者、评论者的身份出现，甚至转化为作者：“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叙述者是小说的核心。但是，叙述者不是固定不变的。小说的实践者总是尝试对叙述者进行各种各样的颠覆、解构与建构，试图以此为出发点而对小说的艺术形式进行探索与更新。《红楼梦》也是如此，《红楼梦》的尝试，相对西方，至少提前了一个多世纪。

　　近年在我国当下文学作品中，自由直接话语与亚自由直接话语，呈现一种流行趋势。我们知道，转述语有：直接话语、间接话语、自由间接话语与自由直接话语。有研究者说，自由直接话语源于西方，古希腊柏拉图的《巴曼尼德斯篇》，便有这种转述语的形式。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在我国，也早已有之，即使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不乏其例。《红楼梦》就是如此。第四十六回，贾赦看上了贾母的丫鬟鸳鸯，想娶其为妾，鸳鸯不同意，但他的哥哥与嫂子却认可，鸳鸯于是拉了她嫂子到贾母跟前跪下：

　　一行哭，一行说。把邢夫人怎么来说，园子里她嫂子又如何说，今儿她哥哥又如何说，因为不依，方才大老爷索性说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我到天上，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终究要报仇。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

　　这里出现了贾赦与鸳鸯的自由直接话语。先是叙述语，之后是自由直接话语，没有任何过渡，叙述者突然改变身份，从叙述者的口吻转变为人物的直接之声。

　　“五四”以后，中国主流文学样式全盘西化，中国传统文学被边缘化了。但是，有一点应该指出，分析中国小说的叙事经验，反而要从传统小说中去寻找。如何通过对中国古典文学，比如对《红楼梦》的研究，从中梳理中国的叙事经验，是一个非常重要、紧迫的历史性课题。

　　王彬认为研究中国当下文学，一定要对接古代的文学传统，将古今藩篱打破，以古化今，以今化古，推动中国的文学事业繁荣发展，因此研究《红楼梦》，并将其介绍给世界各国读者，是中国学者应尽之责。然而，我们在这一方面却做得不够，其研究往往蹈空而误导读者。王彬的《红楼梦叙事》则开了一个好头，扎根文本，勤于探索，从《红楼梦》的叙述形式出发，廓清了许多误区与疑云，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红楼梦》，在喧嚣与浮华的商品社会中十分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