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人的日记

　　老年人编撰回忆录，年轻人忙着写简历，中年人保存一本日记，每天照例以天气开头。

　　“2007年初，读美国诗人、殡葬师托马斯·林奇的《殡葬人手记》”，读至此句，不禁会心一笑。我正是那每天以天气开头写日记的中年人。

　　我的日记从青年写到中年，总有20多本了吧？写日记的诸多年里，也读了一些日记，纪德的、卡夫卡的、西蒙·波伏娃的，还有明人李日华的。纪德和卡夫卡的日记，内容文字都纯粹，总是与写作有关，用精美的句子传达深邃的思考。波伏娃的日记长而详细，注重细节，且勾挂着大事件和时代背景，像是后来查阅资料加工过的。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属明人小品，着笔随意，文辞简峭，情致雅淡。读这些优秀的日记，我获益良多，自己写的日记却甚是乏味。所以，我想，我的日记才是所谓的日记吧，都是些拉杂的生活琐记。到了中年有意回味，纪德、卡夫卡和波伏娃的那部分日记，是他们年轻时写的，有鲜活的血液在激烈地奔流，而《味水轩日记》是李日华于县令任上返乡奔母丧，为终养老父乞请归田后写的，具见中年情怀，何止是以天气开头，有时就只有天气，只一个“雨”字，或一个“霁”字，或“微风”，或“瓦缝有积雪”，颇觉亲切。

　　有那么一阵子，我学波伏娃，写日记的时候，将当天国内外的新闻大事也记录下来，以待老年写回忆录的时候，省却查资料的麻烦，可是坚持了一段时日就松懈了，最后终于忘记了，又陷于琐碎的小我。所以，我只能是渺小默默无闻的人，还有什么必要写回忆录。那么，我还有什么必要写日记呢？过了这么多年，我已经想不起当初为什么要写日记了，而到了中年，诸多责任烦事缠绕，为什么还要临睡前强打精神将这一天做一记录呢？这是个问题。卡夫卡在1921年11月7日的日记中说：“观察自我是一种无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别人在观察我，我当然也必须观察自己；如果没有人观察我，我就得更加仔细地观察自己。”这理由不适合我，我没有那么高尚。英国日记作家、散文家巴贝利翁的话倒是接近于我的意图，他说：“我倚仗这本日记帮助我，就像其他可怜的家伙依赖喝酒一样。”是的，是一种帮助，可也没到如此依赖的程度，只是偶尔想不起哪件事的时候，才打开日记查对一下。重读纪德1905年5月的日记，我找到了与我近似的想法，他说：“日记对我有什么帮助呢？在纷纷逃逝的事物中，我抓住这一页页日记，就像牢牢抓住固定的东西。”

　　正是了，日子的流逝，将生活带走，将记忆抹去，所以，要不嫌麻烦，及时将其按到纸页上。我甚至不相信电脑，只相信纸质的日记本和易于保存的黑色墨水。但，这就可靠了吗？也不免有怀疑，有失望。一次，偶读自己年轻时的日记，感觉某句话特别好，怀疑是自己写的吗？我那时能写出这么好的话吗？有时，某件事想不起来来龙去脉了，便到日记里去找，有时找得到，有时找不到，证明自己的日记写得太简单了。电脑没普及的时候，有一年为了练速记，我用速记符号写日记，现在，那些符号都忘记了，我只能对着那本日记发愣，那一年的我，没了。还有一次，看到从前的日记里记录了一个饭局，那名单里有几个人名，我愣是想不起是谁，成了真正的符号。

　　所以，我下决心，再写日记的时候，一定要多一分耐心，写细致些，人到中年，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记忆力，有些事我们以为不会忘记，其实转身转眼即忘。甚至忘记写日记，第二天再补，可是昨天都干什么了？回忆已经艰难。可我是个粗心的人，写小说这样郑重其事的事，该细的地方都细不了，日记当然仍是写不细的。年纪越大，生活越简单，日记也越简单了。

　　美国女作家盖·戈德温说：“日记作者们，是精明而天真无邪的一族，是隐秘的自我表现狂，是连续性的、自我意识生活的了不起的提供者。”她说的是另一类日记作者。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活在自己的日记中，青年时这样，现在中年了还这样。她说我：“你那算什么日记？”然而，这就是我的中年生活，平凡、琐碎：工作、写作，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照顾老小，接待远来的亲友，去超市买日用品，去发廊遮掩白发……日记里全是现实的我，我不会再藏一个我在里面，另一个我在我的写作中，在文学作品里。

　　这样的日记了无趣味，几成备忘录，却是安全的。有个大朋友说，他下乡的时候也写了些日记，回城后烧掉了，到了中年怀旧的时候开始后悔，因为青年的那段时间成了空白。我也曾做过这样的蠢事，30岁的时候，烧掉20岁以前的日记，可能是羞于自己的幼稚吧，我的人生只从20岁开始，要细致地怀旧，也只能从此开始了。现在的日记，没有什么能让我想烧的，中年的平淡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在我老年的回顾中，它将显现只对于我个人的价值。

　　作为殡葬师的托马斯？林奇看过太多的死亡，所以作为诗人的托马斯·林奇中年的时候很超脱：“中年是一个平衡点，既不为青春作催促，也不受衰老之阴影的掩翳，我们好像摆脱了时间的羁绊而自由漂流。过去和未来都看得明明白白。”所以，处在复杂矛盾中的中年人，凡事求简单，一如李日华，连日记有时也只剩下天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