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纯：军旅作家不应忽略腐败现实

　　离开文坛十多年后大胆端出“剑”指军内腐败的《一座营盘》

　　陶纯：军旅作家不应忽略腐败现实

　　在孟广俊身上，不仅有谷俊山的影子，可以说还有其他军中“大老虎”的影子，以及那些职位虽不起眼但称得上“虎蝇”的影子。

　　为了防止“对号入座”，我也做了一些处理，比如作品中故事的主要发生地——A基地，它的建制是个军级单位，它下面有师、旅、团，像这样的编制，全军是没有的，一般集团军下面才有。

　　我清楚，这部小说之所以受到人们关注，是因为它呼应了当下的反腐。

　　中国作协主办的《中国作家》杂志，今年第2期和第3期连载了军旅作家、总装备部创作员陶纯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一座营盘》。4月11日，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天销量突破3万册。这是多年以来少见的“剑”指军内腐败的长篇小说，写出了某部队30多年历程中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形式主义、用人不察、面子工程、决策缺乏科学、讲排场、浪费惊人、买官卖官……在作品后记中，陶纯介绍，书中涉及的问题大都是自己听说过的、遇到过的、身边发生过的，“甚至不需要体验生活，信手拈来就是”。

　　“构思孟广俊这个人物时

　　是受到谷俊山影响”

　　《一座营盘》，以我军某个军级建制的基地为背景，展示了三十多年来我军老中青三代官兵走过的历程，被认为是所有营盘的缩影。书中正反主人公布小朋和孟广俊二人既有一个连队成长起来的友情，更有立场鲜明的对垒。两人曾畅谈理想，布小朋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能在部队当个上校就很满足了；孟广俊笑他志向太低，孟广俊的人生理想是当“中将”。后来，孟广俊费尽心机攀附上了北京总部的一位大首长孔家瑞，终于扛上了“中将”军衔，但好景不长，十八大后，中央开始动真格“打虎”，孟广俊从人生最高处跌入囹圄，而布小朋则当上了基地司令。

　　北青报：有读者认为，书中主要人物之一孟广俊的原型就是谷俊山，是这样吗？

　　陶纯：应该说，孟广俊和谷俊山有很多相似之处，我在构思孟广俊这个人物时，是受到谷俊山影响的。在孟广俊身上，不仅有谷俊山的影子，可以说还有其他军中“大老虎”的影子，以及那些职位虽不起眼但称得上“虎蝇”的影子。本来我在书中的后记里面还有几句话，后来给抹掉了——“谷俊山这种人物其实到处都有，很多单位都有，只是大小而已，贪多贪少而已。”

　　生活中，我也认识一些类似孟广俊这样的人，在部队里面，像布小朋这样的人或许不太受欢迎，因为你什么事也不能帮人家办，什么都按纪律和规定来，原则性太强，缺少灵活性，油盐不进，自然也就缺少朋友，所以这类人应该是很孤独的。

　　北青报：在实际的生活之中，像布小朋这样处处讲原则的人，能做到将军这个职位吗？

　　陶纯：当然可以。人是复杂的，有时不能简单以好与坏来划分。虽然受各种各样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走正道的人，毕竟是大多数。现实中，像孟广俊这种人坐上高位不鲜见，像布小朋这样的人，我认为还是主流。

　　话又说回来，布小朋毕竟是一个虚构的作品人物，和现实生活是难以画等号的。他传递着正能量，更多地是代表我的期望。我把他处理得稍微简单了一点，给予他的坎坷不够，这或许是一个缺憾。有人认为孟广俊这个人物写得好，更真实可信，布小朋却有点不可信，人为拔高了。但是如果不这样写布小朋，如果布小朋不是一号主人公，这本书能不能出版？我真的没有把握。所以你应该明白，没有布小朋，也许就不会有孟广俊。正反双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生活中也是这样。

　　“当了十年军队专业作家

　　以前基本不敢正面描写官兵苦闷”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陶纯就曾发表3部长篇小说、20多部中篇小说、70多篇短篇小说。他参与创作的长篇小说《雄关漫道》和长篇纪实文学《国家命运》分别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还多次获得军内各项文艺大奖。尽管有如此之多的作品和奖项，陶纯以前仍觉得“作为军队作家，不能去书写基层官兵的精神苦闷，看不到创作的希望”。

　　北青报：在后记中，您写到当了十年的军队专业作家，但是基本不敢去触碰部队存在的实际问题，不敢正面去描写官兵的苦闷，这是为什么？

　　陶纯：这些年部队加大投入，官兵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改变，这是任何人都看在眼里的。但精神上、灵魂上不满足的地方肯定有不少。每个年轻人到部队去，应该都怀有一种理想，但是理想跟现实往往会有较大的反差。部队能够给予他的东西与他个人的期望，他看到的东西和他想象中的部队，都会有较大的差距。这种落差会让他们感到苦闷。官兵的内心世界其实很丰富，写出来也会很生动、很深刻，但是你如果真实地写出来，别人也许就会认为比较灰暗，背离了“主旋律”，发表的时候就会有所顾忌。这种现象你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创作的欲望在不断减弱，最后只好停了好长时间。

　　北青报：感觉您所说的官兵的某些苦闷有点像现在的国家公务员，活多、钱少、晋升难？

　　陶纯：人的苦闷是多方面的，仕途遇阻，情感坎坷，是人生重要的方面。军队也好，地方部门也好，其实官场都是相通的，人们所面临的困境估计都差不多——干得好未必能上去，干不好的人有关系、有门道，一样能上。这就是媒体上最近常说的政治生态问题。军队是国家重器，军队的政治生态好与坏，直接影响到战斗力生成，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军队肃清徐才厚、谷俊山这些反面人物的影响，重塑军魂，提高士气，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最大的心病也越来越包藏不住

　　那就是腐败”

　　陶纯说：“作为一名老兵，我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军队的巨大变化。说实话现在我们的战斗力，已经足以令老对头们发憷，但我们最大的心病也越来越包藏不住，那就是腐败。写三十多年来军队的变革，如果有意忽略这个重大问题，那就是一个军队作家的失职。”

　　北青报：据我所知，您有十年多没再写小说，参与编剧了不少电影、电视剧，在编剧行业也有了一定的名气。一般作家沾上影视，很难再回归文学，您为什么又突然转向小说创作了？

　　陶纯：我这个人平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写小说，离开文坛十年多时间，有些迫不得已。现在回过头来写《一座营盘》，有一个重要契机——十八大以后，风向变了，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反腐，这回是真反，不是忽悠。在我党历史上，像这么大规模的、坚决的反腐，从未有过。军队的反腐更是如火如荼，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抓出了徐才厚、谷俊山这样的大老虎。我作为一个有着35年兵龄的老兵，亲历了改革开放后军队的巨大变化，看到了喜人的成绩，但也看到了很多存在的问题。这时候回头写小说，如果再对这些问题视若无睹，我认为是对不起手中这支笔的。我想改变过去军事文学“高大上”的传统，把军人拉回到地平线。我越来越觉得，不能辜负当下伟大的生活。文学与人一样，都应该具有理想性。文学的理想性便是要使我们对这个时代产生信心，而轰轰烈烈开展的反腐和取得的成绩，都证明我们当下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既然赶上了好时候，再不写，自己真就老了。于是我放手一搏，就有了现在的《一座营盘》。

　　北青报：您在作品中涉及到许许多多部队存在的现实问题，比如官场陋习、形式主义、铺张浪费、欺下瞒上，乃至高级干部住房严重超标、征兵中的不正之风、拼酒把干部喝死等等，着实让人捏一把汗，可谓“胆大包天”。这样写部队，您有过担心吗？

　　陶纯：担心还是有一点点，毕竟以前从来没人这样写过军队的现实。为了防止“对号入座”，我也做了一些处理，比如作品中故事的主要发生地——A基地，它的建制是个军级单位，它下面有师、旅、团，像这样的编制，全军是没有的，一般集团军下面，才有师、旅、团建制。写到中间，也曾经有过一丝犹豫，想放一放，观察一下形势再写。但当我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腐败的零容忍，提出军队绝不能成为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等，那还怕什么呢？就这么写下来了，越写越感到过瘾。

　　我写到了部队存在的种种问题，目的不是为了展示丑恶，而是为了呼唤正义与清明。你看，我在这种情况下，写出这样一部作品，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北青报：作品出版后，媒体和读者均把这部作品看成是反腐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可是，您又不认为这是一部反腐小说。为什么？

　　陶纯：我清楚，这部小说之所以受到人们关注，是因为它呼应了当下的反腐。但是，我从内心里并不认为这是一部反腐小说，作品里面见不到一个完整的腐败案件，也没有侦查与反侦查的过程，我只是写了改革开放之后几茬军人的成长，写到了他们成长所遇到的坎坷和磨难，这一代人里，既有布小朋这样的人，也有孟广俊这样的人。A基地的北大门正对着天安门，是有象征意义的，这样一群人为国家、为人民站岗放哨，人民放心吗？是靠石狮子护佑军营、护佑国家，还是靠人来保卫？答案不言自明。

　　因为军队积弊太深，想真实地写出他们的成长，没法不涉及到种种所谓的腐败行径。在当前，这是抓人眼球的题材，所以，自然就给它粘上了反腐小说的标签。其实，我写这部作品，只想让读者通过它，关心一下中国军队的现实，进而思索一下国家、民族的命运。文/本报记者  祖薇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