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大碗(铁扬)

　　那时，乡人吃饭用三种碗，大、中、小。三种碗都属粗瓷，它们造型不规矩，挂釉潦草，颜色有黑有白。白釉碗绘有蓝色潦草图案，或概念中的花朵，或概念中的云朵，碗边用麻绳样的图案收住。黑釉碗则是清一色的黑，有的黑中还透着暗红。

　　中号碗用途最广，乡人吃饭多用它。小号碗属于孩子，是中号碗的半碗。大号碗的容量是中号的一倍或更多，人们管这种碗叫钵碗，家里的壮劳力吃饭用它，有长工的人家，长工吃饭用它，那些年我们家里是有长工的。

　　我们所说的“饭”不属于固体干饭，它专指或稀或稠的流食——粥，里面常杂以瓜豆和薯类。用大碗吃饭的人以粗糙的大手把碗托住，嘴在碗边上转动着喝出响声，显得十分豪迈。

　　女人们吃饭不用大碗，我母亲却有一只，这是她的专用，且每年只用一次，那是她的生日。平时这只碗被倒放在碗橱一个什么地方，家人很少注意它的存 在。这是一只白釉、蓝花钵碗，碗身就绘有似云非云、似花非花的乱线般图案，沿碗边就是随处可见的麻绳图案。母亲生日这天，家人才注意到这碗的存在，确切 说，当母亲端起这碗时，人们才恍然大悟：今天是母亲的生日了。

　　这时的母亲从一个什么地方捧出这只大碗，自言自语着说：“今天换个大碗。”说着把锅里的“饭”不声不响地盛入碗中，坐在自己刚劳作过的灶前，呼 呼喝起来。那时灶膛的余火尚在，余火映着她那一张平时就显黑的脸，脸上只是一派的满足，神情十分悠闲。没有人去向母亲祝贺，我们——几岁的我和十几岁的姐 姐，只是站在厨房门口会意地交换着眼色。我们实在不知道如何去表达对母亲生日的祝贺，我们不会。不似当今的孩子为大人祝贺生日，大人为孩子祝贺生日时，有 那么多祝贺话要说，虽然那话是从一个什么地方模仿而来，说得极其“形式”和尴尬。那时的我们只知道这是母亲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对于母亲来说，有别于三 百六十五天的任何一天。她端出了大碗。

　　在平常的日子里，母亲是一个不显山水的人，她少言语，多劳作，担负着全家人衣食的运转：棉花由花朵变成布，再变成衣，粮食由谷粒变成面，再变成 饭。那时我家人口众多，在一口“七印锅”里熬粥要添一筲水，下二升米，擀面条要用一支半丈长的擀面杖，把面团擀成几尺直径的大片，再切上百刀，切成条；全 家人要穿衣需多少长短的布，要由多少针线来缝连，而每年到衣服被拆洗时，母亲还要把柴草灰淋成的灰水作洗涤剂，她的两只手在灰水里抓挠着衣物，手被泡得通 红……具有一双“解放脚”的母亲从早到晚只是在家中行走着。于是院中的各个角落就会传出风箱声、织机声、刷锅声、刷锅声、叫鸡声、叫猪声、棒槌的捶布声直 到晚间的纺车声。母亲是没有时间和我们说话的。待到说话时，她不得不把内容压缩到最短。“走吧。”这是她催我上学了。“睡吧。”当然这是催我上床。 “给。”那是她正把一点吃食交给我，或一块饼子或一块山药。也许正是因了母亲那简短的吩咐和呼喊，我们做子女的才心领神会、无条件地接受着、执行着。

　　我奶奶却是一位见过世面说话唠叨的人，她嫌母亲把饭食做得单调又少于和她交流，常常朝母亲没有人称地唠叨着：“给你说事，也不知你记住没记住。 也不知你明白不明白。你说就煎这两条鱼……”她是说我母亲煎的鱼不合她的口味。当然，鱼在我们那里是稀罕之稀罕，我娘不会做鱼，而我奶奶早年跟我那位在直 系从军的祖父在南方居住过，对鱼情有独钟。逢这时，我母亲面对几条一拃长的小鱼就显得十分无奈，她不知在一口七印大锅里怎样去对待它们。家中小煎锅倒有， 平时缺乏炉灶配合，只在春节时才立灶生火。

　　我父亲说话幽默，便过来“打圆场”，他对我奶奶说：“娘，鱼这物件怎么做也是个鱼味。”

　　这时我奶奶的话会更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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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的风波总会过去。母亲迈起一双解放脚还是会把鱼送给奶奶，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她把几条在七印大锅里干焙过的小鱼送到奶奶眼前，奶奶面无表情地撕扯着它们、嚼着。各种琐碎的声音又会从各个角落升起。日子还在继续。

　　母亲又端出了她的大碗，“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每逢母亲生日，家中的一棵杏树正在开花。

　　有一年母亲没有端出她的大碗，那是1947年，北方农村大变革的年代，土地所有制要改革，社会各阶层要平均，富户就要遇到前所未有的命运转折。 当然这要涉及我家。我家要将多余的土地、房屋匀出，懂得政治的父亲率先将多余的土地和房屋献了出来，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一个“深挖浮财”的运动又再继续。 “浮财”指的是地上和地下的宝贝。挖浮财要拿家中的女人说事。这种女人被称做“富婆”。政策决定要把村中一班富婆按坐牢的形式集中起来坦白交代。我家的富 婆当属奶奶了。一天当持枪的民兵要带走奶奶时，母亲却站了出来，她对来人说：“叫我吧。”她边说边向门外走去。于是替奶奶服刑的母亲便被集中到村中一家大 牢似的大屋里。

　　那里集中着十几名“富婆”。富婆们是要吃饭的，各家的饭要由各家去送，这时奶奶才取代了母亲在家中的位置，以“二把刀”的手艺弄火做饭，送饭的任务则落到我的头上。现时，我已是一位被免职的落魄的儿童领袖，先前我是学校儿童团的“一把手”。

　　奶奶把稀薄的稀饭盛入一个瓦罐，我信手从碗橱上拿下一只中号黑碗，刚要出门。奶奶却把一只大碗递过来说：“用大碗。”这是母亲的大碗，我后悔我为什么没有想到。

　　我低头走过大街去给母亲送饭，躲避着村人的眼光，不知不觉地想到一出戏里的唱词：天无势星斗昏，地无势草无根。君子无势大街上混，凤凰无势落鸡群。此时，我不自量地把自己比做落魄的君子和凤凰。

　　走到“牢”门，经过检查，我从“号”中喊出母亲，我看母亲在一个背静处吃饭。她把饭盛在她的大碗中，想了想说：“你想出来的？”我说：“是奶奶。”母亲的嘴在碗边上停歇片刻，呼呼喝起来。那饭很稀，先前我家做饭下米用两升，现在用半升。

　　母亲呼呼地、饥不择食地喝着。我看母亲少有的“吃相”，问：“娘，你为什么在这儿？”

　　母亲想了想说：“这要问你大哥。他懂这里边的事。”

　　我大哥是谁？是抗战开始投笔从戎，现正在晋东南一个地区领导这场运动。

　　后来十几年后，我见到大哥问他：土改非得那样搞吗？

　　他说：“就得那样搞，那是革命一个阶段的需要。我在晋东南，也指示圈过人。”

　　这时大哥在中央一个专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部门工作。

　　那次见面，大哥专门问了母亲的大碗。我说：“大碗还在，那不是浮财。”

　　大哥笑笑，重复我的话说：“那不是浮财。”

　　几年后，时局归于平静，我们这班投身革命的子女，有能力使母亲重新开始她的另一种生活了，争着抢着要把她从老家接出来。然而一个噩耗传来，她去世了。得了一种没有诊断清楚的胃肠道大出血病。父亲虽然是医生也没有能够挽救她的生命。

　　我接父亲的电话由省城回家奔丧，原来为母亲奔丧的兄弟姐妹，只我一人，他们或因路途遥远，或身有重任。我的身份顺理成章地成了长子。出殡时长子要戴重孝，打幡，摔“老盆”。打幡、摔盆是葬礼中的重中之重。

　　老盆是一只红色瓦盆，盆中盛有粮食和柴草灰。出殡这天当棺木被抬出门抬上灵车之前，长孝子要跪在棺前朝着棺材将盆摔碎。给亡灵送“伙食”吧。

　　父亲决定母亲的丧事要按老规矩办，且办得红火热闹，鼓乐班、十八人抬的灵驾一应俱全。热情的乡亲(一位先前押送母亲的民兵)为母亲买来崭新的瓦盆。这时父亲却有了新意，他举出了母亲的大碗，把大碗交到我的手中说：“摔它吧。”

　　我按照长孝子的规矩，痛哭着，跪在母亲的棺前，举着这“盆”朝着母亲的棺头，用力摔去，母亲的大碗被我摔得粉碎，我努力完成着父亲这个代表着全家人的心愿。可惜，奶奶已过世，奶奶若健在，我猜她也会有此动议的。她要用此举来补充婆媳间的那些小不愉快吧。

　　至今，我仍赞美父亲的举动，有了这举动才完美了母亲的丧事，也完美了母亲的一生，完美了一家人对这位女性的敬重。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从事着我的艺术事业，为研究民间的瓷绘艺术，我酷爱收集瓷片。为此我四处寻找、发现。还根据我对瓷绘艺术的知识，把瓷片编成系列。但，每当我摆弄起瓷片时，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和遗憾。我的瓷片里却没有我母亲那只大碗的一星半点。

　　(摘自《母亲的大碗》，铁扬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