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彩亚运 东巴文化在京首秀产生涟漪效应

——东巴文化在京首展的几件往事

长卷《神路图》局部。

东巴木牌画。

笔者（左一）为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作展览讲解。

　　纳西族东巴文化展5月中旬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据说，这是国家博物馆首次举办地级市民族文化展。这让我不禁回忆起1990年纳西族东巴文化首次赴京展览的情景。当时，我应丽江县政协邀请，担任了展览的中英文学术讲解，见证了展览的整个过程。

　　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纳西族东巴文化被选为亚运会艺术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展览之一，于当年9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展览展出了近五百件展品，包括东巴经、木牌画、布卷神像画，还有被誉为国宝的东巴舞谱、东巴法器，东巴教仪式中所用的祭木、器皿、泥偶、面偶，纳西人自制的传统纸、墨、竹笔，以及中外学者有关东巴文化的研究论著等。

　　作为纳西族东巴文化的首次进京展，这次展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费孝通、阿沛·阿吐晋美、钱伟长、胡绳、程思远、以及司马义·艾买提、江平、伍精华等领导和文化界名流，及各界人士近千人出席了东巴文化展开幕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十几家媒体进行了报道。费孝通先生还专门为这次东巴文化展题词。

　　说起请费孝通先生题词，还有一个很“大胆”的过程。费孝通先生从1988年起就担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如果通过正式途径请他题词，要走严格的程序，时间也来不及。我们事先请费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周星向他介绍了丽江来京举办东巴文化展，以及我们想请他题词的事。之后，我与当时在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工作的纳西族青年学者白庚胜博士，相约径直去费孝通先生家叩门求字。

　　费先生虽然地位很高，但他依然住在中央民族大学的一幢教授楼里。我们几个年轻人有些冒失地来到费先生家门口，大胆敲门。门很快开了，费孝通先生的夫人和蔼地和我们打招呼，费先生也很热情地和我们话家常。费孝通先生问了丽江和纳西族的一些近况，并特别认真地问了这次东巴文化展的大致情况，欣然答应为展览题词。开幕式上，人们一进展览会大厅，就见到了费老的题词“纳西族东巴文化展”。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程思远也出席了开幕式，并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展览，我负责向钱伟长先生讲解。他边认真观看，边问了我很多问题，包括东巴画的种类、纳西族目前在乡村的现状等。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对东巴纸和东巴墨的制作和用途饶有兴趣，详细询问了东巴纸和墨的制作过程、东巴文的书写方式及特点等。

　　展览期间，我和云南社科院东巴文化研究所的李静生还登门拜访了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先生。任先生是促成云南省社科院东巴文化研究所(成立初期是研究室)成立的主要倡议者和推动者，为东巴文化古籍整理和研究建立了平台。

　　任继愈先生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认真了解目前国内外东巴文化研究的状况，并对东巴古籍的翻译和整理提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我记得其中谈到要完全忠实于古籍原文，并多开展民间东巴教状态的田野调查等。

　　展览期间，主办方还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召开了关于纳西族东巴文化研究的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呼吁：东巴文化举世瞩目，应像重视甲骨文那样重视东巴文化的抢救和研究工作。一些外国学者还与展览筹备组洽谈合作研究与交流事宜。这次展览，为后来很多学者和文化产业经营者到丽江去了解东巴文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展览结束后，我们返回云南，在云南省博物馆举办了汇报展，其间云南美术出版社的负责人带着几位编辑来认真观摩，后来促成了《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画册的问世。这本于1992年10月出版的画册，荟萃了东巴文化11个方面的内容，共收进200多幅图片，该画册后来还荣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

　　可以说，1990年亚运会期间首次在京举办的纳西族东巴文化展，是东巴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一次盛举，其规格之高、所受的重视，以及由此产生的后续影响，为推动东巴文化传承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