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会光捧成功者

——对话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德峰

　　王德峰认为，大学不应该只满足于培养“社会精英”，而更应致力于培养能够担当天下的“民族脊梁”。

　　“今天，我们从中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更多的是在教知识、技术、专业，唯独缺少文化。我们培养了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多高学历的野蛮人，他们是冷冰冰的。”

　　在解放日报文化讲坛上，演讲嘉宾鲍鹏山提出的“高学历的野蛮人”说，见报后备受读者关注，引发网络“疯转”。

　　“野蛮人”与“高学历”的混搭，为何如此“弹眼落睛”？它是否戳中了社会的某些痛点？带着这些问题，《解放周末》专访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德峰，听这位大学生眼中的“哲学王子”讲述由“高学历的野蛮人”引发的深层思考。

　　■本报记者 刘璐

　　不少孩子被培训成了考试机器，却在人文修养上留下很大的空白

　　解放周末：在您的生活词典中，“野蛮”这个词是怎么解释的？

　　王德峰：野蛮，最直接的就是伤害别人、损害别人的利益，在现代社会中，这毕竟是少数，而非普遍现象。但野蛮还有一种表现形式是，缺乏基本的伦理精神，凡事都有功利性，虽然未必伤害别人。假如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社会上“野蛮人”还真不少。

　　解放周末：“野蛮人”与“高学历”的混搭，为什么如此吸引眼球？它是否戳中了社会的某些痛点？

　　王德峰：我想，对这种现象，大概许多人是有亲身体会的。比如，一个企业招了一个硕士或博士，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个人才出卖了企业的利益，令雇主蒙受损失。比如，有些高学历者在创业过程中无底线、无原则，巧取豪夺。

　　现在不少行骗的手段，没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术，还没法实现。大家谈之色变的食品安全问题中，不少有害添加剂，也要借助一定的高科技才能“成全”。你看，这些人都是挺有本事的，可本事用在了错的地方。

　　种种情况累积到一定程度以后，很多人就会疑惑、会质问：为什么有这么高学历的人还会这样？

　　解放周末：产生这样的反差，是否因为在人们潜在的价值判断中，高学历的人应该是文明的，是具备基本文化素养和伦理精神的？

　　王德峰：对，因为中国人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把教育看成对一个人成长的全方位培养，高等教育更是如此。过去，人们常说大学生吃香。“吃香”，不仅是因为这个学历，也是因为人们认为一个人受过高等教育，就应该是知书达理的，思想境界会比较高。由此可见，“高学历”这个概念里其实隐藏了一个前提，即你是有责任感的文明人，是正人君子。所以，当“高学历”与“野蛮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必然造成强烈的反差，引发“弹眼落睛”的效果。

　　解放周末：社会普遍对高学历者有较高的道德期待。然而，在现实中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却做出了与自身教育不相称的行为。究其原因，人们往往会认为教育难逃其咎。

　　王德峰：应该承认，这里确有今天我们的教育存在的问题。按照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领会世界、感悟真理的教育，早在孩提时期就应该开始。过去，成年人在孔子、孟子、庄子的言论中体悟生命的意义，后来还编了专门给儿童阅读的经典。比如，《三字经》里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就是哲学的命题，是一个孩子接受哲学教育的开始。但是今天，我们似乎与这个传统疏远了。

　　解放周末：今天很多孩子疏远了这个传统，而在各种知识、技能、证书间蹒跚起步。

　　王德峰：现在的不少孩子在小学、中学阶段就被逐渐培训成了考试机器，而那些人类优秀的文学、哲学经典，却几乎没有接触过，在人文修养上留下很大的空白。

　　当他们进入了大学后，又被分到各种专业进行专门人才的培养，如果不是主动选择，还是不太会有机会去接近这些经典。那么，就算他(她)是一名高学历者，他(她)也很可能同时是一个人文修养有空白的人。更严重的是，这样的孩子，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容易偏向一个竞争社会的功利主义目标。说得极端一点，就是“有知识、没文化”。而一个“有知识、没文化”的人，会缺乏人生的基本信念，精神上没有一个可以安顿的地方。这个问题很严峻，但是人们似乎有些司空见惯。

　　如果大学只能培养出与社会多元职业结构相一致的各类职业人士，社会的良知也就无从表达

　　解放周末：是什么让我们在注重知识传授、职业培训的同时，忽略了与人的精神成长相关的培育？

　　王德峰：今天的中国，一方面处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两者交织，形成种种张力，使得我们的教育不得不面对一种全新的时代境遇。在这种境遇下，产业化进入了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就高等教育而言，如果一所大学所颁发的毕业文凭的价值，直接由它为社会所提供的职业人才的优秀程度来衡量，那么大学就不得不通过市场效应来追求自己的声誉。这样的目标，势必造成大学课程体系的重组、人才培养目标的重新表达。

　　解放周末：这就可能培养出在专业领域相当出色，但在情感、精神上缺乏温度的“人才”。

　　王德峰：是的，如果大学只能培养出与社会多元职业结构相一致的各类职业人士，那么民族的命运就会被资本逻辑所操控，社会的良知也就无从表达。所以，我以为大学必须抵制这样的目标，哪怕这种目标短时期内似乎可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解放周末：大学与社会之间，不应是简单的适应关系。

　　王德峰：当今的社会，因为产业不断变化，导致职业结构经常在变。于是，旧的职业消失，新的职业随之而来。而大学，不可能为未来社会提供所有预先设定好的职业人才，也不可能为每一位学生提供终身可用的知识结构。

　　解放周末：大学教育能够提供给人的是什么？

　　王德峰：大多数人通过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教育，都能获得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高等教育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此前教育的基础之上，把人引领到问题的探讨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教育意味着一种“深造”——让学生触碰到学术本身的问题。在大学里，学生要写学术论文，写论文不是照搬具体的知识，而是要探讨问题。在这种探讨中，人会初步形成一些“学者气质”。

　　解放周末：您认为什么是“学者气质”？

　　王德峰：“学者气质”有多个方面。首先，通过大学的学习，你能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这会使人一生都保持虚怀若谷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是出于礼貌，而是真实的，你永远都不会自以为是。

　　然后，你能体会倾听的必要性，尤其是当自己的观点遭到反对时，能够打开心扉接受不同的意见。你不会认为自己的观点就是唯一正确的，也敢于怀疑自己，勇于面对问题。

　　接着，当你逐渐明白你所研究的学问在人类文明体系中的位置时，你就能把它放到学问的意义系统当中，重新认识和评价。

　　最后，你还会认识到，任何一门学科，归根到底都是建立在人类思想与精神的根基之上的，你也能感受到本民族的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的差别。

　　解放周末：对于大多数日后未必成为真正学者的学生而言，这种“学者气质”会对他们今后的人生产生什么影响？

　　王德峰：我认为，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下，当一个学生经过了四年甚至更长的学术探索和学术体验，当他(她)带着学历走上社会之后，同时也带上了这些学者的品格和修养，哪怕不做学问的时候，也习惯了用这种方式去思考问题。他(她)可以去做商人，那是懂康德也懂孟子的商人；他(她)也可以成为工程师，那是有人文情怀也有天下关怀的工程师。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他(她)都坚信，知识也好、技术也好，都是要为人类造福的。这样的高等教育就是成功的。

　　至于一个人将来能不能真正在学术上有所建树，那是另一回事，而这也不是最重要的。高学历者最重要的特征在于：他(她)是兼备学术精神和道德制约的独立人格。

　　假如你把发财作为你的人生目标，那就肯定错了

　　解放周末：现实是，不少人认为，要想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足，必然要以牺牲一部分理想和情怀为代价。

　　王德峰：确实，有的大学生在学校里听课听得很激动，认为自己从中获得了道德力量，明确了人生追求。可是没几年，他就会回来跟老师讲：“学校里说的很多道理，到了社会上一点都没用。不瞒你说，我已跳过多次槽了，每一份工作都做不长，与最初的职业理想已经渐行渐远，内心非常迷惘。”

　　解放周末：您怎么解开这样的迷惘？

　　王德峰：若我面对这样的学生，我会告诉他，一个人学的本事要通过你从事的职业体现出来，当你投身于一种事业，你一生的意义就是这个事业赋予你的。你在比较目前的职业和下一个职业的时候，“更好”的标准是什么？仅仅是某种社会地位的提高或者薪水的增加吗？

　　我们现在之所以容易忘记初心，容易被一些光鲜炫目的表象牵着鼻子走，就是因为很多人从事的职业与自己的人生理想无关。我曾经面试过一位上海重点高中的应届毕业生，当我问他对自己将来的期望是什么时，他的回答是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我问他这是否也是他的人生理想时，他回答说正是。我默然。

　　解放周末：这是把职业理想与人生理想混为一谈了。

　　王德峰：在过去，这两个概念常常可以重合，比如一个人一辈子做医生，医生就是他的职业，他同时也在这个职业当中实现了个人生命的意义。这就是职业理想与人生理想相重合，这是一种幸运。然而，在今天这种重合出现的概率很小。

　　解放周末：这可能缘于今天的“理想”常常被某种“成功”所捆绑了。很多人把社会地位和财富，奉为“成功”的核心内容。

　　王德峰：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会光捧那些发财的人、成功的人。你是首富，这确实是一种成功，但成功绝非只有这一个标准。比尔·盖茨、乔布斯都是成功人士，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也很可观，但我认为他们最值得称道的，还是他们贡献给人类的思想和精神。

　　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如果受到这种社会“病症”影响，就会把人生的目标设置得非常狭隘。一种是求“一夜成名”，所以今天选秀节目那么热闹。我有时候看电视，每一轮比赛后，被淘汰的选手总是泪流满面，我就觉得奇怪，这有什么好哭的呢，这不是来玩的吗？可是别人告诉我，这可不是来玩的，有人真的是把自己的人生赌在这场比赛上了。还有一种目标，就是成为商界“精英”。现在社会上经常有这种活动，把一些商界领袖请来，请他们谈自己成功的经历。这些现场总是涌满了年轻人，他们都是来看自己崇拜的英雄的，想知道这些人成功的流程是怎样的。

　　现在，很多人努力让自己要么一夜成名，要么成为商界领袖，如果两者都不行，就把自己的人生判定为“失败”。

　　大学生确实应当有谋生的能力，但无需拥有发财的能力，若果真成为富豪了，也不是坏事。问题在于：假如你把发财作为你的人生目标，那就肯定错了。

　　不管这个时代与过去有多大的不同，人生的基本真理是永恒不变的

　　解放周末：人生理想的错位，反映出并不只是某一个阶段的教育出了问题，而是跟当下整个社会所追逐的价值观有关。

　　王德峰：正是如此。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学每年都有自主招生，据我所知，有些老师会专门教学生一些“面试技巧”。比如，怎么抓住面试老师最希望听到的，编一套话让考官听着特别舒服。我就碰到过这样的学生，我说到哪里，他应到哪里，好像全知道，但当我再问下去时，他就不知道了。我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同意我刚才说的？”他说：“我们老师说的，考官肯定是对的，不要和考官唱反调。”

　　还有，大学里为了应对求职，也会开一些相应的技巧课，这也很糟糕。应聘的时候，难道不应该老老实实地说话吗？自己有什么能力，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应坦率而言吗？可现在有些学生把自己的简历包装得特别漂亮，把自己写得面面俱到、什么都会。如果我是考官，这些材料让我看到的就是虚假、欺骗，这是缺乏基本诚信的表现。

　　解放周末：要在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道德是基石，理想是方向，但有些人却把这两样当成了包袱。

　　王德峰：爱因斯坦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他说：我们来到世界上，不应该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什么，而是应该问自己能够做什么。爱因斯坦这个人，拿到今天来看，恐怕既不是“成功人士”，也算不上“社会精英”，更排不上世界富豪榜。大学毕业以后，他在专利局当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这个职业当然不是他的人生理想，他的人生理想是实现一场物理学的革命来克服物理学面临的危机。可贵的是，他坚持了这个理想，所以他能在专利局工作的那段时间里继续自己的科学探索，并且最终获得了成功。

　　我深信，不管这个时代与过去有多大的不同，人生的基本真理是永恒不变的。因此，我一直鼓励我的学生们，在大学期间，除了抓住这个可以让我们暂时远离得失、追求真理的难得的自由机会，还应该好好思考一下：我的人生理想是什么？我究竟能够做什么？

　　有人嘲讽、批评今天的一些年轻人“脑残”，其实他们并不“脑残”。事实是，他们头脑中装了很多知识，只是在心灵上没有得到满足，他们的问题是“心残”。

　　解放周末：他们对现实和未来充满困惑，如何弥补这种残缺？

　　王德峰：近些年我发现，不少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这种残缺了，学校也有相应的举措，比如复旦大学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推行通识教育，其实就是给本科生在人文修养上“补课”。

　　现在经常有学生在课堂上和我探讨有关学问、社会和人生的各种问题，我很高兴他们发现了一个思想和智慧的新天地。他们终于面对这些问题了，而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在计算机科学或其他应用学科的课程上得到解答的。

　　甚至有些已经工作了的年轻人还会回到课堂上旁听，下课后还会追问我一些问题。他们也在反思，他们是来大学里寻找精神家园的，我觉得这很好。反思社会和引领社会，正是大学应该承担的使命。我一直认为，大学不应该只满足于培养“社会精英”，而更应致力于培养能够担当天下的“民族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