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骏虎：文学要对历史负责

李骏虎

　　一位青年作家的历史眼光

　　编者按：

　　沉寂五年之后，今年春夏之交，鲁迅文学奖得主李骏虎以一部《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再次回归读者的视野。

　　作为《中国战场》系列作品中的第一部，李骏虎在《共赴国难》中用史诗笔法描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的这段历史。该书形象生动地塑造了一百多个真实历史人物，呈现了大人物和小人物在大历史的风云际会中的复杂命运和抉择。小说在叙事方面突出历史的日常细节，呈现出高妙的叙述功力。2014年12月，《共赴国难》在《芳草》文学杂志第六期上一经发表，旋即获得第四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最佳叙事奖。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今年4月底，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共赴国难》的平装本，一直稳居当当网新书热卖榜军事小说类销量冠军，5月进入新书热卖榜小说类前十名。5月初，北岳文艺出版社又推出了该书的精装典藏版。5月中旬，《共赴国难》在太原举行了首发仪式。

　　人物 访谈

　　把抗日战争生活进行艺术的提炼，把凝重的历史告诉未来，生活在和平年代的青年作家李骏虎在他的新书《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中呈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日救亡史”，在他为读者理清讲述的历史事件中，我们感悟到的不仅仅是历史风云，还有作者对于战争独特的文化思索。

　　记者：您之前的作品比如《奋斗中的爱情》、《婚姻之痒》等反映的都是当代题材，这回在新作中选择抗战题材，有什么特别的思考吗？

　　李骏虎：2011年的春天，在太原南华门东四条的百年老宅“阎氏旧居”浸淫了两年之后，我忽然产生了创作抗战历史题材小说的冲动，这冲动隐秘而汹涌，以至于在中国作协征集当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名单时，我匆匆抓了一个阎锡山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晋西事变”来申报，并顺利通过了专家论证，收到了中国作协创联部入选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名单的通知，参加了座谈会，也领到了考察采访、收集资料的资助费用。来年的八月，中国作协创联部的孟英杰突然打来电话，说经过研究把我定点深入生活后将要创作的作品，申报给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叫我赶紧填表，起个标题，起草大纲。然后秋天未过就通过了论证评估，收到入选重点作品扶持项目通知和立项合同，又被资助了一次。后来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胡平老师还特意打来电话鼓励我把这段表现山西抗战的历史写好，他说这里边“有料”，写好了就是一部响当当的好作品，使当时深陷史料乱麻中的我深受鼓舞。

　　刚开始，我只是想寻找并廓清一段历史，来锻炼自己作为作家的历史眼光。这段历史要和山西有关，是出于一个山西作家的自觉选择，也是出于接地气的考虑。但是到底选择哪一段历史，却经历了一年多时间抉择，就像一根摇摆的指针还没有稳定和准确的刻度，只有一个指向，那就是抗战题材。这种摇摆，是作家在寻找历史，也是历史在寻找作家，我相信我们最终的碰撞和对接。

　　就在长期的寻找、积累和阅读史料期间，我渐渐发现，关于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这段历史，各种史料都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描写东征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也没能准确把握它的价值定位和历史意义，而这段看似颇有争议的历史，其实有着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拯救和更伟大的国际意义，它绝不仅仅是共产党为了红军的发展壮大而进行的几个月的简单战役，而是中共为了落实共产国际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更为了抗日救亡进行的一次促进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奋斗。红军东征，使中国革命从土地革命战争转向了民族革命战争，在“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之后举国精神沦丧、军阀林立、一盘散沙的亡国危局下，奔走呼号，促成各党各派、不同武装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唤起社会各阶层和全国民众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东征结束后，首先在华北形成了红军、阎锡山、张学良、杨虎城的北方抗日阵线，国共公开合作抗日随即在山西完成，也正是东征期间，共产党、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了“逼蒋抗日”的共识，通过其后的“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宣布合作抗日，完成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前奏。

　　这就是我为什么写《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的思想本源和创作动机。不解决“为什么写”的问题，我无法下笔，因为不仅仅是历史为文学服务，文学更要为历史负责。

　　记者：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主题宏大，叙事又需审慎，您的作品怎样来更好地表现和承载这段历史？

　　李骏虎：文学怎样更好地表现和承载历史？作家怎样从灵感出发，最终创作出一部厚重雄浑、格局开阔的大作品？在创作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之前，我一直在思考这两个问题。后来，通过对《战争与和平》和托尔斯泰相关传记的研读，渐渐感悟和掌握了一些思想和方法。最初，托尔斯泰的灵感来自于反对专制的英雄“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为表现他们的思想根源，他向上追溯到俄罗斯人民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他尽量找来有关这段历史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回忆录和一手史料，还不辞辛苦地到重要事件发生的地点进行考察，寻找当年的健在者来采访交流。从1860年到1863年，动笔之前，他准备和思索了三年时间。

　　我们无法企及托尔斯泰的笔力和思想，但他的创作态度和方法足可借鉴。因此当我决定书写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东征山西这段历史后，首先想到的是应该研究涉猎一下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对日态势。这段历史文学上鲜有表现，史料也不够充分，为了打通史料、开拓思路，我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购买到相关著作、回忆录、资料一百多部，其中很多史料零碎、互相矛盾，需要寻找更多的佐证。涉及到的人物的历史背景、社会关系、治学态度等纷繁复杂，从一个人物往往牵扯出更多人物来，但凡涉及到的真实历史人物，即使只出现一次，有关他的生平、言谈举止、学问主张等必须充分了解和把握，这样滚雪球一样的史料堆积是我没有想到的，但也只有静下心来，埋头研读，详细条理地做好笔记，耐心认真地理清历史事件脉络，感悟历史风云。如何从历史当中借力，在打通史料的阶段，我记录了很多这样让你哭笑不得的指挥员形象，比如说毕业于黄埔一期的陈赓，那就是个“活宝”，他敢在毛泽东对全军指挥员大会上讲话时，跳上主席台去端起毛的茶缸来喝水，惹得大家笑，毛泽东也笑。这样的细节不仅无损于共产党的形象，相反它是让人感到温暖而真实的，这就是历史的细节产生的力量。

　　记者：您一直提到，文学要对历史负责，你选择了抗战这个题材之后，怎样对所得到的材料进行取舍？

　　李骏虎：在这部书的写作前期，我在中国作协的资助下，来到永和县、石楼县等红军东征渡河、战斗的重要地区，对当年的地理环境、季节气候、人民基础等情况进行考察了解，包括房屋用什么建成、哪个季节长什么树木花草、老百姓吃什么主食、养什么牲畜、方言什么特色等等，努力使自己置身于当年的政治、人文、地理、战争的真实氛围和环境里。在这个过程中，思路渐渐开阔，思想逐渐成型。主要的变化有两方面，一是原来单一的战争主线，变为战争(东征)线和政治(统战)线并行，把中共和毛泽东通过东征掀起全国抗日高潮，同时通过对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的谈判，形成了北方阵线，直接促成了西安事变和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去表现；二是对历史人物毛泽东、彭德怀、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等，从思想意识和内心世界上去表现和禅释，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处理力求“去小说化”，尽量靠近历史原貌，使历史本身的力量注入文学文本当中。我没有去创造人物，大大小小一百多个人物都实有其人，我做的工作是用文学的手段去塑造他们，使他们重新生动鲜活起来。而这些工作，也为将来的影视剧改编提供了翔实的历史细节。

　　建国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被遮蔽，而现在又成为文学和影视争相表现的主题，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趋势。通过创作期间对大量史料的阅读和思考，我认为关于国共对抗日的贡献，不应该单纯从抗战开始之后算起，更应该追溯到“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华北事变”之后，正像我前面说过的，当时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各路军阀拥兵自重，社会各阶层精神沦丧，几近亡国，在这样亡国灭种的危局面前，是中共和红军奔走呼号，唤起各界和民众的觉醒，让抗日救亡的烈焰在中华大地熊熊燃烧，这种精神力量是非常及时而伟大的，否则中国必然会被日寇蚕食鲸吞，或者至少面临被列强瓜分而四分五裂、战乱不休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军力、战备、物资、重大战役等方面，国民党军队的贡献大于中共军队，而在唤起全国民众的救亡抗战精神、促成全国统一抗战方面的贡献，则中共居功至伟。因此，不能简单地评价国共对抗战的贡献大小，这也是文学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本报记者 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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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给《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的授奖词为：

　　李骏虎的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具有文学与历史的双重价值，作品围绕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组成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的这段历史，以当代立场和视野，首次呈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救亡史及其复杂性，史诗般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推动全面抗战的历史功绩，以及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战场形成的伟大意义。在救亡图存的主题下，作品成功刻画了不同立场历史人物的精神发展轨迹，形象地再现了他们在重要历史关头做出抉择的过程。

　　观点

　　李骏虎最大的贡献则在于他立足于认真研究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力图从全局的、整体的、宏观的层面来表现中国面临民族危亡时刻的历史选择，揭示了形成全民抗战、共赴国难的必然性。这使这部小说具有了一种史诗的品格。当然，现在我还不能说这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我以为要得出这样的结论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这部小说表现出了史诗的品格。它不仅比较全面地展示了红军东征的全过程，而且比较全面地揭示了以红军东征为核心事件的历史面貌，即国际环境、中国各方力量的真实状况，以及多种因素作用下历史的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小说揭示了形成全民抗战局面的历史必然性。

　　—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作协主席、著名评论家 杜学文

　　这部小说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一种超越了政治与意识形态限制的历史化叙事，不管是面对毛泽东，还是面对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作家都是尽可能设身处地地站到历史人物本身的角度去思考、体会、去进行艺术把握，尽可能真实地表现这个人物的思想立场和精神立场，而没有先入为主地用一个政治立场正确与否的判断来给人物贴标签。一言以蔽之，李骏虎的一大高明之处，正是把这些历史人物全部当作普通人来加以理解刻画。在小说里，我们看到这些历史人物也一样有七情六欲，一样有悲欢离合。直截了当地说，这也可以被视为李骏虎在刻画塑造历史人物时一种格外鲜明的人性化特质。

　　—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著名评论家 王春林

　　作者：王媛

　　本文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