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拍片应实现中国电影文化与产业意义的最大化

　　“合拍片”抑或中外合作影片，成为中国电影近三年来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中国电影走出去最为有效的途径。这也反映出自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电影的高 速发展中，电影市场及电影人以开放的姿态为中国电影的国际化积极筹谋。但是，在中外电影的合作、合拍过程中势必会出现因制度、文化、语言等方面差异而产生 的交流与认同的障碍，以及合作各方的经济与文化取向的博弈。笔者将以中美合拍、合作拍摄电影为例，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合拍片渐成电影发展大趋势

　　2012年，可以说是中国内地的“合拍片”年。从2012年1月至9月，中国内地分别与港台地区以及美国、日韩、欧洲包括澳洲立项合拍或公映的 合拍片有：1月，公映了内地与香港合拍片《大魔术师》《画皮2》；3月，公映的合拍片有内地与香港合拍的《桃姐》、中国香港与韩国合拍的《晚秋》、中日合 拍的《初到东京》、大陆与台湾合拍的《饮食男女2012》；4月，《封神天下》《钢铁侠3》等数十部电影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立项合拍；5月，中 法合拍片《我十一》公映；6月，中美合拍片《太极侠》在港开机，“国影基金”宣布了《超能侠》《藏金密码》等多部合拍片计划，“中美合拍片”概念达到高 潮，其中以美国为首的包括中国在内多国合拍的《云图》，成为中国电影企业参与跨国合作的一次提升；7月，《狼图腾》作为中法合拍片立项，同时也签署了7部 中韩合拍片计划；8月，内地与香港的合拍片《听风者》上映，首部中朝合拍片《平壤之约》，中意合拍片《事出有姻》杀青；9月，中国参拍的《环形使者》与 《敢死队2》都被视为进口影片，中法合拍《夜莺》在华开机。从以上数据来看，看似热闹的“合拍片”，却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身份”不清晰，票房效果不理 想，市场影响力不大，除中美“合拍片”外，几乎不具备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如中法合拍片《我十一》，从文化意义上来看，完全就是反映中国“三线建设”中的一 个普通工人家庭的儿子青春期成长的故事，没有任何法国文化元素，之所以是“合拍”，可能是源于影片的技术创作团队主要由法方人员担任。从文化意义与产业意 义的双效考量来看，这样的影片不能称作是严格意义上的合拍片。

　　2015年，更被业界看作“合拍片”的高产年。2015年3月下旬，电广传媒与狮门影业签订了15亿美元的意向合作；4月初华谊兄弟美国公司与 STX娱乐公司签订了3年内不少于18部的电影合作计划；“合拍片”热潮延展到5月的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除与美国的合作外，中韩、中马都签订了电影 方面的长期战略合作。但迄今为止，当下中国内地还没有一部能真正称得上是“中美合拍”的电影，不过也有比较典型的代表如《功夫之王》《功夫梦》，但这两部 影片都不属于面向全球观众传播的商业大片。各国针对合拍片都有不同的规定与标准，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中美合拍片最基本的规定：中方资金不低于三分之 一；必须有中国演员担任主要角色；在中国取景。当然，这是一个概念性的框架，与好莱坞的合作在实践操作层面复杂得难以想象。正如中国自己的“八大公司” (中影、上影、乐视影业、新原野娱乐、DMG娱乐传媒、保利博纳、华谊兄弟、光线传媒)高层对中美合拍片的认识和理解那样，涉及到：主导权之属；谈判之艰 难；混搭之难；语言之困惑；沟通之苦；版权之不公；分账之忧。这7点几乎概括了当下中美合拍片实践中诸多棘手的难题和需要越过的沟坎。

　　“合拍”面临现实与文化的差异

　　以上难题的产生，是因为同时存在经济体制、法律制度与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这导致在两国间的合作中所面临的困难重重：

　　首先，中国的电影体系与美国的电影体系完全不同，基于不同的产业经济体制与法律法规进行的合拍，各种对接口难以兼容和协调。

　　其次，合拍的出发点不同，中国电影旨在依托于好莱坞成功的全球传播市场与商业模式，借力实施国际化传播战略；而后者的合作是其实施全球化战略的 一部分，更看重的是对中国电影市场的规模与低成本资源的利用而采用合拍片的方式，在降低拍片成本的同时，提高在中国市场的票房分账比例。当下进口片的票房 分账比例已从13%提高到了25%，而合拍片则高达43%，还能享受诸多的优惠政策与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达到一种准“贸易倾销”。对于合拍片中中国元素 的运用，始终是为好莱坞的电影故事所服务的，并不是刻意地为讨好中国观众有意而为之。这是因为好莱坞的观众是全球观众，包括中国观众，如果全球观众不喜欢 中国故事或元素，好莱坞也不会硬塞进去，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演员总是在好莱坞商业大片中“打酱油”了。中国市场即使对好莱坞再重要，好莱坞也不会因为 一个中国市场而改变其百年来屡试不爽的商业模式。而好莱坞现在要做的，同样也是中国电影人要做的，怎样将中国文化、故事兼容到全球化好莱坞的故事中。更为 本质的是，好莱坞十分看重对中国本土电影产业的参与式渗透，即更愿意以好莱坞的主创人员、技术和营销推广方式，参与到中国本土电影的拍摄中，以好莱坞的商 业模式不断地吸收并同化中国电影业，从而使其成为好莱坞经济体制全球化的一部分。

　　第三，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的发展水平不匹配，尽管全球化缩短了后发国家自身本应经历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进程的时间周期，但中国电影业发展水平 不是十年的时间就能够与已发展百年的好莱坞电影进行平等对话的。作为全球电影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好莱坞的霸权“毫不忌讳”地助推着其全球化战略的实 施，因此，在中美合拍片中的不公正与不公平现象的存在，实在难以避免，这也使当下中国电影业在国际化征途中不得不受到暂时的“委屈”；但是，聪敏而又有魄 力的中国电影人在与好莱坞多元化的国际合作过程中，逐渐熟悉并领悟从而摸索到与好莱坞实现共赢的博弈策略。

　　反观中国在好莱坞全球化战略中的地位，就更能为把脉当下中美合拍片建构一种知己知彼的语境。自从欧洲票房市场逐渐回落以来，好莱坞又把亚洲市 场，主要是南亚、东南亚、东亚作为新的战略扩张版图，但是深知因社会制度、宗教与文化的巨大背景差异，推动起来大大难于当年对欧洲市场的占领。直到 2012年中国成为第二大世界电影市场国前，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甚至都没有将中国归入其最为重要的Top25海外市场国之列，而是被列入愿望清单的前列。 好莱坞出口到中国市场的电影有着严格的关贸协议，参与分账的大片配额数量少且审查制度严格，大片的分账比例也不高，这些都导致好莱坞对中国市场的扩展与推 进疑虑重重且步伐艰难，但这并不代表好莱坞会放弃这个充满潜能与无限机遇的市场，只是要通过修正商业策略并利用国家权力进行外交斡旋来达到占有市场的目 的。这是因为好莱坞电影的国际贸易问题从来都是美国公共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

　　合拍片需搭建共享的合作平台

　　从合拍片来看，在2012年之前，好莱坞在中国市场只有20部进口片的分账配额，这使得好莱坞只能通过采取合拍片的方式来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 额。好莱坞通过与中国合作拍摄电影，可以很快地从电影局获取发行许可的同时，还能从中国电影制片商那里得到很多好处，如因为没有工会组织的干扰，一周可以 拍摄6-7天；资金充足，可以从诸如华谊兄弟等电影集团获得备好的现金；便利而低成本的人力与场景资源，中国是外景拍摄地成本最低的国家。由此看来，好莱 坞与中国的“合拍片”有着自己的商业考量而非旨在帮助中国电影走出去，踏上国际化传播的征程。所以，当下中美合拍片还没有一个观念共享的合作平台。

　　其实，近年来，好莱坞逐渐在推动与亚洲电影公司的合拍片进程，中国只是其战略实施的一部分。好莱坞看重东亚与南亚的原因有，其一，充足的现金 流，政府提供的减免税收与补贴政策，以及大型集团公司的投资；其二，利用亚洲富有创造力的电影从业精英，如导演、编剧等，他们能为好莱坞的创新注入新鲜血 液，创造新的类型电影市场，现在美国洛杉矶到处都是醒目的“好莱坞在全球寻找故事”的广告牌，正如前文所述，好莱坞是全球文化的“转基因”工厂；其三，更 为重要的是，通过合拍片与当地电影公司组成合资公司来参与到地方电影的制作与拍摄。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在中国华纳兄弟已经建构了从制片、发行、营销到影院 的商业网络，参与到中国故事片、动画片与电视电影制作、发行、营销与放映的所有环节。尽管中国规定了在电影、电视制作与发行的合资企业公司中，外方持有股 份最高不能超过49%，自2002年进入中国电影市场以来，华纳兄弟成为了中国影院的四大投资者之一；同时，华纳兄弟与北京汤姆在线合作，为中国的互联网 与手机用户发行线上华纳电影；与横店合作，在中国拍摄了大量的中文电影；早在2006年4月，华纳就宣称计划在中国开200个电影商店以刺激中国郊区居民 日益增长的消费欲望。而迪斯尼在中国已经拥有了2600个中国的“迪斯尼之家”。

　　综上所述，好莱坞实施的国际合拍片策略旨在减小成本、获取便利的同时，借此渗透进别国本土电影经济活动中，逐渐地吸收与同化，最终达到好莱坞经 济体制与美国文化全球化这一战略目标。因此，中国电影企业和电影人在与好莱坞的国际商业合作中，务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持以谨慎的态度，知己知彼地与好莱 坞进行博弈，尽最大可能在合作或合拍片中达到自己的文化意义与产业意义兼顾的初衷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