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谈新作：写不下去的时候张艺谋启发了我

　　美女作家严歌苓又出新书了。

　　很多人认识严歌苓，是从《金陵十三钗》开始的。影视剧对于文学作品知名度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严歌苓的小说多次被国内导演看中，搬上荧幕，这部新长篇小说《床畔》也不例外，据说书还没出版，且在男主人公是植物人的情况下，已经有多家影视公司争夺影视版权。

　　严歌苓一贯花“笨功夫”写作，这部小说经过三次颠覆，数次修改，从提笔到出版竟花了20年时间。她讲述了一个奇特的爱情故事，一个叫万红的女护士与植物人之间的故事，一个美人救英雄的故事。

　　近日，记者与严歌苓对话，她说，小说最后的校对稿，她是含着泪完成的，“我非常爱万红。”

　　写不下去的时候张艺谋启发了我

　　山西晚报：这部小说在《收获》上发表时名字是《护士万红》，现在正式出版为何改成了《床畔》？

　　严歌苓：《床畔》的意思比较朦胧，容易激起读者的想象。后来我就后悔了，我觉得《护士万红》更加朴素、直白，很像是我的小说的名字。(严歌苓小说名多为人物名称，比如《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金陵十三钗》)

　　山西晚报：这部小说中最难的恐怕是写植物人了，植物人和人交流时的细微和微妙的东西，这很难把握。

　　严歌苓：是的，关于植物人，我在网上查了大量的资料，还打电话问了我最好的女朋友，她过去是军中创作员，而且曾经是一个护士，懂得对植物人的护理技术。我自己对这个小说心理的期待值很高，写不出那个感觉，我就一直不能够放弃，所以写了三遍。

　　山西晚报：您怎么会想到要写一个植物人呢，他躺在那儿不动不说话。

　　严歌苓：这里面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像幽灵一样不散，追着我，要让我写出来。

　　我在成都军区当舞蹈演员时，了解了一个兵种，铁道兵。和平时代的军人在铁道兵部队，经历的牺牲和伤残几乎等同于战争。“老铁”是铁道兵战士给自己的自豪而自嘲的称呼，也是其他兵种(比如野战军)给予他们的略带戏谑和轻蔑的称呼。山路狭窄，两辆军车相会时，一旦认出老铁的车号，人们会避让。因为大家知道老铁野，脾气冲，闹起来最不怕死。记得一场重要演出场地是露天的，舞台上的大幕一拉开，台下满坑满谷的光头，以及被日晒塑出的几乎一模一样的黝黑面孔，原来看似无人区的大山里，有这么多年轻的老铁在挖隧道！

　　20世纪80年代初，我调任到北京铁道兵总部的创作组，成为兵部最年轻的一名专业创作员。我发现老铁的生活比我想象中更加艰苦，他们不仅要到最艰苦、没有路的地方去，而且很多年驻扎在一个地方修铁路，见不到一个女人。记得那时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女孩子们去铁路兵部队演出，被一位铁路兵偷看了，大家兴师动众地抓这个人。让我感觉他们在心灵、情感以及身体上都非常苦。

　　后来我离开部队去了美国，可是老铁的生活不断地回到我的脑海里，可能这个故事和我有缘分吧，我决定写出来。

　　山西晚报：既然是这么有感触的故事，为什么写作拖了20年？

　　严歌苓：我对这部作品有很高的期望值，一遍一遍写，总想达到自己的期望值。

　　一部难得的作品一定要写到最好，不然就会轻易把一种思想、一种情感浪费了。我写不下去的小说不少。过几年我会翻出来看看，看我是否仍然有激情将其完成。这部小说就被我多次翻出来，读着读着，激情会再次燃烧起来。我拖着这部小说的手稿从美国到非洲，从非洲到亚洲，又从亚洲到欧洲。

　　写第二稿的时候，正在筹备拍《金陵十三钗》，我就和张艺谋导演讨论，他建议我不要用两个人物视角来写作，他说这个植物人是否活着、是否像一般人一样活着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女孩子相信他活着。这样的点使我非常受启发，我又重写了。

　　但是重写后，感觉还是不好，又搁下了。直到最后，我的朋友谢不周(北京知书文化传媒董事长)跟我约稿，我说好吧，我再重写一遍。她催我赶快交稿，我这个人把谁的话都当令箭，没什么拖延症。我写电影剧本，交稿时间我不会拖延一天，基本说到做到，太认真了。她这么一催，我不能反反复复地想是否跟期望值一样高，所以我就上路了。

　　现在的这部小说，是我推翻了之前全部的构思，重新写作的。这距离我当初跟父亲探讨它的雏形，已经是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如今父亲已经过世，最终也没有机会阅读这部休克了多年终于活过来的小说。

　　歌颂英雄也许有些不识时务 但我坚持写出来

　　山西晚报：您的文学作品喜欢将人物抛掷于极致环境中，从而剖析人性的深处，那么在这部小说里，想要剖析的人性点是什么？

　　严歌苓：主要是人性的从众、见风使舵的价值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观、英雄观。前两天我在公安大学演讲，讲到董存瑞与黄继光，台底下的学生们都笑了。大家觉得这种英雄主义似乎过时了。其实我认为只要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在危急时刻，在两难绝境中做出伟大的决定，就是英雄的品质。

　　山西晚报：现在很多年轻人比较反感歌颂英雄主义这样的题材。

　　严歌苓：很多年来，我们都在说人不可以太自我，自我不存在，大家都忽略。有一天解放了，自我被承认了，大家就非常反对英雄，觉得是假的。其实，英雄存在不存在不要紧，就像耶稣基督存在不存在不要紧，要紧的是你相信吗，你相信有一种不可理解的美德吗？人类有一种追求，有一种对自己的要求，他是英雄时有人承认他是生命，甚至把植物人举起来跟他一起合影，到后来不是英雄了，大家连生命都不承认，他被忽略了，死掉了。

　　其实，写的时候我也感觉到和中国现在年轻人思潮以及欣赏的东西不符合，不符合潮流。但是万红和我有一点相似，我信什么就一直信下去。比如英雄是不识时务的人，牺牲自己去保护别人的生命，这是不识时务的一种做法。今天的年轻人是否还会喜欢我这种通过保护英雄使自己逐渐变成英雄的女人呢？但是读完这部小说以后我流泪了，这里面有我自己爱自己的成分。我很认真、很坚持，认为文学是我的宗教，我就是想坚持几十年做自己的事情，不管别人说什么，不管别人的价值观是什么样。

　　写军队对我来说是一种怀旧。13年的部队生活让我今天写出一个“护士万红”，我觉得对青春似乎也有了一点交代。

　　山西晚报：部队生活让你最难忘的是什么？

　　严歌苓：死亡与牺牲。在西藏那年，雪下得很深，我们满世界到处找厕所，找不到，只好挖坑，结果就在雪地里发现了一箱子、一箱子的衣服、生活用品。后来才知道，那是汽车兵在这里遇难，被大雪埋葬，这才知道，援助西藏有这么多的牺牲者。这是我原来并不知道的。

　　山西晚报：这就是英雄主义？

　　严歌苓：我理解的英雄主义包括勇敢、忠诚、舍己为人，超乎寻常的人性美，《辛德勒名单》里的辛德勒，就是难得的英雄，此片在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时，制片人曾说，辛德勒身上有一种不理解的善良，这种善良的力量是深厚的，蓬勃的。我觉得辛德勒身上的这种情怀和品质就是我理解的英雄主义。

　　我不想做自己小说的编剧 也很少看电视剧

　　山西晚报：听说这部小说要被搬上荧屏了。

　　严歌苓：是的，小说稿子完成的时候，就被影视公司买了，但还没有定男女主角，导演人选还没有定，剧本也还没有写，现在还在初步的阶段。

　　山西晚报：您对做自己作品的编剧怎么看？

　　严歌苓：把我自己的作品改编成影视剧，我做编剧是很不合适的，每种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改剧本就要改变小说的思想、情节设计等等，所以会有抵触情绪，但是很多工作最后还是要落实到自己头上。

　　山西晚报：您看不看自己小说拍成的影视剧？

　　严歌苓：我不是常常生活在国内，所以每当电视剧播放的时候，我也没办法看。

　　山西晚报：不少读者是通过影视剧认识您的。

　　严歌苓：是的，很多时候感觉自己很幸运。没有任何公关比影视的公关更厉害，所以能把一些观众变成我的读者。我觉得目前我们国家的文学读者还是太少。

　　山西晚报：您是好莱坞专业编剧，在您看来，国内编剧市场和国外有什么不同？

　　严歌苓：国外市场更规范，说好改俩稿就是改俩稿，国内因为人情、情面，不是能够严格按照合同来执行。当然，国内的编剧市场现在特别活跃，稿酬也付得很高，所以我也不会抱怨(笑)。

　　山西晚报：最近在做什么，写剧本还是小说？

　　严歌苓：刚刚完成了《妈阁是座城》的剧本初稿。

　　山西晚报：大家都知道您是个勤奋的作家，您是怎样保持这种精神状态的？

　　严歌苓：要是写命题作文，比如影视剧本，就会有压力，就会累，因为不愿意去驳人家面子。我还是更乐意去写小说的，因为小说可以每天控制，想写多少就写多少。说到维持精神状态的秘密，其实我有躁狂症，有躁郁症。有巨大创作力的人，比如伍尔夫和梵高都有此类病症。

　　山西晚报：听说您还在北师大创意写作中心教课，感觉怎么样？

　　严歌苓：已经讲过两堂课了，还会给他们讲一堂课。我原来觉得我是没办法教课的，甚至我面对很多张面孔的时候会惊慌失措。但现在看起来，其实教学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将来写作少了，或许我还可以走进校园。

　　山西晚报：欢迎您有空来山西走走看看，您来过山西吗，对山西有什么印象？

　　严歌苓：我去过山西，也是因为铁道兵在山西筑路的缘故，当时我在铁道兵创作组，曾经三次去山西体验生活，去了太原周围、大同，还有一个忘记名字的小村子，我对山西自然景观的印象特别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