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我是你的幺儿

《母亲的背影》 　　　　　王臣忠 绘

　　我无数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想母亲了。从床上爬起来，想给母亲写信，而每次坐在电脑前，总是呆呆地，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难以置信的是，这样的情形孜孜不倦地重演。从我十八岁离开母亲，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现在，尤其是最近，在镜子里发现自己已经花白头发以后，思念愈发深重，想母亲会想得心很疼，那是一种不可名状的疼。

　　母亲健在，已经八十六高龄，却是一头青丝里间插白发，还只能算“挑染”。一大把年纪了，身体有些佝偻，人矮小了许多。我每次回家一定要回到她和父亲居住的家里，紧挨着母亲坐在沙发上，任由她长时间拉我的手放在她的手心上，陪她聊天。这种聊天，其实就是听她唠叨，因为我说什么她一句都听不见，耳背了，父亲在一旁做“翻译”，也只有父亲的翻译似乎她能听懂，于是继续滔滔不绝。这个时候，一起来看望母亲的我哥、我姐以及孙子、曾孙们，即使满满一屋子人，都不来打搅我们俩。他们都知道，只要我回家，这个家在母亲的眼里，就只有我一人了。母亲上了年纪以后，嘴里经常念叨：老幺可怜啊，那么小就离家了，一走就再也没回到身边。这是母亲亘古不变的逻辑，儿女就应该在母亲身边，有母亲在，儿女就不会受苦。所以母亲常常是一边聊天一边给我拿这拿那，好吃的硬往我嘴里塞，看得我的儿子、侄儿侄女们常常拿“老佛爷”开涮，一起凑到她耳边大声地说：“你太偏心你儿子了！”然后，满屋掀起的笑浪让母亲不但没有尴尬反而还多了几分得意。

　　母亲姓鲁，原来的名字叫鲁瘦梅，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却没有保留几年。因为家贫，母亲几岁就被送到了兰家，从了兰家的姓。兰家没待几年，几斗稻谷又被转换到了梁家，当了童养媳。梁家还算个望族，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家族不幸遭土匪袭击，一蹶不振。我祖爷爷、爷爷带领大大小小十来口人，背井离乡逃到了重庆。爷爷进了长安厂，就是当时从武汉搬迁上来的国民党第二十一兵工厂。我父亲在家排行老大，随后也进厂当了童工。幸好逃难之前没有把我母亲扔下，而是跌跌撞撞拖泥带水一起逃亡，这样才有了新中国以后我父母的婚姻，才有了我哥、我姐和我。母亲虽然身世流离、潦草，长大以后却出落得美人一个。在那个自然灾害“饥寒交迫”的时代，母亲一身补丁重补丁的工装、一堆嗷嗷待哺的子女，美也被遮蔽得严严实实，几乎没有人发现我母亲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但是我，一直都认为母亲比其他小伙伴的母亲好看几十倍！母亲似乎一生都没有留下什么照片，不过有一张烫了卷发、穿一件白色碎花衣裳的旧照片，让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像民国时期那些旧海报上的美人一样，虽然是黑白照片，神情却有万千色彩。我问过母亲，母亲说那是结婚以后，被厂里的姊妹们硬拉去相馆照的一张，花了钱心痛死了。几年前，我回家想找这张照片，母亲说搬了十几次家，早就弄丢了，这一丢丢掉的是母亲的青春年华。母亲的心思一直都只在我们身上，而我们呢，连这唯一的一张照片都没能为她保留下来，每想起这事，心里总是一阵酸楚。

　　在我五六岁快要上学的那年，母亲打过我一次，那是我记忆中唯一的一次。时近年关了，那时家家门前都有一个石磨，一个可以闲置一年的石磨。年前，再困苦的家庭都要买上几斤糯米，用洗脸的盆盛满清水，把糯米放进去浸泡几天，然后一勺一勺添加进磨眼里，石磨上木制的柄在大人们的手里一圈一圈旋转，糯米就磨成了白色粉浆，再用一个白布袋接住、用一根绳拴牢，然后挤压、晾干，再打开来就是自家制作的汤圆面粉了。与这个工序同时进行的，还有大人们背着小孩买回来的白砂糖、红糖、芝麻、花生米、猪油之类制作的汤圆心子，这是每个小孩都想偷吃、闻闻都满嘴生津的美食，一定要防备。那个年代，能够做汤圆心子的家最多也只能做那么一小碗，藏得好好的，如果被小孩看见了闹着要吃，那动静是可以哭煞天地的。我家一样，自然防备深严，因为春节没到，汤圆没包，汤圆心子没了，那节日就不是节日了。我呢，竟无意间发现母亲把装汤圆心子的那碗，放在了碗柜的最高一层，心里得意着呢。等爸妈上班、哥哥姐姐上学以后，我迫不及待搬来木凳站上去，不费吹灰之力在碗柜顶层的最里面，端出了那碗。那香啊，还没进嘴就吞了几包口水！先是用指头抠了一小点放进嘴里，这一抠就止不住了。怎么办？我居然能够想出用食指弯进碗底，从里面抠出一大块，而且面上看不出太大的动静。一只手先把碗放回原地，还是用一只手把木凳搬回屋里，举起抠出了汤圆心子的手一路小跑，喊来邻家几个小伙伴一起分享。那是一种成就感啊，虽然那时不知道什么是成就感，总之身心都感受到了一种愉悦。很快，母亲就发现了问题，径直把我叫到面前的时候，手里已经握了一根木条。我没等她问就坦白了，母亲一句话没说，拉起我的手啪啪就是两下，这两下顷刻就在我嫩嫩的手上留下两条红印，我还没哭，母亲自己却满眼是泪。我后来哭了，我的哭不是因为痛，而是我看见母亲在哭。这次挨打，母亲记了几十年，多年以后在我面前提到多次。我也记了几十年，我记住的不是挨打，是母亲的哭，母亲落下来的眼泪比木条打在我手上的痛更痛。

　　母亲没有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上世纪五十年代扫盲，我们几姊妹都陆续降生了，坐在教室里的母亲哪里有识字的心情和工夫，能逃课就逃课，好在扫盲过关和现在一些弄虚作假没有什么两样，过场走完也就和大家一起毕业脱盲了。当然，文盲还是文盲，一字不识的母亲，对我的学习要求却异常严厉，她对文化的唯一概念就是写字。所以小学、初中读书的时候，回家除了必须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外，还额外要我抄写几篇课文。她不识字，看见我写满几篇字就心满意足了。起初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在我印象里，她对哥哥姐姐并没有这样盯紧过。后来她老了，有一次对我们几个儿女轻言细语地说，孩子都是自己的肉，没有一个不心疼。我和你爸没有文化，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保全三个，你们能够出一个有文化的人，我就满足了。母亲不说假话，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她说了这番话，哥哥姐姐也真没有一点怨意，他们身陷一个红色年代，读书环境比我赶上的年代更为恶劣。母亲在家里的角色就是母亲，她甚至没有远见没有理想没有大道小理，却能够把控和操持巨细，让这个家无论阳光、无论风雨，都能够稳稳当当的坐落，坐落成一座山丘，泥石相拥相连，一寸一寸生长；坐落成一棵树，然后分出枝丫，成冠、成林，成为她自己的骄傲。

　　母亲从幼年改姓寄养门户，到少年更入梁家当童养媳，再到长安厂当一个普通工人退休，直到晚年都没有大红大紫过，没有参加党派，甚至没有带过红花没有得到过任何褒奖，她最大的成就就是成为了我的母亲。而我，现在能够引以为骄傲也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最近整理我的文稿，才猛然发现，这么多年，写的书已经一大摞了，写的文章也铺天盖地了，竟没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给母亲的，这让我浑身发冷，冷得我毛骨悚然。母亲不识字不是理由，我忽略了母亲更不是理由，最终我才明白，在我的内心深处，母亲，就是我生命词典里最不敢轻易触碰的大词！

　　现在母亲膝下已经儿孙满堂，天伦之乐对于她来说，就是经常有小的们回她的家坐坐，吃一顿她亲手做的饭菜。我在她眼里是她永远的幺儿，直到现在都是幺儿长幺儿短的呼唤，我感觉美好极了。一声“幺儿”，可以让我心里一揪、立刻两眼潮湿。但是我不会让她看见我的眼泪，因为看见了我的眼泪就生分了，这是她一生不能改变的认定。我有这样一个寻常百姓之家，有一个最普通的母亲，一切的美好都在细微之处。我相信，越是不经意的感受，越能够惊心动魄。

　　人总是要老的，一个人上了年纪，记忆会逐年减少，少到只留下自己生命的印记，这是正常的生理规律。感谢上苍，母亲身体依然健朗，眼看又要过生日了，过一次生日又会减少一些记忆，百年以后，母亲的记忆里还会留下多少呢？我不敢多想，赶快写下这些文字，就当是从来没给母亲写过信的儿子，给母亲写下的第一封信，她不识字我依然写，因为我就是她延长的生命和最后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