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安：文章奥妙千千万，真诚是第一条

毛时安

《毛时安文集》收录了他文艺评论的主要文章

　　“我要让人们知道，当大潮汹涌而来的时候，其实是有过不同声音和不同意见的”

　　记者：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你就是上海青年评论家中有代表性的重要成员。你评论史铁生、王安忆、陈村、从维熙、陆星儿、赵长天、蒋韵、吴亮等文学中人的文章曾产生广泛影响。此后你孜孜不倦关注文艺界动态，发出真实而坚定的批评的声音。在去年5月举行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大会上，你当选为副主席，自然是对你长期从事文艺评论工作的一种肯定和回馈。

　　毛时安：当选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对我来说是一件极其意外的事情。说自己内心没有一点兴奋感，是不可能的。我是个俗人，当然无法免俗。这也算是社会对我几十年从事评论写作，多少个长夜万籁俱寂面对孤灯，努力写好每一篇评论，把评论作为自己终身事业的一种肯定和评价。可以说，三十多年来，不管自己在什么工作岗位上，不管工作有多忙，都没有懈怠过评论的写作，但我更多的是忐忑不安。我是千千万万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平平常常的工人儿子中的一个。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国家培养了我，除了写评论报答国家和那么多关心帮助我的人，我什么也做不了。认认真真写评论，过去是这样，今后更是这样。

　　记者：作为一个评论家的同时，你还是直接参与具体政事的公务员。所以能比较多在政协等各种场合听到你针砭时弊的发言。当然，媒体和公众可能更多关注你的呼吁，而较少注意到这背后深层次的思考。这让我想到，当下我们对很多事物的关注，往往关注其姿态胜过其实质，结果是看什么问题，都只能留下浮光掠影的片段式印象，对于真正理解问题却于事无补。

　　毛时安：姿态当然很重要，对于很多人来说，姿态就是外界知晓他的符号，而愿意让姿态把自己包裹起来。这些年，我们一直强调产业化市场化，大家噤若寒蝉，谁也不愿在公开场合说个“不”字。这么大的国家，乃至人类，为什么需要这些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文艺呢？这是个看起来很空洞的抽象的理论命题，在哲学上叫元命题。然而正是这个看起来空洞的带有根性的问题，严重干扰了文艺健康发展的方向和步履。好像今天文艺的所有毛病就是它没有走市场，只要一市场化产业化，所有的文艺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我不仅在各种会议上大声疾呼，而且最终把我的呼吁用文字固定了下来。我甚至在重大决策下达之前，通过参政渠道写了材料。这无疑有风险。但我要让人们知道，当大潮汹涌而来的时候，其实是有过不同声音和不同意见的。

　　记者：从你的话里，能见出你的历史感和使命感。

　　毛时安：这些年，我们搞市场经济，政府有了点银子了，就经常可以听到有些领导财大气粗地对人说，钱不是问题。言外之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你们拿出好作品来，我就出钱。在金钱和艺术之间画了一个等号。还有政府老忙着管文艺，却很少去想，除了管，是不是要不管一些东西，让创作有个自由生长的土壤和空间。文艺创作，有些显而易见的极为基本的道理，可是我们一进入创作，往往就忘得一干二净。可以说，多少年来，我始终没有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想得长，想得多，自然就想得深，就能看到一些别人没看到的东西，发人所未发，说出一些大家想说而没有说的话。

　　罗丹说过，要有发现美的眼睛。评论，就是发现。关键要看到、揭示出作品和现象深处潜在的那些未被人发现的动人的东西，那些微妙的和历史、和人性相关的东西。中国古人品诗有“滋味”。滋味，是要细细品味反复品味才能感受到的。

　　“中国这样的大国，当然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主流价值”

　　记者：或许是出于对曾经太过强调意识形态的反拨，现代的年轻人对主旋律的东西，难以表现出很大的热情。而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事实上都会提倡积极正面的主流价值观。是否有必要对“主旋律”和“主流”这两个词汇加以辨析？

　　毛时安：可以说，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主流价值。美国也不例外。甚至为了国家利益，不惜歪曲真相，掩盖、捏造基本事实。2005年，75岁的英国戏剧家品特获诺贝尔文学奖，在题为《艺术真相与政治》致辞中猛烈抨击了美国这些年来以谎言欺骗人类的斑斑劣迹。在美国你可以批评甚至讽刺、谩骂一个政治家一个领导人，但你绝对批评不得国家，无论右翼还是左翼。你看好莱坞电影，无论是大片还是生活类的小片子都在极力宣传美国的主流价值。商业片、大片，金戈铁马九死一生，到头来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总是打不死的胜利者。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多样，而且有着五千年从未间断过的文化传统的大国，当然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主流价值。关键是从上到下要坚信，要践行。

　　记者：像《拯救大兵瑞恩》这样的美国影片，极力宣扬美国式的主流价值观，却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相比而言，我们这方面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在你看来，是否当下对“主旋律”的理解，或是相应的艺术表现手法存在问题？

　　毛时安：当下我们的主旋律或主流的艺术有几个问题：一是创作者自己不是从内心相信自己在宣传的主流价值，缺乏真诚激情，把艺术变成虚假的说教；二是不熟悉巨变激变中的当下生活，无法把握生活的机理和质感，割裂了艺术和现实的通道；　三是艺术上缺乏想象力，缺乏艺术再现和表现的能力才华，艺术的想象大大落后于生活的巨变；四是我们宣传的有些价值观是可以商榷和实际上是有害的。譬如，许多作品随处可见的发财致富的主题和题材，对财富毫无顾忌的膜拜，对贪欲的肯定。这样的主旋律怎么让读者观众，尤其是青年读者观众喜欢呢？不要责怪年轻人，要怪我们自己的无能和信仰的茫然。

　　“文化自信的突出表现就是理论和价值体系的贡献”

　　记者：做文艺批评时日久了，难免会触碰到批评的“边界”，进而感受到批评突破与创新的焦虑。不少从文学批评起步，并藉以成名的评论家，最后都走向了文化研究，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文学批评难有新的发展空间，也不足以应对中国纷繁复杂的现实。但在文化研究领域，我们某种意义上也只是跟着西方学说亦步亦趋，少有自己的创见。也因为此，时常会听到一些同道中人感慨，要他们留在更为擅长的文艺研究领域，或许更能发挥所长，也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你怎么看不少批评家在当下时代里遭遇的这一进退失据的窘境？

　　毛时安：我个人深受儒家义利之辩和前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对流行文化、过度畸形的市场化现代化，一直持一种批判的立场，不激烈但顽强。但我们看到，随着后期资本主义的自我修正机制，各种亚文化的强大同化功能，譬如今天无孔不入的电视选秀，网络上的各种千奇百怪的流言，战斗的法兰克福学派慢慢钝化了他们的批判锋芒，哈贝马斯、布尔迪厄以交往理论替代了批判学说，以改良替代了激进，以大协同替代了大拒绝。我其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关注到，当时我们文艺评论存在的问题，即西方有的我们都有，西方没有的我们还是没有。为我们理论建树的缺失而遗憾。我们用的基本是外来话语、西方话语，没有像我们伟大的先人对待佛教文化、对待马克思主义那样，立足本土文化、消化外来文化，形成新的本土文化。就像我们的经济界，绕来绕去不是亚当·斯密就是凯恩斯一样。一谈文化，标尺就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只有普遍性看不到特殊性，没有殊相只有共相。文艺和文化理论上更是如此，亦步亦趋，食洋不化。可以说在引进上，我们已经和发达国家同步，关键是我们拿什么去和别人对话，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国家有没有文化自信。我反对闭关锁国妄自尊大，也反对数典忘祖的妄自菲薄。

　　当然，文艺理论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毕其功于一役的。文化自信的突出表现就是理论和价值体系的贡献。

　　记者：文艺批评遭遇的种种尴尬，很大程度上源于批评理论资源的匮乏。事实上，我们大多都运用西方的批评理论做自我解读。然而任何批评理论都因时因地而异，而非普遍适用的真理。所以，当下诉诸于西方理论的批评，有很多只是胡乱套用触及不到问题的实质。那么，转而从中国美学或诗学传统中去吸取思想资源又当如何？这势必碰到怎样激活传统资源，推陈出新的问题。

　　毛时安：因为汉语和西语语义的不对应性，也因为我们手里没有自己的武器，生吞活剥西方文艺理论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我自己大学里就追随徐中玉先生学习中国古代文论，曾当面聆听了当时中国最有学问的大家们关于古代文论的讲课。后来又在先生身边耳提面命辑录古代文论资料。前后三十年之久，方始在徐先生100岁之际出版了由先生主编的皇皇四册700万字的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可以说是，终身受益匪浅。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关注的都是文艺，但着力点和方法大相径庭，灵动、感性、简约、诗性。在理论构架上，有自己的理路、范畴，诸如意境、神韵、肌理等，乃至生发出一种让中国人感动的特殊的美感。在我的评论中，这种印记经常会自觉不自觉流露出来。在评论作品风格时，我经常会用到《诗品》和《沧浪诗话》中的理论范畴。其中有《文心雕龙》《原诗》这样相对体大思精的巨著，更有司空图《诗品》和大量诗话、词话，如珠玉般令人玩味不已的片言只句。无论范畴和方法，都是和西方文论具有互补性的。应该承认，我们这代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太弱了，远不及我们的前辈。

　　记者：文艺批评界一直在批评文艺创作缺乏原创性。当我们在做如是批评的时候，实际上很有必要反思，文艺理论是否也遇到了原创性匮乏的问题。

　　毛时安：你说的文艺理论文化理论原创性的匮乏，是世界性的问题。1993年5月，后现代主义权威美国的杰姆逊教授来上海社科院访问。我向他提了三个问题。一是后现代主义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拒绝黑格尔用绝对理念解释世界，但现在后现代主义用后现代统一对当下时代的认识，是否陷入了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二是后现代主义赞成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现在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大学书斋里的学问，是否有违马克思的初衷；三就是我发现后现代词典里的大量概念、范畴、术语，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个前缀构成，包括后现代主义也是如此。杰姆逊当时并没有想到我会这样提出问题，没有正面应答。讲座结束，他招呼我和他合了影。这些年文艺评论中确实存在胡乱套用的问题。一种是不断追随新的西方文艺批评流派，用新的术语解读文艺作品文艺现象。譬如一阵子到处都是“祛魅”，又一阵子满眼都是东方主义、后殖民时代，一种是用引进的理论固定一成不变地解读所有作品。应该承认，理论的引进，活跃开阔了我们的评论思路，是非常必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走向未来丛书”、“美学译丛”，一下子拓宽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但三十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停留在当年的只引进不创造的阶段，显然是很不够的。

　　记者：就如何拓宽文艺评论边界的问题，你有自己独到的思考。在一篇文章里，你特别谈到打通文学与艺术之间的界限。这或许提供了解决当下批评总在小圈子里打转转的一种思路。但我更关心的是，这种所谓打通的同时，会不会激发评论家任什么都想去批评一番的冲动？有时我想，既然身处一个百科全书式大师已经绝迹的时代，对于那些不可说的，或许还是得像维特根斯坦所说，适时地保持沉默。以此看，在着力于拓宽批评深广度的同时，对批评的限度有所自觉，其实是很能考验批评家的良知的。你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有何思考？

　　毛时安：打个比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我的母校请我去讲莫言。坦率地说，莫言早中期的小说，我是读过的。但我婉言谢绝了邀请。因为我就是一知半解。在评论界我属于评论范围比较广的一个。这和我艺术兴趣特别广泛有关。我不喜欢在一棵树上吊死。我佩服穷经皓首用一生去研究去解读一部经典、一个伟大作家的专家。但我做不到。我的不正确的想法是，曹雪芹很伟大，鲁迅很伟大。虽然和他们相比，我很渺小，是高山下的一抔黄土，是沧海一粟。但在生命的意义上，他们和我都是一个“人”，都活一生，是平等的。为什么我要用自己的一生去研究他们，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他们的一生呢。我写评论，大抵是我欣赏或我反感。而且，虽然按西方既定的思维模式，社会科学文艺评论分科有细化的倾向，这时代不一定能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在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中，历来是文史哲不分家，把经史子集打通的，是追求会通、博雅的问学之境的。更何况，文学和艺术，在技术和媒介层面是完全不同的，但在“艺”和“道”的层面上，是极为相通的，譬如节奏、生命的气息、气韵的生动。而且当我们用文学的眼光去看戏读画，常常能发人所未发。反之，看文学也如此。其实，混搭、跨界、综合、多学科研究文学和文化，会给文学文化的评论带来新的气象。西方像前些年去世的美国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原来是写小说搞文学评论的，但她论摄影的文字成了经典。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几乎无所不包的鬼才。还有后现代的评论家，大都是有穿越在各种艺术和文化门类之间的能力的。中国古代的大学问家就不必说了。我以为，我们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储备决定，现在我们已经是做不到这点了。就我个人来说，关注更多的还是通常所说的文学性、艺术性。对于你善意的提醒，我可以认真地说，凡是我写出来的都是我深思熟虑反复想过的。都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盘旋在心头的想法。都是以自己长期的观察和思考为基础的，绝无妄言。

　　“好的文艺评论能看到评论家内心的脉动”

　　记者：对你的批评，我个人有三点比较深的印象。先说第一点，你的批评，即使是尖锐，也是偏于建设性的，少见那种愤世嫉俗的，否定一切的酷评。当然，这样的批评固然稳健理性，但可能也比较寂寞，难以引起大的反响，也难以走进满怀激情的年轻一代的视野。

　　毛时安：当下社会发牢骚、骂大街，满世界吐槽的人，很多。发现问题固然很重要，文学艺术、中国社会，满身都是可以批评的问题。破坏很痛快，稀里哗啦，就一堆废墟了。但建设呢，我们能天天在一堆废墟里生活吗？建设性批评对于文艺和国家，是更需要的。建设需要选择需要智慧需要理性，更需要难以想象的耐性和坚如磐石的意志。一个题材可以有多条构思路径去体现它。选择经常是两难的悖论。资本可以是推动文艺发展的好东西，但被资本绑架，就绝对是个坏东西。有些很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就不知不觉地毁在了市场的漩涡里，失去了灵性。说实在，一般我也不喜欢酷评。酷评令我想到西汉皇朝的酷吏。我不知道酷评家当官会不会成酷吏。评论可以尖锐，但本质还是与人为善，不是一棍子打死。要言之有理，无论说好说坏。今天文艺评论，说坏不易，说好也不易。说坏要勇气，说好要眼光。好评论要有自己的发现。我的这种理性和包容，是大学时受了徐先生儒家文艺温柔敦厚诗教和中庸思想的影响。我偏重“创新而不偏激，稳健而不保守”的理路。

　　记者：这第二点印象呢，你的批评，用王安忆评价你的话，是“用创作的方式来做批评”。你之所以特别珍视这一评价，我想大概是在你看来，希望以理性自居的批评，也要给直觉和感性留出一定的空间吧。

　　毛时安：王安忆是个悟性很高的聪明人。我们不知不觉认识快四十年了。早年我为她写过几篇评论。她的这句话切中要害。我确实每写评论，总会考虑艺术性文学性，带点创作意味在里面。我喜欢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也喜欢文字好有激情的文章。既想写出我自己的文字个性，又想和评论对象的艺术风格对应。我想写出一些新的花样新的气象。我一般不喜欢枯燥干瘪的文字，除了确有见地的深刻理论。可这样的理论有多少呢？有些“深奥”，其实是晦涩术语包装起来的苍白。洋洋洒洒，剥出来并没有多少玩意儿。文艺评论要有自己的形式美感。就评论风格而言，老前辈如王朝闻，年长的钱谷融，年轻的张新颖。还有我同时代的那些评论家。只要碰到，我都会去读。我偏好欣赏文采盎然，才情勃发，也喜欢朴素得月白风清的文字。好的评论和文艺作品一样，读来令人沉醉。

　　记者：再来说说第三点印象吧。你在一篇文章里写到一句话：“批评的深度，就是人性的深度。”这句话大抵是要求批评家懂得生活，洞察人性，且不失赤子之心。这真是很难达到的一个高标准。

　　毛时安：文学是人学。文艺评论，一定程度上是用评论家的内心去解读作品背后的作者的人性内容。评论家的内心越丰富，解读就会越通透。评论家艺术修养越高，对作品的艺术分析就越细越深。好的文艺评论能看到评论家内心的脉动。同时你还要有赤子之心的单纯，这种单纯有助于你排斥先入为主的误判，有助于自己像沉浸在艺术氛围中，得到孩子般的心灵感动。

　　“文艺批评不能只批评别人，也得批评一下反省一下自己”

　　记者：我注意到，你在《批评及其方法》等几篇文章里，对一些经典的批评论著做出了自己的批评，总体上褒奖居多。当然，你也曾对当下缺钙、少血的批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是否在你看来，文艺批评不仅仅是包括对文艺创作的批评，针对文艺批评本身的批评，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也非常重要？

　　毛时安：批评，本质是反省，是反思。文艺批评存在的问题，有外部环境的问题，也有我们自身的不足。我觉得我国批评界，引进充分，创造活力不足，缺少自己原创的文学理论、范畴支撑引领。“五四”以降，先是欧洲，再是苏联，现在又是欧美、以美为主。虽然也在古代文论的研究上下了一些功夫，如我的老师徐中玉先生、前辈郭绍虞先生和他的团队，近年更是学界大声疾呼文化自信，但总体收效不大。

　　二是，大批的批评家来自学院，知识素养好，艺术感觉弱。习惯把作品塞到自己熟悉的引进的理论框架里，削足适履，生吞活剥。我参加社科和艺术学评审，有时会读到一些以前没有见过的新鲜术语、观念，很兴奋。但这种兴奋很快就被当头一盆冷水浇灭。因为马上就有接二连三的同样的概念、术语、观念出现。往往都来自同一本新翻译出版的理论著作。

　　三是，对鲜活的艺术进程了解不够，容易空对空。譬如他们关于文化产业化的长篇大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实在是既不了解外国，更不了解中国的结果。误导了决策的领导，更给文艺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现在，文艺批评家都喜欢评现代派的作品，回避现实主义文学。很重要的就是，现代派作品便于自己天马行空的理论发挥和阐释。路遥《平凡的世界》当年在读者中的热情反响和批评界的冷淡沉寂就在于此。孔夫子说，吾日三省乎吾身。文艺批评不能只批评别人，也得批评一下反省一下自己。我想，这有利于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

　　记者：你写了各式各样的批评文章，涉及文学、绘画、戏剧、音乐等多个领域，给人以眼花缭乱之感。当然透过重重如迷宫回廊式的镜像，还是能触摸到核心的，那就是你一直在呼唤真诚：批评的真诚，以及所要求于被批评对象的为人为文的真诚。是不是在你看来，当下文学艺术特别欠缺真诚的要素？

　　毛时安：文章奥妙千千万，但真诚是第一条。《古文观止》说好文章，字字句句皆自肺腑流出。巴老提倡“讲真话”。就是说的真诚。钱谷融先生的一本大著，书名就是《艺术·人·真诚》。古人说，修辞立其诚。好文字要解决的就是，既要有形式美的“修辞”，又要有情感的“诚”。但“诚”是根本，修辞，说到底，不是为了花哨，只是为了“诚”的感人。作为一个评论家，我自己要求自己，以无比的虔诚对待写作，以无比的坦诚对待内心，以无比的热诚对待生活，以无比的真诚对待世界。我肯定会说错话，但我绝不会说假话谎话。文字是有生命的，可以触摸到写作者的体温和写作时的心情。评论也一样。我们这代前前后后的评论家，大都先天不足。少时没有旧学修养，后来没有西学修养。自己摸索着舞文弄墨。时代造就了我们。如果我们再不真诚一点，就真像崔健唱的“一无所有”了。今天，文学艺术为文造情，为赋新诗强说愁，比比皆是。有的政治抒情诗，没有一点真情实感，写得比大白话还水。我常年看戏看画看电影，虚假的东西太多了。声嘶力竭地嚎叫连自己都不信的东西。不走心，不动情，怎么去感动观众读者？我提倡、赞成的一定是我自己相信的。现在有的艺术家一看就是机会主义者。市侩气十足，投其所好，或者是政府的好，或者是市场的好，还有投评委所好，投项目所好的。而骨子里是投资本的好，金钱的好。艺术上粗制滥造。过去或许是政治绑架文艺。而今天，是一个文化被资本绑架的时代。绑架总不好，不管是被什么绑架。但随着自己对社会认识的深化，我知道，那只是我们的文化理想。

　　记者：在我的感觉里，文艺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呈现方式，但主要也就体现为写实与表现两个传统。总体来看，在当下写作中，形形色色的虚构受到激烈批评，纪实则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绘画领域的情况似乎恰恰相反，比较少见到精于写实的绘画，居多是耽于抽象表现的艺术。这些作品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很多恐怕只是混迹其中贩卖流行观念而已。你怎么理解这两种极端？

　　毛时安：我听到过这样的批评，但我实在无法判断你对当下文学和绘画所下的结论。你说的绘画美术，我还知道一些。西方现代美术很借重观念是不争的事实。我上世纪80年代初，曾是现代艺术的一个热情的鼓吹者。在那个年代，作为思想解放的一个内容，借助现代艺术冲击一下保守、墨守成规的中国美术现状，是时代的需要。三十年后回头看，现代西方美术并不像我最初想象的那么美，其间确如你所言，鱼龙混杂。有不少皇帝的新装。还有不少美国意识形态的东西和文化霸权需要的策划混在其中。大量影像、行为、装置，它们的保存、收藏也是个问题。现在西方美术界已经开始注意到在一片现代派艺术背景下的中国写实绘画。事实上，写实，总体还是中国美术的主流，也是它的优势。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四大金刚”，作为中国当代美术在西方最有代表性的符号，实际上是希克一些西方收藏家疯狂炒作后出口转内销的结果。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们呼风唤雨的炒作手段和能量。当然我也注意到，这些作品另类化的价值所在。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美院的不少学生不肯在绘画基本功上下功夫，附和追随所谓世界主流，热衷搞行为、装置、影像，热衷现代艺术光怪陆离来博眼球，一夜成名。我们的教育对此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记者：从你的文章里看得出你真诚，也看得出你有妥协。比如，你的批评一般是针对某些不好的文化现象而发，却较少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在选择批评对象时，你是否有特别的考量？在兼顾批评和事务时，又有过怎样的心灵挣扎？

　　毛时安：为官、为文，有统一，有矛盾。统一的是在行政岗位上使我看到了以前我作为单纯评论家看不到的许多东西，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内心。矛盾，在于行政是社会化的，评论则个人性更强。冲突在所难免。我只有尽量把两个角色分开，各行其道。日常工作里，政府总会处于社会的中心，但写评论，我会自觉边缘化。在边缘和相对独立的地位上去思考去评论。白天的事务是琐碎复杂的，晚上的写作是集中单纯的。自己得调整转换，没人可以帮你的。评论和文艺不同。在文艺里，作家可以躲在形象世界里。在评论中，一切付之于逻辑和结论，你的思想几乎是裸露在光天化日下，无处逃遁。其间的风险和批评是难免的。有些评论写了没发表，最后收进文集了事。有的也曾受到有关方面点名批评。好在社会和大家包容我，宽容我。中国社会实际上在慢慢进步着。自己咬咬牙，也就熬过去了。我不会为难自己，久久沉溺在让自己不快的事情里无法自拔。被议论被误解被批评，是生活的一部分，一个评论家必须承受压力，不要太在意。心态建设，心态平和，是一辈子的事。没有欲望固然没有前进的动力，但欲望太甚恐怕更危险。栽下去的人都是那样的。人海茫茫，心的挣扎只是为了尽力坚持自我不被淹没，而不是拖人下水。所以，我坚决反对政治上落井下石的“文艺批评”。把艺术问题限制在艺术领域，通过正常文艺批评讨论文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