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理论目标的文学批评——读于爱成的《深圳：以小说之名》(贺绍俊)

　　于爱成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给人感觉是低调的。但低调似乎不应该是批评的姿态。事实上，低调的感觉来自他的为人。在一些公共场合，人们讨论文学话题时，于爱成似乎总是保持着一副洗耳恭听的神情，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也没有偏激之词。后来我发现，这也不完全是于爱成的为人，这种为人决定了他的批评观，或者说，因为他的批评观，所以他会做出一种低调的姿态。于爱成谈过自己的文学批评观。他说：“理论批评是从哲学美学分化出来的学科，是人文学科或者可以说是人文科学，有其直觉和感悟的一面，但又具有科学必须的规范、法度和逻辑，不能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汗漫无稽。可以用理论方法对具体作品进行阐释，贬褒臧否，发现发明，影响创作，介入接受；亦可摆脱具体作品，得鱼忘笙，得意忘言，自说自话，智慧体操，灵魂冒险，自我实现，上升至更玄奥抽象和哲学的高度，不受作家作品拘牵。这两种路向，我都赞赏，也都有尝试。”于爱成说得比较抽象，但归结为一点，他强调了批评对理论的依赖。俗话说：一壶水不响，半壶水响叮当。原来于爱成的低调是因为他的肚子里装着丰富的理论，低调其实是一种自信的表现。理论对于批评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有理论导引的批评才是更为科学的批评。于爱成所说的两种路向，都与理论有关。批评理论化和理论批评化，是西方现代思想的趋势，看来于爱成深得其中的奥秘。当我读到他最近的一本专著《深圳：以小说之名》时，便有了这样的感受。

　　《深圳：以小说之名》，言外之意，要以小说为深圳命名。而我发现，我一时很难给于爱成的这本书命名，是理论专著，还是批评文集？从这种命名之难，也就体现出于爱成在理论批评上所秉持的立场和鲜明的个性。这本著作是两年前于爱成为参与“新城市文学理论丛书”的写作而设定的一个构想。这个构想实际上也是他对多年来关注深圳文学的一次总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对自己15年来坚持研读深圳文学，10年来亲历深圳文学第一现场，通过理论批评方式，发出的自己的学术声音”。他对这部著作的思路也是非常清晰的：“目标是进行深圳文学经典化的个性化的初选；方法是采用文学文本细读化的解读；理论资源是寻绎深圳文学所由产生的现代性背景和从中折射的现代性经验，以资作为中国新城市文学现代性转型和现代文化寻路的参照。”尽管他的构想有着明确的理论目标，但从专著的体例看，他并不追求理论的体系性和完整性，更在意批评的现场性。因此该书没有按一般的理论著作的撰写模式采用以章节划分内容的体例，而是采用单篇文章组合的方式。除前面几篇文章是对深圳文学进行整体阐述外，后面的文章基本上是对具体作家和作品的分析和解读。显然，在这本书中，文学批评所占的分量最重，但是，理论仍是这本书的核心，所有的批评文章看上去都是互不关联的单篇文章，不形成结构上的逻辑关系，然而阅读这些文章，就会发现，于爱成都是以统一的理论思想来观察批评对象的，出于同一个理论目标来展开批评的。在这些批评文章里，围绕着同一理论目标，他提出了自己的对于作品的理论见解，这些理论见解又与前面几篇综合性的理论论述文章相呼应。最终他大致上完成了自己的理论目标，即建构起深圳的新都市文学。我在想，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一种特别的结构方式呢？如果按一般的理论著作的架构会不会更好？比方说，将深圳的新都市文学归纳出几种特征和类型，将不同的作品分别放在不同的特征和类型的章节里加以论述。但我以为，于爱成的选择是明智的。按一般的理论著作的架构来写，也许更像一部理论专著一些，但很有可能会为了理论的完整性而伤害到文学的现实。因为，其一，深圳的新都市文学尚在孕育发展之中，有些因素显出了端倪，但还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并不适宜以一个确定的框框将其盖棺论定。而于爱成所采取的方式其实就是一种开放性的论述，他会讨论到他所发现的所有的新因素和有价值的因素。其二，我想还有一个原因，也许是于爱成为了更完整地保存文学批评的现场感和有血有肉的质感。同时也充分发挥文学批评在理论中的力度。对于于爱成这本专著的特别结构，尽管我不敢断言这是非常完美的创造，相信也会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但这样一种特别结构还是比较少见的，我非常欣赏于爱成在结构上的独创精神，这样一种结构未尝不是在尝试着通过一种新的形式来达到理论批评化和批评理论化的目的。那么，现在我们大概也就能够对于爱成的这部特别的著作给以一个比较特别的命名了，我以为，这是一部具有明确理论目标的文学批评专著。我也更倾向于将于爱成视为一名文学批评家，而且是一名注重理论性的文学批评家，是一名有着理论目标的文学批评家。

　　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于爱成在目前给人们呈现的最大优点是他的批评具有两大“明确”：理论依据的明确和批评目标的明确。

　　先说他的理论依据的明确。也就是说，他在对深圳当代文学进行研究和批评时，选择了明确的理论依据，明确的理论依据也就为他的研究和批评确定了明确的理论方向。特别是他的文学批评，看上去是随机的，零散的，但因为都有一个明确的理论方向，最终他的思想都汇集到一点上去了。他的理论依据又是扎实的，这得益于他在研究生阶段的治学。他在读研时期仿佛冥冥之中就预感到自己将来的学术归宿在深圳，于是他选择了研究中国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民间文化与新文学的关系。民间文化是于爱成考察新文学的一个基点，他由此对民间文化的传统作了系统的研究，发现新文学的代表作家与民间文化传统的互文关系，他们在民间文化基础上的创造以及被制约；在此基础上，他建构起一个民间文化与新文学的对举和对话的有效理论范型。于爱成以此作为他攻读博士的研究课题，毕业后又继续加以完善，从而形成了一部富有新意的理论专著《新文学与旧传统——新文学史论的民间文化观照》。在这部专著中，于爱成把五四新文学看成是建构现代性的主体，这与许多学者的观点是相同的。他也注意到了有两种现代性，一是自上而下的启蒙现代性，一是现代主义代名词的审美现代性。这似乎也是大多数学者的见解。但于爱成强调，在两种现代性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无法被涵盖的中间灰色地带，他认为这个中间灰色地带“就是怎么看待市民文化的问题，从分配上讲是怎样看待城市文化的问题”。沿着这一思路出发，于爱成阐释了新文学的作家探究民间文化的四种向度。以周作人为代表，是在“民间”与“贵族”间摇摆；以鲁迅为代表，是处于民间关怀及启蒙立场的悖论中；以赵树理为代表，是从民间建构现代性；以沈从文为代表，是从民间拯救现代性。他们各自从不同的向度从民间文化中吸取资源。反过来，也通过作家们的努力，使得民间文化在现代性的建构中保持着活力。在对民间文化的论述中，于爱成有不少值得我们关注的精彩见解。如他认为，“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化的单纯热情，如果缺乏对民间文化自身的总体化潜能的警惕，将会有相当的危险。或者会成为极权主义民族总体性的理论支柱，或者因为无批判的认同而以一种媚俗的姿态放弃个体的自律与差异。”他从这一观点出发，就发现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在探讨民间文化资源时，“从理论上都有将民间文化本质化的倾向”。于爱成对于80年代以来关于民间文化资源的理论运用所作的梳理和批评，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也就是说，当他考察当代文学对于民间文化的重新书写时，他始终睁着警惕的眼睛，提醒自己“纯粹的、本真的民间并不存在……强势话语随时可以进行招安”。而当他以民间文化为切入点来研究当代文学时，他认为他发现了文学中的新生命，因此他对文学充满了乐观的期待。这个新生命便是由民间文化孕育的。他说，所谓文学的危机或文化的危机，“那也只是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的危机，恰恰出现了一个民间文化的空前繁荣时期。民间文化历史在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中得到了改写。”

　　再说他的批评目标的明确。于爱成的批评目标非常明确，他认为，深圳作为一个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城市，仅有都市社会史、都市文化史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深圳的都市文学史。所以他的批评目标就是通过文学批评建构起深圳的都市文学史，“以资作为中国新城市文学现代性转型和现代文化寻路的参照”。从这个批评目标，我们明显看到了它与于爱成的理论基点的联系。他同样是以民间文化作为考察的基点，因此，他首先注意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城市经验所带来的文学叙事向度的变化，特别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前沿的移民城市里，城市文学话语的迁移是非常明显的。于爱成在研究五四新文学与民间文化的关系时，曾用到了一个词：自下而上。他的那本理论专著里有一章就叫“‘自下而上’发现历史：研究范式及两种民间文化的变迁”。我以为，他在以民间文化为考察基点时，就是秉持着自下而上的立场。也就是说，他是自下而上地看到低端文化对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影响。从这一立场出发，于爱成在建构深圳的都市文学史时，就强调了打工文学、底层写作以及网络文学的重要性。他说：“新城市文学中的深圳，不单是白领金领的深圳，不仅是工商巨子、高富帅白富美的深圳，不仅是富贵、时尚、冒险、悬空、奢靡、颓败的深圳，也不仅仅是欲望化叙事、时尚、奇观的深圳，还有原住民的深圳，流水线上的深圳，打工者的深圳，在路上的和流动中的人群的深圳，深圳文学要有以深圳特区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出去的开阔自由的空间意识。”“深圳新城市文学作为主流，不必无视网络文学、青春文学，更无须贬损打工文学、底层写作”，因此他所建构的深圳新都市文学是一个“走向多样性、多元化、先锋以及兼容并包的文学未来”。于爱成分别分析了刘西鸿、乔雪竹、李兰妮、黎珍宇、盛可以、薛忆沩、邓一光等近二十位深圳作家的作品，涵盖了深圳自八十年代以来的三十余年的写作历程。他在分析邓一光的创作时，尤其体现了他的自下而上的立场，他将邓一光的一系列反映深圳现实生活的小说解读为“底层改写和城市诗学”，他认为邓一光是要“写一部关于深圳的地貌学史诗”，“包含了底层的情义、底层的挣扎、底层的救赎等等主题”，“通过底层表现他的城市性、现代性反思”，所以他得出结论：深圳成全了邓一光的文学新理想，“深圳圆了他的新生活之梦、对现代性的新想象、对叙事的新转型”。他在评论彭名燕的《倾斜至深处》时，则将其与民间故事类型中的基本原型之一的“傻女婿”故事进行比较，认为彭名燕是“大大颠覆了这个原型，重写了全球化时代的老故事原型”。总之，以民间文化为基点的理论视野，既让于爱成的文学批评集中了火力，也让于爱成的文学批评有了更多的思想发现。

　　带着明确的理论目标去进行文学批评，于爱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