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批评立场(于爱成)

　　总体而言，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文学批评，其功用显然已成为文学创作的评价者和判断者。这造成了文学创作对文学批评的双重疏离。无论作家还是读者，对文学批评普遍采取不太信任的态度。第一重疏离，是对批评家不以为然，认为当代批评家，并没有真知灼见，不能真正读懂文学作品。第二重疏离，是对对当代批评家职业操守有所疑虑，作协系统的职业批评家被认为接底气却流于油猾，学院批评家被认为专业规范但失于空疏。这种情况的造成，根本原因出在批评和批评家身上。我们的文学批评，如果说，曾经出现过好的时期，出现过对文学创作理性导引和良好互动的时期，那是在80年代的启蒙文学时代，一批好的批评家，具备较高文学素养、学术水准、人格魅力的批评家，较好地对同时代出现的作家作品，进行了负责任同时也是具有人文旨归的解读和有目的性的引导，造成了那个时代文学与批评双手连弹或说二重奏，文学的解放，是伴随着思想的解放、方法的解放而出现的。但后来，80年代登上文坛的那批作家不断沉淀，终于成就为今日的中流砥柱，而同时代及后起的批评家，则更多陷入了迷失，在最终的曾经信以为真、一度可以对外示人安身立命的价值观被冲击后，启蒙主义思想被自身质疑和被社会远离后，他们成为了游魂或者说很多成为了失魂落魄者，出现了思想的贫困和价值的无特操、无底线，文学批评因此呈现了快餐式的颂歌批评和搏出位的骂派批评两种主要模式，尤其是第一种的颂歌批评贻害至深。

　　因此，当代文学批评问题的出现，首先还不是理论方法等技术因素的先天不足，主要是源自思想的贫困、价值的贫困、道德的贫困。当一名文学批评家的思想准备、知识准备以及道德准备让人难以信服，其批评就难以有说服力，难以被人接受。托尔斯泰就讥讽批评家是“聪明的傻瓜”，我们的有些作家也声称他们根本不读文学批评。

　　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批评者是作家身份还是职业批评家身份，而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批评姿态。文学批评在最初发展阶段多以法官和导师的姿态出现，随着文学观念的成熟，现代思想的深化，人们对文学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有了深入认知，近现代以来的文学批评家在批评中更多采取一种对话和交流的姿态。如托多罗夫所说的，这种姿态是一种关系平等的对话，是“作家与批评家两种声音的汇合。”

　　以这样姿态去进行文学批评，自然就会立足于建设性，如现代文学批评家李健吾所力倡的：“一个批评家，明白他的使命不是摧毁，不是和人作战，而是建设，而是和自己作战。”以建设为宗旨的批评，既“用不着谩骂”，也“用不着誉扬”，而是做到“言必有物”。(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现在人们也会谈到文学批评的独立性问题，既立足于作品但又超越作品的阐释性批评话语与理论建构。但无论侧重于常规的评判还是侧重于更独立性的阐释，都很难完全不要价值判断。人们期待批评家的批评要公正，也需要批评家对对自己的价值立场保持清醒认识，坚持崇高的文学操守，最大限度摆脱政治权力、经济利益以及人情面子圈子等各种世俗利益对批评的干扰，形成具有独立品格的批评主体。

　　也许我们当代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批评从业者，并不缺乏知识、技术、审美的准备，无论经院学者还是社会批评家，都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都能第一时间学习借鉴国外最新的理论方法并融会贯通，但文学批评的乱象为何迟迟无法逆转，拜物教、拜权教、拜名教为何一直阴魂不算，我想，思想、价值、道德的缺失，应该是亟需补偏救弊的。

　　当代中国批评界，敢说真话的批评家并不多。为什么不多？一是中国人喜欢中庸，凡事大而化之，笼而统之，无可无不可，也即鲁迅先生所说的“无特操”；二是人性面子因素，凡事顾忌情面，不能就事论事，不能实事求是，不能“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三是思维方式，不严谨，不科学，不重细节，不喜较真，缺乏德国学者的重逻辑，英美学者的重方法，俄国学者的重立场，日本学者的重规范，整体上处于一种视文学批评为“余事”、“摆设”“人情交易”“求名求利”的状态。受限于如上种种，我们批评家就成了社会腐败、道德崩溃、文化沦陷的帮凶。

　　我们从事文学批评者要疾呼，要力倡：坚守底线，捍卫立场，从文学批评开始，从我做起，一点一滴，做出改变，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改变潮水的方向！

　　于爱成简介

　　于爱成，1970年11月生于山东。博士，研究员，文学创作一级。现任深圳市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兼任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19届中青年高研班学员。

　　迄今已出版《深圳，以小说之名》《新文学与旧传统》《四重变奏》《狂欢季节》等学术专著。在《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文艺理论与批评》《电影艺术》等核心学术期刊，以及《小说选刊》《文艺报》等报刊发表理论与批评文章60多篇。有文章被《新华文摘》等转载。曾获第六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第九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首届广东省青年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