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影像地图”，不妨从翻拍经典入手

　　■ 我们所讲的中国故事，是能够首先融通中国本土、进而融通中外的故事。在追梦的故事中，感动所有中国人，在人类故事的讲述中，传播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让影像绘制的“地图”，产生出真实中国的“大地”。

　　20世纪的文化发展证实，知识话语的优先权从“词语”转移到“影像”上来，其认识论基础就是，知识主要依靠“观看”世界来获得。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说，过去，人们是根据大地绘制地图，大地验证地图使用的价值；今天，是“地图产生大地”，人们用影像讲述故事，参与构建人类真实的生活。

　　这是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一个“视觉文化时代”，真实在速变和碎片中归宿于虚拟，人们在虚拟中感知真实。电影正是作为现代生活中不断增生的虚拟影像，组织美学、统率观众，深刻地参与构建“仿象”，产生人们“集体感知对象”的真实生活。

　　回顾20世纪新中国初建的年代，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电影使人百看不厌。美丽的风光，多姿多彩的人物，翻身解放的新生活，成为新中国大家庭的“集体感知对象”。电影《刘三姐》、《五朵金花》和《阿诗玛》等，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中国少数民族整体文化形象的重构。那些动人的故事，并非仅仅是一种虚构的描述，更提供了一种对新生国家、不同民族的认知方式与意义诠释。我们这一代人，正是在青少年时期反复观看这些经典影片的过程中，构建出祖国、边疆、多民族新生活的形象，从而形成心目中有温度、可感知的真实的新中国。 

　　近些年，电影业伴随网络的扩张而迅速发展。如何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已成为中国电影面临的重大使命。实际所遭遇的，正是如何通过电影讲述的中国故事，潜移默化地参与构建中国人真实的生活，使人们能够通过“影像地图”认识自己梦想中的大地。

　　讲好一部电影的故事，说起来不那么复杂。

　　比如，要有一个故事内核，也就是开始、中间、结尾、误会、巧合、冲突，使之构成戏剧性。这部分因素的强弱，对影片外在类型会起较大作用。如果做得不够，影片就难以构成一个鲜明的类型，影响院线发行。这是我们研究目前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时常会提到的弱点。

　　再有，电影要贴近生活、要讲情感，善于运用所有艺术手段，触碰到观众心灵的最柔软处。这是创作主体和客体双方的互动。好的故事，要有形而上的东西，特别是导演要以影片为载体，在它之上构建主观的哲学命题，酿化出诗意。这需要思想与情怀、电影语言创新以及叙事层面的美学构建。

　　还有，电影故事不管发生在哪个时代，都需要关照当代性，等等。

　　但我们所讲的中国故事，是能够首先融通中国本土、进而融通中外的故事。在追梦的故事中，感动所有中国人，在人类故事的讲述中，传播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而不只是打打闹闹的表层龙套。让影像绘制的“地图”，产生出真实中国的“大地”，产生穿越隔膜、化除误解的力量，展示中国大地上的春夏秋冬，以及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如此说来，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很不简单也很了不起的事情，这才是中国电影的真正使命。 

　　从实践上看，破解当前的困境，从翻拍经典入手是个好主意。欧洲电影人就特别喜欢重拍经典。比如，《哈姆雷特》翻拍过59次，《麦克白》25次，《奥赛罗》20次，《罗密欧与朱丽叶》21次。面世于1862年的《悲惨世界》，成功翻拍过N次，2012年拍摄的新版同名电影，仍在世界范围大获成功。

　　我们有很多经典影片，是可以用全明星阵容翻拍的。用经典对抗时间，是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的战略部署。比如，该工程“向经典致敬”版块，计划拍摄《新冰山上的来客》、《梦幻刘三姐》、《永远的阿诗玛》、《时尚五朵金花》，以及黎族版的《红色娘子军》。但愿这些计划能逐步实现。这是在考验另一类判断：中国本不缺乏好故事，而是缺乏把这些好故事重新加工的能力。

　　在历史长河中绘制奇幻史诗，是中国电影的康庄大道。彝族神话电影新作《支格阿鲁》，在北京民族电影展上让人眼前一亮。正在筹备的3D歌舞大片《文成公主》也令人期待。

　　当然，硬碰硬的还是主流现实题材。向着类型化电影进一步努力，关键是塑造出多姿多彩的主人公，他们属于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从人们所熟悉的警察、记者、医生，到人们不熟悉的活佛、歌师、驯马人；从我们所熟悉的历史、社会、人生到科技尚未进入的情感、心性、灵异的空间……而观众所期待的梦，正是飞翔于这影像地图所产生的辽阔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