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微笑”的戏剧与人生

———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学者叶廷芳谈迪伦马特和话剧《贵妇还乡》

叶廷芳(右)与迪伦马特合影(1981)

4月29日，人艺上演由濮存昕、陈小艺等主演的《贵妇还乡》

迪伦马特在工作中

　　阅读提示：

　　■最近北京人艺继1982年首演迪伦马特的《贵妇还乡》后再次演出该剧，收到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该剧以悲喜剧的艺术手法讽刺了金钱万能的罪恶，当时轰动了世界各国剧坛，在许多国家上演并被改编成电影、歌剧等形式，也奠定了迪伦马特在当代戏剧史上的地位。

　　■他谈起了在欧洲看过两次“中国歌剧”即京剧。他比划着描绘，我明白了是《三岔口》和《秋江》，他说，“妙不可言”！

　　迪伦马特的中国首译者

　　文化周刊：叶先生，您好！最近北京人艺继1982年首演迪伦马特的《贵妇还乡》后再次演出该剧，收到了很好的社会反响。迪伦马特是世界知名戏剧家，您是国内首位翻译他的作品的人，能否回忆一下您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翻译迪伦马特的作品的？

　　叶廷芳：我第一次看到迪伦马特的作品还是在“文革”以前，那时我刚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分配给我的工作是编辑一本内部发行的《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当时文艺界的氛围还很紧张，很多东西不能出版。周扬同志主管文艺，他觉得作家应该有机会看看西方现代作品，就指示作家出版社出版一套内部发行的关于西方现代派的丛书，那时候我们称其“颓废派丛书”。当时能够看到这套丛书的，都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另外还发行一个相应的内部刊物，只印刷2000本。那时我作为编辑，可以订阅一些别人不能够订阅的报刊，所以看到了一些现代派的外国文学评论等。《贵妇还乡》，包括卡夫卡作品都是那时看的。《贵妇还乡》是迪伦马特在1955年写作的，该剧以悲喜剧的艺术手法所谓“含泪的微笑”，讽刺了金钱万能的罪恶，当时轰动了世界各国剧坛，在许多国家上演并被改编成电影、歌剧等形式，也奠定了迪伦马特在当代戏剧史上的地位。他同时也写了很多小说，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看后觉得太精彩了，就想将来有条件的时候，一定要把它们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读者。

　　后来果然等到了这样的机会。粉碎“四人帮”以后，迎来了改革开放。我记得我是从1978年开始翻译迪伦马特的另一部代表作《物理学家》，《贵妇还乡》因为已有英文转译本，所以暂时未译。译后，我投给上海的《外国文艺》，没想到发表后马上引起了戏剧界的兴趣。1981年，上海戏剧学院张应湘教授导演了这部戏。剧本发表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主任孙绳武找到我，让我再翻译几部作品，连同《贵妇还乡》一起结集出版。于是我又翻译了《天使来到巴比伦》、《罗慕路斯大帝》、《弗兰克五世》(约张荣昌译)等几部作品。

　　拜访过迪伦马特的中国翻译家

　　文化周刊：您是国内唯一见过迪伦马特本人的翻译家，能谈谈和迪伦马特的那次会面吗？

　　叶廷芳：那时迪伦马特声望很高，一般是谢绝会客的。1981年，我第一次去德国做访问学者，访问对象中特地安排了一位研究迪伦马特的专家，叫扬·克诺普夫。开始他对于替我约见迪伦马特没有信心，我请他试试，意外获得迪伦马特爽快应允。那时他早已搬离家乡伯尔尼，住在瑞士西部毗邻法国的法语区漂亮的小城纳沙特尔，德文叫诺因堡。友好的德国教师吉特勒先生开车陪我前往，迪伦马特亲自到车站来接。

　　他的房子依山而建，面朝浩渺的纳沙特尔湖。迪伦马特非常热情，但并不健谈。我给他带了四件小礼物：一件是刚出版的中译本《迪伦马特喜剧选》；另一件是徐悲鸿作品的织锦《风雨鸡鸣》以及一叠剪纸和茶叶。他饶有兴趣地观赏了织锦和剪纸后，拿起我的译本仔细端详，问：“我的名字在你们那里怎么念的？”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念“迪－伦－马－特”一连念了三遍，他微笑着，觉得挺好奇。接着我问他有没有兴趣去中国看看。他谈起了在欧洲看过两次“中国歌剧”即京剧。他比划着描绘，我明白了是《三岔口》和《秋江》，他说“妙不可言”！然后他让我看他的藏书，指着一本厚厚的“Kapital”得意地说：“你看我也有《资本论》！”又抽出一个纸盒套装的七本德文书说：“这是你们的古代经典。”我一看果然是《论语》、《礼记》、《易经》、《道德经》等。他又指着一本厚厚的黄皮精装书说：“这本书是写中国皇帝的，很有意思。”接着他向我展示他藏书中最为壮观的哲学书籍，从柏拉图到克尔凯郭尔、尼采等一个个作了介绍。最后他话锋一转说，听说施密特总理1974年访问中国时，毛泽东主席跟他谈哲学，不知都谈了些什么？可惜对此我也一无所知。他呆呆地看了我几秒钟，似乎在纳闷：怎么你也不知道？接着我根据吉特勒先生的提醒，征得迪伦马特的同意，让他按照我的“导演”摆了各种姿势，让我拍照。后来一数，一共拍了15帧！包括他的两条年富力强的灰毛狗和门廊上的白鹦鹉。

　　12点左右，他开车陪我们出去吃饭。行前他请我们参观了他的酒窖。他问我喜欢喝什么酒。我笑笑表示无可奉告。车绕来绕去，约一刻钟后终于来到一家郊区的临湖餐馆。这是一个瑞典人开的餐馆。吉特勒说：“叶先生喜欢吃中餐。”迪伦马特马上说：“到欧洲来还吃中餐？当然西餐嘛！”他问我喜欢吃什么。我开玩笑说：有没有这湖里产的鱼？两位伫立在一旁的衣冠楚楚的男侍者说：“有，有！”迪伦马特马上加上一句：“把鱼刺剔掉！”接着他“剥夺”了我的点菜权，一口气点了十几道菜，并一一向我介绍、推荐，同时让我们品尝了好几种当地的葡萄酒。这种气派的待客之道和我们中国人很相似：尽量让客人品尝到家乡菜的美妙，但在欧洲并不多见。品尝面条时，迪伦马特风趣地说：“这面条想必是当年马可波罗从中国传到欧洲的。”引起一阵笑声。主餐吃完后是甜点。迪伦马特问我喜欢吃什么点心？我脱口而出：上海蛋糕！他皱了一下眉，但马上高声问：“有上海蛋糕没有？”店方马上回应：“有！有！”我尝了一口后他马上问：“像不像上海蛋糕？”我忙点头说：“旗鼓相当！”他开心地说：“嗬，这里也能吃到上海蛋糕！”迪伦马特喝酒后，谈兴渐浓，还不时加进几句法文。我们从中午12点多一直聊到下午4点半。最后老板拿来了一个豪华的本子要我题词。我问是用我的母语，还是德语？迪伦马特说：“听说中国人把写字当艺术，您写给我们看看？”我写后他问我写了什么？我说：“祝贵店生意兴隆，蒸蒸日上！”迪伦马特马上用德文也写下来，并题上：“迪伦马特译。”这又立即爆发一阵笑声。

　　文化周刊：这次会见你们具体聊了什么内容？

　　叶廷芳：迪伦马特是学哲学出身的，哲学、美学方面的内容谈得较多，尤其是康德、黑格尔；他似乎喜欢康德多于喜欢黑格尔。他对历史、艺术很感兴趣，谈到了古波斯人在丝绸贸易中的一些历史典故。关于他的作品，他谈得较多的是《密西西比先生的婚姻》在美国被搬上银幕的过程。我事先准备了不少关于他的著作的某些疑难问题，不得不伺机“见缝插针”地进行提问。比如我问：“有人认为，您是欧洲两个受卡夫卡影响最深的戏剧家之一，对吗？”他把嘴巴一撇，说：“与其说我受卡夫卡影响，还不如说我受布莱希特的影响。我年轻时连卡夫卡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谁不知在‘第三帝国时期’瑞士是与世界隔绝的一个孤岛。”我又问：“您把《密西西比先生的婚姻》中的女主人公作为今天世界的比喻：既美丽又有罪，谁都改变不了她？”他说：“您不妨这样理解。”

　　迪伦马特对暴富与不义的批判

　　文化周刊：您本人如何看待迪伦马特的艺术？

　　叶廷芳：我个人对迪伦马特作品的艺术成就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他既吸取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某些长处，也继承了传统艺术中的一些精华。所以“悖论”在他的作品中非常重要，这点和卡夫卡有点相似。迪伦马特把对哲学的思考变成了美学的呈现，非常有味道。以话剧《贵妇还乡》为例，女主人公本来是被损害的女孩，她被抛弃以后，经过很多折磨，后来成为亿万富翁，再后来又成为加害别人的罪犯；男主人公伊尔本来是个有道德缺失的人，但后来他为此反省、忏悔，并且勇于承担后果，愿意用性命来赎罪。这样两个人的位置就发生了根本的逆转，这都是迪伦马特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悖谬”的艺术魅力。另外，他认为“怪诞”是戏剧风格的极致。确实，“怪诞”用得恰当，能够产生讽刺性的幽默效果。比如贵妇的腿和胳膊都是象牙拼接起来的；贵妇在谈到自己的第九次婚姻时，说她的婚礼“是在仓库里举行的”。这对反面人物无疑起了轻蔑的讽刺性效果。

　　文化周刊：我们在《贵妇还乡》中看到作者对金钱、暴富所引发的罪恶的批判。这个故事对世风和人性有着怎样的针砭和启示意义？

　　叶廷芳：剧中的金钱和暴富是通过道德和人性的堕落换取的，并且这钱也被用来换取不义。这一血淋淋的交换过程淋漓尽致地演绎着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可见金钱这东西是把双刃剑：用得得当可以建造天堂；用得不当可以造成地狱。现在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经济发展了，道德下滑了。看了《贵妇还乡》这个戏，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悖谬性的辛酸。所以难怪多年来这出戏在我国不少地方上演。其生命力强，是因为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反省和教益。

　　这部戏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其中所体现的哲学意味。它反映出每个人身上都可能有恶的东西，自己却常常意识不到，但通过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的震动引发出来。这与卡夫卡的小说《诉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诉讼》说的是一个银行经理助理，在他30岁生日那天，突然来了两个警察宣布对他的逮捕。主人公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然而最终还是莫名被处死。虽然在国家法庭上他是无罪的，但是在正义的法庭上他自认为是有罪的，比如他曾对来到银行求助的人颐指气使，比如曾有两个狱卒偷了他的衣服，他揭发了，导致二人被拷打，他觉得自己对别人是有错的。难怪有人说：卡夫卡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既控诉世界，也控诉自己。在欧洲表现主义时期，曾有过“有罪的无罪者”和“无罪的有罪者”的讨论。迪伦马特的戏剧常通过一个突如其来的震动，震撼你的灵魂，使你看到灵魂的污秽或已经忘却的罪恶。这真是一种独到的艺术手法。

　　文化周刊：除了迪伦马特，您还是研究卡夫卡的专家，并使得卡夫卡的研究成为显学。您在阅读《卡夫卡选集》时曾谈到您读了一个通宵，“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当即，我就萌发了从德文翻译卡夫卡作品的念头”，这是怎样的一种“震撼”？

　　叶廷芳：那是1964年前后，那时我们认为西方流行的文学就是所谓的“颓废派”，但是我在看到卡夫卡的小说时，我觉得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堕落，而且他在写法上有种新奇感。他不做客观描述，而是通过人物本身来显现行为。包括迪伦马特也是如此，通过我与迪伦马特的接触，我知道他本人勤奋，家里也不太豪华，他只是要求住所前面没有遮拦，以免遮住视线。他在窗口驾着一个望远镜，他经常用望远镜观看天体，并且还以此写过一部作品《流星》。所以在当时的环境下，读到他们的作品，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还是很震撼的———颠覆了原来的一些固定的看法。